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时代的悲剧

摘要：昨天下午在北京艺术中心观看了著名演员莎拉·布莱曼演出的音乐剧《日落大道》。对于这部剧的故事我早就熟悉，但是现场观看的感觉与电影有很大的不同，那种“悲剧感”更加强烈。

昨天下午在北京艺术中心观看了著名演员莎拉·布莱曼演出的音乐剧《日落大道》。对于这部剧的故事我早就熟悉，但是现场观看的感觉与电影有很大的不同，那种“悲剧感”更加强烈。

当莎拉·布莱曼饰演的诺玛·戴斯蒙德身着缀满珠宝的戏服，在斑驳的豪宅中对着空气表演时，观众仿佛目睹了一座“活人博物馆”。她的豪宅是凝固的默片时代：褪色的天鹅绒窗帘、泛黄的电影海报、循环播放的旧胶片——每一帧都在提醒她曾是不可一世的银幕女王。然而，当有声电影的浪潮席卷好莱坞，她成了被遗弃的“展品”。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拒绝退场的演员，一个用金钱堆砌幻梦的偏执狂：她斥巨资聘请年轻编剧乔·吉利斯撰写复出剧本，用奢华的礼物和情感操控将他困在身边，试图通过他人的崇拜证明自己仍是“巨星”。
这种执念的荒诞性，在诺玛的“莎乐美”独白中达到顶峰。她将剧本中的公主视为自我投射，声称“唯有砍下圣徒的头颅才能留住爱情”，希图用暴烈的手段将理想化的自我定格，哪怕代价是毁灭真实的生命。观众既为她的疯狂战栗，又为她的孤独心碎：当乔逃离豪宅时，她跪地哀求的哭喊，暴露了虚张声势下的脆弱内核——一个被时代抛弃却不愿承认的“孩子”。
《日落大道》的舞台设计本身便是对“失落时代”的隐喻。诺玛的宅邸被塑造成一座“时间胶囊”：投影技术将黑白默片片段与现场表演叠加，形成虚实交错的“双重时空”。当诺玛在宅邸中游荡时，观众能清晰感受到她被困在“过去”与“现实”的夹缝中，她的肢体语言像默片演员般夸张，这种割裂感让她的存在既滑稽又可悲。
最讽刺的一幕，是诺玛为乔举办的新年派对。空荡的舞池中，她身着华服独自起舞，这场戏的灯光刻意调成昏黄的暖色调，仿佛用滤镜将现实粉饰成记忆中的黄金年代。观众在此刻意识到：这座豪宅不仅是诺玛的牢笼，更是她亲手搭建的“剧场”，而她既是主演，也是唯一的观众。
诺玛的悲剧之所以令人窒息，在于它精准击中了观众的集体焦虑。当莎拉·布莱曼唱起终曲《仿佛我们从未说再见》时，人们从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算法统治的短视频时代，创作者担忧被流量抛弃；职场人害怕被年轻竞争者取代；甚至普通人也恐惧在社交媒体上“失声”。
乔·吉利斯的命运同样引发深思。他本是怀揣理想的编剧，却在名利诱惑下沦为诺玛的玩物。当他试图逃离时，观众看到的不是英雄主义的觉醒，而是一个被现实驯化的灵魂：他嘲笑诺玛的疯狂，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同样出卖了才华。这种情节设计同样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们是否也在用妥协换取生存，最终活成自己厌恶的模样？
剧中另一处神来之笔，是管家马克斯的谎言。他伪造影迷来信，只为维系诺玛的幻想。当真相揭穿时，观众恍然大悟：马克斯不仅是仆人，更是旧时代的共谋者。他的“善意欺骗”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现实中那些鼓励我们“活在滤镜里”的声音：社交媒体的点赞、职场上的客套恭维、甚至亲人“善意”的隐瞒。

《日落大道》的经典性，在于它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1950年代的好莱坞默片演员因有声电影被淘汰，与今天传统行业从业者面对AI冲击的恐慌何其相似？诺玛的豪宅可以替换成任何“失落者的堡垒”：KTV的练歌房、使用胶片拍电影的工作室、电话接线员的工作台，甚至被电商冲击的零售门店。
当诺玛最终对着镜头呢喃“我准备好拍特写了”，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角色的崩溃，更是一个时代的谢幕。她的枪声不是谋杀，而是对“遗忘”的反抗——用死亡将自己定格为“传奇”。这种极端的自我终结，与当代人用“人设崩塌”换取短暂关注的疯狂，形成诡异的呼应。而舞台幕布落下时，掌声献给的不只是莎拉·布莱曼的演技，更是所有在时代浪潮中挣扎的“诺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