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中国低温釉陶的起源问题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中西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相关研究过程中，实物资料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中国低温铅釉陶“战国起源说”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战国时期的齐地也已成为探讨该问题最为重要
图一 战国时期“铅釉彩陶罐”等
“釉陶壶”也收藏于美国纳尔逊美术馆，传出洛阳金村，著录于后藤茂树主编《世界陶磁全集》、长谷部乐尔主编《中国美术》第五卷和谭旦冏主编《中国陶瓷》等书，称“绿釉蟠螭纹壶”“绿褐釉蟠螭纹壶”或“绿釉瓿”等。直口，有盖，阔肩，弧腹斜收，圈足。肩部对设两个铺首衔环。肩部和颈部分别装饰一周凸起蟠螭纹带。“器形和纹样是铜器形式”。肩部釉层脱落较多，也较为明显。口径11.9、底径12.4、通高21厘米（图二：1）[6]。图二 战国时期铅釉陶
国外若干学者以上述器物为据，对中国低温铅釉陶起源的时间进行探讨[7]；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谢明良也先后撰写多篇文章，申述上述诸器的可信性，强调“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绿釉壶（编者按：本文称“罍”）无疑是战国铅釉陶持论者极重要的例证之一”[8]。与之相对，大陆学者大多对上述资料的年代持怀疑态度。如王仲殊认为，“从解放以来对大量的战国和西汉墓葬的发掘来看，铅釉陶器的出现未必能早到战国时代”[9]。陈彦堂在了解到海外收藏釉陶材料及相关研究后，仍然对“战国说”持谨慎态度，认为“这几个案例均缺乏可靠的出土背景，其年代问题似不宜遽断。何况，战国晚期与西汉早中期的某些器形在无可靠出土资料的情况下是较难以区分的。故铅釉陶器起源于战国之说，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证据”[10]。王熠、田卫丽也认为，“此作品传说出土自河南洛阳金村韩君墓，但由于未经正式考古发掘，所以年代仍有争议”[11]。临淄安乐店釉陶罍研究成果发表后，陈彦堂明确肯定了“铅釉彩陶罐”的时代判断，认为“径直称之为战国低温铅釉陶罐”也并无不妥[12]。2.临淄安乐店出土战国低温铅釉陶罍的辨识2006年，临淄安乐店村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墓葬，带有一条斜坡墓道，平面呈“甲”字形，全长21.72米。墓圹近方形，口部南北长10.4、东西宽11.32米；墓圹南壁正中有两个壁龛。墓壁内收成三级台阶。发掘者判断，“这些形制特点与战国晚期齐墓一致，因此，该墓时代为战国晚期，墓主应是齐国的贵族”。墓葬因早年被盗，椁内人骨及随葬品无存，仅在墓圹南部的壁龛内发现两件陶瓷制品，编号为M1：1、M1：2。两件器物的形制、装饰、大小相同，均为直口，平沿，鼓腹，圈足，肩部对称设置四个兽面环耳。肩部、腹部饰三周凸起纹饰带，其中肩部和下腹部为变形蟠螭纹，上腹部为几何菱形纹和勾连纹。口径15.5、腹径31.5、足径16、通高27厘米（图二：3、4）。发掘者称之为“青釉瓷罍”，认为其“造型规整，纹饰精美，技艺精湛，在战国时期大型齐墓内是首次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瓷器的制造工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3]。笔者在阅读该简报时发现，墓葬出土“青釉瓷罍”的形制、装饰与南方常见战国时期原始瓷器存在较大区别，认为这两件器物的发现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但由于发掘简报未发表彩色照片，亦缺乏釉层、釉色的文字描述，对其性质的判断存疑，遂联系时任临淄区文物管理局局长韩伟东，赴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对实物进行观摩。观察发现，器物表面釉色与南方生产的原始瓷存在一定的差别，釉层与胎体的结合也不够牢固，存在多处脱落现象，初步判断其为低温铅釉陶。为求证实，本人在临淄区文物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下，与崔剑锋开展合作研究。研究表明，“临淄出土的两件釉陶罍是典型的铅釉陶，是目前发现的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铅釉陶。