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腊月的天气格外冷。我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在公路边看见一个摊贩，半块塑料布搭着，卖的都是些烂白菜、冻萝卜。摊主是个老太太，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脚边一个破暖水袋。

腊月的天气格外冷。我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在公路边看见一个摊贩，半块塑料布搭着，卖的都是些烂白菜、冻萝卜。摊主是个老太太，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脚边一个破暖水袋。

车停下来我买了一把青菜，没讲价。这日子，谁容易呢。青菜是烂了点，但还能用来煮汤。

老太太找钱时手抖得厉害，铁皮小盒里的硬币洒了一地，我帮她捡起来，她说了声谢谢，又说了句：“今儿个赵老师又得饿肚子了。”

我本想走，听到这话又停下。“赵老师？”

“就是赵启明老师，以前镇上初中教数学的那个。”

赵启明，一个很久没有听到的名字。

我上初中那会儿，赵老师还是学校里最严厉的老师。他个子不高，瘦得就剩骨头架子，一副旧眼镜总从鼻梁上往下滑，他不厌其烦地推上去，力道大得鼻梁常年有个红印子。左手拿粉笔的时候，右手总是习惯性地掖着衬衫后摆，仿佛那衣角永远不会老实。

我坐第一排，听得见他裤腿摩擦的声音。那时候老师穿的都是涤纶布料的裤子，走路时”沙沙”响，到了夏天还容易起静电。我们管那叫”教师裤”。

“赵老师怎么了？”我忍不住问。我记忆里那个直背走路的老师应该早退休了，今年怕是快八十了吧。

“唉，可怜啊。”老太太把青菜重新放好，用冻得通红的手摸出一根皱巴巴的香烟，点都没点就叼着。“自从老伴去世，儿子又在外地，赵老师就过得紧巴巴的。前年小区里的业主委员会找他给孩子们补课，一开始还给点补贴，后来也不了了之。”

她叹了口气，“这段时间他总在找一个学生，他说那学生考上了清华，答应要回来看他的。”

“林小川？”我脱口而出。这名字像是卡在喉咙里很久了，突然冒出来。

老太太惊讶地抬头看我，“你认识？”

我没回答，问道：“赵老师现在在哪住？”

“在南边的福寿园，就是镇上那个养老院。”她扯了扯身上的棉袄，“房子给儿子一家了，自己主动去的，说是不想添麻烦。”

天上开始飘雪花，零零星星的，像是有人在拍打一件积了灰的旧棉被。

我把车停在福寿园门口，远远就看见大门口的桂花树底下坐了几个老人。一个穿着深蓝色中式棉袄的消瘦老人正低头翻着一个布包，他手边放着个旧暖水瓶，贴着一圈圈胶带。

我认得那个暖水瓶。初三那年冬天特别冷，赵老师的暖水瓶摔了一个大口子，他不舍得扔，用胶带一圈圈缠好，还在接缝处涂了502胶水。那瓶子就像这样，裂缝处结了一层白霜，看着就冷。

赵老师居然还留着这个暖水瓶。

我慢慢走过去，问：“赵老师？”

他抬起头，眼神有些迷茫。我注意到他的眼镜架已经换成了新的，但镜片上的指纹和灰尘像是很久没擦过。他的眼睛里有浑浊的青光，是白内障的迹象。

“是小川吗？”他突然问，声音比我记忆中沙哑多了。

我怔住，轻轻摇头：“老师，我是范建国，95级（3）班的，坐在小川后面的。”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哦，建国啊…”他想了想，“数学不错，物理差一点。”

老人的记忆真奇怪，二十多年了，他还记得我的成绩。

“林小川最近有消息吗？”他又问，“他说今年过年前会回来看我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林小川这个名字在我们镇上几乎成了传说。那年他以全省前十的成绩考入清华，是我们那所破旧初中五十年来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

“老师，今天很冷，我们进去说吧。”我伸手扶他起来。

他摇摇头，低头继续翻那个布包。我才看清那布包其实是个旧书包，2000年前后流行的那种蓝色帆布双肩包，拉链都已经掉了一半。

“我得在这等小川，”他固执地说，“早上接到他电话了，说是要来，那我就得等着。”

旁边一个扫地的老人看见我，悄悄对我招手。我走过去，他小声说：“赵老师神志不清有一段时间了，一直在这等人，谁劝都不听。每天早上都说接到小川的电话，可他连手机都没有。”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赵老师房间的床头柜上放着个老式座机，已经积了灰。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

