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又到压岁钱了，二叔，二叔！＂隔壁的堂弟小泽高兴地喊着，我站在二叔家门槛外，眼巴巴地看着他往堂兄弟们手里塞着红纸包。

＂又到压岁钱了，二叔，二叔！＂隔壁的堂弟小泽高兴地喊着，我站在二叔家门槛外，眼巴巴地看着他往堂兄弟们手里塞着红纸包。

我也伸出了手，可二叔只是望了我一眼，转身进了屋，那背影像是故意躲着我。

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我八岁，正是记事的年纪，也是懵懂着什么叫人情冷暖的年纪。

母亲看到这一幕，脸色变了，拉着我的手就走，她的手冰凉，却攥得紧，好像怕我挣脱了要回去讨要似的。

我回头望着堂兄弟们数着红包里的钱，那些崭新的票子在他们手里沙沙作响，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全涌上心头。

＂娘，二叔为啥不给我压岁钱？＂回家路上，我问，声音小得像是怕惊动了路边的麻雀。

＂咱们不缺那两块钱。＂母亲抿着嘴，她的声音轻，却硬得像冬天结的冰，一敲就碎，却又扎手得很。

＂可是堂弟他们都有...＂我噘着嘴，眼眶有些湿。

母亲停下脚步，蹲下身来看着我，她的手粗糙温暖，抹去我眼角的泪：＂小弟，记住，要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但不求人施舍，明白不？＂

我懵懂地点点头，不太明白，但知道这件事不能再提了。

从那天起，每次去姥姥家，母亲总是绕开二叔家院门走。那条小路窄而远，经过的是村东头的杨树林，冬天北风呼啸，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火辣辣的疼；夏天蚊虫肆虐，每走一趟回来，腿上都是包。

＂娘，咱走近路不行吗？这边多远啊。＂我抱怨着，一脚踩进了水坑里，布鞋瞬间湿透了。

＂远点好，走远点好。。

村里人背地里说，我娘这人死要面子，爱记仇，小肚鸡肠。我偷偷听见过，不懂那些词什么意思，却知道那不是夸人的话。

＂娘才不是那样的人！＂我在心里反驳，却又想不通为何她总要绕着二叔家走。

那年秋天，村里的秋收已经结束，田野上只剩下一茬茬的玉米秸，像是大地上的伤疤。空气里弥漫着焚烧秸秆的烟味，带着一股子苦涩。

我放学回家，书包里揣着一张考了九十五分的试卷，心里美滋滋的。在胡同口遇到了二婶。

她穿着深蓝色的棉袄，头发用黑布包着，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鞋，正抱着一筐刚淘好的红薯，看见我时，嘴角竟露出一丝笑意。

＂小弟，发什么愣呢？来婶子家坐坐呗，你堂哥刚从县城回来，带了糖块。＂二婶把红薯筐放在地上，拍了拍手上的泥土。

我站在原地，脚像是生了根，心里天人交战。母亲的话在耳边响起：＂远点好，走远点好。＂

二婶看我为难，又说：＂你娘不会怪你的，来吧，婶子蒸了红薯，又甜又面，你最爱吃了。＂

她的语气里有种难以言说的殷切，我犹豫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

二婶笑了，又变回了我记忆中那个总给我塞吃的的二婶。她拍拍我的肩膀：＂去吧，婶子还得把这筐红薯搬回去呢。＂

回到家，我犹豫着告诉母亲二婶的邀请。母亲正在灶台前和面，听了我的话，手上的动作顿了顿，面粉从指缝中漏下来，像是落雪。

＂你想去就去吧，早点回来。＂她的声音干涩，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带着我听不懂的复杂情绪。

我惊讶地抬起头，看见母亲眼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很快又恢复平静。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母亲的软弱，那是我从未见过的。

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常年不在家，家里大小事都是母亲一人扛着。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那么坚强，那么不容置疑，却在这一刻显出了一丝疲惫和妥协。

＂娘，要不我不去了？＂我试探着问。

＂去吧，＂母亲的声音温和了些，＂拿着你考试的试卷去，让你二叔二婶也高兴高兴。＂

二叔家比我家宽敞，进门就是一个小小的院子，角落里堆着劈好的柴火，整整齐齐的。二婶家的猫咪懒洋洋地趴在门槛上晒太阳，看见我，眯起眼睛喵了一声。

堂哥正坐在八仙桌旁看书，见我进来，连忙让了座位：＂小弟来了，快坐快坐。＂

＂哥，你看，我考了九十五分！＂我得意地掏出试卷给他看。

＂哟，不错嘛，比我强多了。＂堂哥摸摸我的头，笑着说。

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我好奇地走近，发现照片上竟有我的小脸，但被折了一角，显得格外突兀。

