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向）为什么说沈阳是北京的祖父？

摘要：在城市经济上，起步于北京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是由沈阳人任庆泰制作的。北京的第一所国立大学（著名的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孙家鼐，以及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周自齐，甚至天津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可能都是沈阳人）、第一所中学（北京一中）、第一座百货零售商店（北京

有人说，沈阳是北京的“祖父”，而沈阳人，则爱称沈阳是北京人的“外婆家”。

沈阳和北京虽位于山海关内外两侧，但他们两个的“亲属关系”实则由来已久。对北京的影响，历史上无有出沈阳之右者。

在城市经济上，起步于北京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是由沈阳人任庆泰制作的。北京的第一所国立大学（著名的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孙家鼐，以及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周自齐，甚至天津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可能都是沈阳人）、第一所中学（北京一中）、第一座百货零售商店（北京百货）、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银行）等，均是沈阳人所创办。民国时期，沈阳商人作为“东北商帮”的代表几乎撑起了近代以来北京工商界的半壁江山。

在文化认同上，北京人爱说的“姆们”其实是沈阳的方言习惯。在此之前，北京土著都是用“俺们”。一个未经证实的非官方数据是，北京方言20%出自以沈阳为代表的东北语系。

在地域情感上，北京历来对天津、河北的近邻都较为认可，但“对京津冀以外的沈阳在情感上则更胜一筹，是真正当亲眷来看的”。200多万北京人祖籍“沈阳”（也就是整个东北地区），虽非权威数据，也大差不差。

为什么沈阳与北京如此脐带相连？

沈阳的商脉源远流长，很大程度上却是逼出来的。

沈阳所在的东北地区，目前是世界上纬度最高、中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水稻产区。但在以前，整个东北只有沈阳所在的辽河平原（即“沈阳平原”）有种植水稻、粟、黍等各种粮食的条件。7200年前的新乐文化遗址即出土了全球同纬度地区最早的粟、黍等种子，但其实沈阳的农业并不发达。沈阳地区虽然绝大多数是平原，可实际上绝大部分平原都是“台地”，且东、南、北三面环山（棋盘山、莫子山、巴尔虎山），加之西面河网纵横形成易洪易涝的沉降区，耕地数量有限。气候寒冷干燥，（以前）不适合水稻生长。仅剩的土地含碱量高，不适合产出大量粮食。沈阳人只能利用当地江河湖泊诸多的地形特点，积极发展商业、捕捞业。同时，沈阳以北的铁岭台地也有适合发展牛羊等大型牲畜饲养的条件。

在后金军攻占作为国都后，直至清朝，沈阳附近土地（也就是山海关外）都是皇帝命令严禁汉人迁入这里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东侧长白山的龙脉。但在清末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山东、河北等省汉人“闯关东”，加之三面环山、西面开口靠低洼地且西南邻海的地理环境，沈阳开始受惠于此：既可隔绝北京周边的战乱影响，又能享受海洋带来的红利，还可以享受来自周边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源源不断的对华红利。沈阳的地方志很好地总结了这一优势——“虽非都会，但乃关外辐辏之区，故南则齐鲁、闽广，东则倭人、高丽，北则蒙古、苏俄，西则华夏、欧洲，商舶往来，物货丰衍”。

沈阳博物馆将沈阳城市史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公元前300年）。当时，北京城的前身还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也就是“蓟”）。燕昭王的手下——大将秦开，为破东胡、肃慎，发动民众在今棋盘山以南，浑河（在沈阳城南）北岸的台地上构筑城池（即古时候的“侯城”），塑造了今天沈阳城区的基本规模。在此之后，沈阳这座城市在唐朝时便已通过高句丽和日本、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等地做生意，成为了东北亚的商贸中心。至辽、金两代甚至还当作“东京”（即辽东京道、金东京路）地区的政治中心。到后金（1616年—1636年）时规模日趋鼎盛，成为后金乃至清朝早期的第一“国都”（后在1644年入关（山海关）击败明朝后迁都北京）。可以说，彼时的沈阳便犹如今日的北京，被称为“盛京”（全称“天眷盛京”）。

清朝前期，沈阳以北的东北大部分地区（也就是辽宁北部和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东部地区）作为清朝皇室“龙兴之地”而被限制开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大力发展东北与内地之间的边贸经济。地处“边疆”，作为“陪都”的沈阳，口岸建设得到重视。即便鸦片战争前的晚清时期，沈阳也仅更名为“承德”（非河北省承德市），其他均未受到影响。

