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3月25日，《外交学人》（the diplomat）杂志刊登了Prashanth Parameswaran博士撰写的文章。文章分析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背景下，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态势。文章指出，这场竞争本质上是不对称的，并将在多个领域持续演变。作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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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5年3月25日，《外交学人》（the diplomat）杂志刊登了Prashanth Parameswaran博士撰写的文章。文章分析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背景下，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态势。文章指出，这场竞争本质上是不对称的，并将在多个领域持续演变。作者从四个关键方面解读这一趋势：美国的区域承诺、中国战略的变化、东南亚国家的自主行动，以及其他全球行为体的介入。

作者强调，中国在贸易上领先，美国则在投资和军事合作方面更具优势。美国面临的是如何维持长期承诺，而中国则要解决信任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正主动制定自身战略，平衡中美关系。

此外，东南亚国家越来越多地将合作视野扩展至中美之外的全球行为体，如加拿大、智利、金砖国家和OECD。这种多边化趋势表明，区域国家希望通过多元伙伴关系在多极世界中增强战略灵活性。总体而言，中美竞争在东南亚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北京与华盛顿的政策走向、区域国家的主动态度以及其他国际力量的介入互动。

图源：The Diplomat

*作者简介：Prashanth Parameswaran，The Diplomat（外交学人）高级专栏作家、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的研究员，以及ASEAN Wonk时事通讯的创始人。

“现在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一位印尼交流人士在回顾去年年底通行的雅万高铁的长期延误时这样表示。这一评论揭示了东南亚各国精英与公众对于中美竞争反应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远超出了对中国如何应对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该地区的潜在承诺转变等问题的猜测。

过去一年对东南亚11个国家中10国的实地考察显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中美与东南亚关系中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不对称竞争在关键领域的演变。这不仅取决于华盛顿和北京的行动，还取决于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大、中、小国的反应。

雅万高铁建成通车后，雅加达与万隆两地间的出行时间由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多分钟。图源：新华社

中美不对称竞争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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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舆论有时会夸大一方行动对另一方可能产生的影响，但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在外交（Diplomatic）、信息（Informational）、军事（Military）和经济（Economic）这四个领域（统称为DIME领域）中均有体现。

以经济领域为例，自2009年起，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其贸易额几乎是美国的两倍。然而，在以私营部门为主导的投资方面，美国仍然保持着逐渐缩小的优势。

在安全领域，尽管中国在过去十年左右所建立的安全伙伴关系值得注目，但美国在军事演习等关键指标上仍以近四比一的优势领先，其中许多演习还具有更复杂的性质。华盛顿与北京在该地区面临的挑战也各不相同。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影响力转化为可持续的承诺，而中国则长期面临“影响力—信任差距（influence-trust gap）”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多年民调中有所体现，也在政策制定者对敏感安全领域所表达的戒心中有所反映。

202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第27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图源：新华社

正如预期的那样，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并非简单复制第一任期的模式。他刚上任就激起了关于中美关系以及东南亚未来格局的广泛讨论，同时也引发了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方向的诸多疑问，这些疑问涉及关税政策的执行和对外援助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特朗普目前仍处于任期的早期阶段，关键政策变量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例如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资源分配（这一问题与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冲突处理紧密相关）以及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然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已经给疫情后的强劲复苏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着政府结构的逐步确立，关键在于要关注“信号—噪音差距 （signal-noise gap）”，即政府所传达的信息与实际能够形成并持续实施的政策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这些政策是否能够持续到2026年中期选举以及2028年下届总统大选之后。特别需要留意四个方面的信号：美国的承诺及其价值主张；中国战略的演变；东南亚国家的自主行为；以及其他地区与全球行为体的角色。

2022年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图源：Wikimedia Commons

美国在东南亚的承诺与价值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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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信号是美国如何看待其在东南亚的承诺对其自身利益的影响，以及这种看法如何转化为中美竞争背景下清晰的美国价值主张。结构性趋势显示，随着中美全球竞争的激化，以及美国国内对资源分配的深入审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在美国“重返亚洲”或“印太优先”战略中的重要性正面临考验。因此，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总统任内，我们看到了更多关于如何在东南亚内部进行优先排序的设想，例如集中关注像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样的“摇摆国家”，或者采纳更具部门导向的框架，强调国防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目前，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向其国际合作伙伴施加更多要求，并表现出在特定领域进行交易的意愿。

然而，美国的价值主张在持续性与变革性方面仍显得模糊不清。若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被认为对美国目标贡献最大的区域国家，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对安全伙伴如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关注有所增加。此外，围绕能源、人工智能以及关键矿产领域的新政策，亦可能提高某些区域国家对达成交易的期望，例如美国与印尼之间关于关键矿产的协议。

然而，这可能会导致对那些虽然与华盛顿加强了联系，但在战略基础设施、中转贸易或人权等关键政策领域仍被看作是支持中国利益的国家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查。这一趋势已经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国的政策制定者中引起了警惕。

