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
《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廿二年九月间,营造学社同人,趁着到大同测绘辽金遗建华严寺、善化寺等之便,决定附带到云冈去游览,考察数日。
♂️ 林徽因在云冈 | 1933年9月.梁思成摄
云冈灵岩石窟寺,为中国早期佛教史迹壮观。因天然的形势,在绵亘峭立的岩壁上,凿造龛像建立寺宇,如《水经注・㶟水》所述“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又如《续高僧传》中所描写的“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则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
第十四窟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十数世纪来直到近三十余年前,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我们所疑心的几个简单的原因,第一个浅而易见的,自是地处边僻,交通不便。第二个原因,或是因为云冈石窟诸刻中,没有文字。
异域情调雕像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云冈雕刻中,“非中国”的表现甚多;或显明承袭希腊古典宗脉;或繁富的掺杂印度佛教艺术影响;西部五洞巨像的容貌衣褶,带有极浓厚的中印度气味。云冈雕刻既然上与汉刻迥异,下与龙门较,又有很大差别,其在中国艺术史中,固自成一特种时期。
但就佛容及零星雕刻作风而论,中部偏东诸洞,仍富于异国情调。偏西诸洞,虽洞内因石质风化过甚,形象多经后世修葺,原有精神完全失掉,而洞外崖壁上的刻像,石质较坚硬,刀法伶俐可观,佛貌又每每微长,口角含笑,衣褶流畅精美,渐类龙门诸像。已是较晚期的作风无疑。
第三窟阿弥陀佛 | 张海雁、员新华摄.《云冈》.2000年.文物出版社
东部未竣工的第三洞,此洞又名灵岩,传为昙曜的译经楼,规模之大,云冈各洞之最。外部更在洞顶崖上,凿出独立的塔一对,塔后石壁上,又有小洞一排,为他洞所无。以事实论,颇疑此洞因孝文帝南迁洛阳,在龙门另营石窟,平城日就衰落,故此洞工作,半途中辍。
我们前边所称,早期异国情调的佛像,面容肥圆的,其衣纹细薄,贴附于像身(所谓湿褶纹者);佛体呆板,僵硬,且权衡短促;与他像修长微笑的容貌,斜肩而长身,质实垂重的衣裾褶纹,相较起来,显然有大区别。现在第三窟的三像,事实上虽可信其为云冈最晚的工程,但像貌,衣褶,权衡,反与前者,所谓异国神情者,同出一辙,骤反后期风格。
不过在刀法方面观察起来,这三像的各样刻工,又与前面两派不同,独成一格。这点在背光和头饰的上面,尤其显著。
第三窟阿弥陀佛右侧胁侍菩萨 | 张海雁、员新华摄.《云冈》.2000年.文物出版社
这三像的背光上火焰,极其回绕柔和之能事,与西部古劲挺强者大有差别;胁侍菩萨的头饰则繁富精致(ornate),花纹更柔圆近于唐代气味。佛容上,耳,鼻,手的外廓刻法,亦肥圆避免锐角,项颈上三纹堆叠,更类他处隋代雕像特征。
这样看来,这三像岂早期所具规模,至后(迁洛前)才去雕饰的,一种特殊情况下遗留的作品?不然,岂太和以后某时期中云冈造像之风暂敛,至孝文帝迁都以前,镌建东部这大洞时,刻像的手法乃大变,一反中部风格,倒去模仿西部五大洞巨像的神气?再不然,即是兴造此洞时,在佛像方面,有指定的印度佛像作模型镌刻。关于这点,文献上既苦无材料帮同消解这种种哑谜。
