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数学者主张小题大做,用别的语言表述是做“窄而深”的研究。有的说要像乾嘉学术那样“为‘窄而深’的研究”,“见其‘为学问而学问’,使吾辈奋兴向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在治学方法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一个是小题大做,一个是大题小做。用比较专业一点的话说,是“窄而深”的专题研究,是“周赡通贯”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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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大做
多数学者主张小题大做,用别的语言表述是做“窄而深”的研究。有的说要像乾嘉学术那样“为‘窄而深’的研究”,“见其‘为学问而学问’,使吾辈奋兴向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们不做学问则已,如其要做学问,便应当从最小的地方做起。研究的工作仿佛是堆土阜,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层的容积愈扩大”,“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种,一篑一篑地畚土,把自己看作一个农夫或土工而勤慎将事,才是我的本分的事业。”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学者的本分,也是我辈努力的方向。
顾颉刚《古史辨》书影,1926年3月出版
朱光潜也持这样的见解,曾经有学生和助手写文谈到,朱光潜批评过他的助手和学生题目太大,太自以为是。他说写评论文章应该从小处着手,逐步提升扩大,最后到达一个比较高的境界。这名学生说,今天我对自己用的和他建议的题目都不记得了,但对他那从小处着手的说法记忆深刻。这位学生和助手说,很多年以后,我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时也常常提这样的建议。
我的导师章开沅也曾与学生们谈到,做博士论文尽可能从小题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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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题小做
大题小做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有两重意思,一是把大题目做成小文章,二是用绣花针功夫做大题目。古代的学者里,顾炎武可能是一个大题小做的典型学者。现代也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周作人在《鬼的生长》一文有过一个说法:“但是千百年来已非一日,载籍浩如烟海,门外摸索,不得象尾,而且鬼界的问题似乎也多得很,尽够研究院里先生们一生的检讨,我这里只提出一个题目,即上面所说的鬼之生长,姑且大题小做,略陈管见,仁候明教。”周作人是这么来做的。
胡适的博士论文或许也可以如此视之,他的题目是《先秦名学史》,后来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胡适除了宏观的题目外,也还有一些绣花针功夫的。胡适自己有一句话很能说明他的大题小做:“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其实这句话也很适用于小题大做。
钱穆在这一点上与胡适相通,他说“所谓窄而深之研究,缺乏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之识度与气魄”(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钱穆的著作既以宏观的视野见长,也不乏细密的针脚。
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时常体现为专深与通博的差别,也容易形成对立。比较有名的事例,是两个与中国都有关系的人黄仁宇和费正清,他们两人曾经合作过也曾经闹翻。究其原委,如同有的学者所说的就是黄坚持整体和宏观的“大历史”观,而费正清则注重细节和微观,简单说黄仁宇动辄上下五千年大多两千年,费正清最多五十年一般二十年。看《剑桥中国史》诸部,基本都是以小几十年为时间段的。总之,不论是大题小做,还是小题大做,只要做出名堂,都是好的。相较而言,小题大做,较易把握,是学术门径初入者的首选。
作者简介
王建辉,出版人,编审,出版韬奋奖获得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著有《人在书旅》《荆楚文化》《读书人生》《新编辑观的追求》《书评散论》《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名流随笔》《王建辉自选集》《出版:商务与文化》《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教育与出版》(陆费逵专题研究)《老出版人肖像》《出版与近代文明》等书。
来源:苏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