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网络政治传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而不断演变，互动成为网络政治传播的最显著特征。Web1.0时代“输出—反馈”机制的互动模式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传播方式。Web2.0时代自媒体的诞生让网络政治传播互动更加多元化。Web3.0时代的网络政

摘要

中国网络政治传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而不断演变，互动成为网络政治传播的最显著特征。Web1.0时代“输出—反馈”机制的互动模式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传播方式。Web2.0时代自媒体的诞生让网络政治传播互动更加多元化。Web3.0时代的网络政治传播则更加智能、细分与专业化，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和素养进一步提高。分析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中国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的生成逻辑、内在要素和互动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正确理解网络政治传播规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网络政治传播；互动关系；社会治理

我国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以来，互联网经历了从Web1.0时代到Web3.0时代的技术变迁，互联网革新进程中我国政府始终将构建良性互动的政民关系作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从聚合、联合、搜索的Web1.0时代[1]，到打破封闭，走向开放和共享的Web2.0时代，再到如今强调智能化和个性化的Web3.0时代[2]，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的政治传播活动在技术变迁中不断演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19日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3]，强调网络政治传播的互动性以及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性。网络政治传播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政治文明朝着规范有序、多元协同的友好生态迈进。那么，网络政治传播互动是如何生成的？其内在要素经历了怎样的演进？互动关系又是如何变迁？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审视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以探究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的生成逻辑、内在要素及关系演进历程。

（一）技术逻辑

从技术逻辑上讲，技术是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生成的外在动力，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的产生、发展与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设备的普及应用密切相关。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智能科技的推动下，数字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4]互联网技术重构了政治传播互动，提升了互动的频率和时效，丰富了互动的形态，拓展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传播渠道和表达方式，推动了政治互动效果持续强化。

具体来看，技术赋能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生成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技术赋能的对象是多元主体[5]，网络是媒体、用户、职能部门、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活动场域，公民通过互联网问政平台寻求与政府的沟通互动，提出诉求，寻求解决方案。诉求处理得当，则事半功倍；若处理不当，一些敏感问题会迅速引爆热点，经自媒体发酵，被持续放大，迫使政府陷入被动应对局面。第二，技术赋能的路径包括结构赋能、资源赋能和心理赋能。结构赋能是指互联网技术可以打破政治传播线下互动的潜在壁垒，显著降低时空对政治传播互动的限制性影响，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开展互动。资源赋能是指互联网技术可以增进多元主体之间互动的频率，拉近各主体间的距离，减少互动的成本，提升大众权益伸张的可能性。心理赋能是指互联网技术可以增强多元主体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政府、民众等在相对公开透明的互动中建立对公共事件解决路径的理性预期。第三，技术赋能的结果是改善个人或组织的认知与能力。[6]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升了社会公众、职能部门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水平与行动效能，促使其主张的提出更加便利、办理更加规范、监督更易实施，在互动中公民不仅能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还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政府也从中吸收了民间智慧，减少了施政阻力，赢得了拥护，从而不断提升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的效能。主流舆论引导是新媒体传播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网络政治传播的组成部分，通过优化推荐算法、深化媒体融合、丰富信息供给、强化教育引导和完善舆情监管等举措，能够为新媒体传播赋能主流舆论引导提供技术支撑、平台支撑、内容支撑、主体支撑和法治保障[7]。

在技术的不断推动下，政府与民众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平等参与互动，互相影响，推动社会发展。通过搭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网络互动渠道，推动政府工作透明化、公开化，在政民良性互动中共同构建新时代政治文明新格局。

（二）政治逻辑

从Web1.0到Web3.0时代，政治力量在网络政治传播中也在不断调整传播模式、转化传播思路，以主动且平等、柔和且细腻的表达方式，推动互动的关注点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日常的生活实践[8]，致使民众互动的积极性与价值认同不断提升。

