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照顾大伯的两个继女，村里人说我父亲傻，如今却又羡慕我家

摘要：那是1985年的夏天，知了在老槐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热浪翻滚在黄土高坡上。我家那座坐落在村东头的小院，在村里人眼中成了笑柄。

＂那是个傻男人，娶了寡妇不算，还要把人家前夫的两个闺女当亲闺女养！＂几个妇女站在我家院墙外，指指点点，声音故意放得很大。

那是1985年的夏天，知了在老槐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热浪翻滚在黄土高坡上。我家那座坐落在村东头的小院，在村里人眼中成了笑柄。

爹是个农机站的修理工，淳朴得像块老黄土，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他那双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夹住一根针，指甲缝里永远有抹不掉的机油痕迹。

我的亲娘去世得早，爹四十出头才遇到了我现在的妈，一个带着两个女儿的寡妇。妈人长得实在，脸上总是挂着一丝淡淡的忧愁，像是被生活磨去了棱角，但眼里还有温柔的光。

＂杨树林，你想清楚了没有？那两个闺女可不是你的血脉，你往后能一碗水端平吗？＂爹结婚前，爷爷坐在炕头，手里捏着烟袋锅，皱纹里都是担忧。

爹点燃了一支＂大前门＂，吸了一口，烟雾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缭绕，他的眼睛望向窗外远处的山：＂人活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老的有所依，小的有所养吗？我不信什么血脉不血脉，我只信一口饭要大家伙儿一起吃。＂

＂人家不嫌弃你带个拖油瓶，你倒好，主动去挑了个带俩闺女的。村里人背后不知道要戳多少脊梁骨呢。＂爷爷无奈地摇摇头。

爹把烟头在土炕边缘摁灭：＂咱爷们顶天立地，怕那些闲言碎语做啥？再说了，那两个丫头可怜见的，爹早没了，我要是不对她们好，她们娘心里也不踏实啊。＂

我家的饭桌是爹亲手打的，长方形的，能坐六个人。木板上有细小的纹路，那是爹一锯一凿留下的心思。每次吃饭，爹总是最后一个上桌，看着我们四个孩子和妈都有了饭碗，他才安心。

大姐冬梅和二姐春兰，是妈带来的两个女儿，那时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和我与小弟的年龄差不多。冬梅性子内向，总是安安静静的，眼睛却特别有神；春兰活泼些，笑起来露出两个小酒窝，嘴甜得很。

刚组成新家庭那阵子，家里的气氛有些尴尬。冬梅和春兰叫爹＂叔叔＂，吃饭时总是规规矩矩，生怕多吃了不该吃的。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总是把好吃的往她们碗里夹。

＂你们都是一家人，别分什么你的我的。这鱼眼睛最有营养，冬梅，你正在长身体，多吃点。＂爹总是这样说。

日子刚开始过得很紧巴。那会儿还是票证时代的尾巴，布票、粮票都要精打细算。妈有时候心疼，偷偷把好吃的留给我和小弟。爹发现后，板着脸训了妈一顿：＂咱家没有亲疏之分，今后这样的事，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

＂你爹真是个老实人，这两个拖油瓶，吃的穿的，样样要钱。＂村支书的媳妇刘婶有一次在井边洗衣服时对妈说，＂要不是你，杨树林早就能找个没拖累的了。＂水桶磕在井台上，发出＂咚咚＂的声响。

妈的手停在衣服上，水珠顺着指尖滴落：＂孩子爹说了，咱们是一家人。再说，树林对我好，对孩子们更好，这日子比蜜还甜呢。＂

刘婶撇撇嘴：＂你呀，就是命好，找了个傻男人。＂

妈笑了笑没说话，眼里却有说不出的幸福和感激。那时我还小，不懂这些大人的心思，只知道自从有了妈、大姐和二姐，家里不再冷清，饭桌上有了说不完的话。

家里的柜子上有个木匣子，是爹专门放孩子们学费的地方。每个月发了工资，爹都会往里面放一些钱。他常说：＂知识是唯一翻身的路子，不管是谁家的孩子，只要肯学，就有出息。＂

记得有一年，村里来了个放映队，在公社大院里支起银幕，放电影《铁道游击队》。那时看电影是村里的大事，晌午就有人开始占座位，扯着嗓子喊：＂这是俺家的地方！＂

爹特意从工厂请了半天假，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去看。电影院前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都是周围村子来的乡亲。买票的窗口前排了长队，等轮到爹时，票只剩四张了。

爹二话不说，把票塞给我们四个，自己在外面等。＂爹，你不看啦？＂小弟不解地问。

＂你爹看过，你们没看过，就应该去看看。＂爹摸摸小弟的头，把他推进人群里。

散场后，春兰红着眼睛跑出来，拉着爹的手说：＂爹，我不该去看，你辛苦了一天没看上。＂

爹摸摸她的头，笑了：＂傻丫头，爹年轻时看过，你们没看过，就应该去看看。再说，看你们高高兴兴的，爹比看电影还开心呢。＂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春兰叫＂爹＂，而不是＂叔叔＂。当时我注意到爹的眼睛亮了一下，虽然他装作若无其事，但嘴角藏不住的笑意出卖了他的心情。

