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一九八八年的隆冬，北方的风呼啸着穿过老城区狭窄的胡同，吹得窗户纸簌簌作响。屋内煤炉上的铁壶发出轻微的呜咽声，像是在为我的处境叹息。

母亲的沉默

＂你回去吧，女人就该忍着。＂婆婆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我捧着碗的手微微发抖，脸上的淤青隐隐作痛。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隆冬，北方的风呼啸着穿过老城区狭窄的胡同，吹得窗户纸簌簌作响。屋内煤炉上的铁壶发出轻微的呜咽声，像是在为我的处境叹息。

我二十八岁，正是花一般的年纪，却刚刚被丈夫张明打伤，衣衫不整地逃到婆婆家。头发散乱，嘴角还带着一丝血迹，像极了小时候看到的母亲的模样。

＂婆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哽咽着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落在那碗姜汤里，激起一圈小小的波纹。

婆婆叹了口气，拿出一块带着淡淡樟脑味的手帕递给我，那是她结婚时的嫁妆，上面绣着喜鹊登枝的图案，已经泛黄褪色。＂日子就这么过，哪个女人不是忍气吞声过来的？＂

我是看着父亲打骂母亲长大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总是低着头，像一株在风雨中摇曳却不折断的芦苇。父亲是粮站的会计，平时沉默寡言，可一到喝酒回来，整个人就变了样。

那时我们住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隔音差，每当父亲喝醉酒回来，家里就会响起摔东西的声音，接着是母亲的啜泣。我蜷缩在褥子里，把头埋进被子里，告诉自己长大后绝不嫁给像父亲那样的男人。

＂爹对娘就这样，娘说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认命就好。＂我轻声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碗沿。

＂你娘说的没错。＂婆婆点点头，眼神像两潭死水，毫无波澜，＂男人都这样，喝了酒就变了个人，你公公年轻时还不是这样。＂

命运像是和我开了个玩笑。我遇见张明时，他是纺织厂的技术骨干，戴着黑框眼镜，手指修长干净，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会害羞地低头抿嘴笑，与父亲形成鲜明对比。

那是七九年的春天，我刚从农村知青点回城不久，在纺织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厂里组织看露天电影，放的是《小花》，我和姐妹们挤在人群里，头顶是星星点点的夜空。散场时突然下起雨来，张明把自己的蓝制服外套借给了我。

＂你淋湿了会感冒的。＂他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像是夜空中的星星落在了他眼里。

我们的婚礼简朴却温馨，在厂里的工人俱乐部举行，摆了十桌酒席，请了双方的亲友和厂里的同事。我穿着单位发的结婚补助券买的确良面料裁剪的白色连衣裙，张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朵红花。

邻居老刘家的王大娘拉着我的手说：＂闺女有福气，找了个好人家，看小张多老实，准不会学那些男人喝酒撒酒疯。＂

我羞涩地点点头，心里却暗自庆幸：我逃脱了母亲的命运，找了个不喝酒的好丈夫。

婚后的日子如清晨的阳光，温暖而明亮。我们住在厂里分的一间十八平米的平房里，虽然简陋，却是我们的小天地。屋里摆着结婚时置办的家具：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再加上单位发的一台黑白电视机。

张明会在下班后帮我择菜，和面，一起听收音机里播放的相声小品，星期天牵着我的手在沿河的柳荫道散步。我们一起去照相馆拍了结婚照，花了八块五毛钱，他穿着那套中山装，我穿着借来的绣花旗袍，那张泛黄的照片一直挂在我们的卧室里。

晚上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火车汽笛声，我常常感到一种幸福的踏实，以为这样平静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

＂婆婆，您家院子里的花开得真好。＂我试图转移话题，目光落在窗台上那盆蓬勃的吊兰上。

＂是啊，花草不用操心，浇水就行，比养人简单多了。＂婆婆的目光也落在那盆吊兰上，声音里有一丝我听不懂的苦涩。

变故始于八七年冬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很多外国纺织品涌入市场，我们厂的订单越来越少。一天，厂长在广播里宣布要减产，很多工人开始无工可干。张明作为技术人员还保留着工作，但工资缩水了一半。

他开始沉默寡言，常常独自一人去小酒馆喝闷酒。回来时身上带着刺鼻的酒味和烟味，脸上写满了沮丧和焦虑。

＂如果厂子不行了，我们怎么办？＂他常这样问我，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恐惧。

我不知道那些酒精是如何改变了他，就像不知道父亲为何会变成家暴的施暴者。第一次他动手是因为一碗没有热好的菜，他把碗摔在地上，瓷片四溅，划伤了我的脚踝。

我蹲在地上捡瓷片，眼泪滴在地上，想起了母亲。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像母亲一样默默承受一切。

