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新中国建立之后，负责公安部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北京进行着非常忙碌的管理工作，他与李克农多次撞破国民党特务的计谋，并且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维护了全国的治安安全。
1950年，新中国建立之后，负责公安部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北京进行着非常忙碌的管理工作，他与李克农多次撞破国民党特务的计谋，并且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维护了全国的治安安全。
只不过对于罗瑞卿来说，公安工作跟过去前线打仗的工作不一样，罗瑞卿总觉得，全国的解放工作还在浩浩荡荡地进行，自己没有在一线指挥部队打仗，这让他的心里空落落的。
所以罗瑞卿好几次找到毛主席，表示希望自己能够回到部队指挥作战，但毛主席每一次都告诉他：
“只有你能领导好公安部队”。
某一天晚上，罗瑞卿来到了毛主席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再次提到了这件事情，毛主席还是笑着向罗瑞卿表示，罗瑞卿的公安工作做得非常好，全国的治安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丝毫不比一线部队作战简单，希望罗瑞卿能够沉住气。
也是在公安工作之中，罗瑞卿感受到了毛主席对他寄予的厚望，并且随着解放工作逐渐完成，全国的公安工作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罗瑞卿在这个挑战之中，才知道担子有多重，毛主席之前对他寄予的期望有多重，罗瑞卿后来还因为此事给主席道歉，认为自己之前看问题不够透彻。
这位毛主席眼中的罗长子，也缔造了一段传奇。
罗瑞卿生于1906年5月31日，那一天，他在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降生。
罗瑞卿家中以农为生，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清贫，1924年，他在南充中学求学，这所学校由张澜创办，注重爱国教育，罗瑞卿深受影响，加入爱国学生运动。
他走上街头，挥舞旗帜，呼吁抵制外敌侵略。
他与同学们一起散发传单，组织游行，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这些学生运动，点燃了他内心的热血，也为他日后的革命之路埋下伏笔。
1926年，罗瑞卿考入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所学校是黄埔军校的分支，旨在培养革命军事人才，他投身军校讨伐夏斗寅的战斗，拿起步枪，与同学并肩作战。
每次作战，他都冲锋在前，协助部队击退敌军，展现出初生牛犊的勇气。
1927年7月，张发奎将军校改编为教导团。
但在8月2日，张发奎在九江下令缴械教导团，罗瑞卿被迫离队，独自返回武汉。
在此之后，他四处寻找中共党组织，却因身患伤寒无钱医治，被医院推出门外，无奈之下，他只能躺在街头，生命垂危，几乎丧命。
在罗瑞卿大将的回忆中，这场病痛，成为他革命生涯的第一次考验。
处境极度艰难之下，他发挥了军人的那股硬作风，咬牙坚持，因为他的坚强，身体最终康复。
1928年10月，罗瑞卿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宣誓入党，将生命交给革命事业，1929年春，党组织派他前往闽西，他抵达后，组建游击队，召集当地青年，教授他们军事技能，他担任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负责制定作战计划。
随后，他率领部队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作战，攻打敌军据点，开辟闽西苏区。
他指挥战士们埋伏山林，袭击敌军补给线，为苏区建设赢得空间，在1929年的6月，他随部队编入红四军，担任支队党代表，也是从这一刻开始，罗瑞卿正式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加入了红四军之后，他组织战士学习党的政策，鼓舞士气，确保部队团结，政治工作十分出色。
年底，他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
而他与政委罗荣桓密切合作，贯彻会议精神，他们召集战士开会，讲解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们整顿部队纪律，清除不良风气，使第二纵队焕发出新的战斗力。
1930年6月，罗瑞卿升任第二纵队政委，后改为红十一师政委，他带领战士们投入战斗，指挥部队攻打敌军碉堡。
作战之前，他亲自勘察地形，部署火力，确保作战顺利，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他率部迎战国民党军，他站在前沿指挥，敌军炮弹击中阵地，他的头部受重伤，鲜血染红军装，也是因为这次受伤，大叶性肺炎随之而来。
他被抬下战场，生死悬于一线。
这是他第二次与死神交锋。
而战友们为他包扎伤口，抢救生命。
在战友们以及战地医院的全力救助下，加上罗瑞卿本人顽强的意志，他最终挺过难关，伤愈后重返前线。
1932年3月，罗瑞卿担任红四军政委，他率领部队参加漳州战役，进驻海边的石码镇。
他指挥战士们攻占敌军阵地，缴获物资，为部队补充给养。
1932年6月，他调任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他与参谋长徐彦刚密切配合，率领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右翼，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登仙桥伏击战。
