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SL 2025丨宁琴教授团队12项肝病研究成果亮相大会，喜获一项“青年研究者奖”

摘要：2025年3月26-30日，第34届亚太肝病学会年会（APASL 2025）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宁琴教授团队携12项研究成果亮相，内容涵盖了乙型肝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终末期肝病及其合并感染等领域

2025年3月26-30日，第34届亚太肝病学会年会（APASL 2025）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宁琴教授团队携12项研究成果亮相，内容涵盖了乙型肝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终末期肝病及其合并感染等领域，其中一项研究荣获“APASL青年研究者奖”，此外还有3项口头报告，8项壁报展示。《国际肝病》深度追踪，为广大同道传递中国肝病之声。

APASL青年研究者奖

FGL2-C3aR轴介导的中性粒细胞诱捕网释放促进MAFLD局部微血栓形成和纤维化进展的机制研究（大会编号：YI0007）

李玺堂，海素平，胡军剑，高强，仵文会，余冰慧，王晓晶，宁琴

研究背景

MAFLD发病率逐年攀升，其中包括单纯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MASH）、肝纤维化和肝癌等一系列疾病谱。据报道，约有10%的MASH患者会发生代谢性肝纤维化，其造成的肝硬化和终末期肝病是肝移植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临床上尚无治疗脂肪肝相关肝纤维化的特效药物，因此亟需深入研究MAFLD的病理生理机制，开发新的治疗靶点。现阶段已有研究表明，MAFLD患者存在孤立的凝血功能障碍，并观察到凝血障碍与MAFLD肝纤维化进展正相关，但凝血系统在MAFLD肝纤维化中的作用及机制并不明确。近年来研究指出中性粒细胞外诱捕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NETs）在促进凝血激活及免疫血栓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此，本研究旨在探讨NETs介导的凝血在MASH纤维化中的作用及潜在机制。

研究方法

通过采用60%高脂（HFD）或缺胆碱蛋氨酸（MCD）饮食来诱导两种MAFLD模型。腹腔注射DNase 1来耗竭NETs。为了探讨纤维介素蛋白2（fibrinogen-like protein 2, FGL2）对NETs生成、凝血紊乱和MAFLD肝纤维化的影响，我们构建了fgl2敲除鼠（fgl2-/-）。分别把WT中性粒细胞及fgl2-/-中性粒细胞过继至WT MCD小鼠内来探讨中性粒细胞特异性fgl2对NETs生成、凝血紊乱及疾病进展的影响。采用全转录组和非实质细胞转录组测序分析WT小鼠与fgl2-/-小鼠（MCD和HFD双模型）肝组织中主要的差异通路及关键分子。为了探讨C3aR在MASH纤维化中的作用，MCD小鼠接受了C3aR拮抗剂（SB290157）治疗。在体外研究中，采用棕榈酸（PA）和LPS刺激WT和fgl2-/-小鼠的骨髓中性粒细胞并检测NETs相关分子表达情况。同时，在脂肪肝病人肝组织中检测FGL2、NETs及C3aR表达情况。

研究结果

中性粒细胞浸润及NETs释放在MCD和HFD肝纤维化小鼠中显著升高。同时NETs和纤维素存在共沉积，提示NETs可能与肝组织局部微血栓形成有关。通过DNase1耗竭NETs，肝脏炎症和纤维化均得到了缓解，同时凝血相关指标如TAT、补体相关成分C3a及肝脏纤维素沉积显著下调。fgl2敲除后MAFLD肝脏炎症和纤维化得到改善，转录组学分析提示fgl2敲除抑制了NETs释放及补体和凝血激活通路，并进一步在动物体内得到验证。中性粒细胞过继试验表明，中性粒细胞fgl2可促进肝脏NETs释放，激活补体和凝血系统。通过转录组学分析，我们筛选了补体和凝血通路上的关键基因，发现FGL2可能通过影响补体关键分子C3aR发挥作用。体外实验表明高脂和LPS刺激下，中性粒细胞FGL2可通过与C3aR相互作用，介导NETs的释放和补凝血系统的激活。体内实验提示，C3aR抑制剂处理后小鼠肝损伤减轻，肝脏NETs释放减少，补体和凝血指标下调。

研究结论

NETs可通过激活补凝血系统，促进肝脏局部微血栓形成，加剧MASH肝纤维化发生发展。在MASH肝纤维化中，NETs的生成受到FGL2-C3AR轴的调控，干预FGL2、C3aR及NETs均可缓解疾病进展。采用DNase-1干预NETs及下游凝血激活或可成为MAFLD肝纤维化的潜在治疗策略。

图1. 研究重要图表摘要

（源自APASL 2025会议）

口头报告

研究一

终末期肝病中细菌或真菌感染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一项来自中国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大会编号：OP0238）