♂️ 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 | 1934年夏
塔
塔柱是个立体实质的石柱,四面镂着佛像,最初塔柱是模仿印度石窟中的支提塔,纯然为信仰之对象。这种塔柱立在中央,为的是僧众可以绕行柱的周围,礼赞供养。东部第四洞,及中部第二洞,第七洞,四面皆琢佛像,其受敦煌影响,当没有疑问。所宜注意之点,则是由支提塔变成四面雕像的塔柱,中间或尚有其过渡形式,未经认识,恐怕仍有待于专家的追求。稍晚的塔柱,中间佛像缩小,柱全体成小楼阁式的塔,每面镂刻着檐柱,斗栱,当中刻门栱形(有时每面三间或五间),浮雕佛像,即坐在门栱里面。虽然因为连着洞顶,塔本身没有顶部,但底下各层,实可做当时木塔极好的模型。我们可以相信云冈塔柱,或浮雕上的层塔,必定是本着当时的木塔而镌刻的,绝非臆造的形式。
第二十一窟支提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这种塔柱共有五处,平面皆方形:
东部第一洞二层每层一间
东部第二洞 三层 每层三间
中部东山谷中塔洞 五层 每层五间
西部第六洞 五层 每层五间
中部第二洞 中间四大佛像 四角四塔柱 九层 每层三间
上五例,以西部第六洞的塔柱为最大,保存最好
云冈石窟所表现北魏建筑 | 1943年,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中部第二洞的四小塔柱,位于刻大像的塔柱上层四隅。平面亦方形。阁共九层,向上递减至第六层。下六层四隅,有凌空支立的方柱。这四个塔柱因平面小,故檐下比较简单,无一斗三升的斗栱,人字栱及额枋。柱是直接支于檐下,上有大坐斗,如同多立克式柱头(Doric order)。
浮雕的塔,遍见各洞,种类亦最多。除上层无相轮,仅刻忍冬草纹的,疑为浮雕柱的一种外(伊东因其上有忍冬草,称此种作哥林特式桂(Corinthianorder)其余列表如下:
一层塔——①上方下圆,有相轮五重(见插图十五)。见中部第二洞上层,及中部第九洞。②方形,见中部第九洞。
♂️ 浮雕三层塔四种 | 1934年,梁思成绘
三层塔(见中部第七洞)五层塔(见东部第二洞)七层塔(见中部第七洞),以上诸塔,虽表现方法稍不同,但所表示的建筑式样,除圆顶塔一种外,全是中国“楼阁式塔”建筑的实例。现在可以综合它们的特征,列成以下各条。
(一)平面全限于方形一种,多边形尚不见。
(二)塔的层数,只有东部第一洞有个偶数的,余全是奇数。
(三)各层面阔和高度向上递减,亦与后代一致。
(四)塔下台基没有曲线枭混和莲瓣,颇像敦煌石窟的佛座,疑当时还没有像宋代须弥座的繁缛雕饰。但是后代的枭混曲线,似乎由这种直线枭混演变出来的。
(五)塔的屋檐皆直檐(但浮雕中殿宇的前檐,有数处已明显的上翘),无裹角法,故亦无仔角梁老角梁之结构。
(六)椽子仅一层,但已有斜列的翼角椽子。
(七)东部第二窟之五层塔浮雕,柱上端向内倾斜,大概是后世侧脚之开始。
(八)塔顶之形状:东部第二洞浮雕五层塔,下有方座。其露盘极像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其上忍冬草雕饰,如日本的受花,再上有覆钵,覆钵上刹柱饰,相轮五重顶,冠宝珠。相轮之外廓,上小下大(东部第二洞浮雕),中段稍向外膨出。东部第一洞与中部第二洞之浮雕塔,二塔三刹,关野谓为“三宝”之表征,其制为近世所没有。总之根本全个刹,即是一个窣堵波(stupa)。
(九)中国楼阁向上递减,顶上加一个窣堵波,便为中国式的木塔。所以塔虽是佛教象征意义最重的建筑物,传到中土,却中国化了,变成这中印合璧的规模,而在全个结构及外观上中国成分,实又占得多。如果《后汉书》陶谦传所记载的,不是虚伪,此种木塔,在东汉末期,恐怕已经布下种子了?
