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
郑永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
PREFACE
第15录 编者按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4月1日说，俄罗斯和美国正在准备新一轮会谈，以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并实现接触正常化。继俄美2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首轮会谈后，俄罗斯和美国正在准备新一轮会谈，以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并实现接触正常化。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俄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势必牵动全球目光。日前，有西方媒体宣传特朗普在扮演所谓“反向尼克松”的角色从而达成“联俄抗中”的目标。就这一问题，本文指出，“反向尼克松”的观念与特朗普的思路之间具有相当的距离。与前任拜登打“意识形态牌”不同，特朗普作为老式现实主义者，他的对华战略更多基于“交易”。然而，不论特朗普是否真正有能力重塑“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国对此必须有自己的战略思维和目标，不能被其它大国牵着鼻子走，而应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去积极参与“新大三角”构架的塑造。
今天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其中，中国民众最为关切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就结束俄乌战争而进行的相当频繁的接触和交往了。这种关切并非没有道理。尽管中国不是俄乌战争的当事人，但俄乌战争如何结束必然会影响未来的世界秩序。或者说，美俄接触不仅会影响中美关系，更会影响未来“中美俄大三角”关系。
最近，特朗普就中美俄关系再次传达出他的所思。2025年3月19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大国之间更紧密的关系表示谨慎，并概述了改善与这两个在世界舞台上所谓的“联合反美国家”之间关系的计划。在当天在结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后不久，特朗普这么表述：“作为一名学过历史的学生——我看过所有的历史，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特朗普对中俄目前的友好双边关系的基础表示怀疑，称这不是“自然的”。他还补充说，“他们（中俄）现在的关系可能很友好，不过，我们也将会与这两个国家友好相处”。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最近（2025年2月）在受访时就美国和西方世界日益流行的所谓“反向尼克松”的观点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成功地将他们（俄罗斯）从与中国人的关系中完全剥离出来。我也不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互相牵制对全球稳定有好处，因为他们都是核大国，但我确实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俄罗斯人越来越依赖中国人，仔细想想这也不是什么好结果。”
无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还是再次参与总统竞选期间，或是其第二任期执政以来，他已经就中美俄之间的关系表述过很多次了，且这些表述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至少表明特朗普对中美俄关系有自己的思考，而并非完全是他人的意志。实际上，特朗普对其它事务的思考也是如此，只不过他的思想过于“与众不同”，美国精英和大多数西方精英人物既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而已，更不用说是其它国家的人们了。
01 特朗普是否在扮演
“反向尼克松”的角色？
在世界范围内，对中美俄三大国之间的关系，人们最为关切的是特朗普是否扮演一个“反向尼克松”的角色。如果“尼克松”指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自尼克松政府后利用中苏交恶、“联中抗苏”所做的努力，那么“反向尼克松”指的是特朗普通过在乌克兰等问题上拥抱普京的立场的方式将俄罗斯和中国分裂开来，从而实现“联俄制中”的目标。
“反向尼克松”是不是特朗普本人的想法，人们不得而知，但这的确是很多美国精英的想法。在特朗普第一任刚刚上任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广泛报道说，基辛格先生建议特朗普转向俄罗斯，以实现“联俄抗中”。此后，美国也的确出现了不少“反向基辛格”，拼命建议美国要转向“联俄抗中”战略。
实际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间，美国把中国界定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到拜登时期，更是把中国界定为在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志和美国进行竞争的国家。拜登时期在中国周边构建了越来越多的“团团伙伙”（即“多边小联盟”）来围堵和对抗中国。现在，特朗普再次登台，他对美国传统的联盟体系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试图从联盟体系中撤退出来。拜登执政四年所做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再结盟而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即所谓的“民主”对抗“暴政”。今天，特朗普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他转向了和俄罗斯修好，甚至不惜以牺牲“为民主而战”的乌克兰的领土利益和“背叛”民主盟友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
特朗普宣布实施对等关税，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但这样做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反向尼克松”？根据特朗普的说法，他这样做是同时要“和中俄友好相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最近（2025年3月19日）著文说，对于特朗普，人们“一个字也别信”。尽管弗里德曼的说法也有道理，但如果人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反向尼克松”的观念与特朗普的思路之间具有相当的距离。
02 中国要有自己的文明立场
自然，人们并不知道特朗普是否有能力改变美俄和美中之间的关系，是否有能力重塑“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以及特朗普想塑造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怎样的。但是，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此必须有自己的思维、思路和目标。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我们不能被其他大国（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牵着鼻子走，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去塑造这个大三角关系。