刘薇，严佑琴，周晓琳，李毅，胡伟，陈悦，陈秀记，张建军，许绿叶，朱俊，吴国栋，刘黎，程良斌，邱其武，黄蓝月，钮雨鑫，刘芸辉，刘婷婷，程秋瑜，陈韬，宁琴

研究背景

终末期肝病（End-Stage Liver Disease，ESLD）患者由于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和肝脏合成功能受损，细菌或真菌感染的风险显著增加。本研究旨在总结中国ESLD合并细菌或真菌感染患者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及病死率等临床资料，为ESLD的临床救治提供帮助。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筛选了在2012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于14家三级医院接受治疗的1328例慢性肝病合并急性失代偿的患者。通过分析对比临床资料，描述了不同ESLD临床表型患者合并细菌或真菌感染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和病原学特征。利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细菌感染对不同ESLD临床表型患者28天和90天死亡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

在多中心研究中纳入的1328例ESLD患者中，有935例为稳定或不稳定的失代偿性肝硬化患者（SDC&UDC组），97例为ACLF-1级患者（ACLF-1组），215例为ACLF-2级患者（ACLF-2组），81例为ACLF-3级患者（ACLF-3组）。以上各组患者在90天随访期内的累积细菌感染发生率分别为48.0%、66.0%、84.7%和81.5%。在SDC&UDC组和ACLF组中，自发性腹膜炎和肺部感染是均最常见的细菌感染类型。共分离培养出67株细菌，其中屎肠球菌是革兰氏阳性菌中最常见的菌种（占比9/32），而大肠埃希菌则是革兰氏阴性菌中最常见的菌种（占比18/35）。腹水和血浆C反应蛋白水平升高均与ADC和ACLF患者发生社区获得性感染（CAI）独立相关，而胆红素水平升高则仅与ACLF患者发生CAI独立相关。细菌感染是AD患者发展为ACLF的重要诱因之一（风险比：2.039；95%CI：1.426-2.916；PP=0.037）和90天死亡率（风险比：1.441；95%CI：1.086-1.916；P=0.005），并且提高了SDC&UDC组患者（风险比：2.976；95%CI：1.760-5.025；PP=0.004）的90天死亡率。在SDC&UDC组和ACLF组患者中，分别发现7例（0.7%）和11例（2.8%）真菌感染。两组中合并真菌感染的患者90天死亡率分别为14.3%和72.7%。

研究结论

细菌感染在ESLD患者中极为常见，是ACLF的重要诱因，并与ESLD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早期识别危险因素并及时启动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对于改善ESLD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

研究二

血浆白细胞介素-33作为慢加急性肝衰竭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的新型诊断标志物：一项前瞻性研究（大会编号：OP0052）

黄蓝月，刘薇，刘芸辉，陈亮，张梦，钮雨鑫，冯煜钊，程秋瑜，刘婷婷，汪鹏，宋密，陈广，朱琳，宁琴，陈韬

研究背景

侵袭性肺曲霉病（IPA）是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患者的一种严重且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细胞因子在IPA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被认为是潜在的诊断生物标志物。本研究旨在评估一组血浆细胞因子在ACLF中对IPA患者的诊断价值。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在2023年3月至2024年9月间，共纳入在同济医院感染科住院治疗的345例ACLF患者，并收集患者在住院期间的血浆样本及临床数据。根据ACLF合并IPA的诊断标准，最终16名患者被纳入曲霉感染组。通过性别、年龄及肝功能失代偿的严重程度匹配了32例无曲霉感染证据的细菌性肺炎患者（细菌感染组）和32名没有任何感染的患者（非感染组）作为对照组。测定系列细胞因子，包括IL-33，IL-17A，IL-23，IL-31，IL-1β，IL-2，IL-4，sIL-2R，IL-6，IL-10，IL-12p70，IL-13，TNF-α和IFN-γ的血浆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估这些细胞因子对IPA的诊断效能。

研究结果

曲霉感染组、细菌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患者的基线特征无显著差异。IL-33(163.07 vs. 12.82 vs. 0.00 pg/ml，P＜0.033)，IL-6(33.82 vs. 12.09 vs.7.67 pg/ml，P=0.004), IL-4(0.16 vs. 0.11 vs. 0.11 pg/ml，P=0.025)和IL-23(10.14 vs. 10.95 vs. 11.28 pg/ml，P=0.033)在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图1）。与细菌感染组相比，曲霉感染组的IL-33水平(163.07 vs. 12.82 pg/ml，P＜0.001)显著升高，IL-33（AUC = 0.871，cut-off = 66.97 pg/ml，P＜0.001）可有效区分肺部曲霉感染与细菌感染，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3.80%和84.40%（如图2）。此外，与曲霉感染潜伏期（154.86 vs. 2.01 pg/ml，P=0.003）和曲霉感染恢复期（154.86 vs. 28.01 pg/ml，P=0.042）相比，曲霉感染时IL-33水平显著升高。

图2. IPA组、BP组和非感染组中白细胞介素（IL）-33（A）、IL-6（B）、IL-4（C）和IL-23（D）水平的分布图

图3. IPA组和BP组的14种细胞因子ROC曲线

研究结论

血浆IL-33水平对ACLF合并IPA患者有强大的诊断潜力，尤其是在区分曲霉感染和细菌感染方面。

研究三

联合使用Toll样受体7激动剂和抗PD-L1疗法可重建病毒抑制期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保护性免疫（大会编号：PL0015）

