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物里看见“我们从哪里来”——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党委副书记、副馆长郑茜

摘要：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珍贵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今年3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实施，强调国家鼓励支持对文物价值的挖

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珍贵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今年3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实施，强调国家鼓励支持对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宣传教育等工作，为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夯实了制度基石。

▲2024年11月，“家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在广大群众对文物的内涵、价值认识不断深化的当下，我们应当如何讲好文物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进而在全社会深入普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未来的文博领域又将如何发挥新的更大作用？就此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党委副书记、副馆长郑茜，让我们听听她对这些时代课题的思考与解读。

“让文物活起来”的N种方式

记者：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水平，是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您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关注我国文博事业发展，对于文物保护利用有哪些心得体会？

郑茜：今年全国两会上，“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规律认识的进一步升华。文化遗产既包含文物等有形遗产，也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快速跟上了国际步伐，而且总结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形成了中国方案。可以说，这份“中国方案”成果的最集中体现，就是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化遗产是一个生态系统，而非孤立的某一件物、某一个文化现象或事项，它一定是跟周围的生态联系在一起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道路上不断摸索，不断提升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和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博领域始终坚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文物活起来”理念，在提升文物的利用水平上下功夫。实际上，当文物赖以生存的原始文化环境、历史文化环境消失时，文物就成为了一个“标本”。今天，我们让标本“活起来”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用数字化的方式将文物的深厚内涵与意义阐释显化出来，呈现出它的使用价值、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比如，一件文物当初是怎么制作的，制作者是谁，又曾经服务过谁，人们是如何使用它的……

虽然通过数字化手段可以让人们在视频上、媒体上鉴赏文物，但是为什么如今全国各地博物馆门庭若市，成了大家一定会去游览“打卡”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现场去看文物？那是因为文物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气息是不可代替的。在场馆里面对文物，让我们某种程度上得以回到历史的现场。这是数字化、虚拟化环境所不能替代的。通过数字化的保护和利用可以引导人们去凝视文物，但跟文物面对面交换气息、交流信息，才能达到历史理解的深度，真正让文物活起来，人们也才能明白文物的不可替代性。

完整传递文物信息是利用文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同时，博物馆里的文物往往具有唯一性，想要更大程度地发挥文物价值，意味着要突破特定的时空，让文物“走出”博物馆，让它的气息能够传递到更远的时空。比如，2019年以来中国民族博物馆推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把文物带到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办地这一特定场域里，就延伸和拓展了文物参与现实的空间。这也是加强文物有效利用的有效途径。

又比如，我们过去的考古工作解决了“何以中国”的问题，即解决中华文明是怎样从多元走向一体，形成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的问题，那么，考古学还需要让人们看到：中华民族是怎样从多元走向一体，形成没有离散、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就是关于“何以中华”的追问。换言之，“何以中国”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家事、家底，“何以中华”要让大家看到这个大家庭的家人、家谱。

2023年以来，中国民族博物馆尝试用100件文物去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编纂出版了图书《何以中华》，以百件文物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集中回答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就像选100个演员登场演绎一台历史大戏——让观众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怎样形成发展的。当读者把这100件文物的故事读完后，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其实，不论是出版书籍还是媒体报道，都是在延伸、拓展文物利用的时间链条和空间维度，这同样是对文物的有效利用。

▲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纂图书《何以中华》

“文物里蕴含着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记者：您在全国两会期间呼吁，要在全社会普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那么，文博领域应当如何行动？

郑茜：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是一个宏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社会宣传教育，要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实际上就是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中华大地上的文物里就蕴含着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现在仍有一些片面的历史观存在，一些错误观念如果不及时纠偏，很有可能成为一股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隐性力量。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共同”阐述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结合自己的履职调研和工作观察思考，我认为普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需要一定的步骤和方法，要有可操作性。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教育奠基、文博活化、传播浸润、全民参与”四位一体的历史观普及体系，把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五个共同”变成最广泛的社会常识，让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融入国民教育、社会生活、文化创造全过程。这应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与此同时，要利用各地文博资源，建构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社会宣传教育体系，使博物馆成为普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重要阵地。比如，加强以中华民族历史观为主题的重大公共文博设施建设，活化文物遗址；在考古遗址公园融入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内涵展示，培育相关主题的文博旅游线路，打造富有特色的青少年研学项目；强化以博物馆展览为载体与媒介的社会宣传教育形式，开展馆校合作项目，使博物馆成为宣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重要课堂，突显博物馆的教育阵地作用；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历史记忆链接的文博活化体系。又比如，实施“文物会说话”工程，运用数字技术呈现文物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利用科技手段呈现历史上民族大融合证据链；开发“移动历史方舱车”，配备全息投影设备巡回展示，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送进农牧社区、边境地区等。

