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婚礼前一天，我手捧婆家送来的红纸白条，泪水模糊了字迹。婆母那句＂先写个白条，等成亲后再补现钱＂，仿佛一把刀，剜在我心口上。

婚礼前一天，我手捧婆家送来的红纸白条，泪水模糊了字迹。婆母那句＂先写个白条，等成亲后再补现钱＂，仿佛一把刀，剜在我心口上。

那是一九八五年初春，杨柳吐绿的时节。我叫马桂兰，在县丝绸厂做女工，每天和几十台织布机打交道，耳边充斥着＂咔嚓咔嚓＂的机器声，手指被纱线磨出了厚茧。

县丝绸厂是我们这小县城最大的集体企业，七百多号工人，厂区坐落在县城东边，几栋灰砖红瓦的厂房，大烟囱整天冒着白烟。厂里有自己的宿舍楼和食堂，还有个露天电影场，每逢周末放映《小花》《芙蓉镇》这样的热门影片，吸引了附近居民纷纷前来。

小赵是厂里的机修班长，踏实肯干，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他身材不高，却结实得像棵山杨树，常年和机器打交道，一身机油味，手上的皮肤粗糙开裂，却让人感到安心可靠。

那年春游，我记得特别清楚。厂工会组织我们去城外的青山，桃花开得正艳。我穿着攒了两个月工资买的确良衬衫，脚上是时兴的白球鞋，心里美滋滋的。

下山时不慎踩空，扭了脚踝。坐在山路边，我疼得直冒冷汗，眼看着同事们一个个走远了。正发愁时，小赵折返回来：＂马桂兰，你咋啦？＂

他二话不说，蹲下身子：＂来，我背你下山。＂我推辞不过，只好趴在他宽厚的背上。他走得很稳，一步一个脚印，我闻到他衣领间肥皂的清香，混合着淡淡的汗味，一阵心跳加速。

＂马桂兰，你轻得像个小鸟。＂他气息均匀地说着，语气中带着调侃。山风吹拂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对我们窃窃私语。

我们相处了两年。小赵叫赵建国，比我大三岁，八零年就参加工作了，有人叫他＂老赵＂，我总是笑他：＂才二十六岁，哪里老了？＂他也不恼，憨厚地搓搓手：＂习惯了，厂里小孩都这么叫。＂

小赵每月工资四十二块五，比我多了四块五，在厂里算是技术骨干。他父亲在县棉纺厂当车间主任，母亲是红光小学的老师，家境在当时算得上殷实。他们住在县城北边的单位分房，两室一厅，红砖外墙，铁门上漆着＂13＂的门牌号，门口还养着几盆茉莉花。

我家则不然。一间土坯房坐落在城郊，青砖黑瓦，墙角长满了野草。院子里一口老井，井台磨得发亮。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把木椅，条几上放着台文革时买的黑白电视机，每到晚上七点《新闻联播》时间，邻居们常常挤满了我家的小院子。

父亲早逝，留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艰难度日。母亲靠在供销社卖针线补贴家用，整日里佝偻着背，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清楚记得，每到月底，母亲总要把粮票、布票、肉票摊在桌上，算计着怎么分配才够用。

我工作后，每月三十八块钱的工资，大半都贴补了家用。弟弟正在读高中，学费、书本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常常是我攒了整月的津贴，就为了给弟弟买本《高中数学习题集》。

小赵向我求婚那天，我们坐在厂区后面的小河边。春风吹拂，芦苇丛中传来蛙鸣。河水清澈见底，小鱼游过，留下一串银色的气泡。

＂桂兰，你看。＂小赵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质的领章，那是他当兵时的纪念物，黄铜材质，上面的五角星历经岁月依然闪亮。

＂这个给你。我想和你结婚。＂他把领章放在我手心，掌心的温度透过冰凉的金属传来。＂这领章伴我走过三年军旅生涯，现在我想它陪着你。＂

我抚摸着领章上的纹路，想起他曾给我讲过，这是他在草原执勤时，冒着暴风雪完成任务后，指导员亲手别在他胸前的。当时是七九年，他才二十岁。

我点头答应了，眼泪却悄悄落下。不是因为感动，而是怕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好人家。我脑海中浮现出赵家红砖房的模样，和我家的土坯屋形成鲜明对比。

