摘要：段义孚（YifuTuan，1930—2022）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典地理学转向运动以来最有具身性的空间美学理论之一。通过“家”（home）和“地方”（place）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段义孚从“亲切经验”“关照场域”和“个体意识”三个维度令
段义孚（YifuTuan，1930—2022）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典地理学转向运动以来最有具身性的空间美学理论之一。通过“家”（home）和“地方”（place）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段义孚从“亲切经验”“关照场域”和“个体意识”三个维度令人耳目一新地揭示了空间对于个体生命和主体意识建构的具身性影响，从而对当代社会的离身性景观美学、同质化的居住空间与原子化家庭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强有力的质疑、挑战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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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段义孚；具身认知；家；地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空间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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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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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Yifu Tuan，1930—2022）是20世纪西方地理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地方理论家之一。自60年代以来，美国经典地理学因实证主义主导的研究方法，西方社会正在蔓延的问题陷入无法解决的局面，从而发生了两场地理学学术转向运动。一场肇始于以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空间转向”（spital turn）形成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空间理论；另一场以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段义孚为代表的地理学者，将人纳入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对经典地理学产生了学科研究边界的挑战，系统化地从个体意义与物质空间的关系出发，掀起了“人文主义转向”（humanistic turn）（徐玥，2023：47）运动，开创了经典地理学忽视的人为视角的研究。随着多本专著的出版，段义孚继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后，以“地方”（place）开辟出人文主义的空间景观论域，被誉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
段义孚的地方理论具有跨域性学科影响，不仅对传统地理学影响巨大，而且对设计学、地方文化研究等年轻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影响也不可小觑。2014年，经典地理学家认为“无趣的家”，段义孚却在《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Romantic Geography：In Search of the Sublime Landscape，2014）中提出——“‘家’是个关键概念”（段义孚，2021：175）。就术语的思想结构来看，段义孚受到巴什拉将空间从机械论转向现象学认知论的启发，提出了“亲切经验”（intimate experience）、“关照场域”（field of care）、“个体意识”（individual consciousness）三个术语，对传统地理学实证主义、工具论和数字化研究提出了另辟蹊径的挑战。段义孚深刻揭示了“家”作为一种物质空间，获得无意识的“亲切经验”，亦是稳定性与安全感的“关照场域”，还洞察到从居住空间平面布局的历史中增长的“个体意识”，“家”便构成了个体、居住空间与家庭共同体的三元结构。（图1）段义孚以“家”作为具身性地方理论的切口，从根本上改变经典地理学缺失的研究视角，使西方空间理论得以面对当代社会不断变迁和人居环境发展的现实，从而完成了地方理论在传统地理学学科下的人文主义转向。
