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岁月：上海支边青年子女落户上海后的困境

摘要：80年代末，政策规定上海支边青年的子女可以落户上海，我父母单位有几十个和我一起的同学，都开始陆陆续续回到父母的家乡—上海，开始了他们学习，工作，成家立业的历程，文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他们回上海后的一些生活描述。

编者按：80年代末，政策规定上海支边青年的子女可以落户上海，我父母单位有几十个和我一起的同学，都开始陆陆续续回到父母的家乡—上海，开始了他们学习，工作，成家立业的历程，文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他们回上海后的一些生活描述。

"阿拉女儿考上复旦了！"老张在微信群里发来喜报时，我正陪儿子在补习班外等下课。深秋的梧桐叶打着旋儿落在手机屏幕上，恍惚间看见三十年前乌鲁木齐火车站，母亲往我口袋里塞了两个烤馕时，馕饼上的芝麻也是这样纷纷扬扬地落。

1988年夏天，我和我们兵团子弟学校的三十多个上海支边青年的子女，挤在绿皮火车里，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我们将一起去父母的家乡—上海，去开始我们新的人生。我们远离父母，来到了大上海，大多数是寄宿在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或者舅舅家里，寄人篱下。

你想想看一群在新疆长大的孩子，突然出现在上海各个角落里，我们这群来自新疆的孩子，挡不住上海亲戚们复杂的目光，也挡不住周围人们异样的眼神，但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是骨子里就有的，都能承受各种情况。就这样我们这群被称为“新疆佬”的孩子们，开始了他们在上海的人生。舅舅家石库门的阁楼成了我的新家，松木楼梯每次踩上去都在吱吱做响。舅妈递来替换的"假领头"时总要说："新疆棉花是好，就是现在小孩子做衣裳费布料。"

教室里的哄笑比西北风更刺骨。当我们一开口说话，那略带一点西北口音的普通话，总会引来上海新同学的嬉笑，前排穿的确良衬衫的女生肩膀抖得像风中芦苇。物理老师拿着我22分的卷子叹气："新疆的教学质量比阿拉差的太多了。"那年期中考试后，教导主任办公室外的梧桐树下，我们学校的几个兵团孩子蹲着在地上，看着天空中，不知谁突然说了句"我想吃新疆拌面"，所有人的眼里都有泪花。几年后，我们这些来自新疆的知青子女，大多数都是进入技校学习，能考上高中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

技校毕业后，大多数都进入了工厂工作，算是在上海扎下了根，大多数都学会了上海话。在工厂车床轰鸣的车间里，我的工位贴着张泛黄的世界地图，多少年后老同学老杨，有次醉酒后拍着饭桌说："当年我阿爸支边前是永安百货的会计，可是现在连算盘珠子都数不利索了。"

我们这批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家孩子考上高中考上大学了，大家就凑在饭店摆一桌，大家伙一起聚一聚。1997年香港回归那夜，我和几个新疆老同学在弄堂口看直播，老李儿子忽然指着电视说："爸爸，紫荆花和棉花哪个好看？"老李抹了把脸："等你考上大学，爸爸带你去看真的。"

老弄堂拆迁那年，我们这些"新疆回来的人"因为有上海户口也收到了拆迁通知，真正拥有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分到房子的那晚，我们几个新疆佬，蹲在阳台上抽了好几包红双喜，远处东方明珠在雾霾里若隐若现，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在上海扎住根，扎深点。"

如今同学聚会都在子女的升学宴上。老王家闺女拿到伯克利offer那晚，我们喝光了三箱乌苏啤酒。微醺时有人起头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跑调跑到黄浦江对岸。散场时，开公司的老同学老袁悄悄跟我说："我准备把儿子送到英国读书，当年我们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一定要让孩子们受到”。

去年夏天，我和两个刚退休的女同学，带着孩子们去了趟新疆兵团农场，飞机舷窗外的天山积雪还是和当年一样洁白。19岁的儿子突然说："爸爸，你当年要是没回上海，我现在是不是在牧场骑马？"我望着云层下蜿蜒的兵团公路，想起那些骑着二八杠自行车，在沙尘暴里送孩子上学的父母，那些在油灯下批改作业的老师，好像这些都是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