＂小赵，我家条件你也看到了，我怕...＂我哽咽着说不下去。

＂傻丫头，＂他轻轻擦去我的泪水，＂咱厂里谁不知道马桂兰是个好姑娘？勤快、孝顺、能干。我娶你，是我的福气。＂

婚期定在五月初，按当地习俗，男方该下彩礼八百元。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抵得上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可以买一台进口飞跃牌缝纫机，或者一台凤凰牌自行车还有富余。

小赵家爽快地应了下来。我们开始筹备婚事，厂里的姐妹们都替我高兴：＂桂兰有福气，找了个这么好的婆家。＂闲暇时，大家一起研究《时代妇女》杂志上的新娘发型和妆容。

。母亲突发急性胆囊炎，住进了县医院。那天下午，我正在车间加班，师傅急匆匆跑来：＂桂兰，你妈晕倒了，被送到医院了！＂

我丢下手中的活计，连厂服都来不及换，就往医院跑。县医院是栋三层楼房，白墙红顶，走廊上消毒水的气味刺鼻。我在急诊室找到了母亲，她面色灰白，躺在担架上。

医生说需要手术，费用至少六百元。这对我们家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我拿出工资本，只有一百多元积蓄，心如刀绞。

我在医院陪护母亲，看着她脸色蜡黄，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走廊上的电灯昏黄，照在白墙上，像是冷漠的注视。病房里挤着六张病床，空气中弥漫着药水和汗水混合的气味。

夜深人静时，我蜷缩在走廊的长椅上，听着病房里母亲的呻吟，眼泪悄无声息地流下。窗外偶尔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孤独。

＂妈，您一定要挺住。＂我握着母亲粗糙的手，那手上布满老茧，是几十年操劳的见证。母亲虚弱地看着我：＂桂兰，是不是耽误你结婚了？＂

我摇头，强忍泪水：＂不耽误，您安心养病。＂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苦。

小赵来医院看望，悄悄塞给我五十元钱：＂先拿着用，我还能再想办法。＂他的眼睛里满是疲惫，鼻梁上的汗珠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这是你的津贴吧？＂我知道他刚领了季度津贴。

他不置可否，转身去跟我母亲说话：＂阿姨，您放心养病，我和桂兰会照顾好您的。＂

母亲拉着他的手，感激地点头。我在一旁看着，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谁在赵家传言说我家借婚姻敲诈彩礼，要把钱用在我母亲治病上。也许是因为我家的贫困，也许是有人嫉妒，这样的流言在小县城里传得飞快。

我们县就这么大点地方，家家户户都有七大姑八大姨，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网。流言像春天的野草，疯长蔓延。

赵母原本就对我家境担忧，听了这话，更加疑虑重重。她是个典型的北方妇女，性格直爽，心直口快，在家里常常拍板做主。

一天傍晚，赵父赵母来到医院。赵母个子不高，穿着藏青色的确良夹克，脚上一双圆口布鞋。赵父高高瘦瘦，戴着眼镜，是个少言寡语的人。

他们带来了水果和补品，却没有直接进病房，而是在走廊上和我交谈。赵母看了看病房里的情况，脸色阴晴不定。病房里有个大喇叭，正播放着《东方红》，声音沙哑刺耳。

临走时，她拉着我的手说：＂桂兰啊，你妈这病，咱们都得关心。不过彩礼钱嘛，我们商量了，先给你写个白条，等你们成亲后，再补给你现钱，这样行吗？＂

我如雷轰顶，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走廊上人来人往，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车轮在地面发出吱呀声。

赵父在一旁补充道：＂你也别误会，这也是为你们好，钱嘛，早晚都是你们的。＂

我勉强点头，内心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送走他们后，我在医院楼下的水泥台阶上坐了很久。初夏的晚风吹来，带着槐花的香气，却驱不散我心头的阴霾。