那天回家的路上，爹走在前面，背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高大。一路上，他给我们讲《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讲得比电影还精彩。春兰小声对我说：＂咱爹真好。＂我点点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自豪。

村里有个老光棍王贵，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村头喝酒，嘴里没个把门的。一次他醉醺醺地拦住爹的路：＂老杨，你真是个憨包，养别人的闺女跟亲闺女一样，你咋想的？＂

爹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王贵啊，人活一辈子，问心无愧就好。我杨树林做事，不需要向别人解释。＂

＂嘿，你还挺横！咱走着瞧，看你能得几分好！＂王贵摇摇晃晃地走了，背影孤零零的。

后来我才知道，王贵年轻时曾经相中过我妈，被妈婉拒了。他的那些闲话，大半是嫉妒使然。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爹的皱纹一年比一年多，头上的白发也渐渐多了起来。他从不言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着那辆嘎吱作响的老凤凰自行车去农机站上班。回来时，总会从衣兜里掏出一把水果糖，分给我们四个。

冬梅上高三那年冬天，突发高烧四十度，整个人烧得脸通红，说胡话。乡卫生所的老赵医生把脉后，脸色凝重：＂得送县医院，这烧得太厉害了，我这儿没办法。＂

那晚下着雪，公社的拖拉机进不了山路，爹二话不说，背起冬梅就往十里外的县城走。雪花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

＂杨树林！你疯了吧！那不是你亲闺女！大半夜的，等天亮再说吧！＂村里的王大爷裹着棉袄，站在家门口喊。

爹头也不回，声音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坚定：＂她是我闺女！再说，病等不得！＂

雪地里，爹的脚印一深一浅，那夜他走了三个小时，到县医院时，裤脚都结了冰，手脚冻得通红。他把冬梅放在病床上，医生立刻给她打针、输液。医生说如果晚来一小时，冬梅的肺炎可能就凶险了。

爹在病床前守了一夜，用湿毛巾不停地给冬梅擦额头，嘴里念叨着：＂闺女，没事，爹在这儿呢。＂

天亮时，冬梅的烧退了，她睁开眼睛，叫了一声：＂爹。＂爹的眼眶红了，只是低头整理被角，没让她看见。

护士看不过去，递给爹一杯热水：＂大叔，喝口水暖暖身子吧，你也该休息了。＂

爹摆摆手：＂不用，不用，我不累。＂说着，又给冬梅掖了掖被角。

高考那年，冬梅的成绩出来了，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全村轰动了，多少年没出过大学生了。乡亲们纷纷上门道贺，连平日里说酸话的刘婶都笑逐颜开：＂老杨家有出息了，出了个大学生啊！＂

可爹的背却更弯了，为了筹学费，他白天上班，晚上还去砖窑帮工，一个月下来，手上的老茧磨破了又长，长了又磨破。有次我起夜，看见爹在煤油灯下数着票子，眉头紧锁。

＂爹，你别太累了。＂我轻声说。

爹抬头笑了笑：＂没事，爹不累。你大姐争气，咱得让她上好学校，将来有出息。＂

＂他图什么呢？供自己闺女都费劲，还要供别人的闺女。＂邻居老刘家的婆娘在墙根下嘀咕。

送冬梅去学校那天，爹穿上了他唯一一件干净的蓝色中山装，把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包裹交给她：＂里面是三百块钱，不多，你省着点用。有困难就写信回来。＂

冬梅接过布包，眼泪就下来了。她知道，这三百块钱是爹整整攒了大半年的，省吃俭用才攒下来的。临上火车，她紧紧抱住爹：＂爹，我会让你骄傲的。＂

那年的火车站还没有现在这么气派，只是一个简单的候车室，墙上贴着各种标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爹目送火车离开，一直站在原地，直到看不见火车的影子。回来的路上，他难得地沉默，眼神里是说不出的不舍和牵挂。

村里有人说，冬梅一去上学，肯定就不认这个继父了。＂城里的大学生眼界高了，还能记得土里土气的老杨？＂王贵又开始在村头嘀咕。

爹从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每个月都坚持寄十块钱去学校，信封里塞着家里的消息和几句朴实的叮嘱：＂天凉了，多添件衣服＂＂学习要紧，别太累着自己＂＂家里一切都好，你放心＂。

＂树林，你说冬梅她真会回来吗？＂有天晚上，妈看着爹又写了一封信，忍不住问道。

爹正在修理一台坏掉的收音机，头也不抬：＂闺女心里有爹娘，就像这收音机里有线圈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一通电就亮了。＂

妈笑了：＂你这人，说话越来越像打哑谜了。＂

爹抬头看了妈一眼，眼神温柔：＂我信我闺女。＂

四年后的夏天，冬梅大学毕业了。那天，全村人都聚在我家院子里，看着一辆珍贵的吉普车停在门口——那是县教育局的车。冬梅穿着一身城里人的衣服走下车，头发烫了卷，显得格外精神。