陈昱颖，吴婷，吴迪，袁志泽，常江，吴一之，黄达，原伟，严伟明，宁琴

研究背景

一项随机对照II期临床试验（OCEAN cure05研究）中，Toll样受体7（Toll-like receptor 7，TLR7）激动剂TQ-A3334与PD-L1抗体TQ-B2450的联合治疗可有效降低接受核苷（酸）类似物（NAs）经治、病毒持续抑制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HBsAg，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本研究旨在解析该联合治疗方案下患者的免疫学特征及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前瞻性、单中心、开放标签临床试验，纳入24例接受NAs治疗的CHB患者，随机分为恩替卡韦（ETV）单药治疗组（n=6）、ETV+TQA3334二联治疗组（n=9）以及NUCs+TQ-A3334+TQ-B2450三联治疗组（n=9），持续治疗24周并随访24周。在指定时间点采集血清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实时定量PCR（qPCR）和电化学发光法（MSD）分别评估干扰素刺激基因（ISGs）和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HBV特异性CD8+T细胞应答，进一步通过与HepAD38细胞系共培养构建体外条件培养系统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

在对CHB患者的治疗中，三联治疗相较于单药治疗和二联治疗，在EOT时展现出了更为显著的HBsAg下降。在ISGs和细胞因子方面，随着疗程延长，三联治疗组患者PBMCs中MX1和ISG15在内的ISGs表达水平，血清中IFN-α、IL-21、IP-10及可溶性PD-1（sPD-1）在内的细胞因子水平显著增高，而可溶性PD-L1（sPD-L1）水平显著降低（图4）。此外，二联治疗也显著上调了SOCS3、IFN-α、IFN-γ和IL-21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与单药和二联治疗相比，EOT时三联治疗组IL-21升高的幅度明显更大，sPD-L1的表达水平明显更低。

图4 . 治疗过程中三组患者的ISGs和细胞因子的变化

在HBV特异性CD8+T细胞应答水平方面，与二联治疗相比，三联治疗组EOT的HBV特异性应答显著增强，包括核心肽段（Core）特异性CD8+T细胞的IFN-γ分泌水平和脱颗粒反应，以及聚合酶肽段（Pol）特异性CD8+T细胞的IFN-γ分泌水平（图5）。与基线相比，EOT时三联治疗组明显增强的特异性T细胞应答还包括Core特异性CD8+T细胞的TNF-α分泌，Pol特异性CD8+T细胞的脱颗粒反应，及包膜肽段（Env）特异性CD8+T细胞的IFN-γ分泌水平。而在随访结束（EOF）时，三联治疗组Core特异性CD8+T细胞的IFN-γ分泌和脱颗粒反应仍然显著高于基线水平。此外，二联治疗组EOT的HBV特异性应答也有显著增强，包括Core特异性CD8+T细胞的IFN-γ分泌水平和脱颗粒反应，Pol特异性CD8+T细胞的IFN-γ分泌水平和脱颗粒反应。然而NAs单药治疗组的HBV特异性CD8+T细胞应答水平在整个治疗及随访过程中并无明显变化。

图5. 与单药治疗及二联治疗相比，三联治疗组EOT的HBV特异性应答显著增强

将EOT时针对各肽段不同指标的应答水平相比于基线应答水平超过2倍以上则被认定为应答较强。三联治疗组中针对Core、Pol和Env肽段的IFN-γ分泌能力应答较强的概率分别是67%（6/9）、33%（3/9）和11%（1/9）；TNF-α分泌能力应答较强的概率分别是11%（1/9）、11%（1/9）和0%（0/9）；CD107a脱颗粒应答较强的概率分别是78%（7/9）、56%（5/9）和22%（2/9）。相较之下，二联治疗组和NAs单药组患者各个指标的应答较强的概率均普遍低于三联治疗组患者。在EOT时，三联治疗组患者有2或3个指标对core和polymerase肽段产生较强应答的例数分别为6例（占66.7%）和2例（占22.2%），均显著高于二联治疗组的1例（12.5%）和0例，以及NAs单药治疗组的1例（16.7%）和0例。

在HLA-A2阳性CHB患者的PBMCs体外培养体系中，TQ-A3334基础上联合TQ-B2450刺激可明显提升Core及Pol五聚体特异性CD8+T细胞的比例；PBMCs与HepAD38细胞系共培养模型中，联合用药组HepAD38细胞裂解率显著增加，并伴随HBV DNA水平的加速下降（图6）。

图6. Core及Pol五聚体特异性CD8+T细胞的比例（A）和HepAD38细胞裂解率（B）

研究结论

TLR7激动剂与PD-L1抗体的联合应用可通过诱导ISGs表达、促进抗病毒细胞因子产生、提升HBV特异性CD8+T细胞应答等机制重建病毒抑制期CHB患者的抗病毒免疫，并助力改善临床转归。

