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76年的巴伐利亚，一个名叫“光明会”的秘密组织悄然成立。它的发起人亚当·韦索滋，当时还相当年轻，只有28岁，身份是当地的一位法学教授。这位韦索滋先生，早年其实是在耶稣会大学里讲授教会法规的，按理说应该对教会体系相当熟悉和维护才对。但他似乎对当时教会严格控制
这位教授有点“叛逆”
1776年的巴伐利亚，一个名叫“光明会”的秘密组织悄然成立。它的发起人亚当·韦索滋，当时还相当年轻，只有28岁，身份是当地的一位法学教授。这位韦索滋先生，早年其实是在耶稣会大学里讲授教会法规的，按理说应该对教会体系相当熟悉和维护才对。但他似乎对当时教会严格控制知识传播、垄断思想解释权的状况越来越感到不耐烦。或许是源于这种不满，他开始酝酿一个计划，一个试图绕开现有权力结构，传播新思想的计划。
韦索滋利用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和人脉，开始秘密地联络、吸纳他认为志同道合的社会精英。这些人可不是一般人，里面不乏像大名鼎鼎的诗人歌德、哲学家海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这样的知识界翘楚。可以想象，这些招募活动必然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可能是在大学的僻静角落，或是某个私人沙龙的晚宴之后。他们打出的旗号是“完美主义修道会”，听起来似乎与宗教有些关联，但内里却是在悄悄地分享和讨论当时正席卷欧洲的启蒙思想——那些关于理性、自由、挑战权威的新观念。
为了进行这些秘密活动，他们甚至会选择一些古老的城堡作为聚会地点。在这些远离尘嚣、充满历史感的建筑深处，他们围坐在一起，研究那些被教会严令禁止的炼金术手稿。这不仅仅是对禁忌知识的好奇，更像是一种姿态，一种对现有知识权威的挑战。为了确保组织的安全和信息的保密，韦索滋还设计了一套相当复杂的会员等级制度。新加入的人可能只接触到一些外围信息，只有经过层层考验，证明了忠诚和能力，才能逐步深入核心，了解到组织更深层次的目标和运作方式。
然而，这种秘密集会和传播“危险”思想的行为，终究难以长久地瞒过当权者的眼睛。光明会的活动，尤其是其潜在的反教会、反君主倾向，引起了巴伐利亚政府的警惕。到了1784年，也就是光明会成立仅仅八年后，政府终于下达了一纸措辞严厉的禁令，宣布光明会为非法组织，严禁其一切活动。面对官方的强力打压，光明会成员们不得不分散开来，组织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变得更加隐秘和难以追踪。
石匠们的神秘传说
谈及共济会，其历史面纱似乎比光明会更为厚重，也更显年代久远。虽然现代共济会的明确起点，通常被追溯到1717年，那一年，四个原本独立的伦敦会所（Lodge）在鹅与烤架酒馆（Goose and Gridiron Ale-house）集会，宣告成立了英格兰第一个总会所（Grand Lodge）。
大约在17世纪，英国的一些石匠会所开始接纳对建筑象征意义、古代智慧和启蒙思想感兴趣的绅士、学者和贵族。这一转变，为共济会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共济会所宣扬的理性、宽容、慈善和兄弟情谊等理念，与启蒙时代的精神高度契合，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政治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加入。
它的影响力也随之跨越大西洋，在新大陆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耐人寻味的角色。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共济会成员的身影几乎遍布革命阵营。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中，有超过50人佩戴着共济会的围裙或与之有关联，这个数字或许有所夸张，但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汉考克、保罗·列维尔等众多开国元勋确实是共济会成员。
乔治·华盛顿本人不仅是活跃的共济会会员，更在他1789年的总统就职典礼上，手按着来自纽约市圣约翰第一会所（St. John's Lodge No. 1）的共济会圣经宣誓。这本圣经以及据说他在奠定国会大厦基石时使用的泥刀和石匠围裙等物品，至今仍被珍藏和展示，成为共济会与美国建国历史紧密联系的物证。至于传说中提及的、与发明现代金融体系的犹太银行家相关的联系，则更显复杂和模糊，有时甚至被卷入后世的阴谋论叙事中。
大佬们的秘密聚会？
历史的指针指向1782年，地点是德国黑森州的威廉斯塔德（Wilhelmsbad）。这一年夏天召开的威廉斯塔德会议，是欧洲共济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性集会。其公开的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欧洲大陆共济会内部存在的各种分歧，特别是围绕着众多所谓“高级等级”（High Degrees）系统的混乱状态，以及像“严规礼仪”（Rite of Strict Observance）这样声称直接传承自圣殿骑士团并要求成员服从未知上级的体系所引发的争议。