现实并不乐观。在俄乌战争发生以来，中国的网络舆情一直是分裂的。有亲俄罗斯的，希望中国公开站在俄罗斯这一边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进行对抗；有亲的美国的，希望中国公开和俄罗斯决裂，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这一边。今天对特朗普以牺牲乌克兰来“求和”俄罗斯，人们的立场也差不多。对那些亲俄罗斯的人来说，他们为特朗普的行为为俄罗斯感到高兴；而那些原来亲美国的人来说，则是对特朗普的背叛行为感到愤怒，而同情乌克兰方则对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硬起来”感到雀跃。
尽管对特朗普行为的反应上，中国网民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的网民并无特别不同，但是无论是崇拜特朗普实力政治者还是劝说泽连斯基“卧薪尝胆”者都不应该是一个曾经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无数不平等条约而被“欺负、挨打、瓜分”的国家的国民所应当持有的态度。我们曾经指出过，这种行为都是对中国自己历史的背叛。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写照。当人们看到特朗普公开训斥泽连斯基的场景时，应当最先想到的是李鸿章到日本签署《马关条约》的场景。泽连斯基的遭遇和李鸿章的遭遇有什么不同呢？除了时代不同，本质是一样的。（见《国家当自强》一文）
无论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还是未来世界秩序，作为文明大国的中国，必须具有自己的文明立场。我们既不能把自己视为是美国，也不能把自己视为是俄罗斯。如果没有自己的文明立场，那么中国就很难实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
在与普京进行通话后，特朗普发文称，通话“非常好且富有成果”（图源：Truth Social）
03 西方“扩张主义”
导致“自由秩序”的解体，
为何中国不一样？
无论是俄罗斯的衰落还是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衰落，都是扩张主义的必然后果。俄罗斯的衰落早就在苏联扩张主义时代就播下了种子。二战之后，以苏联为核心的“华约”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都各自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一个是社会帝国主义，一个是资本帝国主义。苏联的过度扩张不仅最终导致了“华约”的解体，更导致了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解体，演变成为了今天的俄罗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俄罗斯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和当时的苏联同日而语的。
同样，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国际秩序”解体的原因也在于扩张主义。这里的原因在于“自由”两字，而非“国际秩序”。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误以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后和最终的胜利。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论广泛流传，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好、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高涨到了一个极点。俄罗斯的叶利钦幻想着俄罗斯能够“进入”西方阵营，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都是俄罗斯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普京早期也是这么幻想的。为了变成西方的一员，俄罗斯、美国和欧洲的确做了一些努力。可惜，俄罗斯被西方所拒绝，并被排挤在外。这表明一种“扩张主义”不可能接受另一种“扩张主义”。逻辑很简单。美国既不能接受外部的挑战者，更不可能接受一个内部的挑战者。一旦俄罗斯成为西方国家，那么岂不是可以从内部挑战美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不接受俄罗斯，更是开启了北约的大扩张，直至扩张到俄罗斯的“后院”。从这个角度看，俄乌战争是俄罗斯作为战斗民族的自然反应。虽然苏联的解体使得俄罗斯从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衰落到一个被西方普遍视为是“二流”甚至是“三流”的国家。俄罗斯依然是一个核武大国，它不可能不寻求足够的生存空间。为此，俄罗斯选择从以往的加盟共和国入手，进行反击也好，再次扩张也好，其基础是寻求安全。
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在苏联解体之后，当时兴盛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目标便是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容许中国加入当时依然是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有企图和目标的，即希望通过此举改变中国，让中国变成一个类似西方世界那样，成为一个美国可以轻易操控的国家。但美国没有成功，而中国成功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正如中共十九大所表述的，既获得了发展又保持了独立。中国通过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而得到了发展，但在政治上变得更加独立。不仅如此，中国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开始了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崛起也对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产生了压力。无论是内部的发展还是外部的崛起，这是美国所没有意料到的。今天美国精英们最大的反思，在于他们无能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不是美国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美国？
尽管美国精英没有答案，但他们开始达成共识，即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无论在新冠期间还是在俄乌战争中，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意识形态攻势，围绕着所谓的“民主”与“专制”来打压中国或者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友好关系。这种架势非常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和西方阵营对苏联阵营的打压。在新冠期间，美国把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有效治理污蔑为“数字专制主义”。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西方把这场战争界定为“民主阵营”针对“专制阵营”的战争，并且始终把中俄绑架在一起，视俄罗斯为中国最大的支持力量。在学界和政策界，美国则开始塑造所谓的“全球东方”的概念，把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绑架在一起，并把四国妖魔化为“邪恶轴心”。
美国和西方的打压、“绑架”和对立也直接加剧了台海局势的紧张。这些年来，外在世界总体上把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绑架”甚至等同起来。美国等国家有效加大了对台湾地区的支持，这种支持又鼓励着台湾地区的分裂势力。