随着全球化导向空间均质化和何为“美好生活”问题关注的跻升，中国空间研究面临着与西方空间相同的现实处境与理论问题，已然发生了认知论的转变。了解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理论和发展趋势，对中国地方理论、地方文化研究，以及在地性人居环境设计的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但在这方面，我国设计学学界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地方理论的研究尚在积累期。段义孚地方思想中具身性的“家”在中国的研究便是其中之一。本文站在设计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语境下，以认知科学具身认知理论为进路展开居住空间的家“亲切经验”“关照场域”“个体意识”三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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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认知无意识之“亲切经验”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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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在家中展开重复性的活动，往往导致人们忽视居住空间的在场，“认知无意识”（莱考夫、约翰逊，2018：10—11）状态是人们将家作为日常生活环境的“背景（ground）”（束定芳，2008：134）空间。在段义孚看来，人类围绕着稳定性的背景空间进行活动，是人在成长过程中首先经历的物质环境。它促进了从婴儿时期到不同成长阶段，个体与家的具身性互动，是增长空间技能、空间知识与知觉经验，使物质空间从知觉层面联结个体情感延展产生恋地情结的伊始。人类在通过知觉经验生成亲密性情感的过程中，其稳定性形成了地方语境下的原型（prototype）空间。原型空间带来固定不变的依赖性与安全感便是无意识的“亲切经验”。
家的无意识“亲切经验”容易让人们忽视安全感与稳定性带来抚慰精神层面的重要性，转而追逐单一视觉价值带来的审美品位。自人们注重建筑内部空间的装饰效果所带来的意义后，从19世纪开始唯美主义设计在内部空间发挥美学效应日益凸显，并从公共空间逐渐影响到私人的居住空间。一方面，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在设计装饰效果上继续保持着普遍对立，这亦表征着个体在后工业时代面对工作与日常生活分割出两种身体经验。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发现，追求资本利益被异化的个体将艺术作品作为装饰，悬挂于内部空间的现象时指出，在个体工作与生活往返的两种状态下，办公空间与居住空间形成对立的空间，艺术成为居住空间“幻觉的滋养”品。另一方面，个体对室内设计的要求，开始将隐私的内部空间转向外部公共视野的观看。设计史学家佩妮斯帕克（Penny Sparke）在谈及现代室内设计的问题时，认为：“家庭室内通过与当时已有扩展之势的大众媒介形成关联，将其自身展现在公共空间面前。”（斯帕克，2017：10）诸种媒介介入的视觉经验，导致经过室内设计装点的家，在视觉效果上可见性的意义远大于其栖居的意义。视觉呈现的家与身体的关系从身体与情感的经验分离，让居住空间平添了公共空间的意味。19世纪出现的内部空间问题持续在当代社会上演，并串联出现新问题——居住的问题已远离其“亲切经验”的意义。
居住，在地理学意义上有着动物对自然环境改造、迁徙的观念。从人类对家园的建造观念来看，家不全然是以视知觉去寻视上手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居住空间并非以设计形式塑造的凝视空间，亦不是供自己与他者观看的一处精心设计的内部空间。斯帕克认为家是工作和消遣娱乐后“让人安慰舒适的庇护所”（斯帕克，2017：2）。法国后现代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甚至认为今时的家，在信息时代已经进入“家的终结”（利奥塔，2019：272）。段义孚自身的经验启示，认为家并非终结，家依然是心灵的避难所，且将长期地持存下去。在他看来，家的出现是人类对未发生的事情做出想象而进行的环境改造，是人类能够逃避自然环境威胁的地方，逃离混沌的自然环境而建造有序的人造环境，是人类文化主导了这一重要意识的出现。而文化有其“后天习得的习惯、工具制造与使用，还包括人类全部的思想与信仰、习俗与风俗、机能与人工制品”（段义孚，2005：3），以及自身在改造自然与建造所使用的方式、方法与手段。以文化创建想象的世界是人类认知及改造世界的前提与基础。通过建造改变自然的混沌使其有秩序并能养育，“家”便在这样的真实空间里，以文化传承其固定的“地方模式或秩序”（段义孚，2005：5）成为能为人提供“逃避主义”文化的地方。逃避主义的面向还缘于“家是一个亲切的地方”（段义孚，2017：117）。亲切作为一种情感经验，认知哲学家通过对于个体情感在环境中进行表征评估研究发现，产生不同的情感是“来自对一个人与环境关系的评估（也许是自动和无意识的）”（杰西，2022：188）。家的氛围触动人与环境进行无意识的情感认知，是亲切情感生成的起点，也是个体对空间经验转化为地方感（sence of place）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环节。