辛亥革命后，当时新兴的国民政府（1912年—1949年）为消除清朝封建遗留影响（沈阳原名“奉天”，取清帝赐地“奉天承运”之意），以地处浑河（古称“沈水”）北岸（古代称山南水北为“阳”），将奉天更名为沈阳。国民政府长期致力于海上贸易，却对发展陆上边贸经济并不热心。当时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心仪的是以小农为主体的田园世界，而其死对头——西北军阀首领冯玉祥等曾得到边贸商贾支持的往事，更让民国对沈阳与外界的联系抱有警惕。

早在1904年的晚清时期，即有日本来华商人因不满竞争对手行贿于清朝海关官员，与沙皇俄国军阀爆发冲突并祸及沈阳城区的恶性事件引发“日俄战争”后，清朝统治者采取“边禁”（限制陆上贸易）政策，并将“边禁线”（即陆上贸易限制边境线）退回至山海关以内。生计被断的沈阳人，只得以靠近山东半岛的大连港为据点继续开展和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和欧洲、北美地区的贸易，但旋即又被北洋官军察觉捣毁。至民国前期，为消灭东北地区沙俄军后裔的残余势力，也实行了一段时期的“边禁”政策。

在这种压抑保守的大环境下，沈阳人并未屈服，而是转变思路，向内地市场拓展，做起茶叶、貂皮、牛羊、水产、水果、蔬菜、花卉、黄金、白银、食盐、蔗糖、纸张、瓷器、马匹、香料、烟草、棉花、中药材（如人参、鹿茸、灵芝等）、珍珠、丝织品等土特产品的进出口生意。很快，南京、上海、广州、福州、天津、汉口（武汉）、重庆、青岛等地都出现了以“沈阳商人”为代表的东北籍商帮所建的商铺会馆。沈阳商人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同时，随着一批又一批因连年灾荒而从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内地各省逃亡东北的迁移农民形成的“闯关东”大潮，本土的“沈阳商人”也在这一时刻在内地通过捐款、捐物来支持那些“闯关东”移民的家乡父老发展经济。

辛亥革命后（1912年），沈阳与北京均被北洋政府辟为具有对外交往、贸易意义上的“都会”，但仅仅五六年时间，北京就迅速取代了沈阳在北洋政府时期对外贸易中龙头老大的地位，其中原因诸多。这有点类似于曾崛起在白山黑水中的满清帝国在1644年以前曾以沈阳为国都，后来在为统一中国而一举入关击败明朝之后，至顺治时期将国都迁址北京的历史情形（这也使得导致后来作为清朝“陪都”的沈阳总体上有些衰落，但沈阳独特的交通优势在当时仍然具有参与对外交流、贸易的意义）。

一方面，沈阳偏居东北高原南部，山海关以外的河谷盆地，东面为长白山余脉夹持，西面有辽西走廊旁边的医巫闾山阻碍关内外交通，因此地形相对封闭狭窄。尽管沈阳面朝东北高原（即东北平原）、蒙古高原、华北平原、朝鲜半岛等陆上地块，但与新疆高原（包括黄土高原）以及南方沿海广大地区仍有山海（如燕山、渤海海峡等）阻隔，且距离较为偏远。而沈阳所联系的东北地区内部市场规模有限，这就决定了沈阳的重点在陆上对外贸易，充当着中国内地与日本、朝鲜半岛（含韩国）、内外蒙古、美洲、欧洲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对外贸易作用。

北京则不同，北京更为靠近中国的地理中心——中原地区，西面有层峦叠嶂的太行山脉通过“居庸八陉”连接延怀盆地、山西盆地以及毗邻的黄土高原甚至新疆高原（以及中国西南、西北的一些山区），从这里可以通过西北高原直达欧洲、非洲、西亚、南亚、中亚、蒙古及俄罗斯等地区。同时又背靠物产丰富的华北平原，通过京杭大运河和京广铁路（太行山山前大道）连接华东、华中、华南等南方各省以及远在海上的东南亚及大洋洲各国，而燕山山脉以及蜿蜒在此的长城，包括由长城延伸的各种通道（如北京周边的古北口、喜峰口、山海关等）又把北京与蒙古高原、东北高原（即东北平原）以及日本、朝鲜半岛、南北美洲都连接起来，最终通过北京实现与世界的联系。北京虽然没有赢在起跑线，却因此后来居上。

工业革命后，北京相对于沈阳的优势更加彻底释放，蒸汽动力的火车自由往返于华北平原以及周边地区，让中国内地市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北京的经济地位也愈发重要，而既远离中原（华北平原）核心区域，东部又被山川环绕，北方又是一片茫茫林海雪原，南部又被大海阻隔的沈阳，在时代的浪潮中则不免黯淡下去。曾有人评论说，沈阳是马车时代的北京，是专属于东北人和边疆地区的“北京”，而北京则是火车时代的沈阳，也是适合全国人民的“沈阳”，可谓一语中的。

