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所属各军随即陆续由广州出发北上，长驱直入，进入湖南境内，攻下长沙，直逼武汉三镇。同年10月10日占领武昌城，俘获刘玉春、陈嘉谟以下官兵2万余人，吴佩孚部队土崩瓦解，国民革命军控制了湖北省全境。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所属各军随即陆续由广州出发北上，长驱直入，进入湖南境内，攻下长沙，直逼武汉三镇。同年10月10日占领武昌城，俘获刘玉春、陈嘉谟以下官兵2万余人，吴佩孚部队土崩瓦解，国民革命军控制了湖北省全境。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如破竹之势，震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给安徽省的军事政治造成特别深远的影响。当时，自封为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驻节在南昌，为支援吴佩孚而与国民革命军作战。迨吴佩孚主力被歼灭后，孙传芳作垂死挣扎，将驻安徽的地方军阀陈调元、王普等部纷纷调集到江西境内，企图决一死战。此时，安徽省教育经费停发，全部挪作军费开支，各中学提前放假，我亦返回家乡。
秋浦与江西省的波阳、彭泽两县毗邻，有一条大道直通波阳，当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移兵东下江西省时，我县就流传着许多北伐军打败北洋军阀的传奇故事。待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九江后，更是越传越广，越传越奇，甚至有人说北伐军只用一班人，人人手拿葫芦弹，乘着芦柴编成的筏子过江，就消灭了孙传芳部队1000多人，好像是天兵天将一样。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人民欢迎北伐军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由江西东来经过我县的过往商旅，一致赞扬北伐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江西民众的爱戴。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听到江西境内开展工人、农民运动，废除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更盼望国民革命军早日到来。
1926年12月间，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卢香亭残部2万余人，由江西败溃下来，进入我县，经过尧渡街，去南京集结。该部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把一米见方的"卢"字帅旗卷起来，扛在肩上而过。所经之处，抓丁拉夫，奸淫掠夺，勒索钱财，强派粮饷，民众恨之入骨。到达尧渡街时，家家关门闭户，只由商会会长出面筹款，送给他们钱财。卢香亭残部败走后，留下安徽省地方军阀王普混成旅的一个团，驻守在秋浦县城内文庙里，担负向江西方向的警戒任务。浦县城内文庙里，担负向江西方向的警戒任务。
这时，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县有股土匪刘老八，乘着军阀部队惊魂不安之际，率领股匪200余人，在一天深夜占领尧渡街，摸进秋浦县城，打了几个土制的手榴弹，放了十几枪，王普留下的这个团以为是浦县城，打了几个土制的手榴弹，放了十几枪，王普留下的这个团以为是国民革命军来了，竟吓得一枪不发地弃城逃到东流张家滩。后来知道是刘老八土匪武装，才又重新攻入县城，抓到刘老八并俘获了其全部武装。
1927年初的一天，雪后放晴，秋浦山城呈现出一派妖娆景象。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由江西境内出发，沿着皖赣主要大道，挥师东下，经秋浦县石门街、昭潭、永丰、陈家巷、官港等地直抵尧渡街。这一线北洋军阀部队没有布防一兵一卒，国民革命军未遇到任何抵抗，进展神速。其先头部队为第六军第十七师，在师长张振武率领下于这天黎明前到达尧渡街，继续向县城前进。当时，驻在县城内王普混成旅的一个团，以为仍像刘老八匪部上次攻城那样，不会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不敢弃城逃跑，怕再次受到上级处分。于是，派出部队出城抵抗，在西门外胡家、南门岭一带与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遭遇，双方发生战斗，激战一小时左右。王普部队发现对方火力很强，并有轻重机枪射击，不能支持，遂且战且退，弃城向张家滩方向溃逃。国民革命军随即占领了县城，继续向东追歼残敌。当时，东北方向激战枪声惊醒了我的全家，父亲母亲把我和哥嫂一齐叫醒，穿好衣服，静静地聚集在一间房子里，只听到尧渡街上有吱吱喳喳的行进脚步声。父亲沉思良久，轻声议论说："这次的枪声与上次刘老八股匪来时的情况不同，仗打得比较激烈，可能是北伐军来了。前几天光明甫来信也说，国民革命军已做好了东征的准备工作，不久将从赣鄂两省境内出发。"随着枪声停止，天已微明，街上仍有行人脚步声音。父亲要我从门缝里朝外看看街上的情景。我从门缝里隐约地看到街上走着整批整批的部队，由上街头向下街头陆续向县城方向前进。我拉着哥哥来同看，哥哥看到队伍穿的是灰色军装，全副武装，每个连队前头还打着一面镶有四面红边的青天白日的军旗，高兴极了，说："北伐军来了！"连忙回去告诉父亲。父亲听到后，笑嘻嘻地连声说："好了！好了！终于盼到了。"这时，国民革命军的政工人员已沿街挨户叫门，说："民众们！快快开门，不要惊慌！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是来打北洋军阀的。我们是民众的队伍，一不扰民，二不住民宅，你们照常做生意。"父亲叫我快把大门打开来。我刚开门，走上街头，有个政工人员就前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们是国民革命军！"问我怕不怕？我说："我怕什么呢！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的军队，信仰三民主义。"接着左邻右舍都开了大门，大家拥上街头，像节日看灯一样，围观部队，喜笑颜开。