首先，在政治信息的特性方面，网络政治传播的内容主要由“观念形态”（主要指意识形态）和“潜在形态”（主要指政治价值与政治文明）的政治信息构成，可分为表层、中层、深层三层结构。[9]具体来看，政治信息的特性直接关联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的生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表层结构代表意识形态，用于指导、约束现实政治生活，各方利益相关者在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基础上表达诉求、保障权益，不断助推良性、和平的互动环境构建。第二，中层结构代表政治价值，其可传播性需要在交流、反馈中检验，因此政府更加注重与民众交流对话，不断引导政治话语与民众“声音”同频共振[10]，助力政治价值在网络传播中得以积蓄与传递。第三，深层结构代表政治文明，意在通过互动传播塑造民众思想，推动政治文明价值观的践行，将各方资源凝聚为强大合力，促成政府与民众携手共治社会。

其次，在传播动机方面，网络政治传播具有政治宣传、政治沟通、政治营销三种基本形态。[11]具体来看，传播动机在网络政治传播互动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网络政治传播，在自上而下传播政治目的的单向流动中，生成了基于政治理想的认知环境与互动雏形。第二，以政治沟通为核心的网络政治传播，着眼于实现良性循环的政治运行，构建了基于“输出—反馈”机制的互动模式，促进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提升了民众的政治话语权与参与积极性。第三，以政治营销为核心的网络政治传播，是一种融合主客体利益和愿望的“精准推送”。政府以服务型治理理念为导向，将民众定位为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通过互动前的精准画像、互动中的需求响应、互动后的智能评估等方式为民众提供更深层次的信息产品与互动服务，切实提升了公众参与治理的获得感与主体地位。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求，各级网信部门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督评价机制，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生态治理情况进行评估。[12]该规定的实施规范了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的行为，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和监督。网络政治传播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通过新媒体技术手段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方式。中国的政治传播是国家、政府和政党向社会履行政治承诺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对人民的政治承诺。[13]

再者，网络政治传播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从政治背后的价值变迁来看，中国的政治治理形态经历了统治到管治，再逐渐走向善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政治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反映了政治传播方式的革新，也体现了政治价值观念的演进。在善治的框架下，网络政治传播成为连接政府与公民、实现有效沟通和互动的桥梁，它使得政治信息的传递更加迅速、透明和广泛，最终达到政府与公众共同进行社会治理的目的。

关系互动是网络政治传播的最显著特征，互动关系涉及的主要要素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中介、传播受众等。Web1.0时代到Web3.0时代，互动关系涉及的各要素都在不断叠加、丰富与更迭。

（一）网络政治传播主体的演变

网络政治传播互动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及其成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技术准入门槛降低，个体公民、政治精英、社会组织等也加入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的行列，各主体间呈现出交流互动的态势。Web1.0时代，互动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及其成员、政治精英，可供个体公民参与的通道较为狭窄。虽有人民网、光明网等政府网站通过留言板、网页直播等形式实现政民互动，但这种由传播主体上传信息供网民浏览的方式与传统媒体“点”对“面”的传播并无二致。这一时期政府掌控着政治信息及其传播的内容、渠道和方式，呈现出高度中心化的特征，政府成为互动关系中的绝对主体。单向度的舆论管控导致互动弱化，管控模式亟须向治理模式转变。Web2.0时代，自媒体的诞生使民众获得技术赋权，基于社交媒体主导的人际传播模式，让社会上绝大多数群体被纳入到互动关系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逐步瓦解，开始从单一中心主导的治理格局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现代治理体系演进。[14]个体公民的身影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在网络政治传播的互动过程中，互动关系呈现出多点到多点的特征，政治传播呈现出双向沟通的交流态势。[15]随着网络大V、意见领袖的参与，多元主体的网络政治传播互动格局开始形成。与此同时，政府各级部门作为政府回应的实际执行者，逐步转变传统单向传播模式，开始走向前台，直接与公众建立对话，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16]的要求。Web3.0时代，智能网络重组网络政治传播互动关系，在大数据和算法的加持下，网络政治信息被精准推送。同时，各个主体又被连接起来，在网络平台上实现了信息的互通有无，多点开花的圈层网络政治传播互动呈现出高度专业化和高度细分化趋势，极大丰富了网络政治参与和表达的内涵，加快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7]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的主体逐渐开始由政府组织转向社会大众，多元主体格局形成。