＂那是七年前照的，你刚一岁。＂二叔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语气复杂，像是想起了什么不愿提及的往事。

＂为什么我在照片上被折了？＂我天真地问。

二叔的眉头皱了一下，随即舒展开来：＂照相馆的师傅弄坏的，没别的意思。＂

我半信半疑，但也没再追问。

二叔家的炕上铺着红色的花被面，印着大朵大朵的牡丹花，还有一个新添置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东方红》。茶几上摆着一个玻璃缸，里面养着几尾金鱼，红色的尾巴在水中摇曳，十分好看。

这些都是我家不曾有过的。我家的被子是蓝底白花的老式棉被，年年洗，年年补，早就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小弟，来吃红薯。＂二婶端来一盘切好的红薯，冒着热气，香甜的气息立刻充满了屋子。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二婶笑着看我：＂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谢谢二婶。＂我嘴里含着红薯，含糊不清地说。

二叔坐在一旁，时不时看我一眼，欲言又止。直到我吃完最后一块红薯，他才开口：＂听说你学习挺好，老师常夸你？＂

我挺了挺胸脯：＂我上学期期末考了全班第三。＂

＂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像你堂哥一样。＂二叔点点头，语气认真。

堂哥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才考了个专科，有啥好的。＂

临走时，堂哥悄悄拉我到门外，塞给我一块水果糖，低声说：＂大人们的事，很复杂。你别往心里去。＂

我含着那块糖，甜中带着一丝苦涩，想起母亲的脸色，心里不是滋味。

＂哥，为什么大人们总是那么复杂？＂我问。

堂哥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才小声说：＂他们之间有些旧账没算清楚，谁都觉得是对方不对。＂

寒假里，我在灶火旁帮母亲择菜，鼓足勇气问她：＂娘，咱家和二叔家是不是有啥过节？＂

母亲的手停了下来，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着，屋里只剩下火苗舔舐锅底的声音和外面北风呼啸的声音。

＂谁跟你说的？＂母亲反问，声音有些紧绷。

＂没人说，我猜的。＂我低下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母亲叹了口气，把手里的菜放进篮子里，擦了擦手上的水。

＂你爹那年去铁路局干活，家里断了进项。你二叔家借了我们三百块钱周转，说好年底还。那时候三百块可不是小数目，够普通人家半年的开销了。＂母亲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不愿多提。

＂后来呢？＂我追问，手里的菜刀停在半空中。

＂后来你二叔家盖了新房，添了新家具，可就是不提还钱的事。我去问，你二婶说手头紧，等等再说。那年你发高烧，我去借钱看病，你二婶说没有，可第二天她就买了新的缝纫机。＂

母亲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裙，眼神飘向窗外，像是看见了什么。

＂当时爷爷还在世，我不好跟老人家说这事，怕他难过。你爹又常年不在家，家里就我一个女人，谁也不敢欺负，就欺负我。＂母亲的声音里有压抑着的怒气，也有无奈。

我听着，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沉了下去。原来大人的世界里，也有这么多说不清的委屈和心酸。

＂那...那为什么现在又让我去他们家了？＂我小声问。

母亲看着我，眼神柔和了下来：＂因为他们始终是你的亲人，再大的恩怨也隔不断血脉。再说，那都是大人的事，不该让你们小孩子受影响。＂

过了几天，村里来了赶大集的货郎，支起了摊子。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打着＂物美价廉＂的招牌，引得村里人纷纷前去。

母亲拉着我去买针线。人群熙熙攘攘，叫卖声此起彼伏。我看见一只竹蜻蜓，缠着母亲给我买，母亲却说那是小孩子玩的，我这么大了该懂事了。

正说着，我们不期而遇了二婶。两人面面相觑，都愣住了，像是谁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

二婶先开了口：＂嫂子。＂她的声音有些局促，手里拿着刚买的针线包。

母亲点了点头，没说话，拉着我要绕过去，脚步却不像平时那么坚决。

＂嫂子，那事...＂二婶欲言又止，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情绪。

母亲的手紧了紧，眼睛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最终只是说：＂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两个女人眼中共同的倔强与无奈，像是两座孤岛，中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海峡。