段义孚洞察到，在家中的“亲切经验”，是心智认知对环境情境性处于无意识感知的过程。“家”这一紧密与个体相联结的环境，是被情感与感受包围的内部空间，它赋予了居住者与外部空间截然相反的情感经验，“在家里，我们被赋予多样的情感”（段义孚，2020：35）。家包含暂停的地方特征——暂停即意味着稳定感。对家的情感经验，也在于对于暂停意义的辨析，段义孚还以群体生活的灵长类动物与人对“家”的认知作出区分：灵长类动物将领地看作自己的地盘，它们不会停顿在一处；而“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把家看作是一个可以让病人和伤员在悉心照料下康复的地方”（段义孚，2017：111）。家的安全感，会让人表现出不愿被展示的脆弱一面。作为地方的家，拥有稳定性与持久性构成了安全感的面貌，能为居住者如孩童、病人和老人提供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戴维西蒙（David Siamon）将人嵌入居所情境产生不被察觉的“亲切经验”概括为“在家性”，即“在未被理性察觉而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世界中，人们获得的舒适且熟悉的体验”（西蒙，2022：70）。个体对家的习惯性经验使家的定义没有具体的边界，唯有在情感层面对居住空间的感受产生变化，经过情感去评估而使空间产生意义。“亲切经验”只能在个体经验层面展开，而不能成为共同体的群体性感受经验。在这种经验下能使自我意识舒展至更为细腻的个体意识状态。无论居住的个体去往何方，家就在那里的固定性抚慰着个体漂泊的游牧感，回到家中掩藏着亲切经验的感官记忆在认知无意识中抚慰个体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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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意识”的增强：作为延展认知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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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物的组织结构是知觉感受到情境（situation）的“地方”，通过上手与家里的各种物发生互动，家的意义便在知觉与上手中赋予物的符码意义，促进了“个体意识”的增长。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透过家具与居住者的关系指出“临在感”（présence）（鲍德里亚，2019：14）的经验。居住者和家具的朝夕陪伴与触碰而投射了持存的情感感受，“家具和物品的功能首先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化身，并且要居住在它们共享的空间，甚至要拥有灵魂”（鲍德里亚，2019：14）。个体被家中熟悉之物包围时，物的排列组合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语境，空间的情感“取决于情境”（文永超，2020：126）带来的地方感。
地方的家，不仅是单一物理空间上的存在，还进一步缩小尺寸到具体家具、日用器物等，以物作为地方的面向。本雅明对于19世纪艺术作品出现在居住空间，说道：“居室是艺术的避难所。”（本雅明，2013：19）无独有偶，段义孚也在艺术作品这种逃避主义的文化抚育性中发现了家的感觉，找到了能够在疲惫之时回返赋予精神养育的避难所。不仅是绘画作品，在他看来，家里所有陈列，家具、装饰物品与织物都向个体开敞存在，使居住者的视觉、触觉与嗅觉都能无意识认知到不同的亲切经验。
段义孚在研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对舒适的追求，比较了17、18世纪和19世纪家具在内部空间的布局。比如椅子，是从几乎没有到有舒适软垫的长椅，再到可以躺的沙发。当家中开始无序地陈列不同种类的家具，并辅之以摆设与装饰及各色丰富的饰品、植物等，皆是充满人文精神层面的物品，特别是当灯光被安置在天花板上之后，夜晚内外空间感受到的差异感油然而生。室内家具装饰物出现舒适度的快速变化，对此段义孚总结道：“这种房间和它所体现的舒适理念是一种现代发明，可以追溯到19世纪。”（Tuan，1986：57）这是19世纪中产阶级所居住的空间图景，他们的“理想是把家作为缓冲的避风港”（Tuan，1986：60）。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虽然在这一时期在居住空间设计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两个阶级对家“亲切经验”的感受与需求却是一样的——“家庭凝聚力、温暖的房子和充足的食物的重要性”（Tuan，1986：60）。段义孚细心地从室内空间的空间布局，家具的种类、风格、形式与材质的变化中，推导出家对人产生自我意识的影响。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发展，使家庭空间开始出现公共社交空间的转变；居住空间装饰的增加，使居住者感受到道德精神上出现审美意识。室内空间的物与身体的诸知觉经验开始逐渐产生出使居住者与之联结的情感。