（二）网络政治传播内容的演变

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因此，政治传播的内容可以统称为政治信息。[18]政治信息作为政治传播的核心要素和重要载体，是党和国家宣发政策、引导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介化呈现形式。在网络政治传播范畴内，政治信息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属性信息、网络政治新闻、社会化媒体中的政治表达以及机器人生成的政治新闻等。Web1.0时代，《人民日报》（1997年）和中央电视台（1996年）纷纷触网，在网络政治传播过程中，政府将纸质报刊和电视的内容直接搬上互联网，类型多为政府政策、发展规划、工作报告、网络政治新闻等，这些内容表述过于官方，语言风格生硬，难以引发公众共鸣，导致传播效果不佳，遑论与民众间的互动。Web2.0时代，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出现，使得多元化的政治性互动成为可能，社会化媒体的政治表达成为此阶段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的主要内容。网民通过撰写主帖或者回复官媒或他人帖子的方式参与互动，网友可以就帖子进行讨论，提出观点看法，表达意见。这些观点的表达多了些人情味和趣味性。面对青年群体，官方的民生政策发布多采用新媒体方式，将动画、文字、短视频等多种媒体元素相结合，力求贴近新生代关注政治、表达意见的习惯。进入Web3.0时代，政治新闻生产方式实现了“用户生产+机器人生产”的智能化转变，能根据不同用户生产不同内容与形式的政治新闻。2020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使用“智能云剪辑师”，将素材快速剪辑成视频，自动匹配的字幕几乎精确无误。此外，互动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表情包、斗图、弹幕成为互动的新形式，易于加深社会大众对政治信息的理解。无论是“观念形态”的传播内容，还是“潜在形态”的传播内容，都是为实现政治价值服务的。网络政治传播内容始终围绕实现最大的政治价值而展开，网站留言、官方的及时答复、政策的意见征集、国家领导人的回信和重要批示等丰富多样的内容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明与意识形态取向，这些内容在互动中不断传播，营造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良好政治氛围。

（三）网络政治传播中介的演变

在政治传播领域，所谓中介指的是受传播者委托、负责中转政治信息的中介人[19]，进入网络社会后，中介则指由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而被广泛应用的各类媒介平台，主要包括网站、网络论坛、微信平台等。Web1.0时代到Web3.0时代，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的平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变革也呈现出变化。Web1.0时代，政治活动刚开始转移到网络社会，门户网站、网络论坛成为政治信息互动的主要场所，主要包括主流媒体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中央及地方运营的机构网站。互联网构筑起政府与民众互动的技术平台，使政治信息可以在二者之间高速而真实地循环，改变了过去政治信息传递逐级传达的“正金字塔”状态。[20]Web2.0时代，以交互传播、个性传播、交往互动为基础的社会化媒体，主要包括微信、微博、社交网站中的政治性网页等，成为政府和民众互动的基础平台之一。以政务微信群为例，相较于新闻发布会、文件等正式的政治传播互动媒介，它在政府部门的广泛应用，重塑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模式，提升了政务工作的效率，有效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联动。Web3.0时代，网络政治传播互动场所依然是智能化的网络平台，平台能够自动处理各种大数据，集纳政务处理所需的信息，提供诸如生活费用缴纳、医疗保障、教育咨询等在内的便民服务。例如贵州省推出的“贵人服务”小程序平台开放了咨询投诉的功能，如有道路脏乱的情况，市民可通过“随手拍”，或者在线客服、12345服务热线及时反映情况，获得问题答复，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民、高效、规范和智慧。网络政治传播中介的演变改进了政民互动的模式，“输出—反馈”机制的互动模式成为网络政治传播最大的助力者，这种以媒介技术为中介的互动模式让政府与民众双方在政治决策、发展规划、社会文化的互动交流中构建起和谐的政治文化，搭建起政府与公民之间共建、共治、共享的桥梁。