＂明哥，你喝多了。＂我强忍着眼泪，像母亲曾经安抚父亲那样轻声说。

＂少废话！＂他大声吼道，酒气喷在我脸上，＂我喝多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知道厂子里传的风声吗？说不定明年就要裁员了！＂

此后的日子里，张明开始经常动手。起初只是推搡，后来是扇耳光，再后来是拳脚相加。我开始习惯性地弯腰低头，像母亲那样，在风雨来临前先行躲避。

那天晚上，他喝得格外多，因为厂长找他谈话，暗示技术部门也要精简人员。我端上一碗刚下好的面条，希望能让他垫垫肚子。他却一把将面碗打翻，滚烫的汤汁泼在我身上。

＂你是故意的吧？想烫死我？＂他眼睛通红，神色狰狞，抓起椅子就朝我砸来。

我惊慌失措地躲闪，椅子砸在墙上，发出一声巨响。趁他弯腰去捡椅子的空档，我夺门而出，一路跑到婆婆家。

那天晚上逃到婆婆家后，我以为会得到理解和庇护。可婆婆端着姜汤的手稳如泰山，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沟壑，眼神平静得令人心惊。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难道希望我像您一样被打一辈子吗？＂

婆婆脸色一变，手中的碗差点掉在地上。＂你胡说什么？谁告诉你的？＂

＂我...我猜的。＂我小声说，不敢直视婆婆的眼睛。

屋外，一阵寒风吹过，树枝敲打着窗户，发出＂咚咚＂的声响，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

第二天，婆婆要带我去城南的老中医那里拿些跌打药。我们乘着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穿过老城区。车窗外，老柳树的枝条在寒风中摇曳，像老人枯瘦的手指。

＂车费又涨了，现在都要两毛钱了。＂婆婆从针线包里掏出一个布袋，里面装着零钱，一边数一边嘟囔。

我帮她拿着布袋，注意到袋子上绣着一朵牡丹花，针脚细密，显然是年轻时的手艺。突然，一张黑白照片从布袋的夹层里滑了出来，照片上是年轻时的婆婆，穿着一身朴素的蓝布衣裳，怯生生地望着镜头，眼神里满是期待。

＂您年轻时真漂亮。＂我由衷地说。

婆婆接过照片，眼神变得柔和：＂那时候傻，以为嫁了人生活就会好起来。＂她收起照片，深吸一口气，＂你公公以前也是这样。＂

我转头看她，发现她的目光落在车窗外，仿佛在看着遥远的过去。她的手搭在膝盖上，指关节因常年劳作而粗大。

＂三十年，我被他打了三十年。＂婆婆用手指抚摸着袖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那时候不像现在，离婚是要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的。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能去哪儿？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爹临终前教我的。＂

公共汽车经过一个坑洼，猛地颠簸了一下。婆婆的袖口微微上移，我看见她手腕上一道发白的疤痕，像一条沉默的小蛇盘在那里。

＂这是......＂我欲言又止，心里一阵发紧。

＂你公公喝醉了，拿菜刀闹。＂婆婆轻描淡写地说，仿佛在谈论今天的天气，＂那年你公公还没去世，张明才上初中。那时候我想过一死了之，可看着张明那小小的身影，又舍不得。＂

我无言以对。原来婆婆不只是个旁观者，她也是个受害者，一个忍受了一生的受害者。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的她，年轻、脆弱，却又倔强地活下去，为了那个不是亲生的孩子。

＂张明不是您亲生的？＂我惊讶地问。

婆婆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痛苦：＂那年我被打得小产，大夫说我这辈子再也生不了孩子了。你公公一心想要个儿子，我们就从福利院抱养了明子。他亲生父母是知识分子，文革时下放到农村，生完孩子就都去世了。＂

我想起张明从小就比同龄人敏感、聪明，原来这是遗传。可他现在的行为，却肯定是耳濡目染了公公的样子。

＂您没想过离开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想过，咱们那个年代，女人能顶半边天，也能自食其力。但厂子分房子要看工龄，我不舍得这个家。＂婆婆苦笑一下，＂再说，我总觉得他会改，会好起来，可一直等到他去世，也没等到那一天。＂