因此，临淄釉陶罍将铅釉陶技术的发明提前了至少200年以上”，“为铅釉陶‘本土起源说’提供重要例证”[14]。研究成果发表后，得到陈彦堂的肯定，其中不乏溢美之词；同时，陈彦堂也指出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几个明显的偏差”[15]。需要指出的是，陈彦堂虽“基本掌握了该误读事件（“误陶为瓷”）的全过程”，但仍有一点细节不确。笔者在关注安乐店釉陶罍时，釉陶罍尚未在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公开展出，而是深藏库房之中，幸得临淄区文物管理局慨允和相关工作人员的配合，方可近距离对实物进行观摩并开展后续研究。可以说，正是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方才促成了釉陶罍的重新“发现”。3.临淄出土战国低温铅釉陶资料的积累在对安乐店战国釉陶罍开展研究后，笔者仍有以下三点推断：其一，战国时期低温铅釉陶器应该数量不多，否则以临淄动辄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座战国墓葬的发掘，釉陶器数量当不至于如此少见；其二，虽然数量有限，安乐店战国釉陶罍应非孤证（釉陶罍本身即成对出土），既往材料及新发现材料中应当还有少量标本有待辨识或更待发现；其三，安乐店釉陶罍技术如此成熟，按照一般逻辑，应当有其技术积累的过程，齐地乃至中国低温铅釉陶技术发明的时间有望进一步向前推进。基于以上判断，笔者在论文发表后，专门就战国釉陶文物或标本请教长期主持临淄考古工作的魏成敏，惜未得到明确线索。于此，也可见此类器物之稀少。同时，笔者分别嘱托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同行，特别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工作站赵益超站长、临淄区考古研究所陈魁所长、济南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郭俊峰院长等代为留意战国时期墓葬和遗址出土带釉陶瓷标本。《山东淄博临淄区淄江花园战国墓M235发掘简报》《山东临淄孙娄东遗址出土的战国铅釉陶罍》两篇简报报道的低温铅釉陶资料，实为同仁同好长期交流、密切合作的结果[16]。除以上几个地点之外，早年发掘的临淄乙烯M006和近年发掘的临淄珑悦三期M1824，也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低温铅釉陶器，为探讨中国低温铅釉陶技术的起源提供了更多宝贵资料。乙烯M006发掘于1986年，墓葬为小型土坑竖穴墓，平面长方形，墓向100°。墓口长2.7、宽1.8米，墓底长2.7、宽1.55米。木质棺椁，随葬品较少。釉陶壶编号为M006：5，方唇，敞口，束颈，圆肩，鼓腹，圜底，圈足。颈部、肩部、下腹部各饰一周凸起变形蟠螭纹饰带。盖弧顶，附三个卷云纽，装饰两组凹弦纹。口径11、腹径20、底径11.4、通高30.6厘米（图二：2）。釉陶壶的形制与临淄赵家徐姚M1出土青铜壶相近[17]，其他随葬品也具有战国晚期的特点。因此，该釉陶壶及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阶段[18]。珑悦三期M1824发掘于2017年，墓葬也是小型土坑竖穴墓，平面长方形，墓葬105°。墓圹长2.6、宽1.0米。木质单棺，随葬品甚少，仅发现两件釉陶罍。釉陶罍的形制、装饰、大小近同。口微敞，方唇，直领，鼓肩，斜鼓腹，圜底，矮圈足。肩部及上腹部各饰一周凸起变形纹饰带。器盖子口，平顶。其中一件口径12.2、腹径20.1、足径10.8、通高19.3厘米（图二：5）[19]。这两件陶罍器身形制与战国晚期临淄国家村M4出土的青铜罍相近[20]；器盖则与战国晚期齐国墓葬常见的平盖壶相近[21]。据此可以判断，釉陶罍及墓葬的年代也应为战国晚期。上述铅釉陶资料经初步检测分析发现，均为低温高铅釉陶，以铅的氧化物为主要助熔剂，无其他额外添加助熔剂。其化学成分较为稳定，铅的氧化物含量均高于50%，釉陶胎体的主量成分均与本地灰陶基本一致[22]。二 中国低温铅釉陶起源研究的重点问题通过梳理发现，学术界在探讨中国低温铅釉陶起源过程中，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中国低温铅釉陶技术起源的时间与地点、技术路径和性质问题。下面即分别叙述之。1.起源时间与地点时间与地点问题是中国低温铅釉陶起源研究中分歧最大、争论最多的焦点。大陆学者早年多主张中国的低温铅釉陶起源于西汉中期，地点则以陕西关中地区最早。1957年，陈直在《两汉陶器手工业》一文中提出，“釉陶为西汉中期，人民智慧的创作品，为陶的加工，为瓷的先驱”[23]。