总之，我们应当通过系统化、场景化、年轻化的策略设计普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历史认知基石。

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鉴赏”文物

记者：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文物中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又该如何讲好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郑茜：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一件文物，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需要明确——文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对其意义和价值的把握须回到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去，而非讲一个单独的故事。当我们读懂了中华文明的特性，树立起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会发现中华大地上所有的文物都是“三交”文物，都带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都能被解读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密码信息。因为文物是一个整体文化和文明土壤中的一部分，一定带着这种文明的基因和特性。

我们有很多古代多元文化遗产，但它们包含的则是多元汇聚成一体的基因，只要我们会解读、善解读，就能够读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当然，我们还要找到那些本身具有突出的“三交”信息和实证价值的文物，让其意义和价值更加凸显。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看待所有文物，建立起对文物的正确认知。

关于如何讲好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有一个二重证据法，也就是将考古发现的文物史料与流传下来的文献结合起来，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互印证关系。以物史互证的方式，利用文物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这要求我们务必回到历史深处，从中完整地理解文物的全部信息，再把它们的意义有效释放出来。文博工作者有时容易陷入对文物局部特性的关注，而缺乏对完整信息的挖掘与表达。就好像一件文物静静地展陈着，要把它唤醒，让它说话，还要把话说得完整、漂亮。

《何以中华》在用100件文物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物史互证话语体系时，就着重对每件文物的三个层面进行阐释：第一，文物的本体信息，包括名称、外部形态、年代、材质、构造、特点等。第二，回到文物所在时代，揭示其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和时代故事，这是一个局部时间段。第三，将文物放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多元一体演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河中去看待，将之置于更大舞台，从而放大它所扮演的角色，让它担起更大戏份，让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的宏大叙事中担当话语链条。

总之，对于文物的认识，不能只是看到它们特别漂亮、有趣，这样容易陷入偏狭，不利于我们建立完整、正确的历史观。文物工作者、宣传工作者看到每件文物时，头脑都要非常清醒，都要清晰和深刻地传递给观众和读者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云肩织金锦辫线袍中国民族博物馆藏

“往深走、朝外走、向新走”的文博事业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研究，当前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了怎样的方向？文博领域如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工作中发挥更大效能？

郑茜：在我看来，当前文博事业的发展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回到更深的历史中去，文物考古、文物征集、文物研究都一定要进一步挖掘历史，努力掘进到历史地层的深处，将中华文明的底层形象、清晰脉络，以及其历史丰富性与完整性展现出来。

第二个方向是“朝外走”，要及时面对当下的时代需求。最幽深的历史要和最迫近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要学会在当代空间里重述和重塑历史。比如，当前文博事业首先要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是因此，中国民族博物馆新设立了历史文化遗产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境下重构民族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格局。又比如，当前文博事业要紧紧围绕文化自信的建立，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还要服务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博物馆也成为“国潮”发源地之一，成为文化创意的策源地，进而延伸出更多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

第三个方向是向“新”走，与前沿科技结合。要让最古老的文化与最前沿的科技“融”合在一起，赋予文博事业以活力和生机。比如，2015年启动筹办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时，我提出要把故宫收藏的清代《冰嬉图》活化，而技术条件达不到，但2019年数字化技术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个创意。如今，我们也在尝试着用人工智能来活化、利用文物，让科技与文物产生新的融合与碰撞，激发和展示其精神内涵。

随着民族文博事业的发展，我们会看到“重述”和“重塑”的发生：重述历史，我们正在完成用“物”的语汇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讲述中华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行进历程；重塑历史，我们正在用文博语言、资源和一整套话语体系，搭建起一座“精神大厦”，这座大厦呈现的历史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五个共同”。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座大厦里完成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升华，牢固树立起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