殿
壁上浮雕殿宇共有两种,一种是刻成殿宇正面模型,用每两柱间的空隙,镌刻较深佛龛而居像,另一种则是浅刻释迦事迹图中所表现的建筑物。这两种殿宇的规模,虽甚简单,但建筑部分,固颇清晰可观,和浮雕诸塔同样,有许多可供参考的价值,如同檐柱、额枋、斗栱、房基、栏杆、阶级等等。不过前一种既为佛龛的外饰,有时竟不是十分忠实的建筑模型;檐下瓦上,多增加非结构的花鸟。
柱
中部诸洞有前后两室者,前室多作柱廊,形式类希腊神庙前之茵安提斯(inantis)柱廊之布置。廊作长方形,面阔约倍于进深,前面门口加两根独立大支柱,分全面阔为三间。云冈柱廊(最完整的见于中部第八洞),柱身则高大无伦。廊内开敞,刻几层主要佛龛。惜外面其余建筑部分,均风化不稍留痕迹,无法考其原状。
柱及台基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柱部分显然得外国影响的,散见各处:
一,中部第八洞入口的两侧有二大柱,柱下承以台座,略如希腊古典的pedestal,疑是受健陀罗的影响。
二,中部第八洞柱廊内墙东南转角处,有一八角短柱立于勾栏上面;柱头略像方形小须弥座,柱中段绕以莲瓣雕饰,柱脚下又有忍冬草叶,由四角承托上来。
柱头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三,各种希腊柱头中部第八洞有“爱奥尼亚”(lonicorder)式柱头极似Temple of Neandria 柱头。散见于东部第一洞,中部三、四等洞的,有哥林特式柱头,但全极简单,不能与希腊正规的order 相比;且云冈的柱头乃忍冬草大叶,远不如希腊 acanthus 叶的复杂。
四,东部第四洞有人形柱,但极粗糙,且大部己毁。
五,中部第二洞龛栱下,有小短柱支托,则又完全作波斯形式,且中部第八洞壁画上,亦有兽形栱与波斯兽形柱头相同。
六,中部某部浮雕柱头,见于印度古石刻。
屋顶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屋顶
一切屋顶全表现四柱式,无歇山,硬山,挑山等。屋角或上翘,或不翘,无子角梁老角梁之表现。椽子皆一层,间隔较瓦轮稍密,瓦皆筒瓦。屋脊的装饰,正脊两端用鸱尾,中央及角脊用凤凰形装饰,尚保留汉石刻中所示的式样。正脊偶以三角形之火焰与凤凰,间杂用之,其数不一,非如近代,仅于正脊中央放置宝瓶。见中部第五第六第八等洞。
门
皆方首。中部第五洞门上有斗栱檐椽,似模仿木造门罩的结构。
栱门多见于壁龛。计可分两种:圆栱及五边栱。圆栱的内周(introdus)多刻作龙形,两龙头在栱开始处。外周(extrodus)作宝珠形。栱面多雕趺坐的佛像。这种栱见于敦煌石窟,及印度古石刻,其印度的来源,甚为明显。
藻井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藻井
石窟顶部,多刻作藻井(见插图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这无疑的也是按照当时木构在石上模仿的。藻井多用“支条”分格,但也有不分格的。藻井装饰的母题,以飞仙及莲花主,或单用一种,或两者掺杂并用。龙也有用在藻井上的,但不多见(见插图三十五)。藻井之分划,依室的形状,颇不一律(见插图三十一),较之后世齐整的方格,趣味丰富得多。斗八之制,亦见于此。窟顶都是平的,敦煌与天龙山之白形天顶,不见于云冈,是值得注意的。
飞仙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飞仙
飞仙的式样虽然甚多,大约可分两种,一种是着印度湿褶的衣裳而露脚的;一种是着短裳曳长裙而不露脚,裙末在脚下缠绕后,复张开飘扬的。
两者相较,前者多肥笨而不自然,后者轻灵飘逸,极能表出乘风羽化的韵致,尤其是那开展的裙裾及肩臂上所披的飘带,生动有力,迎风飞舞,给人以回翔浮荡的印象。
曳长裙而不露脚的飞仙,在印度西域佛教艺术中俱无其例,殆亦可注意之点。且此种飞仙的服装,与唐代陶俑美人甚似,疑是直接写真当代女人服装。
装饰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装饰
希腊所谓acanthus 叶,本来颇复杂,云冈所见则比较简单:日人称为忍冬草,以后中国所有卷草,西番草,西番莲者,则全本源于回折的 acanthus 花纹。……其它饰纹如璎珞(beads),花绳(garlands),及束苇(reeds)等,均为由健陀罗传入的希腊装饰无疑。但尖齿形之幕沿装饰,则绝非希腊式样。