（四）网络政治传播受众的演变

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受众是指信息的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处于传播系统的终端，在网络政治传播的互动关系构成中，受众主要以社会大众、意见领袖等为主，有时也会发生角色转变的现象，比如普通民众及意见领袖对政府的反向传播、意见表达等。在Web1.0时代，网络媒体是政府开辟的政治传播互动新通道，政治精英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但受众的规模及范围较小。网络政治传播互动中的受众也是明确的，即社会大众，当政府及政党将其观点和政策向社会大众传播时，在互动过程中的民众始终处于被动位置。Web2.0时代，技术变迁带来赋权增值，社会话语出现分流现象，社交媒体重构了话语权力体系[21]，出现了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颠倒的现象，受众的规模和政治参与不断扩大，民众面对政府的“反向传播”不断增多，许多正确的公共意见转化为公共舆论并进入政治生活，一些短时间内被转发数万次的热门评论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政府机构通过QQ、微博等平台，实现网上调查、采集民意、组织动员等，突破陌生人社会的时空障碍，促成目的导向的合作行动。[22]Web3.0时代，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互动渠道被进一步打开，受众在网络政治传播互动中接触的信息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差异化。为了更好地与民众进行有效互动，网络政治传播进一步细分互动对象，通过技术手段在信息和受众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之间实现精准传播，确保政治信息准确无误地发送给有需求的受众。个体公民通过平台参与讨论，在舆论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公众不再是互动过程中的看客。网络政治传播受众的演变与技术赋能有着深刻的联系，技术促进了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观点表达与传播门槛的降低，在网络上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已成为时代潮流，受众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在技术的迭代演进过程中，政府也意识到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对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共识，政府与公民开始携手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技术进步与媒介变革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互联网已经成为政治信息互动和传播的中枢，在重塑政治行为、提高政治效能、改善政府治理、促进政治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变革性作用。[23]网络政治传播适应互联网技术变迁的需要，逐步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政治过程与机制，将政治生活带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Web1.0时代的网络政治传播互动

麦克卢汉曾经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24]传统媒体时代，普通公民大多既未掌握专业化的技能，又无可供参与的渠道，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仅停留在投票选举和行政监督上，几乎没有其他互动，而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赋权，极大地拓宽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边界，越来越多的人被裹挟着参与政民互动，Web1.0拉开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序幕，也是网络政治传播互动关系的开端。

Web1.0时代到Web3.0时代网络政治传播互动关系的变革

传统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以内容为基础，以互动性为特征的新媒介时代的政治传播则以人为核心。[25]在传统媒体时代的互动关系中，舆论场域较为稳定，各主体对技术和专业化技能的掌握具有不对等性，政府依靠政治权利、政治力量以及政府职能享有绝对的威权。互动主客体的稳定意味着互动模式的线性化，享有绝对权威的一方在线性一端对一人或者多人施加影响。这种政府主导的互动机制完全遵循着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政府在话语权上处于强势地位，民众更多的是服从，互动机制的运行完全由政府推动，互动效果自然差强人意。Web1.0时代突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性传播，网络政治传播互动初现端倪。最典型的互动产生在主流媒体网站及中央和地方运营的机构网站，带有明显的政府意志，是政府机关实现政务信息公开、服务企业与社会公众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政府网站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交流主要依托于网站的某一板块。以贵州省人民政府网站为例，主要由省长—群众直通交流台、在线访谈、征集调查、常见知识图库组成，其中，常见知识图库承担了信息公开、政策解读的功能，其他三个板块则承担起互动交流的功能。政府科层制的组织模式在政府网站中向扁平化共存的方向发展，政府部门间的垂直、区隔网络开始被紧密联系的平行网络替代。[26]