那晚，医院走廊上的日光灯闪烁不定，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像在嘲笑我的处境。我坐在母亲病床边，不敢让她知道这件事。她已经够苦了，不能再添心事。

母亲迷迷糊糊地说着梦话，喊着我已故父亲的名字。我轻轻擦拭她额头的汗水，心中百感交集。

医院病房里，收音机里传来《新闻联播》的声音，说着遥远的国际大事。隔壁床的老大爷咳嗽连连，几个病人家属在走廊里支起小煤炉煮稀饭，米香飘散在消毒水的气味中。

小赵得知彩礼改为白条的事后，和父母大吵一架。这是我后来才从他嘴里得知的，当时他只告诉我＂会处理好＂。

＂她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对她！＂他声音哽咽，站在家里的八仙桌前，重重地拍了一下桌面，茶杯里的水晃出来，溅在他父亲的裤腿上。

赵母红着眼圈说：＂儿啊，不是不信任，是怕你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你想想，她家底子薄，又有个病重的母亲和上学的弟弟，这担子多重啊！＂

＂那又怎样？我愿意和她一起扛！＂

赵父长叹一声：＂建国，你还年轻，不懂事。结婚不是过家家，是要过日子的。＂

争吵的结果是，赵家坚持彩礼先给白条。小赵夹在中间进退两难，一边是深爱的女友和她患病的母亲，一边是从小养育他的父母。

那几天，我们见面时，他脸上的笑容少了，眉头总是紧锁。厂里的同事看出了我们之间的异样，李师傅悄悄问我：＂桂兰，你和老赵吵架了？＂

我摇头，不想多说。心里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我的压力与日俱增。医院每天都在催缴费用，母亲的病情不容耽搁。我把自己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还向厂里申请了借款，仍然不够。

一天下班后，我在厂门口遇到了经常给我们厂送纱的张司机。他四十多岁，常年开着解放牌卡车在各个厂子间跑运输，是个热心肠的人。

＂马师傅，听说你妈病了？＂他叼着一支大前门香烟，关切地问道。

我点点头，简单说了情况。他二话不说，从兜里掏出一叠票子：＂拿去用，啥时候还都行。＂

看着他手里散发着油墨香气的钱，我鼻子一酸，却坚决摇头：＂谢谢张师傅，但这钱我不能要。＂

走在回家的土路上，初夏的尘土被风吹起，飘进我的眼睛。我揉了揉眼睛，不知是尘土还是泪水模糊了视线。

弟弟马强十七岁，正在读高中，瘦高个儿，戴着近视眼镜，是班里的尖子生。知道家里困难，他提出辍学打工：＂姐，我去砖窑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四十多。＂

我坚决不同意：＂爹走得早，妈就盼着你能有出息。再难，你的学也得上完。＂我摸着他的头，硬是把他送回了学校。

那天晚上，我掏出积攒已久的存折，上面的数字让我心痛。三年来的积蓄，原本是为了婚后添置家具家电的，现在看来，全得用在母亲的手术费上了。

我拿出小赵送我的军用领章，在灯下细细端详。铜质的领章在煤油灯的光芒下，闪烁着温暖的光泽。我想起小赵说的话：＂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现在它是你的了。＂

婚期越来越近，我却越来越迷茫。每天下班后，我会在厂区后面的小河边坐很久。河水哗哗流淌，冲刷着岸边的卵石，像是在冲刷我纷乱的思绪。

河对岸是一片杨树林，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有时候，远处传来放映员骑着自行车，用大喇叭宣传晚上的露天电影：＂今晚七点半，县电影队放映《牧马人》，欢迎大家观看！＂

一个周末，我去集市买菜，遇到了赵母的好友王婶。集市人头攒动，吆喝声此起彼伏。卖豆腐的老汉敲着铜锣：＂卖豆腐喽，嫩得跟小姑娘的脸蛋似的！＂卖布的小贩大声吆喝：＂新到的的确良，一水的好布料！＂

王婶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桂兰啊，听说你妈病了，怎么样了？＂她五十出头，是供销社的会计，在我们县城颇有些地位。

