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对古代史的伪造并非一蹴而就。早期，在与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接触中，西方社会逐渐意识到自身文化底蕴在对比之下的相对薄弱。中世纪时期，欧洲社会在宗教的绝对统治下，知识传播极为有限，文化发展缓慢。当时的欧洲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社会结构松散，与同时期高度发达的中

西方对古代史的伪造并非一蹴而就。早期，在与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接触中，西方社会逐渐意识到自身文化底蕴在对比之下的相对薄弱。中世纪时期，欧洲社会在宗教的绝对统治下，知识传播极为有限，文化发展缓慢。当时的欧洲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社会结构松散，与同时期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形成鲜明反差。造纸术、印刷术尚未广泛传播到欧洲时，书籍的制作依靠手工抄写，成本极高，知识仅掌握在少数神职人员手中。而中国在这一时期，早已拥有丰富的藏书和成熟的教育体系，儒家经典、诗词歌赋、科技著作等各类书籍广泛流传，为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对东方文明的了解愈发深入，这种文化上的落差感愈发强烈。此时，西方社会开始出现一些不自觉的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美化与虚构。一些旅行家的游记中，对欧洲过去的描述开始出现夸大和不实之处，虽未形成系统，但已初见伪造端倪。例如，某些关于古代欧洲城邦的记载，夸大了其规模和繁荣程度，将一些简陋的定居点描绘成宏伟的城市。

到了文艺复兴后期，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教会大学及耶稣会、共济会等教会组织开始有组织地参与到伪造西方古代史的活动中。何新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这一行为得到了罗马教廷和各国王室的认可。当时的欧洲社会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崛起，他们渴望摆脱宗教束缚，追求世俗权力和财富。而一个辉煌的古代历史，能够为他们的崛起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文化支撑。同时，教会也希望通过塑造一个强大的西方古代文明，巩固自身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对抗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伪造行动悄然展开。

1717 年，共济会长老安德森爵士撰写的《共济会大宪章》成为这一伪造工程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份宪章中，勾勒了 “共济会建筑师历史五千年”，为后世伪造西方古代史搭建了基本框架。共济会作为一个在欧洲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组织，其成员涵盖了众多贵族、学者、商人等社会精英。他们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影响力，将虚构的历史故事传播开来。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文人参与到这场造伪行动中，他们依据中国典籍中的体例、概念和故事情节，编造出大量关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典籍、历史和编年史。例如，在对古希腊哲学的伪造中，参照中国古代哲学的思辨方式和理论体系，构建出看似高深莫测的古希腊哲学体系，将一些原本不存在的哲学家和哲学观点强行植入历史。

19 世纪末，7 卷本《共济会世界历史》的出版标志着 “西方中心” 工程基本大功告成。这部著作系统地将伪造的西方古代史进行整合和传播，通过大量的文字描述、所谓的考古发现以及学术论证，试图让全世界相信西方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中心，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成就。此时，西方伪造古代史已形成大规模、系统化、体系化的态势，从历史文献到考古遗址，从文化艺术到科学技术，全方位构建起一个虚假的西方古代文明世界。

西方伪造古代史的目的十分明确，核心在于确立人类文明 “西方中心论”，否定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进而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获取优势地位。在文化上，西方希望通过塑造一个辉煌的古代文明，让中华文化黯然失色。当西方将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描绘成人类文明的源头，拥有高度发达的哲学、科学、艺术等成就时，就能够贬低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例如，在对古代科学技术的描述中，西方夸大古希腊、古罗马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而对中国古代在这些领域的卓越贡献，如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张衡地动仪的发明等，进行忽视或贬低。

在政治方面，“西方中心论” 为西方的殖民扩张和全球霸权提供了理论支持。当西方宣称自己的文明是最优越、最先进的，就有了 “教化” 其他民族的借口。在殖民时期，西方列强以传播文明为幌子，对亚非拉地区进行残酷的侵略和掠夺，破坏当地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将 “落后” 的民族纳入西方文明的体系，这种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伪造的西方古代史所构建的文化优越感。

从经济角度来看，确立 “西方中心论” 有助于西方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宣扬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西方产品和技术被视为高品质、高科技的象征，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高的利润。同时，西方的教育体系、学术标准也成为全球的标杆，其他国家为了追赶西方，不得不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和学术理念，这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在知识经济领域的优势。

众多学者对西方伪造古代史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揭露。何新先生在《古希腊伪史考》中，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细致考证，指出描述希腊历史的西方史料存在诸多问题。这些史料既非源自希腊本土，也多非一手直接史料，很多甚至不是用希腊文写成，其真实性大打折扣。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流传过程中疑点重重，早期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却在后来突然大量涌现，且版本众多，内容差异较大，很可能是后世伪造或篡改的结果。

浙江大学艺术史教授河清先生即将出版的《历史的阴谋 —— 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更是以详实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图画，生动地揭露了西方人从文字虚构到假想图、设计图虚构，再到大规模伪造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迹、遗址的全过程。河清先生指出，西方在伪造这些古迹、遗址时，存在诸多不符合历史逻辑和科学常识的地方。以埃及金字塔为例，其建造技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难以实现，而且相关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同时，西方在对这些古迹、遗址进行宣传时，往往夸大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误导公众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认知。

西方伪造古代史是一个持续数百年、涉及多方势力的复杂行为，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剖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同时也应更加珍视和传承真实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原人类文明发展的真实面貌。

来源：由心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