通过观察家里种类繁多的物品，段义孚逐渐发现居住空间存在人文精神的变化，已不像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时代。人们不再是通过摆设如艺术作品般的家居物品，只从视觉上引起人的注意与审美，而是将家作为囤积居奇的容器。由此，他得到一个对日常经验的反思，居住者每天都与这些物品密切地联结在一起，也正“因为它们太接近我们，所以我们反而注意不到它们”（段义孚，2017：117）。室内物品的繁杂让本雅明意识到，19世纪的资产阶级生活大力支持室内装饰的发展，如“被单、椅罩、盒子、罐子都被大量地设计出来”（本雅明，2013：19），并充斥着整个居住空间。但室内空间为视觉服务的设计，在建筑师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看来却不是居住者自我主导对家需求的设计，他批判建筑师设计出这种向外景观化的内部空间，“房间不够舒适，它们赤裸裸且感觉冰冷”（路斯，2014：30）。居住空间历经空间组织、装饰物及家具的发展，居住者意识到家在精神意义上的联系，段义孚发现“当代人的意识并不纵容挑剔的室内装饰”（Tuan，1986：61），家里的家具、书和台灯等历经与居住者在使用关系上而产生出亲切经验的情感联结。段义孚曾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Humanist Geography：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2012）一书中细腻地描述了回到家中的经历，房中有种种他使用过痕迹的物的特征，使他意识到自己与家的关系是在彼此上手状态中存在的。这些物品描绘着个体的喜好与生活方式，对每一件物品的熟悉程度都给家带来了情感温度，是属于个体的“地方”。
家里物品还在使用痕迹上体现人与物的叙事关系，也正是使用这些物获得对家的无意识知觉感受与情感联结。本雅明也认为居住空间里的物品，不是以设计形式来体现其符号意义，而是使用痕迹。他说道：“居室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私人的小宝盒。居住在那里就意味着会留下痕迹。在居室里，这些痕迹被受到重视。”（本雅明，2013：19）家里的物能使人展开“多模态感官经验”（multisensory）（Tuan，1993：166），在段义孚的描述中是情感积累的基础，除视觉外将其他知觉感受保留在记忆里。当视觉开始认知时，各个知觉同时在对家进行无意识认知的活动，形成地方性的经验与情感。家是“地方”，塑造了居住者对空间认知的原型。家具与家中物品受到知觉系统处理的记忆，在被知觉唤醒的表征认知耦合于记忆，身体被嵌入居住空间，构成“延展性系统可能将耦合的感知运动行为作为加工处理的设备”（克拉克，2022：124），记忆被编码在身体的处理设备中。无论何时回到家中，当与物品再次产生多模态的知觉处理时，家的地方性表征便在人与物的交互关系中以知觉记忆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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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庭关系和“关照场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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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蒂姆·克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将段义孚人地亲切关系的思想解读为：“这种联系，这种依附感，乃是地方作为‘关照场域’（field of care）观点的基础。”（克瑞斯威尔，2006：35）作为“关照场域”的家便是典型。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物与人在内部空间相互联结的情感，更为重要的是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关系带来的地方意义——人作为的地方。