我父亲见到国民革命军来了，十分激动。他立即回房拿一顶礼帽戴在头上，对我说："我出去一下，找国民革命军指挥机关联系。"恰好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部就设在尧渡街我家斜对门的天主教堂内。天主教堂一直被视为租界，除了教徒可以进去做礼拜祈祷以外，任何中国人都不能入内。这次师部驻进天主教堂里，法国神甫连一个"不"字也不敢说，大家都拍手称快。我父亲通过哨兵，走进师部，找到师长张振武，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张振武热情地接待了我父亲，问了一些地方情况，最后谈到联系党务问题一事。张振武说："这不是师部范围内所能解决的事。而且师部不能在此停留，还要东去追歼残敌。关于秋浦县地方党务问题，须要等军部到来解决。军部今天下午就能到达。"
当天下午，第六军军部到达尧渡街，驻在尧渡街中街商会内。商会对面是富绅周吉如家的一幢新宅屋，未有人住，第六军政治部就驻在那里。我父亲找到第六军军部，军长程潜接待了他。我父亲原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失败后，一贯反对北洋军阀统冶，后又成为国民党党员，一直与安徽省党部的光明甫、朱蕴山等人保持通信联系。我父亲除详细谈了地方情况外，着重谈的是秋浦县党务组织问题。程潜写信介绍父亲去找第六军政治部秘书长李世璋商谈，因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即林伯渠）未随军来秋浦。父亲找到李世璋，商定了成立秋浦县党部及其具体步骤。第六军是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军长程潜是国民党左派将领；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是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军政治部秘书长李世璋既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中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因此，第六军政治工作强，部队素质好，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经过我县时，一不拉夫，二不筹款，三买卖公平，四不住民宅。当时部队官兵都是住在祠堂、庙宇、公房及其它公共场所。军部、师部和大部分部队都是驻在尧渡街，只有一个团驻在县城里警戒。官兵对老百姓和和气气，老百姓都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队伍。过去只是听到过往商旅说国民革命军好，现在才是真正亲眼看到国民革命军好。"商店照常开门营业，社会安定如常，居民热情地烧茶送水，充当向导，帮助运输，筹集粮草，积极支援国民革命军东征，消灭北洋军阀孙传芳的残部。
第六军政治部到达尧渡街后，立即派出大批宣传队员到街头、县城内及其周围邻近的村庄，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张贴各种标语口号、漫画、战报。内容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现耕者有其田！""工农兵联合起来！""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合作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等等，一律是石印的。宣传队员还散发各种传单、图片、小册子等宣传品，如《北伐宣言》、《总理遗嘱》、《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等，还有孙中山的照片、程潜的照片、林祖涵的照片以及部队出版的一些战况报纸。宣传队员都携带有旧式装有大喇叭的留声机，每到一处民众集聚的地方，先用手摇播放一些孙中山的演讲片或者是一些国民革命歌曲，如"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之类。然后登台演讲，宣传北伐讨逆的意义，宣传北伐战况的胜利情况，号召秋浦县民众组织起来，成立工、农、商、学、青年、妇女各种协会，发展工农民众运动，支援国革命军，掀起大革命的高潮，完成国民革命任务。
当时，我年轻热情，积极联络一批旅外学生和青年店员，配合第六军政治部宣传队的活动。我为他们当向导，找广场，动员周围民众来听演讲，同时，帮助他们贴标语，散传单。宣传队对我也很热情，认为我懂得不少国民革命的道理。以前我只知道父亲是同盟会会员，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哥哥参加五四运动，到北京请愿被北洋军阀政府押送回来，而不知道他们是国民党员。这次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到来，才晓得他们也是国民党员。因此，我为宣传队工作也就特别卖力。