老师的房间很简单，四人间，他住在靠窗的位置。床头贴着一张泛黄的奖状，是他退休时学校颁的”优秀教师”证书。床底下塞着两个纸箱，一个装着几本发黄的教材，另一个装着学生作业本，最上面那本我看见了林小川的名字。

窗台上摆着几盆仙人掌，有一盆已经枯死了，但老师还是细心地为它浇水。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看样子是九十年代拍的，他和老伴中间站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应该是他儿子。

这就是一个老教师的全部家当了。

我在养老院餐厅给赵老师打了碗热乎的阳春面，他吃了两口就放下，说：“不饿。”

“老师，林小川现在在国外，听说是在美国NASA工作。”我撒了个谎，因为我也不知道林小川的下落。我们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只知道他确实考上了清华。

“NASA？”赵老师愣了一下，随即骄傲地笑了，“我就知道，他那脑子，不简单啊。”

他喝了口水，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发黄的笔记本。我认出那是他当年批作业用的小本子，每个学生一页，记录着每次作业的完成情况。

“你看，小川的卷子我都收着呢。”他轻轻翻开本子，从中间掏出几张对折的试卷，都是林小川的，上面红笔写着”满分”。

“他数学特别好，但我得严格要求他。”赵老师用手指轻轻抚摸着那些试卷，“你们那届，能考上大学的就那么几个，我得对得起你们啊。”

餐厅的广播突然响起，播放着什么健康知识。赵老师好像没听见，仍沉浸在回忆里。

“记得我给你们补课吗？晚上七点到九点，冬天那么冷，我在教室里支个煤炉子，屋里热乎，屋外冰天雪地。”他自顾自地笑了，“有次下雪太大，就你们五个人来了，林小川也在。我让大家围着炉子坐，我讲题，你们听。小川那天带了几个烤红薯，大家一边烤一边学，真香啊…”

一滴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落在那张泛黄的试卷上。他没有察觉，继续说着：“小川说，等他考上大学，一定要回来看我，可是…”

话音未落，老人突然咳嗽起来，一阵接一阵，我赶紧拍他的背。等他缓过来，面色已经惨白。

“老师，您该吃药了。”旁边一个护工走过来提醒。

赵老师摆摆手：“我再等等小川，他来了，我就回去吃药。”

我坐在老师对面，看着他枯瘦的手指一遍遍摩挲那些试卷。突然想起了初三那年冬天，我们为了中考，每天晚上都留下来补习。赵老师没有额外收费，只是说：“想学的，就留下来。”

那时候学校没暖气，赵老师自己掏钱买了个小煤炉，放在教室中间。我们十几个人围成一圈，他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粉笔头磨得只剩一小截，他就用两根手指夹着，写到手指发白。

林小川是我们班的尖子生，数学特别好，但他家境很差，父亲早逝，母亲在镇上卖杂货维持生计。赵老师知道后，时常让林小川放学后去他家吃饭，有时还会偷偷塞给他一些零花钱。

记得有一次，林小川拿了个数学竞赛的二等奖，赵老师比谁都高兴，硬是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二百元钱，说是奖励。林小川不肯要，赵老师就说：“你考上大学，到时候回来看我，这钱就当是定金。”

那是1999年的冬天，小镇上的雪下得特别大。我记得林小川穿着单薄的校服，站在教室门口，对赵老师说：“老师，我一定会考上清华，到时候第一个回来看您。”

那时我们都笑他吹牛，谁知道他真的做到了。

到了傍晚，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要求外来人员离开。我不忍心走，问能不能留下来陪赵老师。院长是个中年妇女，听说我是赵老师的学生，特批我可以留一晚。

“赵老师是我们这里最让人心疼的老人，”她小声对我说，“他儿子一年也就过年来一次，平时连个电话都没有。老人每天都在等那个叫林小川的学生，我们也不忍心告诉他，那个学生可能早就忘了他。”

我想反驳，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许林小川真的忘了，也许他有苦衷，谁知道呢？

晚上，我陪赵老师回到他的房间。他从纸箱底下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块奶糖，是那种五毛钱一块的水果味硬糖，包装都已经皱巴巴的了。

“给你，”他塞给我一块，“以前我总在办公室抽屉里放这个，你们答对问题了，就奖励一块。”

我含着那块糖，酸酸甜甜的味道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那时候，得到老师的一块糖，比什么都高兴。

“老师，您退休后为什么还坚持义务补课？”我忍不住问。

赵老师愣了一下，像是不理解我的问题：“那不是应该的吗？”

他慢慢躺下，望着天花板：“我这辈子就教书，别的什么都不会。看着你们一个个考上大学，比什么都高兴。”

他转过头，眼神突然变得清明：“你知道吗，小川他妈妈卖杂货，常年起早贪黑，就为了供他上学。我答应过她，一定要帮小川考上大学。”