壁报交流

研究一

STING激活抑制病毒复制但促进慢性乙型肝炎并发MASLD的肝损伤（大会编号：PP0084）

仵文会，海素平，李玺堂，高强，余冰慧，徐飞扬，郑熙哲，胡军剑，王晓晶，宁琴

研究背景

慢性乙型肝炎（CHB）合并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发病率逐年上升，CHB合并MASLD患者仍缺乏大型的临床多中心研究，现有研究因人群异质性及MASLD诊断方法差异，导致临床异质性显著，且相关性分析易受代谢混杂因素干扰，其临床结局及潜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阐明。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STING）是天然免疫激活的核心调控因子。在HBV慢性感染中，STING通路的表达及功能均受到抑制，尽管有研究表明STING激动剂可诱导巨噬细胞产生细胞因子，抑制肝细胞中的HBV复制，但实际在CHB中STING却因被抑制难以发挥抗病毒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可能与HBV的免疫逃逸和慢性感染进程密切相关。在MASLD中，巨噬细胞高表达STING，且脂毒性和氧化应激导致的肝细胞损伤，或者肠肝循环释放的双链DNA和线粒体DNA（mtDNA）可以激活STING通路，进一步加重MASLD的肝脏炎症和代谢紊乱。因此，STING的高表达和活化会促进MASLD的炎症和纤维化进展。在CHB合并MASLD疾病进程中，STING的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STING在CHB合并MASLD疾病进展中的作用及机制。

研究方法

采用高脂饮食（HFD）喂养的HBV转基因小鼠（HBV-tg）和pAAV/HBV1.2高压水动力注射小鼠建立CHB合并MASLD动物模型。构建全身性STING基因敲除（Tmem173-/-）、巨噬细胞特异性STING敲除（Tmem173f/fLyz2Cre+）。体外实验中，构建THP1巨噬细胞与HepG2/HepG2.2.15肝细胞共培养体系，使用棕榈酸（PA）刺激。通过Western blot、免疫组化和免疫荧光检测STING通路及自噬标志物。使用患者标本进行临床验证。

研究结果

在CHB合并MASLD的小鼠模型中，我们发现，相较于单纯的CHB或MASLD组，CHB合并MASLD组的肝脏炎症与纤维化进展显著加剧，表现为肝功能ALT，AST，肝脏炎症因子TNFα，IL-1β，IL-6，以及肝脏纤维化指标α-SMA，Collagen I的显著上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肝脏病理损伤加重，血清中的HBV DNA和HBsAg水平却较单纯CHB组显著降低，同时肝内HBcAg染色也显著减少。这一现象提示，HBV的复制在CHB合并MASLD的情况下受到了显著抑制（图7）。

图7. 慢性乙型肝炎合并MASLD可以抑制HBV复制，但会加剧小鼠的肝脏炎症和纤维化

（源自APASL 2025会议）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CHB合并MASLD组中，STING（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的表达与激活显著增强。STING的激活后一方面通过上调TBK1-IRF3-IFNβ信号通路，发挥抗病毒作用，抑制HBV的复制，另一方面也上调了NF-κB/NLRP3炎症信号通路，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进一步加重。为了进一步验证STING在CHB合并MASLD中的作用，我们通过基因敲除技术构建了巨噬细胞STING缺失的小鼠模型。结果显示，巨噬细胞STING缺失可以显著减轻CHB合并MASLD组小鼠的肝脏炎症与纤维化，但同时伴随着HBV DNA表达的上调（图8）。这一结果表明，STING在巨噬细胞中的表达对于控制HBV复制和调节肝脏炎症反应具有重要作用。STING的缺失虽然减轻了炎症反应，但也削弱了抗病毒作用，导致HBV复制的反弹。

图8. 巨噬细胞STING敲除可缓解CHB合并MASLD小鼠的肝损伤，但同时增强HBV复制

（源自APASL 2025会议）

在体外实验中，我们发现，PA与HBV共同刺激巨噬细胞后，STING的表达显著上调，并且伴随着自噬流的受损。通过使用Bafilomycin A1阻断溶酶体融合阶段，发现巨噬细胞中STING的积累增加。机制上，HBV与PA协同抑制了巨噬细胞中RAB7的功能，阻碍了RAB7介导的STING溶酶体降解途径，从而导致STING在巨噬细胞中的异常累积。激活RAB7则可以降低STING的异常累积，恢复自噬流（图9）。临床上，共病组患者的肝脏STING通路激活，RAB7表达下降，自噬流受阻。

图9. CHB合并MASLD组小鼠自噬流受损，RAB7下降，STING降解受阻

研究结论

在CHB合并MASLD中，上调的巨噬细胞STING既能通过激活抗病毒信号抑制HBV复制，又可驱动促炎信号加重肝脏炎症。同时，HBV与MASLD协同抑制RAB7的表达，阻碍STING的溶酶体降解，进一步加剧疾病进展。