＂你家小弟学习挺好的，老师常夸呢。＂二婶看着我，语气中带着一丝骄傲，仿佛我是她的孩子一样。

＂是，挺争气的。＂母亲的语气软了些，眼睛里的冰似乎融化了一点。

两个女人就这样尴尬地站着，一时无话，任凭集市上的人流从身边走过。

回家路上，我们经过李大娘家门口。李大娘是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见了我们连忙招呼。

＂小玉啊，今儿个买啥好东西了？＂李大娘年过六旬，眼角的皱纹像是刻在老树皮上的年轮，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母亲停下脚步，和李大娘寒暄起来。在闲聊中，李大娘提到了二叔。

＂你知道不？你二叔前段时间来我家说起这事，心里挺过意不去的。说家里条件好了，想还钱，可拉不下脸来。＂李大娘压低声音，＂男人啊，就这死要面子。那次不给小弟压岁钱，也是害怕你以为他是有意还钱。＂

李大娘说着，还拍了拍母亲的手：＂都是一家人，别记在心上。你们两家这样，老支书看着也难受呢。＂

母亲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柔和了些，却没说什么。只是回家路上，她的脚步轻了许多，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

那晚，母亲难得地和我讲起了她小时候的事。她说她和二叔从小一起长大，曾经亲如手足。二叔比她小两岁，小时候净跟在她屁股后面跑，什么事都听她的。

＂他小时候多可爱啊，见了我就喊姐姐，眼睛亮亮的，像两颗黑葡萄。＂母亲的声音温柔，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怀念。

＂那后来呢？＂我问。

＂后来啊，大了，各自有了家庭，有了烦恼，慢慢就...就不一样了。＂母亲的声音低下去，像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母亲没再多说，只是在熄灯前，轻轻说了句：＂人啊，长大了就复杂了。＂

那年春天，村里决定修水渠。全村男丁都去帮工，连我爹回来探亲都被抓了壮丁。那天下午，天突然阴了下来，乌云压得很低，像是一块沉重的铁板。

我在学校上完下午的课，迟迟不见母亲来接。平日里，母亲总是早早地在校门口等着，今天却不见人影。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背着书包跑回家，却不见母亲的身影。邻居王婶见了我，慌慌张张地说：＂小弟，你娘出事了，在水渠那边！＂

我心里一紧，连书包都顾不上放，跑向村外的水渠工地。一路上，天开始飘起小雨，打湿了我的衣服和脸。

到了水渠边，只见一群人围在河边，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我挤进去一看，浑身湿透的竟是我母亲！她脸色惨白，嘴唇发紫，被人用毛巾裹着，瑟瑟发抖。

＂娘！＂我扑过去，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没事，没事，娘没事。＂母亲虚弱地笑笑，伸手摸我的头，她的手冰凉。

＂怎么回事？＂我慌了神，看向周围的人。

村里的老张头告诉我：＂你娘送饭来，不小心滑到水里去了。多亏你二叔反应快，二话不说就跳下去把人救上来了。＂

我这才注意到不远处同样湿透的二叔，他正裹着别人递来的棉袄，脸色苍白，但眼神却很坚定。

＂二叔...＂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觉得鼻子一酸。

＂没事，都是一家人。＂二叔嘴唇有些发抖，但语气却很平静。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堂哥说的＂大人们的事很复杂＂是什么意思。复杂到无法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复杂到即使有再多的矛盾，在危急时刻，血脉相连的本能还是会战胜一切。

那晚，母亲发了高烧。我守在炕边，看着她额头上的汗珠不断冒出来，又被我用毛巾擦去。爹去县医院请医生来看，屋里只剩下我和母亲。

＂小弟...＂母亲迷迷糊糊地喊我，眼睛半睁着，像是还在梦里，＂明天...明天咱们去二叔家...带些咱家菜园子里的白菜去...＂

我握着母亲滚烫的手，点了点头，心里却不知该喜该忧。喜的是母亲终于放下了那份执拗，忧的是不知二叔家会怎么接待我们。

第二天，母亲的烧退了些。她硬撑着坐起来梳头，我劝她多休息，她却执意要去二叔家。

＂欠了这么多年的人情，今天该还了。＂母亲的声音虚弱却坚定。

傍晚时分，她硬是起了床，摘了几颗菜园里的大白菜，拉着我去了二叔家。母亲走得很慢，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眼神里有种释然。