老中医的诊所在一条窄巷子里，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上面写着＂济世堂＂三个大字。里面飘着浓浓的草药味，墙上挂满了各种字画和锦旗。

老中医姓李，七十多岁了，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对襟布衣，看起来精神矍铄。他仔细查看了我脸上的淤青，摇摇头：＂年纪轻轻的，怎么搞成这样？＂

＂摔的。＂我下意识地说出这个谎言，就像母亲和婆婆曾经做过的那样。

老中医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却没有戳破。他开了一副跌打损伤的药，又特意加了一味安神的草药。

＂这位大姐，＂他对婆婆说，＂年轻人的事，有时候需要年轻人自己去解决。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姑娘，不必像咱们那会儿那么忍气吞声。＂

回去的路上，婆婆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快到家了，她才突然说：＂李大夫说得对，时代不同了。我不该让你也走我的老路。＂

我惊讶地看着她，发现她的眼神坚定起来，不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麻木。

回到家，张明已经醒酒，看见我脸上的伤，立刻跪下道歉。他哭得像个孩子，说工厂可能要倒闭，他害怕失业，害怕养不活我。他承诺再也不喝酒，再也不动手。

＂明子，你是不是忘了小时候的事了？＂婆婆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严厉，＂你忘了你爹是怎么对我的？你现在这样，跟他有什么两样？＂

张明的脸刷地白了。他跪在地上，像一个被训斥的孩子，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妈，我不是故意的，我......＂

＂没有什么不是故意的。＂婆婆打断他，＂男人打女人，就是欺负人。我当年忍你爹，是我的错，害了你，也害了自己。我不能看着小芳重蹈我的覆辙。＂

我看着婆婆的背影，突然觉得她不再佝偻，而是挺直了腰杆。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婆婆，一个终于找回自己声音的女人。

张明答应去参加厂里的戒酒互助小组，也保证会控制自己的脾气。那天晚上，他主动睡在了客厅的小床上，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思考。

但承诺终究只是承诺。一个星期后，张明得知厂里确定要裁员，他的名字赫然在列。他又一次喝得烂醉，摇摇晃晃地回到家，眼睛里布满血丝。

＂都是你的错！＂他冲我大吼，＂如果不是你告诉我妈，她能这样对我吗？三十多岁的人了，连个工作都保不住，我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

他挥舞着拳头，我下意识地躲闪，却还是被击中了肩膀。剧痛袭来，我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声。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想起了婆婆。她的忍耐换来了什么？一个依然酗酒的儿子，一段被暴力贯穿的婚姻，和手腕上那道永远无法消失的疤痕。

我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轻轻放在枕边。这份协议书是我偷偷去法律咨询处咨询后准备的，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离婚的理由：家庭暴力。

第二天清晨，张明又一次挥起了拳头。这一次，我没有躲闪，而是直视他的眼睛。

＂够了。＂我没有躲闪，只是平静地拿出了离婚协议书，＂我要离婚。＂

张明愣住了，随后暴跳如雷：＂你敢！你要是敢离婚，我就......＂

＂你就怎样？再打我一顿吗？＂我冷笑一声，＂张明，我不是你妈，我不会忍你一辈子。时代变了，我可以养活自己。＂

他似乎被我的态度震慑到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捂着脸无声地哭起来。但我知道，眼泪改变不了什么，就像他之前的道歉一样，不过是暴风雨前的暂时平静。

张明摔门而去，我则开始收拾行李。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只知道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如果连自己的尊严都保不住，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去了婆婆家告别。婆婆坐在缝纫机前，正在缝一件蓝布褂子。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当我说出要离婚的决定时，她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我以为她会劝阻我，却没想到她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你知道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婆婆缓缓抬起头，眼里涌出泪水，＂我从来没有勇气反抗，我的忍耐不但没能换来他的悔改，反而让他变本加厉。现在看到明子这样，我才知道，这都是我的错。＂

我握住婆婆的手，感受到她指节的粗糙和冰凉。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我第一次意识到，她其实并不老，只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

＂不是您的错，婆婆。是这个世界的错，是让女人忍气吞声的陈规陋习的错。＂

邻居王大娘这时候来串门，看见我的行李，叹了口气：＂要走？＂见我点头，她又说：＂你婆婆年轻时啊，被你公公打到流产，从此再不能生孩子。明子是他们从福利院抱养的，可怜见的。＂

王大娘摇摇头，又补充道：＂那年头，女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只要家不散就行。现在不一样了，姑娘们都有主意了，受了气就离婚，倒也痛快。＂