现代室内设计规定了居住空间的使用功能与居住成员之间的空间关系，深度影响了居住者对于家的意义感受，固化了居住者对室内空间在功能价值上的刻板认知。佩妮在《现代室内》（The Modern Interior，2008）一书中通过英国作家的描写，罗列了在现代社会的室内设计师，对居住空间设计工作的具体内容：室内平面规划、量尺寸及家具等步骤，正面说明室内设计师对家的理解，是以物理几何空间为基础，将室内空间规划出平面布局与功能，最后再赋予其外显的审美价值。人们将家以视觉表征的形式展现在大众视野中，却遗忘了日常生活中长久以来居住个体抑或群体，在室内空间的“亲切经验”与家庭环境包裹下所起到的延展作用，亦是现代景观社会使居住空间发生视觉化、简单化与扁平化的症结。为了找寻这种症结的解药，需要反思“家庭空间”对自我意识、与共同居住于家中群体间的关系。家，从曾经情感化的“地方经验”到疏离的“空间经验”经历了多种面向的转变。段义孚站在居住空间发展史的演进角度，梳理了居住空间对人类的影响。在住房空间内部的诸如空间区隔、家具物品，到家庭共同体关系的生态位建构，空间的界定与家具的分化逐步塑造了居住共同体对自我意识、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
人类所居住的建筑内部，并非一直以来都被墙体分割出不同功用的空间，且内部空间也并非天然以客厅、厨房、卧室等功能来布局设计。在探索室内空间格局变化的过程中，段义孚将个体意识生成与居住空间布局相联系，观察到个体意识与家庭成员的社会结构与情感依赖关系，皆在家庭空间结构的映射中发生着演变。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却是，通过“物质房屋的最大作用是使人类世界的特征生动地呈现在感官和思想中”（Tuan，1982：52）。居住空间组织的变化，推动了个体意识与自我感受的无意识经验，构成了人类行为经验中具身性的活动空间。在家庭空间的小环境里，家庭共同体成员的亲密关系在个体意识与生活中，是以独立与联结的方式成为彼此之间以血脉和情感为基础的供给量。个体、共同体与家宅在依附存在的关系下，组成交互影响的生态位循环，扩展获得更为深刻的情感养育关系。
一方面，段义孚描述了西方住宅设计对室内空间的分割，反映出人们在生活方面对自我与房间关系的探索：
一所由许多房间组成的房子，通过房子大小和家具来区分，表明住在那里的人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他们知道在不同的房间里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当他们在一个复杂的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会增强，而且他们会觉得需要定期退出舞台，以便在孤独中重新获得对自己独特个性的感觉。（Tuan，1982：52）
在段义孚的描述中，中世纪的欧洲庄园是“一个大的未隔开的房间或大厅”（段义孚，2020：47）。未分割功能的室内空间，是空无一物的通透的开敞空间（图2）。家庭共同体群居于室内，也未在开敞的空间关系上分离出个体意识与隐私需求。段义孚对搜集的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室内空间由墙体最先分割出个体向内意识的房间是卧室。而后是厨房，作为家庭共同体生存与社交活动的来源，“变成了房屋中的一处关键空间”（克劳利，2023：79）。接着越来越多不同功能的房间被墙体或其他材料区隔出来。建筑师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曾强调过建筑四要素之一的“围墙”（unfriedung），并指出对空间分割产生的重要意义：“通过界定一个‘新的空间性’，或形成一个脱离于外部空间并受到保护的内部空间。”（里克沃特，2014：24）围墙的作用是使室内开敞空间以家庭关系的不同需求，对功能需要进行空间尺度的间隔，“除了卧室和厨房，还有画室、餐厅、起居室、音乐室、婴儿室、女士的闺房、吸烟室和先生的书房，以及楼下仆人的住处”（段义孚，2020：47）。这类以空间功能性做出的分割，也意味着群体生活逐渐步入分离的个体生活。曾经“父母是其首要的‘地方’”（段义孚，2017：112），伴随个体意识在使用室内不同的功能空间的过程中，也渐渐地改变以空间舒适性的要求作为稳定地方的价值，在日常行为中进一步追寻个体从共同体生活中独处的需求。
另外，段义孚还从西方家具设计对室内空间的使用方式出现更细化功能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了从共同体的家庭协作分化为个体家务的证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床与椅子产生的影响。家庭空间出现寝具——床的设计，使得“几个世纪以来，床本身发生了变化，逐渐允许更大的隐私”（Tuan，1982：76）。比如，16世纪在法国出现了四柱床（图3），可悬挂式的床帷（bed hangings）将床围合出一个封闭独立的小空间，四柱床成为比内室更为重要的私人场所。如果说床的设计对共同体同住同睡的生活方式分化出一个完全独立的私人空间，而起到了强化个体隐私意识的作用，那么，以“舒适”观念普及对椅子的设计，为固化个体意识提供了新的舞台。（克劳利，2023：1—2，5—7）舒适椅子的出现促使个体关注身体与物质的感受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可见的关系。据段义孚考证，中世纪西方家庭是站立在开敞的室内交谈，没有专门用于坐的家具。