第六军政治部到达尧渡街的第二天上午，在县城兰溪公园召开了有各界民众数千人参加的军民庆祝大会。大会由军政治部秘书长李世璋主持，首先说明召开这次大会的意义。当时军党代表林祖涵未到秋浦，由军长程潜发表讲话。他介绍了国民革命运动全面发展的情况，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扶持北洋军阀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行为，宣讲了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总理遗嘱、北伐宣言的要点、意义与主张。他号召秋浦各界民众组织起来，拥护国民革命，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支援北伐军，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三民主义的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改善而斗争。程潜的讲话结束时，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在这次大会上，李世璋代表第六军政治部宣布成立国民党秋浦县党部，由欧阳孔锐、欧阳良助、徐启铭、徐家康、徐桢、张法家、张绥家七人为委员组成，并以欧阳孔锐、欧阳良助、徐启铭三人为常务委员。
当天下午，李世璋邀集秋浦县党部七名委员到第六军政治部座谈，商定有关内部分工问题，推选常委欧阳孔锐负总责，常委欧阳良助兼组织部长，常委徐启铭兼宣传部长，徐桢为青年部长。同时，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一、积极筹建区党部、区分部的组织，发展国民党员，首先将城区（包括尧渡街在内）区党部建立起来。拟订在半年内召开第一次全县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二、分别召开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各界民众会议，成立秋浦县的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青年联合会、妇女协会等民众团体，并确定了各民众团体负责人的人选。商民协会由原商会为基础改组；三、开展工农革命运动，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根据民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提出要打倒的土豪劣绅的名单；四、开展拥护国民革命军的运动，支援北伐军东征杀敌，消灭军阀孙传芳。秋浦县党部于次日在县城内兰溪公园里的楼房挂牌，开始对外办公。随后在第六军政治部指导下，秋浦县党部召开了各界民众代表联席会议，宣布成立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青年联合会、妇女协会，推选出各个协会的负责人。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分别由县党部委员张绥家、徐家康担任；青年联合会推选我和陈仲亭负责。这些协会和联合会办公机关都设在尧渡街，而不是设在县城内，因为县城内居民少，商业不发达，职工有限，地处偏僻，只是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政治中心，而尧渡街则是经济、文化、商业、交通的中心。尧渡街的革命气氛十分高涨。
秋浦县党部成立后，又与第六军政治部联合在尧渡街的上街头戏台前的广场上，召开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军民庆祝大会，四乡农民都手持写着各种革命口号的彩旗，前来参加。大会由秋浦县党部常委欧阳孔锐主持，李世璋代表第六军政治部讲话。他根据各界民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赵应龙、郑龙泉、王雨生、张培松。全场掌声雷动，一致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赵应龙、郑龙泉、王雨生、张培松的口号。民众代表纷纷登台，揭发控诉赵应龙等四人。一贯勾结反动官府，包揽词讼，私设公堂，重利盘剥，欺压工农的种种罪恶事实，更加激起到会民众的公愤，一致举手通过逮捕赵应龙等四人进行公审的决议。那时，北洋军阀委任的县知事郑宝年已逃跑，第六军政治部新委派的县知事也参加了这次的大会，当场表示坚决地支持到会民众的要求，又一次引起到会民众的热烈鼓掌，高呼拥护革命的新政府，打倒土豪劣绅赵应龙、郑龙泉、王雨生、张培松！大会结束后，举行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从尧渡街的上街头广场出发，沿着三里长街向东行进，一路敲锣打鼓，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赵应龙等四人的口号，高唱着国民革命军歌，直达到下街头的大桥头才散会，秋浦县工农革命运动形成了一个高潮。大会上提出要打倒的四个土豪劣绅，除赵应龙住在离县城有50里远的马田村外，其余三人都住在县城内。他们三人自知劣迹多端，罪行严重，在国民革命军到达秋浦县后，即躲藏到其亲戚家中。那时，我们缺乏斗争经验，没有在召开军民庆祝大会以前把他们抓起来，而是等待在庆祝大会上提出并通过决议以后再去逮捕他们。谁知在大会通过打倒他们四个土豪劣绅的决议时，被其亲友知道，立即报告他们的家属，以致郑龙泉、王雨生、张培松三人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出逃到省会安庆。当我们派人去逮捕他们三人时，他们已逃之夭夭。赵应龙的家乡因国民革命军没有到达，农民协会亦尚未组织起来，我们派人去也未抓到。