她一眼就看到站在人群中的爹，直奔爹面前，一下子跪了下来：＂爹，我回来了。＂

院子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老一辈的人都看傻了眼，年轻人也都停下了议论。冬梅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全都给您。当年您背我去医院的事，我这辈子都记得。＂

爹的手抖得厉害，接过信封又塞回冬梅手里：＂闺女有出息了，这是该当的。钱你留着用，爹不缺。＂说着，他赶紧把冬梅扶起来，眼圈红红的。

＂爹，我被分配到县教育局工作了，以后就在县城了，可以经常回来看您。＂冬梅抹着眼泪说道。

那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桌上有爹最爱吃的红烧肉，还有妈蒸的白面馒头，香气四溢。饭桌上，冬梅说起了她在学校的事，说起了新工作的打算。爹只是笑，嘴上不说，但我看见他的眼角有泪光在闪。

那顿饭后，村里人再也没有说爹傻了。

春兰比冬梅小两岁，读的是中专，毕业后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她个性活泼，常给爹带些小零食回来——罐头、饼干、水果糖，那都是城里才有的好东西。爹每次都舍不得吃，放在柜子里，说留给我和小弟。

＂爹，这是给您买的，您就吃吧。＂春兰总是这样说。

爹会笑着摇头：＂爹老了，牙口不好，你们年轻人吃。再说，看着你们吃，爹比自己吃还高兴。＂

每次春兰从供销社回来，村里人都会围着看，羡慕她穿着干净整洁的制服，戴着白手套，像城里人一样。＂春兰有出息了，在供销社当售货员呢，多体面啊！＂村里人都这么说。

有一次，镇上来人检查工作，表扬了春兰。她兴冲冲地回来告诉爹这个好消息，爹乐得合不拢嘴，拿出珍藏的一瓶二锅头，和几个要好的邻居喝了个痛快。

＂老杨啊，你这两个闺女，出息大着呢！＂邻居老李端着酒杯说。

爹笑得见牙不见眼：＂都是好孩子，懂事。＂

春兰二十三岁那年，谈了个对象，是县里农机厂的技术员，叫张建国。小伙子老实本分，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挺精神。男方家条件不错，但听说春兰是继女后，有些迟疑。

那天，男方父母来我家，坐在堂屋里，眼神不停地打量着家里的摆设——土炕、老式木柜、墙上挂着的几张全家福。爹特意去集市买了瓜子、糖果，还有一包上等的＂大前门＂香烟。

＂听说闺女不是您亲生的？＂男方父亲开门见山地问，手里的烟灰掉在地上，也不在意。

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妈坐在一旁，手紧张地搓着衣角。爹放下茶杯，声音平静但坚定：＂在我这个家里，没有亲不亲之分，都是我的孩子。＂

男方父亲愣了一下，又问：＂那您以后的家产怎么分？＂

爹看了看我和小弟，又看了看春兰，笑了：＂我这一辈子，攒不下什么家产，除了这几间土房子，也就是些家什。唯一能留给孩子们的，就是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家，什么是情。至于家产，四个孩子，一人一份，谁也不会多，谁也不会少。＂

＂老杨这人实在，闺女跟他过得这么多年，感情肯定是有的。＂男方母亲似乎被爹的话打动了，语气缓和了许多。

男方父亲摸摸胡子，点点头：＂也是，也是。看得出来老杨是个痛快人，不会亏待孩子。＂

最后，婚事还是定了下来。春兰欢天喜地地跑来告诉爹这个好消息，爹笑得像个孩子，连晚饭都多吃了一碗。

春兰结婚那天，按当地风俗，新娘要由父亲牵着手出门。可春兰有个亲叔叔在，按理说应该由亲叔叔代替已经过世的亲生父亲来送亲。春兰却坚持要爹牵手，而不是她的亲生父亲的兄弟。

＂是杨树林爹把我拉扯大的，我的婚礼，必须他来送我。＂春兰对所有人这样说，语气坚决得不容反驳。

爹穿着唯一一套干净的中山装，小心翼翼地牵着春兰的手，走出了院门。阳光下，爹脸上的皱纹像是山间的沟壑，但眼里的光却比太阳还亮。

婚礼在村委会大院举行，红纸剪的＂喜＂字贴满了墙，村里的老少爷们都来捧场。＂老杨家的闺女出嫁了，多体面啊！＂人们交口称赞。

婚礼上，春兰敬茶时对爹说：＂谢谢您这些年的养育之恩。＂爹眼眶红红的，只说了一句：＂闺女，好好过日子。＂简简单单五个字，却包含了千言万语。

饭桌上，爹难得地喝了点酒，脸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在发光。他站起来，端起酒杯，声音有些颤抖：＂今天，我老杨家的闺女出嫁了，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谢谢大家伙儿这些年的照顾。我爹当年教我，做人要厚道，做事要踏实。我这辈子没出过远门，没念过多少书，就记住了这两句话。我希望我的闺女女婿也能记住这两句话，好好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