二叔家的院子里，堂哥正在劈柴。他使劲儿一劈，柴禾应声而断，发出＂啪＂的一声脆响。看见我们，他愣了一下，连忙去叫二叔二婶。

二婶出来，看见母亲手里的白菜，又看看母亲苍白的脸，眼圈一下子红了。

＂嫂子，你这是...你不该来的，昨天才落水，应该好好歇着。＂二婶急忙上前，接过母亲手里的白菜。

＂听说你家的白菜全让霜打了，咱家的还成，拿些来尝尝。＂母亲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二叔从屋里出来，看见母亲，张了张嘴，最终只说了句：＂进屋坐。＂他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睛湿润，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小时候跟在母亲后面喊＂姐姐＂的男孩。

进屋后，二婶烧了热水，端来给母亲暖手。母亲道了谢，接过杯子，两只手捧着，像是捧着什么珍贵的东西。

＂嫂子，昨天的事...＂二叔开口，声音有些颤抖。

＂救命之恩，哪能用言语谢得了。＂母亲打断他，眼神真诚，＂这些年，是我太执拗了。＂

二叔摇摇头：＂是我不对，当年借了钱不还，还理直气壮的。后来知道错了，又拉不下脸来，这才...这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像是在为这和解伴奏。

那晚，我们在二叔家吃了饭。二婶特意蒸了母亲爱吃的南瓜饼，母亲吃得很香，夸二婶手艺好。饭桌上，大人们说着这些年村里的变化，聊着各家的收成。

堂哥给我讲县城的新鲜事，说那里有自行车专卖店，有彩电可以看，还有商店里的冰激凌，甜得掉牙。我听得入迷，一时忘了这两家之间曾经的隔阂。

表面上看，一切如常，可我能感觉到空气中那种微妙的变化，像是冬天里融化的第一缕冰，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临走时，二叔从抽屉里拿出三百块钱，郑重地交给母亲：＂嫂子，这钱拖了这么多年，实在不好意思。利息我算了算，应该再加上二百，可手头紧，只能...＂

母亲没接钱，而是把它推了回去：＂什么钱不钱的，都是一家人。你救了我的命，这钱就当还给我的救命钱了。＂

二叔的眼圈红了，声音哽咽：＂嫂子...＂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两个倔强的人终于放下了芥蒂，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回家路上，母亲没有再绕远路，而是走了那条穿过二叔家院门前的近道。月光下，她的背影不再僵硬，而是多了几分我从未见过的轻松。

＂娘，咱们以后都走这条路了吗？＂我问，踢着路边的小石子。

母亲笑了笑，摸了摸我的头：＂有些路，绕着走容易，可总要回来的。就像有些人，躲着不见容易，可到底是亲人，总归要相见的。＂

那年中秋，二叔家和我家一起过。院子里摆了一张大圆桌，月亮像个玉盘挂在天上，照得院子亮堂堂的。大人们喝着二叔从县城带回来的小酒，笑声不断；我和堂哥堂弟们玩着捉迷藏，嬉笑打闹。

父亲探亲回来，听说了这事，拍着二叔的肩膀说：＂兄弟之间，何必计较那么多。＂二叔点头，举杯相敬，两人一饮而尽，像是把多年的隔阂也一并咽下。

后来的春节，二叔家的院门又向我们打开。那年的压岁钱，二叔给了我一个大红包，里面装的钱比往年堂兄弟们的都多。

我知道，那不只是钱，还有解不开的结终于被解开的释然。也是那一年，我在那张被折了一角的全家福上，看到了二叔新贴上去的一角，修补得几乎看不出痕迹。

村里人都说，我娘和二叔这一家人，怪事年年有。前年还闹得不可开交，今年就好得跟一家人似的。

坐在村口的槐树下纳凉的老人们常感叹：＂这就是亲情啊，再大的气，也散得了。＂

母亲常说，人这一辈子，没有过不去的坎。有些事，当时看着像天塌了，回头看却是小事一桩。重要的不是你经历了什么，而是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许多年后，我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成了家，立了业。回乡探亲时，常常和二叔家的院门前坐坐，二叔已经花白了头发，母亲的脸上也有了皱纹，但每每谈起当年的事，两人总是相视而笑，像是在笑自己当年的执拗。

我想，这也许就是生活的意义吧——不是没有矛盾和隔阂，而是在经历了风雨后，依然能够相视一笑，释然于心。

那张修补好的全家福，如今还挂在二叔家的墙上，每一个角落都完整，就像这个家，终于在岁月的洗礼中，修补好了曾经的裂痕。

来源：禅悟闲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