研究二

干扰素联合序贯治疗基线时HBV整合水平与96周临床治愈相关（大会编号：PP0265）

辜咪思，吴文煜，尤洁，吴倩君，黄菲，张旖宣，汪鹏，习东，陈韬，严伟明，王晓晶，吴迪，宁琴，韩梅芳

研究背景

HBV感染早期即可在肝组织中检测到整合事件，且该事件在急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和肝癌患者中均有发生。整合的HBV能独立于cccDNA途径持续表达HBsAg。OSST、Endeavor、Anchor等研究发现，NA经治的慢乙肝患者联合序贯Peg-IFN治疗可提高治愈率，但HBV整合特征与干扰素治疗后治愈的关系尚不明朗。本研究旨在探究核苷经治慢乙肝患者肝组织中HBV整合模式及其与抗病毒治疗后HBsAg阴转的关系。

研究方法

本研究涉及的患者均源自Anchor研究，其纳入标准为核苷经治的病毒抑制慢乙肝患者，具体为NA治疗史超1年，HBV DNA＜1000 copies/mL，HBsAg＜3000 IU/mL。患者按1:1:1随机分至三组：组I为ETV单药治疗96周；组II为Peg-IFN与ETV联合治疗48周后，停用ETV，续用Peg-IFN治疗48周；组III为Peg-IFN、GM-CSF与ETV联合治疗48周后，停用GM-CSF与ETV，续用Peg-IFN治疗48周。治疗96周时，HBsAg与HBV DNA均转阴的患者被定义为应答组，反之则为非应答组。

本研究从Anchor研究中纳入了45例患者，包括组II应答组的13例患者、组II非应答组的17例患者，以及组I（均为非应答组）的15例患者。收集了患者的基线临床特征（如慢乙肝家族史、抗病毒治疗史、病程等），并每隔12周检测外周血的HBV病毒学指标（如HBV RNA、HBcrAg）及生化指标（如ALT、AST）。同时，在基线和治疗48周时收集肝组织样本，采用高通量病毒整合检测（HIVID）方法检测HBV整合情况（包括断点类型数量、断点总频率、平均频率和最大频率），并对肝组织中的HBV cccDNA进行定量检测。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基线时共检测到2953个HBV整合断点。HBV感染病程与断点平均频率正相关，与断点类型数量、总频率或最大频率无显著相关。HBeAg状态对整合水平无影响。血清ALT水平与断点平均频率和最大频率正相关，血清HBV RNA水平与断点总频率正相关。但基线时，整合水平指标与cccDNA、HBsAg或HBcrAg水平无显著相关。抗病毒治疗96周的应答者基线及第48周的断点类型数量显著低于非应答者。基线断点类型数量与HBsAg水平降低幅度负相关，可预测抗病毒治疗后的HBsAg阴转，最佳cut-off值为28。低整合水平组在第48周和第96周的HBsAg阴转率高于高整合水平组，且HBsAb水平更高，HBsAg水平更低。

研究结论

既往HBV感染的病程与ALT水平与HBV整合水平呈正相关。抗病毒治疗可减少肝组织HBV整合水平。在NA和干扰素序贯治疗的基线时肝组织的整合位点水平低与Peg-IFN治疗后能否获得HBsAg阴转及临床治愈相关。

研究三

慢乙肝患者Peg-IFN α停药后96周维持临床治愈的预测指标（大会编号：PP0191）

吴倩君，尤洁，吴文煜，辜咪思，吴迪，严伟明，汪鹏，宁琴，韩梅芳

研究目的

实现慢性乙型肝炎（CHB）功能性治愈可降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风险，是理想的抗病毒目标。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 α）治疗可以帮助CHB患者实现HBsAg清除。本研究旨在探讨核苷经治的慢乙肝患者在使用核苷类似物（NA）和Peg-IFN α联合和序贯治疗后，停药随访96周时维持临床治愈的预测因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纳入OCEAN研究（NCT03358108）中170名核苷经治患者，接受NA和Peg-IFN α联合治疗48周，随后停用NA治疗，使用Peg-IFN α单药治疗48周，后停药随访96周。停药随访期间患者每24周随访一次，每次完善乙肝相关检测，包括病毒学指标检测（HBsAg、HBV DNA、HBV RNA、HBcrAg等），血生化检测（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等）以及肝脏彩超检查等。最后，共有114例患者在停药后完成96周的随访，其数据进行预测因素分析。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确定停药随访96周（FU 96周）时HBsAg清除的预测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并进行内部验证。本研究分析的主要终点是停药96周时保持临床治愈，定义为血在停药后96周时HBsAg阴性和HBV DNA阴性，伴或不伴HBsAb产生。

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114例核苷经治慢乙肝患者经NA和Peg-IFNα联合/序贯治疗，停药随访96周时，28.07%患者保持临床治愈。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显示，停药时HBsAb>20 IU/L、HBcrAg≤4.25 log10 U/mL及治疗期间HBsAg下降超过630 IU/mL可预测停药后96周HBsAg清除。基于此建立列线图模型，C-index为0.829，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表现良好。联合指标预测HBsAg清除的AUROC为0.834（P

