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全球TOP15药企研发总投入超1400亿美元，仅默沙东、罗氏两家企业的研发支出（合计351亿美元）已接近阿波罗登月计划总成本（经通胀调整后约1500亿美元）。

肿瘤药物研发的困境与全球药企格局分析。

一、肿瘤药物研发：为何“比登月更难”？

1. 成本与风险的悬殊对比

2024年全球TOP15药企研发总投入超1400亿美元，仅默沙东、罗氏两家企业的研发支出（合计351亿美元）已接近阿波罗登月计划总成本（经通胀调整后约1500亿美元）。

平均每款新药研发需投入26亿美元，耗时10年以上，但临床阶段失败率高达90%。例如，阿斯利康的PD-L1抑制剂因III期临床试验未达终点，直接损失超10亿美元。

肿瘤药物需突破靶点发现、耐药机制、精准递送等多重壁垒，如CAR-T疗法仅能覆盖部分血液瘤，实体瘤治疗仍举步维艰。

2. 国内外药企的研发鸿沟

国际巨头默沙东研发投入（179亿美元）是中国头部药企恒瑞医药（约10亿美元）的18倍。2024年中国药企研发投入超60亿人民币（约8.3亿美元）的仅5家（恒瑞、百济神州等），且研发占比普遍低于20%。

全球肿瘤药物专利中，美国占58%，欧洲占24%，中国仅占6%；2023年FDA批准53款新药，中国NMPA批准11款，且多为Me-too类药物。

二、高药价背后的逻辑，研发成本与市场规律。

1. 定价机制的必然性

一款成功上市的肿瘤药需覆盖10-20款失败药物的研发成本。例如，Keytruda（默沙东）累计研发投入超120亿美元，其2024年销售额达250亿美元，利润率35%，但需承担同期其他管线失败的损失。

原研药企在20年专利期内通过高价回收成本，专利到期后仿制药价格可下降90%。例如，曲妥珠单抗（赫赛汀）原研药单价2万元/支，仿制药上市后降至2000元/支。

2. 公众认知误区与现实矛盾

单支PD-1抑制剂生产成本约300元，但分摊至每支的研发成本高达5000元（按10年研发周期测算）。公众往往忽视隐性成本，导致“药价暴利”的误解。

发达国家通过商保覆盖高价药（如美国商保支付70%肿瘤药费用），而中国患者自费比例仍超50%，加剧“用药贵”感知。

三、中国药企的突围路径

1. 政策驱动与资本倾斜

2024年“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投入增至200亿元，重点支持ADC（抗体偶联药物）、双抗等前沿领域，例如荣昌生物的维迪西妥单抗已实现海外授权（首付款2亿美元）。

科创板允许未盈利生物药企上市，百济神州、君实生物等通过股权融资累计超600亿元，缓解研发资金压力。

2. 差异化竞争策略

Fast-follow到First-in-class，信达生物依托信迪利单抗（PD-1）快速跟进抢占市场，随后转向布局LAG-3、TIGIT等新兴靶点。

License-out模式，2024年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达48起，总金额超120亿美元。例如，科伦博泰将7款ADC药物授权给默沙东，预付款达9亿美元。

3. 产业链协同创新

CXO（研发外包）赋能，药明康德、康龙化成等企业提供一站式研发服务，将新药研发周期缩短30%，成本降低40%。

AI技术突破瓶颈，英矽智能利用AI平台发现全新靶点（如PHD1抑制剂），将临床前研究时间从4年压缩至18个月。

四、未来挑战与平衡之道

1. 可持续创新的难题

盈利周期拉长。中国Biotech企业平均亏损周期达8年，2024年港股18A板块中70%企业现金流不足支撑2年研发。

内卷与重复建设。国内147个PD-1/PD-L1在研项目扎堆，而CD47、Claudin18.2等靶点竞争已白热化，资源浪费严重。

2. 支付端改革迫在眉睫

医保谈判动态平衡。2024年医保目录新增23款肿瘤药，平均降价62%，但需避免“灵魂砍价”挫伤创新积极性。

多层次保障体系。推广“惠民保”补充险（覆盖超2亿人），探索“按疗效付费”模式，例如CAR-T疗法部分城市试点“无效退款”。

肿瘤药物研发的“登月级”难度，既源于科学探索的复杂性，也受制于资本与市场的残酷逻辑。

国际药企凭借历史积累和全球市场优势，筑起高研发投入的护城河；中国药企则在政策扶持与差异化策略中艰难突围。

未来，唯有通过技术突破、支付改革与全球化协作，才能让“抗癌登月”真正惠及众生。

来源：价值投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