在这次旨在澄清和统一的会议上，据说发生了更为隐秘的互动。根据某些记述和后来的指控，亚当·韦索滋创立的光明会成员，特别是他得力的助手阿道夫·冯·克尼格男爵（Baron von Knigge），也积极参与了这次会议。
克尼格本身就是一位活跃的共济会成员和作家，他试图利用威廉斯塔德会议这个平台，在众多共济会代表中施加影响，推广光明会的理念，并秘密招募成员。光明会的议程，虽然其核心是宣扬理性主义、反对迷信和专制，追求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但在反对者和后来的传说中，被描述为带有更为激进的目标，例如文初资料提到的“废除基督教”的纲领——这更像是对其反教会权威立场的极端化解读。
克尼格希望借助共济会已有的组织网络和在社会上层的影响力，来更快地实现光明会的目标。这种试图“渗透”或“利用”共济会的策略，据说在会议期间引发了与其他共济会派别，特别是那些更注重传统和神秘主义传承的代表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开始与这两个组织产生联系的说法，也大致从这个时期开始流传。
“全视之眼”瞅啥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与秘密结社紧密相关的符号，并没有随着组织的转入地下或转型而消失，反而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渗透进了更广阔的文化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的，莫过于那个被称为“全视之眼”（All-Seeing Eye）或“普罗维登斯之眼”（Eye of Providence）的图像。这个通常被描绘成嵌在三角形或金字塔顶端、散发光芒的单只眼睛图案，其本身的起源其实早于并独立于共济会或光明会。
在基督教传统中，它象征着上帝的全知全能和对世人的看顾（Providence），三角形则代表三位一体。大约在18世纪晚期，这个符号开始被共济会所采用，出现在一些会所的装饰和文献中，被赋予了与“宇宙的伟大建筑师”（Great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相关的哲学和道德含义，提醒会员们时刻处于神圣的监督之下，要行为正直。
真正将这个符号推向阴谋论风口浪尖的，是它出现在了美国的国徽（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背面设计上。这个设计方案于1782年由美国国会批准，包含了未完成的金字塔（象征国家建设的持续性和力量基础）、顶端的眼睛（象征上帝的眷顾）以及两句拉丁格言：“Annuit Cœptis”（他[上帝]赞佑吾人基业）和“Novus Ordo Seclorum”（时代新秩序，引自维吉尔的诗句，意指美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尽管参与国徽设计的委员会成员中，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确实是共济会成员，但历史学家指出，在当时的设计语境下，这个眼睛符号更多地是沿用了其普遍的宗教和启蒙时代象征意义，而非直接代表共济会本身。国徽背面的图案直到1935年，在时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共济会成员）的推动下，才首次被印在一美元纸币上。
许多人开始相信，这并非巧合，而是共济会乃至传说中与之合流的光明会，将其权力印记公然展示于美国货币之上，象征着他们对国家乃至世界金融体系的秘密控制。这个“全视之眼”连同金字塔的组合，从此成为了秘密社团阴谋论中最具辨识度的视觉符号。进入20世纪下半叶及21世纪，随着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兴起，这个符号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与秘密社团有关的元素（如特定的手势、方尖碑、猫头鹰、双头鹰等）开始在流行文化中反复出现。
它们出现在电影情节中（如《国家宝藏》系列直接将共济会传说作为故事核心），闪现在知名歌手的音乐录影带背景或舞台设计里，被印在服装潮牌上，甚至融入到某些公司的商标设计中。一些当代表演艺术家，例如文中提到的泰勒·斯威夫特，其演唱会上的某些编舞手势或舞台布景，会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隐含着共济会或光明会的象征意义。
一些人相信，这些符号的广泛传播，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意识渗透”或“编程”，目的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认知，为某个秘密议程铺路。当然，这种解读往往缺乏实证支持，并且容易陷入穿凿附会和过度联想。
参考资料：[1]李书军.例举19世纪英国共济会的重要出版物[J].兰州学刊,2012(12):205-207
来源：作家杨文山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