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停药时HBsAb>20 IU/L、HBcrAg≤4.25 log10 U/mL结合治疗期间从基线至24周，HBsAg下降超过630 IU/mL可以预测核苷经治慢乙肝患者经过NA和干扰素联合序贯治疗并停药后96周时能否维持临床治愈。

研究四

IFNα修复HBsAg特异性B细胞免疫反应促进核苷（酸）类似物经治慢乙肝患者产生高效抗-HBs中和性抗体（大会编号：PP0216）

袁志泽，黄达，吴迪，严伟明，宁琴

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对核苷（酸）类似物（NAs）经治、病毒持续抑制的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序贯联合Peg-IFNα治疗可修复其失调的抗病毒免疫应答，促进HBsAg清除，伴或不伴有抗-HBs出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Peg-IFNα方案下抗-HBs的水平与CHB患者临床治愈的持续应答密切相关，但鲜有研究对抗-HBs的功能和相关B细胞应答的特征进行系统评估。

研究方法

纳入ANCHOR方案（NCT02327416）的171名NAs经治CHB患者，随机分配接受Peg-IFNα为基础的治疗（IFN组）或恩替卡韦（ETV）治疗（ETV组）96周。基于体外HBV感染HepG2-NTCP细胞系构建中和抗体检测方法，对血清连续倍数稀释以评估血清中抗体对HBV感染的中和作用，抗-HBs的中和活性（NAT）被定义为阻断≥50%的HBV感染所需的最大稀释倍数(MDF50)。收集方案下患者外周血样本，建立单个核细胞（PBMC）培养体系，通过流式细胞术和酶联免疫斑点分析（ELISPOT）技术体内外系统评估IFNα作用下B细胞应答的特征及其与抗-HBs产生的关系。

研究结果

疗程结束时，与ETV组相比，IFN组的抗-HBs累积阳性率（0 vs. 32.14%，P＜0.0001）以及抗-HBs定量水平（0.3284±0.1938 vs. 0.9808±0.9891，P＜0.0001）显著提高。IFN组患者抗-HBs的NAT明显强于抗体滴度匹配的乙肝疫苗免疫健康个体（1.626±1.350 vs. 0.6641±1.012 log10 MDF50，P=0.0019）。对ANCHOR队列外周血B细胞亚群进行动态评估，发现IFN组患者、尤其是治疗结束时抗-HBs超过10 log10 IU/mL的患者其记忆B细胞的比例及激活标志物CD86/CD95的表达、浆细胞的比例明显高于ETV组患者。基线至48周或72周，IFN组患者浆细胞比例的增加与记忆B细胞比例的下降显著相关(r=0.4309， P=0.0016; r= 0.5154, P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ANCHOR方案下的NAs经治CHB患者，通过开展抗-HBs相关的临床免疫学工作，阐明了IFNa治疗可诱导记忆B细胞激活与分化，增强HBsAg特异性B细胞应答，促进患者产生高水平且具有强大中和活性的抗-HBs，在清除 HBsAg、控制病毒感染以及促进临床治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五

轻微型肝性脑病影响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的远期预后（大会编号：PP0868）

黄蓝月，刘薇，刘芸辉，钮雨鑫，冯煜钊，程秋瑜，张梦，刘婷婷，宋密，宁琴，陈韬

研究目的

肝性脑病（Hepatic Encephalopathy, HE）是终末期肝病患者死亡的高危因素。轻微型肝性脑病（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HE）与肝硬化患者的低生存率独立相关。但是，慢加急性肝衰竭（Acute on Chronic Liver Failure, ACLF）合并MHE的临床特征研究尚无报告。尤其是APASL定义的ACLF患者的MHE与疾病预后的相关性数据缺乏。因此，本论文旨在研究MHE对中国ACLF患者预后的影响。

研究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纳入依据APASL研究联盟专家共识定义的ACLF患者。在入院当天进行MHE的评估——肝性脑病心理测试评分。收集患者临床信息及检验数据，并对患者进行近期及远期随访，收集患者30天内的OHE发展情况及3年的死亡和肝移植情况，分析MHE对患者死亡风险的影响。

研究结果

在125例ACLF患者中，41例（32.8%）被诊断为MHE。大多数患者为男性（82.4%），中位年龄为49岁（IQR：41-55），中位MELD评分为21.5（IQR：16.4-25.6），主要病因为病毒性肝炎（n =104, 83.2%），其次为慢性酒精相关（n =6, 4.8%）、自身免疫相关（n =4, 3.2%）和其他（n =11, 8.8%）。合并MHE的ACLF患者既往OHE病史比率（26.8% vs. 6%，P=0.001）、住院期间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发生率（61% vs. 40.5%，P=0.026）、TNF-α水平[31.3（26.1-59.8）vs. 23.2（15.2-34.4）pg/mL，P=0.005]、NfL水平[30.9（18.4-61.2）vs. 20（10.5-31.2）pg/mL，P=0.011]、甘露醇使用率[14（34.1%] vs. 12（14.3%），P=0.011]均高于无MHE的ACLF患者。根据MHE及30天OHE发展情况对队列进行分层时，无论是30天内是否发生OHE组，MHE组的累积死亡率均显著高于无MHE组（PP=0.001；3年死亡风险：HR 2.994，95% CI：1.677-5.344；P