直到16世纪中叶，单人的软垫椅（图4）的出现说明坐具设计以舒适重新分割了家庭空间的共同体关系。其一，软垫椅以家庭成员的等级关系、社会关系来安排座位空间。鲍德里亚、社会史学家约翰克劳利（John E.Crowley）分别指出坐具的排列投射个体身份排序，反映出对应的社会结构。其二，当软垫椅提供了舒适的感受，个体意识便开始独自长时间与自我沉浸在家中的自我世界。段义孚对软垫椅的出现总结道，被居住环境影响，个体脱离共同体的家庭关系，居住空间的舒适化设计延长自处时间，增强了反思性的自我意识，“座位和坐姿的演变提供了另一个证据，证明自我意识的增强以及对隐私和舒适的日益重视”（Tuan，1982：77）。
最后，段义孚还根据西方餐桌礼仪演变的过程指出，“餐桌礼仪的进步被视为自我意识及个人尊严感提升的另一个标志，这也是一个人远离动物状态的体现”（段义孚，2020：48）。他认为西方饮食习俗与中国相较而言，中国的宴饮餐食是作为仪礼规制的“仪式美学”（ritual aesthetics）与人类文明的表征形式；西方饮食文化则是热闹与喧嚣的事件形式。西方饮食习惯，从早期将烹饪好的整只动物装在大盘子里摆放在餐桌上，到17、18世纪，法国、德国的城市群体开始反对餐桌上摆放整只动物，并逐渐开始用小盘分装食物。人们越发意识到在餐桌上的个体行为投射出的是文明意识，“在餐桌上切肉是每个有教养的人都应具备的技能”（Tuan，1982：44）。到19世纪，餐具与器皿的数量发展到一个顶峰时期（图5）。段义孚指出，将不同类型的食物与饮料酒水，分别装于相对应的餐具与杯具精细分化的程度，标志着个体文明意识的进步，意味着“先进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它倾向于详细的分类，将事物分开，有时作为创造新模式的一个步骤”（Tuan，1982：35）。
段义孚列举西方家庭空间的分割与饮食文化习俗的转变，描绘了家庭共同体的群居生活，伴随室内功能空间的逐一出现让个体有了独处空间，将薄弱的个体意识逐渐增强再分化出独立的个体。个体对日常生活重塑范畴化的结构使其意识到，家庭空间“对隐私的需求带来了对内心生活的渴望”（段义孚，2020：47）。自我意识受环境因素影响在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语言研究中指出，“自我”可以通过语言隐喻来表达，即主体“自我”的个性特征与身份的多重性构成“自我”的层级结构，“在我们内心体验概念化的系统中，总有一个主体是理性之所在，并且通过隐喻方式而独立于身体的存在”（莱考夫、约翰逊，2017：286）。并且，段义孚还在以心理学阐释的符号结构中发现，家庭空间堆积出现大量的物质，是与自我意识映射的一种心物关系。如，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Dalianus）、荣格及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都曾分别将房子的不同空间与身体、自我意识作出映射关系的隐喻。他推断出个体从公共群体性活动向外探索后，又回到家庭空间活动范围。实则是伴随情境空间的转换，自我意识通过对空间延展认知的探索，内化自我去探索的过程，“退回到家庭的亲密关系中，退回到室内场景和舒适的软椅上，但也退回到自我和加强的自我意识中”（Tuan，19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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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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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人们对“家”的观念往往停留在居所的工具理性层面。利用三个关键词，段义孚耳目一新地揭示出非传统意义上家的空间话语，“亲切经验”“关照场域”和“个体意识”在个体生命中塑造主体意识的具身性影响。段义孚的“家”有力地把握住了后现代社会离身性、同质化的居住空间与原子化家庭关系等关键性因素，对哲学家们所担忧的“无家可归”“家的终结”给予了“美好生活”何以成为可能的视角。四川大学教授支宇在《认知艺术学导论：理论话语与批评实践》一书中，也曾对熟悉性的物、环境指出被忽视、被工具化的症结，“一个物向我们呈现出来的面貌和它的意义及功能是在一个长期通过生活中不断重复的‘离身’运算之中形成的，因此也导致了物的意义之关闭”（支宇，2023：73）。从人与居住空间的关系来看，现代人的家正是处于循环的日常经验之中，被封闭在技术与材料、空间功能与空间形式中，而不被看到，家作为个人生命中重要的物质的地方，它承载个人独处的意识环境，与家人作为地方的情景环境。段义孚“家”的地方理论照见了，人之所以能将陌生的空间转化为情感的地方，缘于家、个体与家庭的三元关系，塑造了个体意识地方“亲切经验”。显然，这亦给设计学学界带来反思日常性经验的启发，如何通过段义孚地方理论的话语，以设计人文地理学的面向回应栖居的地方理论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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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认知诗学》2024年第2期（秋季号）·总15辑
来源：思想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