老人的呼吸渐渐变得平稳，却又突然说：“他会来的，他答应过我的。”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屋内的暖气”呼呼”地响。我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看着老人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我被护工叫醒。她说赵老师不见了，我吓了一跳，赶紧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去找。

我们在院子里找到了他，他坐在昨天那棵桂花树下，身上已经落了一层雪。他双手握着那个布包，像是在等谁。

“赵老师！”我跑过去，发现他的嘴唇已经发紫，身体冰凉。

送到医院后，医生说是肺炎加上低温症，情况不太好。老人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在外面焦急地等待。

我试着联系他的儿子，电话打了十几遍才接通。对方听说父亲住院，只是淡淡地说：“你先垫着钱，过两天我会过去的。”

挂了电话，我心里涌起一股怒气。这就是赵老师的亲生儿子？他教了一辈子书，培养了多少学生，却连自己的儿子都教不好？

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掏出手机，决定试着联系林小川。虽然我们早已失去联系，但通过社交媒体，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经过一番搜索，我在一个校友群里发现了一条消息：林小川毕业后去了国外，先是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群里有人说他去年回国时曾提起想回老家看看，但不知后来如何了。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群里留了言，简单说明了情况。

三天后，奇迹发生了。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对方自称是林小川。

“范建国？真的是你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我是林小川，听说赵老师住院了？”

我如实告诉了他赵老师的情况，他沉默了很久，突然问：“老师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我苦笑，“他每天都在等你回来。”

又是长久的沉默，然后他说：“我明天到。”

第二天中午，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医院门口。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中年男子走下车，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很成功的样子。

“林小川？”我几乎认不出他来，当年那个穿着校服的瘦弱少年，如今已经是一位成功人士了。

他点点头，脸上带着歉意：“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们一起去看赵老师。老人的情况有所好转，已经转入普通病房，但仍然很虚弱。

一进门，林小川的眼睛就湿了。床上的老人比他记忆中瘦小了许多，原来挺直的脊背如今已经弯曲，眼窝深陷，呼吸虚弱。

“赵老师…”林小川轻声叫道。

老人缓缓睁开眼睛，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小川，真的是你啊…”

“是我，老师。”林小川走过去，握住老人的手。

“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赵老师断断续续地说，“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的…”

林小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老师，对不起，我答应过您毕业就回来看您的，但我…”

赵老师轻轻摇头：“没关系，我知道你忙…能看到你现在这么好，我就放心了…”

林小川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老师，这是您当年给我的二百块钱奖学金，我一直留着，现在连本带利还给您。”

老人笑了，笑容像是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在讲台上激情四射的数学老师：“傻孩子，那是给你的奖励，哪有要你还的道理…”

当晚，林小川请我吃饭，向我打听这些年赵老师的情况。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他，包括老师退休后义务补课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他多次喃喃自语，眼中满是愧疚，“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回来看看，但总觉得时机不对。刚工作那会儿没钱没时间，后来有了钱和时间，又担心回来会打扰老师的生活…”

他摇摇头：“其实就是借口，我是怕看到家乡的变化，怕面对那些回忆。”

“现在回来也不晚。”我安慰他。

“我联系了北京最好的医院，准备接老师过去治疗。”他说，“另外，我打算在镇上成立一个’赵启明奖学金’，专门资助成绩好但家境困难的学生。”

一个月后，赵老师的病情稳定了。在林小川的陪同下，他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铁。

临行前，老师拉着我的手说：“建国，谢谢你。”

我摇摇头：“老师，您别这么说。”

他笑了笑：“记得那年冬天吗？你们围着煤炉子听我讲题，外面白雪皑皑，屋里暖洋洋的。那时候我就想，这辈子值了。”

我看着他明亮的眼睛，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教师。不是那些华丽的辞藻，不是那些响亮的口号，而是这种默默无闻的付出与坚守。

火车缓缓启动，车窗边，赵老师的身影渐渐远去。我知道，他的心里，一定还装着那个教室，那个冬天，和那些曾经的学生。

至于我，我决定每年都回来看看，不再让任何一个老师，像赵老师那样等待二十年。

毕竟，有些承诺，不该被时间冲淡；有些感恩，不该被遗忘。

春天的风吹来了，桂花树的枝头冒出了新的嫩芽。据说，明年这个时候，赵启明奖学金的第一批获奖学生就会产生。而那个蓝色的帆布包，赵老师一直带在身边，里面装着他最珍视的宝贝——学生们的试卷和一颗永不褪色的教育初心。

来源：阿南爱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