我震惊地看向婆婆，虽然早已从她口中得知这个事实，但听别人说出来，还是让我心如刀绞。婆婆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

＂走吧，孩子。＂婆婆最终说，声音坚定得出乎我的意料，＂新时代的女人应当活出自己。记住，委曲求全不是传统美德，而是我们这代人的枷锁。＂

我抱住婆婆，她瘦小的身体在我怀里微微发抖，像一片即将飘落的秋叶。但我知道，她内心深处已经做出了决定，就像我一样。

离开婆婆家后，我直接去了法院。那时候的离婚程序还算简单，特别是有家暴证据的情况下。我提交了医院的诊断证明和邻居的证言，很快就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张明在庭上哭着说要改，说没了工作他会好好做人。我看着他，心里既有不舍，也有解脱。那个曾经温柔体贴的青年已经不在了，眼前这个酗酒成性、动辄打人的男人，我不认识，也不想再认识。

离婚后，我回到了厂里的集体宿舍。虽然厂里效益不好，但基本的福利还在，我找了份车间的工作，每月能拿到七十多块钱的工资，足够维持基本生活。

让我没想到的是，婆婆竟然主动搬出了原来的房子，租了一间小平房，就在我宿舍不远处。她说她不想再住在那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地方，也不想再和张明住在一起。

＂这孩子需要长大，需要自己面对生活。＂婆婆说，＂我护了他这么多年，反而害了他。＂

那段日子虽然清苦，却异常充实。婆婆在附近的菜市场摆了个小摊，卖些手工缝制的布鞋和小挂件。我则在厂里兼职学习了会计，希望能在未来找到更好的工作。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很多国有企业面临改制。我们厂也不例外，最终被一家港资企业收购。许多老职工被迫下岗，领取一次性补偿金。我因为会一点会计，被安排到新公司的财务部门工作。

这期间，张明来找过我几次，说他已经戒酒了，找到了新工作，希望能复婚。我拒绝了，不是因为恨他，而是知道有些伤痕已经无法愈合。

＂明子，就这样吧。＂婆婆也这样劝他，＂好男人有的是，小芳值得更好的生活。＂

婆婆的话像是一记重拳，击碎了张明最后的希望。他不再来找我，据说后来去了南方，在一家外资企业找到了工作。

十年后的一个春日，我坐在社区妇女活动中心的办公室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桌上的资料上，那是一份关于预防家庭暴力的宣传手册。我已经担任社区妇女主任五年了，帮助了不少遭受家暴的妇女。

九八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对家庭暴力的相关条款。我作为亲历者，参与了很多宣讲活动，告诉妇女们她们有权利保护自己，不必忍气吞声。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婆婆端着一杯热茶走了进来。岁月在她脸上刻下更多皱纹，但她的眼神比以前更加明亮。自从我离婚后，她搬出了原来的房子，和我一起住。现在，她是我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经常用自己的经历开导那些徘徊在离婚边缘的妇女。

＂小李来了，就是上周那个被打得不敢回家的姑娘。＂婆婆放下茶杯，轻声说。

小李是隔壁社区的一个年轻女子，结婚不到两年，丈夫就开始动手打她。上周她被打得眼睛都睁不开，逃到了我们这里来求助。

＂今天是来做最后的决定的吗？＂我问。

婆婆点点头：＂她说想好了，要离婚。＂

我喝了一口茶，茶香弥漫在舌尖。窗外，春风拂过树梢，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烁着生命的光芒。我想起了那个冬夜，我带着满脸的伤痕逃到婆婆家，她也是端了一杯热茶给我。

只是那时候，她劝我回去；而现在，她鼓励别的女性离开伤害她们的人。这变化，不正是时代的进步吗？

我拿起桌上的资料，推开门走向等候室。小李坐在那里，脸上的伤已经好了大半，眼神里不再是恐惧，而是一种坚定。

＂准备好了吗？＂我轻声问。

她点点头：＂谢谢您，张主任。如果没有您和您婆婆，我可能还在那个家里受罪。＂

身后是婆婆坚定的脚步声。这声音很轻，却像春天的种子破土而出，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我知道，在我和婆婆的共同努力下，会有更多的女性从沉默中醒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不再是忍耐的时代，而是独立自强的新时代。

婆婆的沉默，我的觉醒，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侧影。我们的故事，就像那些在风中摇曳却不折断的芦苇，柔韧而坚强，在逆境中生长，最终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