在这场伏击战中，他部署部队埋伏山谷，等待敌军进入包围圈，敌人刚刚进入包围圈，他下令开火，战士们一举歼灭敌军主力，取得胜利。
1933年8月，他因战功显著，获颁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的10月，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长征开始后，罗瑞卿担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他与部队跋涉万里，穿越崇山峻岭。
长征的过程中，作为开路先锋，罗瑞卿指挥战士们突破敌军封锁线，掩护主力部队前进，他亲自带队侦察，寻找安全路径。
后来，他调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他组织战士们学习党的方针，鼓舞士气。他走访伤员，发放物资，确保部队秩序。
到达陕北后，他担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罗瑞卿严查纪律，防止敌特渗透，稳定军心。
他的身影，总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
1936年6月，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教育长，根据红军的情况，罗瑞卿制定教学计划，培训干部，为抗战储备力量。
西安事变发生后，罗瑞卿奉命前往西安。
他协助周恩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促成合作，在西安的时候，当时的局势非常严峻，而他奔走于各方之间，传递信息，确保谈判顺利。
1937年2月，他回到延安，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
罗瑞卿主持抗日军政大学的日常事务，安排课程，并且负责编写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完成《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
而这本书总结人民军队经验，向全国传播，后来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传播效果。
1939年7月，罗瑞卿率领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数千名师生，离开延安，前往华北敌后办学，他们跋涉三千里，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十个县，他们又突破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封锁线，历经艰险。
罗瑞卿指挥队伍昼夜行军，避开敌军巡逻，整个过程并不简单，罗瑞卿安排战士保护师生，确保人员安全，他们抵达太行山区，建立学校，继续培养干部。
这场“小长征”，展现了他的组织能力与坚韧。
1940年5月，罗瑞卿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他转战太行山区，参与指挥百团大战，他与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共同制定计划，组织部队破坏敌军铁路、桥梁。
罗瑞卿指挥战士们埋设炸药，切断敌军补给线，他还多次指挥反“扫荡”，带领部队在敌后坚持作战。
除此之外，罗瑞卿的组织能力也非常强大，他部署防线，转移群众，挫败敌军进攻，他撰写《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文章，总结游击战经验，他将文章分发部队，要求干部学习，提升政治工作水平。
解放战争中，罗瑞卿的成长更加迅速。
抗日胜利后，他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他协助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谈判，谈判过程中，他起草文件，分析局势，提出建议，为停战争取时间。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与杨得志指挥正太战役，率领部队攻打敌军据点，他部署炮兵轰击，步兵突袭，解放铁路沿线。他又参与石家庄战役，指挥部队包围城市，迫使敌军投降。
华北的“杨罗耿”兵团，指的就是他与杨得志、耿飚共同组成的兵团，三人之中，罗瑞卿是唯一一位大将。
1948年，他担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在平津战役中，他与杨得志率部在新保安围歼国民党第三十五军。
虽然只是政委，罗瑞卿的指挥作战能力丝毫不亚于杨得志，他指挥部队切断敌军退路，发起猛攻，他下令炮兵集中火力，步兵分路包抄，最终全歼敌军，这场胜利，为北平和平解放铺平道路。
1949年春，他参与指挥太原战役，他与将领们制定计划，率领部队攻打城防，他指挥战士们架设梯子，攀登城墙，突破敌军防线。
最终，太原解放，他的指挥功不可没。
1949年6月，他负责筹建公安部。他担任部长，组建机构，招募干警。
接到了中央的任务之后，罗瑞卿开始制定规章，培训队伍，建立情报网络，他奔走各地，检查工作，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在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在北京打下了公安工作的基础。
1949年的10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新中国建立前的政治协商会议所确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规定，新中国从1949年12月开始在全国正式组建统一的人民公安部队。
于是从1950年1月至5月，以公安中央纵队、地方公安武装及部分野战军为基础，分别组成了各地公安部队，全国各地公安武装完成了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的工作。