我勉强笑笑：＂好些了，谢谢王婶关心。＂

王婶压低声音：＂你可别怪赵家，他们也是为儿子考虑。毕竟......＂她欲言又止，拢了拢烫得卷翘的短发，＂你妈这病，花销不小吧？＂

我明白她的潜台词，胸口像压了块石头。集市上熙熙攘攘，叫卖声此起彼伏，却衬得我内心更加孤独。

王婶又说：＂桂兰，你也别太难过。你看那边张家闺女，大学毕业，分配到省里工作，人家开口就要一千五的彩礼，外加一台国产电冰箱，赵家给你八百，也算大方了。＂

我默默点头，匆匆告别。走在回医院的路上，经过一家照相馆，橱窗里展示着一对对新人的结婚照，新郎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新娘头戴红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和小赵的婚事，可能要泡汤了。

回到医院，我对着母亲消瘦的脸庞，下定了决心。第二天，我约小赵在厂区后面的小树林见面，提出暂缓婚事。初夏的树林里，知了开始鸣叫，声音此起彼伏。

＂小赵，我想清楚了。妈的手术不能再拖，我得用我的积蓄给她治病。婚事，咱们往后推一推吧。＂我强忍泪水，不敢看他的眼睛。

小赵沉默良久，突然抓住我的手：＂桂兰，我早就存了钱，足够给阿姨做手术。咱们的婚礼照常举行，我来想办法。＂他的手粗糙有力，掌心微微出汗。

我摇头：＂不行，这是你的婚房钱，我不能要。再说，你爹妈不也担心我拿彩礼给我妈治病吗？我不能让你为难。＂

＂他们不懂，我懂就行。＂小赵执拗地说，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芒。一辆解放牌卡车从远处的公路上驶过，发出隆隆的轰鸣。

＂小赵，咱俩都别勉强了。＂我松开他的手，＂我妈这病，看来得花不少钱。我不想拖累你，更不想害你和父母闹矛盾。＂

小赵脸色一变：＂你这是什么意思？要分手？＂

＂不是分手，是......＂我咬着嘴唇，＂是先各自把眼前的事处理好，将来再说。＂

当晚，我辗转难眠。窗外的月光惨白，照在墙上的结婚照上，我和小赵的笑脸显得那么遥远。照片是去年国庆节照的，我穿着厂里发的节日奖品——一件红格子衬衫，小赵穿着他那件宝贝军绿色夹克，我们站在县照相馆门口的布景前，背后是一幅天安门的画。

外面响起夜班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凄凉。我想起小时候，父亲还健在时，常常带我去火车站看火车。＂桂兰，将来爸爸带你坐火车去北京，看天安门。＂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梦想。

婚礼前三天，医生再次催促手术费用。我把存折里的钱全部取出，还差两百多。走投无路之际，我想到了最后的办法——典当我唯一值钱的首饰，一对金耳环，是母亲多年前就给我准备的嫁妆。

我悄悄拿出耳环，来到县城里唯一的典当行。典当行设在一间老式砖房里，门前挂着块褪色的牌子。里面昏暗潮湿，柜台后坐着个老者，戴着老花镜，神情冷淡。

＂小姑娘，当还是卖？＂老者接过耳环，在灯下仔细端详。

＂当。＂我咬着嘴唇说，＂能当多少？＂

＂看成色，一百八。＂老者淡淡地说，＂当三个月，到期不赎就归当铺了。＂

我点点头，在当票上签了字。拿着一百八十块钱出来，站在街上，泪水终于夺眶而出。这是我最后的体面，也是母亲给我的最后一点嫁妆。

婚礼前一天，我正在医院给母亲擦身。病房里飘着淡淡的药味，窗外就是医院的小花园，几株月季开得正艳。

小赵突然推门而入，身后跟着他的父母和几位亲友。我愣住了，手中的湿毛巾滴着水，在地上留下一个个深色的圆点。

赵母红着眼圈，直接走到病床前，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信封是红色的，上面烫着＂喜＂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桂兰，这是咱们家的彩礼钱，八百块，一分不少。＂她哽咽着，＂你拿去给阿姨治病吧。＂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站在那里。病房里其他病人和家属都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赵父上前一步，手中拿着那张红纸白条，当着众人的面撕得粉碎：＂闺女，是我们糊涂了。建国跟我们说了你的难处，我们......＂他擦了擦眼角，声音低沉，＂老两口有眼不识泰山，差点看错了好人。＂