总体来看，此阶段的互动过程被切割为两大部分，即公民形成统一意见以线上留言方式传达给政府，政府据此回应，但互动双方的黏性不够，公民在互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并不利于网络政治民主化的建立。尽管新技术为网络政治传播带来了积极变化，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技术掌握的不对等导致信息鸿沟的扩大；其次，政府主导的互动平台可能存在信息反馈不够及时有效的问题；此外，公民在互动过程中还可能因缺乏集体行动而感到力量薄弱，影响到网络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综上所述，Web1.0时代虽为网络政治传播互动开启了先河，但仍有探索与创新的空间，须克服不足，推动网络政治传播向更加民主、开放、高效的方向发展。

（二）Web2.0时代的网络政治传播互动

里勒克尔（Lilleker）认为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政治传播成为一个“二维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统治精英将一系列法令告知社会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来自社会的意见得到积极反馈并鼓励公民参与。[27]Web2.0时代,网络政治传播的传播权不断下放，非官方的话语得到重视，基于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和与公众互动交流的新渠道逐步建立起来，交互性成为网络政治传播中最显著的特征，互动关系在此阶段呈现出新的姿态。

相较于Web 1.0时代的政治信息单向传递与权力集中，Web2.0时代官方已经不再是网络政治传播互动关系的绝对主体，舆论场域中多元主体的交流沟通开始成为主流。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再中心化”的趋势，网络社区逐渐形成了以趣味为特征的“圈层传播”，圈层内部的关系强度大且持久，有着自身独特的行为逻辑和话语体系。[28]网络政治传播包罗万象，具有相似趣味的群体会在一起进行交流互动，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化现象，主体关系渐趋多元化。政治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直接带来了政治传播内容的多元化，传统与现代交织、主流与非主流并存，政治话语形式多样，网络平台和新闻媒体的内容异彩纷呈。公众在与政府的互动中表达态度和观点，并对观点进行再一次的加工，以吸引到更多注意，继而，产生了“话语权”——一些公民在某一领域进行深耕，实现了自身角色的转变，成为意见领袖。他们在网络领域凭借“优势意见”对网民施加影响，其意识形态影响力在持续性的意见生产与粉丝互动中不断扩大和提升。在这些意见领袖的推动下，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政府也主动寻求和民众在互动中实现平等交流，三方的共同努力成为此阶段维持互动运行的主要动力。互动交流的技巧得到重视，如共青团中央在B站平台上，大胆把政治话语通俗化、形象化，通过富有温度的互动收获公众认同、增进公众好感，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民互动新范式。

新媒体技术和数字素养教育普及在Web2.0时代得以实现，信息鸿沟缩小，政府新媒体平台的互动功能被进一步优化，政治信息的反馈质量和速度大大提升。尽管Web2.0时代的网络政治传播互动行为趋于多元化，但也存在信息过载、虚假信息泛滥给公众判断力造成干扰的问题。同时，如何确保不同圈层间的有效沟通，避免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也是面临的挑战之一。此外，意见领袖的崛起虽促进了公民参与，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舆论场的分化与对立，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总体来看，此阶段的互动行为趋于多元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很丰富，畅通了民意表达通道，这种多元的民意表达，有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增加了体制的弹性和张力。[29]政民双方也在政治决策、发展规划、社会文化的互动交流中逐步构建起一个互联网时代中国式民主新的机制和通道。

（三）Web3.0时代的网络政治传播互动

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中描述到: 未来某时，科技将能极大地帮助人们过滤他们的所看、所读、所听，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人们设计了一个可以自行选择的传播世界。[30]Web3.0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VR等前沿技术为网络政治传播互动提供了智能化的媒介和载体，此时的公众表达方式已十分接近这一预言，可供参考和选择的面变宽了，政府和民众也就能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参与到多元话语的互动关系之中来。