兽形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以兽形为母题之雕饰,共有龙,凤,金翅鸟,螭首,正面饕餮,狮子,这些除金翅鸟为中印度传入,狮子带着波斯色彩外,其余皆可说是中国本有的式样,而在刻法上略受西域影响的。
对汉代或更早的遗物有相当认识者,见到云冈石刻的雕饰,实不能不惊诧北魏时期由外传入崭新花样的数量及势力。
千佛袈裟局部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结论
云冈石刻上所表现的建筑,佛像,飞仙及装饰花纹,大部为中国固有的方式,并未受外来多少影响,不但如此,且使外来物同化于中国,塔即其例。印度窣堵波方式,本大异于中国本来所有的建筑,及来到中国,当时仅在楼阁顶上,占一象征及装饰的部分,成为塔刹。至于希腊古典柱头如 gonid order 等虽然偶见,其实只成装体上偶然变化的点缀,并无影响可说。
纹饰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惟有印度的圆楼(外周作宝珠形的),还比较的重要,但亦止是建筑部分的形式而已。如中部第八涧门廊大桂底下的高 pedestal(见插图二十三),本亦是西欧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既已传入中土,本可发达传布,影响及于中国柱础。孰知事实并不如是,隋唐以及后代柱础,均保守石质覆盆等扁圆形式,虽然偶有稍高的筒形(见插图四十七),亦未见多用于后世。后来中国的种种基座,则恐全是由台基及须弥座演化出来的,与此种pedestal 并无多少关系。
火焰纹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在结构原则上,云冈石刻中的中国建筑,确是明显表示其应用构架原则的。构架上主要部分,如支柱,阑额,斗栱,椽瓦,檐脊等,一一均应用如后代;其形式且均为后代同样部分的初型无疑。所以可以证明,在结构根本原则及形式上,中国建筑二千年来保持其独立性,不曾被外来影响所动摇。所谓受印度希腊影响者,实仅限于装饰雕刻两方面的。
♂️ 林徽因在云冈第20窟 | 1933年9月.梁思成
佛像的容貌衣褶,在云冈一区中,有三种最明显的派别。
第一种是带着浓重的中印度色彩的,比较呆板僵定,刻法呈示在模仿方面的努力。佳者虽勇毅有劲,但缺乏任何韵趣;弱者则颇多伧丑。引人兴趣者,单是其古远的年代,而不是美术的本身。
衣褶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第二种佛容修长,衣褶质实而流畅。弱者质朴庄严;佳者含笑超尘,美有余韵,气魄纯厚,精神栩栩,感人以超人的定,超神的动;艺术之最高成绩,荟萃于一痕一纹之间,任何刀削雕琢,平畅流丽,全不带烟火气。这种创造,纯为汉族本其固有美感趣味,在宗教艺术方面的发展。其精神与汉刻密切关联,与中印度佛像,反疏隔不同旨趣。
异域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飞仙雕刻亦如佛像,有上面所述两大派别:一为模仿,以印度像为模型;一为创造,综合模仿所得经验,与汉族固有趣味及审美倾向,作新的尝试。这两种时期距离并不甚远,可见汉族艺术家并未奴隶于模仿,而印度健陀罗刻像雕纹的影响,只作了汉族艺术家发挥天才的引火线。
云冈佛像还有一种,只是东部第三洞三巨像一例。这种佛像雕刻艺术,在精神方面乃大大退步,在技艺方面则加增谙熟繁巧,讲求柔和的曲线、圆滑的表面。这倾向是时代的,还是主刻者个人的,却难断定了。
柱础 | 2025年3月22日.斋主摄
装饰花纹在云冈所见,中外杂陈,但是外来者,数量超过原有者甚多。观察后代中国所熟见的装饰花纹,则此种外来的影响势力范围极广。殷周泰汉金石上的花纹,始终不能与之抗衡。
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实证。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的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而最后却在装饰花纹上,输给中国以大量的新题材,新变化,新刻法,散布流传直至今日,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哈佛中国史.南北朝 | 中信出版社.谈虎斋藏
来源:张氏道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