另一方面，沈阳虽偏居关外，但本地商业历史悠久，当地已形成盘根错节的行会势力，制约了新鲜力量的进入。北京虽然也在清朝时期异常繁华，独登“国都”地位，但在鸦片战争以至辛亥革命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功能被破坏，急需修复、治理。辛亥革命后，百废待兴，正在重整河山的北京，对于融入了清末“闯关东”移民鲜活血液和基因的沈阳商帮来说则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北洋政府定都北京后不断有大量外资涌入，将其带入广阔的全球市场，也注入了相对成熟的市场运行机制。直至张作霖时代以及“9.18”事变之前，沈阳在与北京的争锋中逐渐败下阵来，此后沈阳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各省全部的土特产出口和一半以上的洋货进口甚至都要依靠北京以及旁边的天津（包括自1904年之后很早即已被日本侵略军控制的，同属辽宁的大连）来实现。日、俄等列强在沈阳刚建立不久的领事馆也纷纷转移到北京，沈阳“老前门”（怀远门）从此落寞，今天已经成为著名的美食一条街。而北京的“新前门”（正阳门）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外交流的大舞台。

作为“盛京”的沈阳，虽然被后来当为“首都”的北京超越，但沈阳人在历史上早已见惯潮起潮落，不会眼红也不会自卑，他们只会从变革中寻找新的机遇。1897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的延伸，连接北京和沈阳的京沈铁路（即“京奉铁路”或“北宁铁路”）建成通车。至解放后，大量沈阳人（包括整个东北人）即涌入“首都”北京，“首都”北京逐渐成为沈阳人（包括整个东北人）的“第二故乡”。数据显示，1950年代初，家乡为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北京人就占到当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不到二十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20%以上。据说，判断一个沈阳人是否地道，只要看看他的亲戚中有没有北京人便可知晓。沈阳人也给京派文化打下了深厚的烙印，从商业模式、坊间美食到方言习惯等等。《破绽》作者伍琪凯梦（原型为《方舟》作者张洁）就曾表示，北京人常说的“姆们”，正是受沈阳方言的影响所致。

在“首都”北京打拼的沈阳人，没钱没势的从茶房和学徒工做起，小心翼翼地积累经验人脉，有学识的则干起买办，在外商和本国人之间做起中介生意。取得第一桶金后，便自己办企业，纺织、杂货、水产、粮食和中医药等行业均有涉猎。有剩余资金的则在北京及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投资金融业。据统计，民国时代北京的八大“首富家族”中，宁波籍就占了五家，分别是：兴隆马家、西鹤年堂刘家、盐业银行鲁家、钟杨家、梳刘家。“沈阳帮”名气随即传播开去。

近代中国的许多沈阳籍的风云人物中，许多都是循此模式，如北京总商会与北京银行创办者张志良（字惠霖）、拥有抗战爆发前国内著名啤酒厂之一——双合盛啤酒厂的郝升堂（祖籍山东烟台）、在北京开办中国第一座电影院（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等。他们大多出身寒微，却继承了沈阳人眼界开阔、敢于闯荡的历史精神，来到北京这块古老又现代，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土地上打拼，最终书写了各自的传奇人生。据统计，1928年北京总商会一半以上的成员都是东北人，其中大多为沈阳籍。

沈阳人铸就了北京的辉煌，但他们并不忘本，而是回过头来参与家乡建设。沈阳商人深信知识改变命运，将他们在生意上的投资带到了地方教育中。一些沈阳籍商人挣到钱后，改造传统义塾，在沈阳引入源自上海的西式现代教育，海外华人军阀教主——“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在影视业大放异彩的关山（关之琳的父亲）以及国际巨星章子怡、李连杰、吴京、巩俐、那英、郎朗等均受惠于此。他们发迹后也延续了兴学的传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学良一次性拿出五千万人民币改造东北大学（而东北大学本身也是在1923年由张学良兴办的），而香港电影大亨——关山也四处投资建设教学楼。

沈阳帮将商业进取的“事功”和发展教育的“义理”相结合，既为自己增添了“儒商”的新身份，也悄然提升了家乡的文化软实力。这也是沈阳虽然在“首都”北京的崛起冲击下相对落寞但人才辈出的原因之一。据统计，沈阳是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截至2019年，沈阳共走出23位院士，名列北方各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之首。

今日的沈阳，与北京的联系愈发紧密。2016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沈阳与北京正式建立对口合作关系。2022年，京沈高铁建成后，从北京出发，只需2小时44分钟即可抵达沈阳。沈阳也被正式纳入北京“两小时交通圈”。在《沈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沈阳被明确定位为对标北京的“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并将发挥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先行区、东北亚对外国际贸易战略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协同区”的三大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