新兴技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势必要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进行交流，因此Web3.0时代的互动是基于数据和算法进行的智能化互动。在Web2.0时代，网络政治传播互动虽已初具规模，但仍面临信息过载、内容真伪难辨等问题。Web3.0时代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够智能过滤无关信息，实现个性化内容推送，确保用户接收到更加精准、有价值的政治信息，有效减少了信息噪声。智能时代下，互动过程中话语多元化、政治极化、话语极化等现象愈发明显，逐渐削弱了政府在互动中所掌握的话语权，议程设置逐渐向大众自主式转化。这实际上是对互动受众的赋权，极大地释放了公众的话语权，公众成为政治信息的制作者和传播者[31]，通过互动表达自己对政治生活的看法，高质量的话语很快转化为政府的决策依据。舆论场域中的声音越来越复杂，社交机器人强势介入到政府和民众中间，借助算法打破了以往仅由人类发声的局面。不仅如此，它还能扮演人类角色进行互动，精准描述用户画像，并投其所好，发布言论。大数据算法下的精准推送，使得网络政治传播互动的内容进一步细分，政治参与对象的政治素养得以进一步提升，政治参与的方式更加多样，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发展，互动模式随之演变，网状的互动模式成为主流。用户可在这一网状系统的每一个点上发表言论，不仅可与官方互动，还可以与志同道合的网友进行联动，增进主体的自信心，尤其是多个互动场景可同时出现，从而使言论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强化了用户对事件解决的心理预期。例如，人民日报推出的VR 全景视频《两会“三大通道”都亮相了，到底长啥样》让受众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极大地提升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打破了技术与现实之间的壁垒，充分彰显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民主政治制度。此外，结合AI 与 H5 技术推出的《爱国 style》（见图1），其互动模式极大地拓宽了用户的自主性和多元性，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和互动性，有效扩大了政治传播的影响力。此类作品不断出圈，得益于新兴技术的进步，为政府与民众互动提供了更多载体。

图1 人民日报结合AI与H5推出的新媒体产品《爱国Style》截图 图源：人民日报

Web3.0时代为网络政治传播互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伴随着新的挑战和不足。高度依赖技术的Web3.0平台可能会加剧数字鸿沟，使部分技术掌握不足的人群被边缘化，影响政治传播的广泛性和公平性。虽然大数据和算法带来个性化推送，但也存在算法偏见和潜在的操纵风险，可能影响公众对政治信息的全面理解和判断。其次，社交机器人的参与可能影响政治讨论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只有不断完善技术、加强监管、提升公众素养，才能充分发挥Web3.0的优势，推动网络政治传播向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总体来看，Web3.0时代是一个智能化和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政府也希望在对话互动中实现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这就迫切要求更充分地运用智能时代的信息技术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主流政治价值，构筑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和力量。

Web1.0时代是中国网络政治传播的开端，政民的网络政治互动由此而起。Web2.0时代，网络政治传播的信息和主体更加多元化，而Web3.0时代的网络政治传播更加强调智能化和专业化。政治传播已经深刻嵌入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互联网技术的更新使网络政治传播的内在要素和互动关系发生演变，推动了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互动，助力在对话沟通中达到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正如俞可平所说，治理的理想形态是“善治”，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32]其中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关键维度，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成为衡量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33]由此可见，政治传播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互动在政治传播中有效地协调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网络政治传播作为一个互动性的过程，其平稳运行有赖于技术的外在支撑。技术改变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赋予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新手段，并能在政治生活中提升其参与度和影响力。在互联网的演进过程中，如何精准把握脉搏，铸就政治文明，推动社会治理一直是政府努力的方向[34]。网络政治传播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路径，政府在政治互动中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达到引导和规范其行为的目的；利用自身协调各方关系的功能，在互动中传播民主价值，减少政治对立，达到促进政治共识的目的；依托自身的公共属性，将政治协商的过程置于道德和法制的审视下，加深公民对政权的认可，达到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目的。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35]。在社会治理逐步规范的过程中，网络政治传播通过高效的互动机制，将分散的社会角色紧密联系起来，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共同构筑政治文明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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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23年贵州民族大学校级课题“平台化时代网络舆论的柔性引导力提升研究”（GZMUSK[2023]YB07）

来源：融媒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