更广泛地看，推动美国承诺的三大核心动力——实力、威胁与能力——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尽管美国政府中一些关注亚洲的人员意识到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但在政策应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地区多极化的现实、相较于其他挑战应给予中国多少关注，以及美国资源投入是否足以兑现自“重返亚洲”以来近二十年的承诺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中国对东南亚战略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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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信号揭示了中国如何独立地，以及作为对美国政策的回应，重新评估其在东南亚的战略定位。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稳步增长，不受美国政权更迭的影响，也不随美国承诺的强弱波动而波动。

尽管如此，一些中国交流人士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因其他事务分心而无法专注于该地区，他们确实认为有机会在东南亚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加速推进自身的利益。中国官员也日益专注于向东南亚国家展示中美两种选择的对比。

“哪种选择真正符合地区国家利益和人民期待，哪种力量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言自明。”

尽管这些言论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但中国对东南亚战略的实质性变化仍然不明显。在贸易领域，尽管中国正在大力宣传其将柬埔寨与老挝纳入“零关税”计划，以对抗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计划在2026年主办APEC峰会，但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主要经济体之间也存在贸易不平衡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自2024年12月1日，中国对原产于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涉及到天然橡胶主要的产胶国包括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图源：新华社

同样，尽管美国的援助和媒体项目暂停可能被认为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但“中国将填补空缺”的观点也不能被过分夸大。深入分析显示，即便在假信息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官方媒体内容的影响效果仍然参差不齐；在发展援助方面，数据显示中国约85%的发展援助是以债务形式提供，而非赠款，这与美国的做法正好相反。

因此，在不对称竞争中，值得我们关注的关键数据点仍然是中国一贯优先采用的影响力杠杆，而不是那些被认为美国正在退出的领域。这些杠杆涵盖了高铁和数字支付等高可见度的领域，这些领域的创新能够迅速传播，但可能不会深入渗透。

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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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信号揭示了东南亚国家如何审视并塑造中国与美国提出的价值主张，并将其与其它大国的价值主张进行对比。尽管公众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对拜登时期“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战略的调整上，但中美竞争的格局最终将不仅仅由中国的“防火墙”或美国的“围栏与庭院”所决定，而是由地区国家的决策共同塑造。

尽管东南亚国家有时被统称为“小国”，但其中许多国家实际上拥有强大的实力和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如越南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在寻求从中美两国获取利益方面表现得十分明确，无论是铁路基础设施项目还是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在某些情况下，超越中美竞争的视角，这些国家也在推动区域内部竞争力的提升，并在全球舞台上赢得关注。未来几个月的新闻标题可能会聚焦于个别国家达成的短期协议，例如为规避美国关税而购买更多天然气，或在关键矿产方面实现对中国的多元化。但从长远来看，更关键的问题是它们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21世纪剩余时间内在其整体对外战略中的位置。

在这一领域，一个关键的数据点是东南亚国家如何将中美两国融入其跨越数十年的国家发展愿景与战略之中。对于像新加坡这样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而言，关注的焦点可能是更先进的议题，例如推进投资审查机制、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标准。

而对于正努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济体，如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重点则在于如何利用北京和华盛顿双方所提供的机遇，为本国经济注入新技术与流程，并实现新理念的创新。

据统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全球仅有34个国家成功跨越了这一陷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需要在关键行业与架构中制定清晰的战略，并在多次领导层更替的过程中调和长期国家利益与短期政权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些战略还必须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包括在美国政府更替之间对“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的再评估，或对中国与马来西亚前1MDB丑闻关联的重新考量。

其他全球行为体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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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信号，揭示了其他印太地区及全球盟友、伙伴与对手如何塑造中美竞争的格局。正如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等地区领导人所强调的，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规则秩序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

在这样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里，这一秩序正经历着重新定义，这一过程甚至无法用“全球北方”、“全球南方”或“全球东方”等简单的聚合概念来概括。随着这种转变的不断推进，东南亚国家与跨大洲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结构也可能随之改变，这将导致它们的外交选择不再局限于“北京或华盛顿及其盟友”这样的二元对立。

在本地区的政策制定者眼中，这一趋势已经初露端倪，并且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出现。以经济领域为例，南美与北美国家对与东南亚进行贸易的兴趣正逐渐增强。这涵盖了智利希望加入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加拿大正致力于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美国至今尚未拥有类似的协定。特别是美国的情况，有可能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进一步改变正在经历新一轮调整的北美供应链。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6500家中国企业在东盟开展直接投资，且超七成企业计划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图源：新华社

在外交领域，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正逐步扩大与全球组织的制度性互动，比如参与金砖国家（BRICS）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活动。中国和美国虽分别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国，但这并非是唯一影响议题的力量。OECD能够促进成员国在更深层次上进行经济改革，而金砖国家则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以表达对全球制度变革长期支持的立场。这种立场不应简化为对美元主导地位挑战的焦虑——尽管最新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约为60%，较20年前的70%有所下降。

当然，目前特朗普第二任期仍处于早期阶段，其对美中在东南亚不对称竞争格局的影响仍在形成之中。然而，在这一领域，我们必须通过多个维度持续观察其不断演变的动态，而不能只专注于华盛顿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变化。

本文编译｜张乐词（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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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PP评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