第六军经过秋浦停留的时间不过一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民众的影响却很深远。从此，偏僻沉寂的小小山城卷起了革命大风暴的巨浪。国民革命军东去以后，秋浦县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后方。那时，安徽省因战争关系，中学均未开学。我留在家乡，在秋浦县党部的领导下，负责县青年联合会的工作，从事革命活动，填表要求加入国民党。那时，县青年联合会的工作，主要是干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开展宣传工作。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宣传三民主义的内容；宣传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宣传战局发展情况，支援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任务。第二件事是发展青年联合会会员。秋浦县教育事业落后，全县没有一所中学，旅外读书的大、中学生也不多。县青年联合会开始时是以旅外中学生为骨干组织起来的，但主要是吸收发展青年店员、学徒工人会。那时青年店员、学徒工还有一些思想顾虑，怕被老板、师傅辞退。而有些老板、师傅亦威胁店员、学徒，不准他们外出参加活动。我们就要做老板、师傅的工作，或者通过商民协会打通雇主的思想。这是要花相当力气的，有时工作还很不顺利。至于发展农民青年人会，当时主要是由农民协会负责的。第三件事是组织广大青年学习时事政治和文化知识。学习时事政治，主要是使青年认清国民革命形势，提高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仇恨。懂得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懂得北洋军阀和军阀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懂得三民主义和民族、民权、民生的概念。对文盲青年，主要是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办夜校和识字班。通过学习文化，引起他们对时事政治的兴趣，并辅以政治思想教育。
正当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秋浦县工农革命运动向四乡迅速推开的时候，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兼江左军总指挥所辖的部队，占领了安徽省会安庆，继续沿长江北岸向下游发展。秋浦县出席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徐俊，奉安徽省党部之命，以特派员的身份于3月底返回秋浦，向国民党秋浦县党部传达了安徽省党部的指示，通报了蒋介石指使其右派反革命集团，在安庆制造三二三惨案的经过情况。在安庆三二三惨案发生后，蒋介石随即宣布成立以国民党右派分子葛晓东、路锡祉、汤志先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安徽省清党委员会，进行反共清党，血腥镇压安庆革命人民。同时，蒋介石扣压了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的命令，擅自委派刚刚归顺的安徽省军阀陈调元为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并网罗杨虎、刘文明，国民党右派分子，安福系、政学系等封建官僚余孽为安徽省政务委员会委员，集各类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于一体。蒋介石还怕陈调元兵力不足，刚刚归顺，威信不高，另调由原云南军阀部队改编的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率部移驻安庆，协同陈调元镇压安徽省革命运动。从此，安徽全省境内处在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白色恐怖之下。
安庆落入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之手，国民党（左派）安徽省党部被迫撤离安庆，迁往武汉。安庆局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秋浦县革命形势。徐俊还向秋浦县党部传达了安徽省党部的指示，要秋浦县党部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预先做好应变的措施。徐俊在详细了解了秋浦当时形势后，与秋浦县党部同志共同研究了秋浦局势变化发展的可能前途。大家认为安徽省会既已为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势力所控制，又增派陈调元、王天培两支由旧军阀归顺的武装到安庆，秋浦局势一定会发生逆转。