整编后，全国共有一个公安中央纵队，以及若干个公安师、公安总队、纠察队、警卫团、省公安团和公安大队、公安中队、公安队，全国公安部队总人数为24.12万人。
而这20多万人，全部都由罗瑞卿来领导，可见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看重。
一开始，公安工作还是比较艰难的，因为这些工作担子都要落到罗瑞卿的肩膀上，毛主席把罗瑞卿的辛苦看在眼里，适当也会给罗瑞卿做思想工作，也是在毛主席的谈话之中，罗瑞卿明白，这些工作一点都不比在军队工作简单，甚至更加重要。
为了让罗瑞卿在工作中有着更大的成长，毛主席经常叮嘱他，不管有多么忙，都要看书。
于是，罗瑞卿就像当年在延安时候一样，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认真读历史。
他读了《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史记》和其他史类书籍。
毛主席还不时有针对性地选出古人的传记，让罗瑞卿读，并鼓励公安高级干部阅读。
有一次，毛主席让罗瑞卿找出《三国志》中的《吕蒙传》，请人译成白话文，一同印发公安部局以上高级干部学习。
而罗瑞卿在学习会上，传达毛主席的话：
“吕蒙是孙吴大将，周瑜去世后，他协助孙权都督三军，日夜很忙。
孙权对他说：
你现在执掌大事，不可不学。吕蒙推辞，说他“军中多务”，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不是要你整天读书当博士，但是应当涉猎书籍，见往事。你说公务繁忙，能比得过我吗？我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听了孙权的话，开始发愤读书。后来鲁肃见到吕蒙，经过彼此交谈，鲁肃大为惊讶，说吕蒙才略大有长进，已经不是当年吴下阿蒙了！吕蒙笑着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你老兄何见事之晚乎！”鲁肃非常感动，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友而别”。
而毛主席引用这个故事告诉罗瑞卿，公安部高级干部工作再忙，还是要读书，读书知事后，就不是当年“吴下阿蒙”了。
在这次讲话之后，罗瑞卿和公安部的领导干部，形成一种自觉的、浓厚的学习风气。下班以后，常在办公室读书。
当时，公安部南大楼晚上灯火通明，成为大院中动人的景观。
许多老同志回忆当年的情景，印象还是深刻的。
1955年，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9年4月，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的9月，罗瑞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在这些岗位上，他组织战备，指挥海防作战。
同样的，在时代军事科技的变化下，他推动尖端武器研发，监督常规武器生产，1961年11月，他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依旧发挥着极高的适应能力，协调工厂，分配资源，提升军工能力。
1964年，他与贺龙领导全军练兵和比武。他制定训练计划，组织部队演习。他亲自视察军营，观看比武，提出改进意见。他的努力，使部队战斗力显著提升。
不过在1965年，他被林彪等人诬陷，遭受批判。
他不堪重压，从楼上跳下，左腿受伤。这是他第三次与死神相遇。他存活下来，却在“文革”中历经迫害。他的左腿致残，身体衰弱，但他意志未垮。
1977年，罗瑞卿复任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他协助邓小平整顿军队，裁减冗员，提升效率，他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讨论，起草文件，组织会议，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做着贡献，他提倡实事求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条件。
1978年7月，他赴德国治疗腿疾，在8月3日，他因病逝世，享年72岁。
他的离去，让人们深感惋惜。
而罗瑞卿大将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一个习惯流程至今。
比如现在，在北京和各个城市街头，都可以看到人民警察“纠正违章先敬礼”的文明执法行为，其实此事与罗瑞卿有关。
50年代初，因为随着自行车和汽车的增加，违反交通规则的事也多起来了。
而交通民警在纠正违章时，动不动就训斥一顿，扣执照，扣车子，老百姓不大满意。
有一次，罗瑞卿在路上看到一辆三轮车翻倒在地，影响了交通，交通民警对骑车人训斥一顿就不管了，罗瑞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在办公会议上提到这件事，严肃批评说：
三轮车翻倒了，不能训人家一顿就不管了。我们是人民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尊重人，有礼貌，文明执勤。
此后，北京的交通民警改进了工作，出现了纠正违章先敬礼的新风气。
当时毛主席知道后，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他在几个地方讲：
“这可厉害呢！这个比粗声粗气、要态度、不和气厉害得多。”
罗瑞卿在全国公安会议上肯定了这个新经验。认为警察纠正人家违章先敬一个礼，然后再批评，是个好办法，要在全国普遍推行起来。
也正是这一个习惯，让中国的公安部队与人民百姓之间有着非常和睦的关系，罗瑞卿大将对人民对国家的态度，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消逝，反而因为时间过得越久，让人们对他记忆更加深刻。
来源：闲说史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