美国批准出售价值约2.28亿美元军备件台湾军方（图源：美国之音）
04 特朗普的“交易观”
能带来“大转变”吗？
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或许会是一个大转变，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特朗普是一个赤裸裸的老式的现实主义者。和传统的美国精英不同，特朗普承认中国崛起这一现实。美国传统精英（例如民主党的拜登和一些共和党人）坚定地相信，美国一定能够打败中国，也必须打败中国，但特朗普本人和他执政团队的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承认是美国和中国打交道的前提。他的地缘政治观念尽管体现出浓厚的老式帝国主义色彩，但同时也更具有现实主义的味道。
再者，特朗普的基本判断也无可非议。在特朗普看来，如果美国认为旧秩序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美国没有能力来维持这个旧秩序，那么就应当把它抛弃，而面向未来的新秩序。不过，历史地看，尽管很难说世界秩序都是大国塑造的，但大国无论在塑造国际秩序还是维持国际秩序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也必须从重塑“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入手来重塑世界体系。
但对于特朗普所提出的要和俄国与中国都“友好相处”，则是令人怀疑的。这几乎要求特朗普有能力改变美国文化。尽管特朗普革命的本质是一场“文化革命”（需要另文论述），但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特朗普真的能够做得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苏冷战中，美国的文化都是反俄罗斯的，特朗普要纠正这种文化谈何容易！因此，大多数美国精英们并不相信特朗普。
的确，无论是文化还是现实利益来看，人们所担心的美俄结盟的难度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尽管美俄都属于高加索白人文明，但美俄分属两种不同的宗教，都具有扩张主义性质。现在又被视为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系。如前所述，今天的美俄关系是美俄两种扩张主义互动的产物，那么特朗普又如何能够促成这两者的和平相处？
对中国来说，尽管中美和平相处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愿望，但很少有人会把中美和平相处寄托在特朗普身上。我们欢迎特朗普的类似表述，但和平还是需要我们自己作出巨大努力。
特朗普的“商人”背景在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外交政策。在他那里，几乎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尽管外交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不了“交易”，但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在经贸问题上，有买有卖，这是交易；但在领土问题上，如何交易？在所有领土问题上，包括加拿大、巴拿马、格陵兰岛、加沙等，特朗普都在使用其“交易观”。但如果特朗普强迫乌克兰用牺牲领土来实现和平，那么这个世界又回到了老式帝国主义时代，因为这并非“交易”，而是不平等条约。因此，他的行为不仅被普遍视为荒唐，迄今也没有成功。
再者，特朗普执政只有四年，如何在短暂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交易？即使假设他有足够的时间把其思想转化成为现实，但当他意识到不是什么都是可以拿来交易的时候，他又会怎么做？
不过，人们不应轻易否定特朗普的“交易观”，甚至也可以希望他的交易方法能够帮助美国突破其今天面临的外交困境。如果合情合理，通过“交易”方法总比传统的武力方法要文明一些，减少一些牺牲。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2025年4月2日在台海举行“海峡雷霆-2025A”演练，图为演练中实弹发射的箱式远程火箭炮（图源：联合早报）
05 中国应如何参与
“中美俄大三角”的塑造？
对中国来说，必须意识到，未来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如何并不决定于特朗普式的交易。或许，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以交易的，但“大三角”的构架并非特朗普式交易所能确立的，而是取决于中、美、俄三者的互动。
因为“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基本决定了未来国际秩序的构架，我们必须积极参与这个构架的塑造，而非仅仅是简单的回应。
第一，独立自主最为核心。我们必须和美国、和俄罗斯发展双边关系甚至多边关系，但所有关系都必须是自主的，不为任何一方所绑架。如前所述，美俄的扩张主义具有相同的逻辑，但我们不是这个逻辑的一部分。我们的文明不具有扩张性。今天，我们有十足的能力和信心来防御利益遭受侵犯，但我们对扩张主义不感兴趣。
第二，在这三边关系上，我们需要预防最坏的情形发生，即上述所谓的“反向尼克松”的实现，美俄结盟来瓜分中国或者中国的利益。这种情形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忘记历史就是背叛。
第三，在避免了“反向尼克松”的情形之后，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形是，我们会长期处于两种扩张主义之间，在他们之间进行协调或者平衡。如果说美俄各自的扩张主义本身是一种制衡关系，那么在失衡的时候，需要外在的平衡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中国。
第四，在所有重要的国际事务问题上，包括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中国都必须表明我们的文明立场和国家立场。其中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最为核心。
第五，尤其要把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用到解决台湾问题上。多年来，西方混淆视听，把乌克兰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同起来。乌克兰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但台湾地区从来不是。如果说俄乌战争是俄罗斯为了地缘政治安全而战，那么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是为了主权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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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15录（总录第58录）
未来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如何并不决定于特朗普式的交易。或许，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以交易的，但“大三角”的构架并非特朗普式交易所能确立的，而是取决于中、美、俄三者的互动。
——郑永年
《独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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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郑永年：后俄乌战争的国际（无）秩序
独思录｜郑永年：人工智能与外交
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