原来，小赵这几天一直在做父母的思想工作，还带他们去医院暗中观察我照顾母亲的情景。他们看到我整夜不合眼地照顾母亲，用自己的饭菜换母亲的营养餐，连续几天不回家，只在病床边的小板凳上打盹。

更让他们动容的是，他们无意中听到我和护士的对话。护士问我婚期近了，怎么还天天守在医院。我说：＂妈妈要是走了，这世上就没人真心疼我了。结婚的事，缓缓再说吧。＂

赵母握着我的手，眼含泪水：＂桂兰，我们误会你了。看到你这么孝顺，我们才知道，儿子找了个好媳妇。＂

小赵站在一旁，眼圈红红的，却笑得像个孩子。病房里的阳光透过纱窗洒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边。

母亲手术很成功。婚礼如期举行，虽然简朴，却充满温馨。婚礼在赵家院子里举办，院子不大，却打扫得一尘不染。门口贴着大红双喜字，院子里摆了八张桌子，请来的都是两家的亲友和厂里的同事。

我穿着借来的红色旗袍，头上戴着赵母亲手给我戴上的凤冠，心里无比踏实。小赵穿着借来的中山装，显得格外精神。

婚礼上，让我意外的是赵母拿出了一对金耳环，正是我当掉的那对。＂闺女，这是你的嫁妆，我们把它赎回来了。＂原来，赵父赵母打听到了事情的原委，特意去典当行赎回了耳环。

看着那对熟悉的金耳环，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母亲坐在轮椅上，虚弱却欣慰地看着这一切。我蹲下身，轻轻抱住她：＂妈，您看到了吗，我嫁了个好人家。＂

婚后，我和小赵省吃俭用，很快还清了欠款。我们住在厂里分的宿舍里，一间不大的屋子，却收拾得干净温馨。墙上贴着几张电影明星的剪报，床头放着一台小收音机，是结婚时厂工会送的礼物。

每天清晨，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上班，穿过县城的街道，路过早市，闻着油条和豆浆的香气，感受着生活的简单美好。

母亲康复后，主动提出要和弟弟住在乡下，好让我们小两口有自己的空间。赵父赵母也对我越来越亲近，赵母常说：＂闺女，是我们有眼无珠，差点错过这么好的儿媳妇。＂

那张被撕碎的白条，我把碎片收在一个小木盒里，作为我们婚姻的见证。这个木盒是小赵亲手做的，上面刻着我们的名字和结婚日期。它提醒着我们，再大的误会，只要真心相待，总能云开雾散。

弟弟马强高考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全家人都为他骄傲。送他去大学那天，我和小赵站在火车站台上，看着缓缓开动的绿皮火车，心中充满希望。

想起当初的艰难时刻，再看看如今的平稳生活，我常常感慨命运的奇妙。正如县剧团演出的《小辣椒和她的婆婆》里那句台词：＂世间路，千万条，真心走，才是宝。＂

多年后，当我们的女儿问起我和小赵的爱情故事时，我总会拿出那个小木盒，讲述那段艰难却美好的岁月。。

女儿总是好奇地问：＂妈，那时候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跟爷爷奶奶说清楚呢？＂

我摸着她的头，笑着说：＂有时候，话不在多，在于用心去感受。你爷爷奶奶最终明白了我的心，这比千言万语都重要。＂

如今，我和小赵已经携手走过了四十年。他的头发花白了，手上的老茧更加厚重，却依然每天早起帮我烧热水，准备早饭。赵父赵母已经年过八旬，我们精心照顾着他们，就像当年他们最终选择信任和支持我们一样。

河水依旧流淌，岁月不断前行。那张红纸白条已经泛黄，但它象征的考验与成长，却在时光中愈发熠熠生辉。正如集市上那位卖布老人常说的：＂好布经得起搓揉，真心经得起考验。＂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