研究结论

本研究数据显示MHE与ACLF患者的远期死亡风险独立相关，揭示MHE是ACLF远期预后的重要临床事件，对于ACLF患者监测MHE的发生是重要的临床诊治策略。

研究六

TMF、TAF、ETV在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比较（大会编号：PP0192）

刁小川, 辜咪思, 吴倩君, 黄菲, 陈悦, 张逸萱, 陈韬, 宁琴, 韩梅芳

研究背景

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HBV-ACLF）是一种危重的临床综合征，病情进展迅速，预后较差。目前，丙酚替诺福韦（TAF）和恩替卡韦（ETV）作为一线核苷类似物（NAs）口服抗病毒药物，在HBV-ACLF的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艾米替诺福韦（TMF）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发的NAs药物，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由于上市时间较短，其在HBV-ACLF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研究方法

该研究共纳入235名HBV-ACLF患者。研究者按照入院后使用的NAs药物将患者患者分为ETV、TAF、TMF三组，并记录患者入院时（基线）、治疗两周时各项临床指标（WBC、ALT、AST、Alb、Tbil、TC、Cr、eGFR、INR、PTA、PCT、CRP、IL-6、AFP、Cp、HBV DNA、MELD）。同时，记录患者60天生存情况与24周时血清HBV DNA转阴率。

研究结果

该研究入组患者235例中，ETV组纳入129人，TAF组61人，TMF组45人。三组基线时各项临床指标除HBV DNA定量外均无统计学差异。ETV组、TAF组和TMF组的60天总生存率分别为73.64%、73.77%和71.11% （n=95、45、32，P＞0.05）。治疗两周后，三组组间WBC、Hb、ALT、AST、Tbil、Alb水平及其变化无显著差异（P>0.05）。ALT和AST较基线均显著下降（PPP

在24周随访中，仅65例患者完成门诊随访并接受HBV DNA定量检测。其中，ETV组、TAF组和TMF组的HBV DNA清除率分别为90.90%（30/33）、88.24%（15/17）和93.33%（14/15），三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ETV、TAF和TMF在改善HBV-ACLF患者60天总生存率方面无显著差异。然而，与ETV相比，TMF和TAF在改善肾功能方面表现出更显著的优势，尤其是TMF在eGFR改善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这提示TMF和TAF在HBV-ACLF治疗中可能具有更好的肾脏安全性。

研究七

高通量病毒整合检测发现基线时整合位点多态性与抗病毒治疗后HBsAg阴转相关：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大会编号：PP0265）

在HBV感染早期即可在肝组织中检测到HBV整合。急、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患者肝组织中均能检测到HBV整合事件的发生。整合的HBV能独立于cccDNA途径，广泛持续地表达HBsAg。然而，HBV整合特征与HBsAg阴转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明确。OSST、Endeavor、Anchor等临床研究发现，核苷经治、病毒抑制的慢乙肝患者序贯Peg-IFN治疗可以显著提高临床治愈率，但是临床治愈率依然不超过40%。本研究旨在揭示核苷经治、病毒抑制的慢乙肝患者肝组织中HBV整合的模式，及其与抗病毒治疗后HBsAg阴转的关系。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有患者来自Anchor研究，纳入标准为核苷经治、病毒抑制的慢乙肝患者，既往接受NAs治疗>1年，HBV DNA

研究结果

HBV整合水平指标包括断点类型数量、总频率、平均频率和最大频率。CHB家族史患者断点最大频率较高（P=0.079），但断点类型数量、总频率和平均频率无显著差异。NAs治疗持续时间与断点平均频率正相关（r=0.330，P=0.027）。HBeAg阳性和阴性患者整合水平相当。血清ALT水平与断点平均频率（r=0.370，P=0.012）和最大频率（r=0.375，P=0.011）正相关，与断点类型数量或总频率无显著相关性。AST水平与整合水平相关性类似ALT。LSM与断点平均频率呈正相关趋势（r=0.266，P=0.078），与其他整合参数无显著相关性。血清HBV RNA水平与断点总频率正相关（r=0.355，P=0.039），与断点类型数量、平均频率或最大频率无显著相关性。基线时，整合水平指标与cccDNA、HBsAg或HBcrAg水平无相关性。