不过，秋浦地处偏僻，与江西接壤，驻守在江西境内的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当时是属于国民党各派力量中的中派。因此，秋浦局势的变化可能来得要缓慢些。当时，秋浦正处在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大家认为必须抓紧这段有利时机，深入开展组织工农民众力量，打下强固的工作基础。因此决定：一、县党部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农民运动方面，大力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建立农民自卫军，保卫革命利益。二、深入基层工作，埋头苦干，不做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静观局势的发展。三、县党部委员分散活动，不要都集中在县城里办公。县城里土豪劣绅的势力强，而我们的民众基础弱。为了接受省党部被捣毁的教训和防止发生突然事件，决定只留个别委员在县城机关办公，应付日常事务。今后，县党部的重要会议都移到尧渡街来开。如果局势恶化，再做第二步打算。
当我们按照秋浦县党部的部署进行工作时，获知我县外逃的土豪劣绅郑龙泉等人，正在安庆同国民党安徽省清党委员会相互勾结，策划反扑，阴谋颠覆秋浦县党部，镇压秋浦革命运动。不久，国民党安徽省清党委员会委派土豪劣绅赵应龙之婿李家骥与郑龙泉之子郑伯崧等人回到秋浦，组成所谓国民党秋浦县清党委员会。他们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利用其封建反动的社会基础，收买一批地痞流氓，成立一支20余人的反动地主武装保安队，效法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三二三惨案，捣毁了设在兰溪公园的国民党（左派）秋浦县党部机关，实行反革命复辟。由于秋浦县党部事先有准备，机关工作人员已全部撤离县城，没有受到任何伤亡。自此，秋浦县党部移至尧渡街办公，与各民众团体会合在一起。当时，我们与反动势力以南门岭为界，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占据县城，我们退守尧渡街，暂时形成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相对峙的局面。
秋浦县城内是封建势力占优势的地方，土豪劣绅赵应龙的女婿又得到国民党安徽省清党委员会的支持，被委派为秋浦县清党委员会的委员，手中又有一支反动地主武装保安队，对秋浦县党部的威胁很大。双方的斗争潜在地进行着。尧渡街上左派革命势力占优势，工、农、青、妇和其他民众的发动也比较充分，故县城内清党委员会的反动势力和地主反动武装保安队还不敢贸然侵入尧渡街，一时还可以相安无事。但是，秋浦县党部撤至尧渡街后，最大的问题是手里没有一支自己的武装以对付反动地主武装保安队的进攻。当时，依靠的是原商团武装十余人，在商会改称为商民协会后，这支武装已由秋浦县党部控制掌握。另外，尧渡街有警察武装十余人和税警武装数人，警察所长与税务所长都是第六军军部委派的，与秋浦县党部密切合作。秋浦县党部把上述三方面武装力量组织起来，统一指挥使用，加强尧渡街下街头大桥对县城方向的警戒，防止地主反动武装保安队的突然袭击。同时，秋浦县党部还采取了其它一切应战措施，如加强城郊周围农民协会的工作，派遣便衣侦察，秋浦县党部和各民众团体负责人一般都不住在自己家中，白天集中在中街私立张氏小学办公，因为这所私立张氏小学紧靠在警察所的隔壁，对面又是商团驻地，地点适中，一旦有事，便于及时转移。当时形势是很紧张的，城内地主反动武装保安队也不时放出空气说要进占尧渡街。我随县党部的一些委员，每天都要到县城西北乡村打听县城里的消息，了解情况。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处在一种剑拔弩张的形势之中。
【欧阳惠林（1911.10--2009.02），安徽省东至县洋湖镇北山村人。1927年1月参加大革命运动，从事工农青年工作，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受党组织委派先后任闸北区民众反日救国会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闸北区委宣传部部长、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欧阳惠林同志历任中共湖南省工委秘书处干事，皖南特委秘书，苏皖区党委秘书长，苏皖特委书记兼苏南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苏皖区党委、苏南区党委、苏浙区党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在1943年3月成立的苏南行政委员会被推举为委员兼苏南行政公署秘书秘书长、文教处处长和1944年10月创刊的苏皖区党委、苏南区党委机关报《苏南报》担任社长。解放战争时期，欧阳惠林同志历任中共华中分局秘书处处长、巡视团团长，中共华中第一地委副书记，华中工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苏南区党委秘书长兼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农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2009年2月13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8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