第二组中，应答者基线（P=0.070）和第48周（P=0.057）断点类型数量低于无应答者，但克隆肝细胞扩增水平指标无显著差异。总体人群中，应答者基线（P=0.016）和第48周（P=0.015）断点类型数量显著低于非应答者。肝细胞克隆扩增水平在应答者和非应答者间无显著差异。基线断点类型数量与HBsAg水平降低幅度负相关（r=-0.303，P=0.043），可预测HBsAg阴转（AUROC=0.719，95%CI：0.549-0.889，P=0.016），最佳cut-off值为28。低整合水平组HBsAg阴转率显著高于高整合水平组（第二组内P=0.008，总体人群P=0.011），且低整合水平组HBsAb水平更高（P=0.021，P=0.045，P=0.020），HBsAg水平更低（P=0.001，P=0.001，P=0.001）。治疗期间，两组cccDNA、HBcrAg或HBV RNA水平无显著差异。

研究结论

肝脏炎症（表现为ALT和AST水平升高）和活跃的cccDNA转录（表现为较高的HBV RNA水平）可能与NA治疗患者中更广泛的肝细胞克隆扩增有关。基线整合位点多态性低可能与Peg-IFN治疗后HBsAg阴转相关，可用于指导治疗决策的选择。

研究八

肝衰竭伴雷氏普罗威登斯菌感染1例（大会编号：EP0302）

闫芳菲，韩美文，关倩婷，郭庆浩，曾志林，姚军霞，习东

研究背景

雷氏普罗威登斯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医院内感染的条件致病菌，它隶属于肠杆菌科的普罗维登斯菌属。这种细菌的致病性主要通过其产生的内毒素及相关酶类来实现，这些毒素和酶类能够导致机体的严重损伤。雷氏普罗威登斯菌通常见于尿路感染和严重的皮肤损伤，尤其是在那些健康状况较差的病人或遭受巨大创伤的患者中更为常见。尽管这种细菌在医院内感染中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感染，其后果往往十分严重。

病例介绍

一位29岁的男性因在建筑工地被坠落物砸伤而入院，急诊CT显示肝破裂（图10），患者意识丧失，出现了肝功能衰竭。在紧急补液治疗后，患者恢复意识，在感染重症监护室治疗期间，患者在出现大量便血之后，再次出现意识丧失，我们对患者进行了气管插管来辅助支持呼吸，在其第二次纤维支气管镜冲洗液培养中我们发现了雷氏普罗威登斯菌。这是一例肝衰竭患者在恢复期感染普罗威登斯菌的病例报告，这在临床上并不常见。很少有报道将肝脏损害与普罗威登斯菌感染联系起来。

图10、急诊的腹部CT

表1、抗生素敏感性

R =抗性；S =敏感。

研究结论

雷氏普罗威登斯菌与严重健康状况相关，如术后并发症、皮肤烧伤和肝功能衰竭等，其抗生素耐药特性导致死亡率上升，恢复时间延长。肝衰竭患者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且医疗操作多，感染风险增加。医疗机构需采取严格感染控制措施。

讨论与展望

肝衰竭患者中雷氏普罗威登斯菌感染报道少，但感染风险仍存在。辅助呼吸支持可增加感染风险。护理危重病人时应警惕普罗维登西亚雷氏菌感染，快速反应、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至关重要。

通讯作者简介

宁琴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科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科技部973首席科学家和重点研发项目牵头人。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副主任、国际肝病学会亚太执行委员、亚太肝病学会单专题会议主席（2022年武汉）、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肝病学会主任委员。聚焦重大经典和新发突发传染病、肝脏疾病的发生机制、诊治新技术新方案开展了系列工作，牵头完成疾病诊疗共识 7部次，为提升重症病原感染、终末期肝病合并感染的救治成活率和慢乙肝临床治愈率做出了开拓性的积极贡献。主编大型著作“乙型肝炎重症化基础与临床”（中文英文）并全球发行。连续多年成为爱思唯尔高被引学者，H index 46或以上。培养传染病学/免疫学研究生百余位、部分已成为优秀学科带头。

陈韬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感染重症监护病区负责人，德国美因茨大学转化免疫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副总编辑、《传染病信息》编委、Current Medical Science；Infectious Disease & Immunity青年编委。以第一/共同第一/共同通讯共发表SCI论文16篇，影响因子累计132，被引用3000余次。

王晓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病毒感染性疾病的免疫学机制及干预策略、代谢性脂肪肝发病机制及治疗策略。牵头承担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项目及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与国家卫健委十三五重大专项，科技部973 计划，教育部创新团队计划等国家级重大项目研究工作。

韩梅芳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三级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湖北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感染发热性疾病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组织和协调OSST研究、Anchor研究、OCEAN研究等。国家“十二五”、“十三五”科技部重大专项病毒性肝炎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项目课题负责人。

吴迪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作为Sub-PI协调开展多项全国多中心前瞻性慢乙肝临床研究队列，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科技部重大专项、“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多项课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共同）在BMJ、J Hepatol、J Clin Invest等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SCI论文十余篇。作为主要执笔人参与制定了国际首个慢乙肝临床治愈专家共识。

习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副研究员，免疫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病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病毒性肝炎、肝癌的发病机制和防治的研究。现担任湖北省免疫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免疫学会肿瘤与微生态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在SCI杂志上以第一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共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近10篇，合作发表论文80余篇，参与专利申请6项，其中获得5项专利。

第一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