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编印《战国秦汉考古》，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初，关中地区发明了陶器施釉技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釉陶器，是在西安地区发现的”[24]。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张福康与张志刚[25]、李知宴[26]、罗学正[27]等多位学者分别撰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述。这一观点因先后被写入《中国陶瓷史》《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科学技术史》等权威著作而得以广泛传播[28]，其延续时间甚长[29]。与之相对，西方、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较早提出“战国起源说”。如20世纪50年代，梅原末治即对劳伦斯·希克曼（Laurence Sickman）的观点表示认同，将传出安徽寿县、现藏纳尔逊美术馆的“铅釉彩陶罐”的年代考订为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晚期[30]。20世纪80年代以来，奈杰尔·伍德（Nigel Wood）、弓场纪知等学者又发表多篇文章，论述中国铅釉陶起源于战国晚期的观点，但由于“这些器皿的出处现在尚不明确”，较少明确论及其产地[31]。谢明良支持中国铅釉陶起源于战国晚期的说法[32]。如前所述，大陆学者大多对包括收藏于美国纳尔逊美术馆釉陶罍等在内的早期资料持怀疑态度。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基于当时尚缺乏相应的考古资料支持，而非如谢明良所说，“中外学者对于中国铅釉陶起源年代的歧义，应该是由于中方并未掌握到欧美、日等国的研究动态所导致”。除前文对相关学者观点的引述之外，更直接的证据来源于王仲殊的论述。他在撰写《汉代考古学概说》一书时，同时介绍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铅釉在西汉中后期的突然出现可能与汉武帝时通西域，加强了中国与西亚的交通和贸易，从而受到西亚地区釉陶的影响有关”，另一种观点则主要征引水野清一的观点[33]。水野清一文章发表于后藤茂树主编的《世界陶磁全集》第8卷，该卷彩版7、彩版8著录器物即纳尔逊美术馆“绿釉蟠螭纹壶”和纳尔逊美术馆“多彩釉有盖小壶”[34]。这种疑虑直至临淄安乐店考古发掘出土战国低温铅釉陶罍的研究方才基本打消[35]。世纪之交，随着考古新资料的积累，学术界对“西汉中期说”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地处西安龙首原北坡的西北医疗设备厂福利区M170出土了12件釉陶器，“颜色以绛红、红褐为主，和西汉中期以后流行的黄绿色有区别，这种釉的使用年限可能要早”。通过器物形式与装饰判断，该墓“年代虽属于西汉早期（武帝元狩五年以前），却是西汉早期的后段，即武帝初年的墓”[36]。陈彦堂对此进行了肯定，认为“由于是科学发掘的材料并经过系统的排比，因此可以认为，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低温铅釉陶器出现在西汉早期阶段”[37]。论者所引同时期材料，还包括陕西新安机砖厂发现的一座大型汉代墓葬，“墓葬的年代至少在汉武帝元狩五年以前”。出土的“利成家丞”封泥表明，墓主可能和汉武帝初年的利乡刘婴有关[38]。该墓出土一百余件陶器，包括一件釉陶壶残底和两件“釉陶罐”。釉陶壶残底“泥质红胎，外施米黄色釉”，其为低温铅釉陶的可能性很大；两件“釉陶罐”，“胎质地坚硬，呈红褐色，腹上部至口部磨光，施有黄绿色釉，釉面有冰裂，肩以下未经磨光，只有一层薄釉”。笔者根据器物形制和釉层描述判断，这两件“釉陶罐”应为高温钙釉，系南方产品。是否如此，还有待清晰器物照片的刊布和科技检测分析。2017年，笔者与崔剑锋合作，运用无损ED-XRF技术对安乐店战国晚期齐墓出土釉陶罍器盖釉层进行分析，主张其为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铅釉陶制品；同时提出，“釉陶，罍产自齐国的可能性最大”[39]。陈彦堂认为，“把中国古代出现低温铅釉陶器的时间段从西汉中期提前到战国晚期，虽然时间跨度不是特别大，但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40]。王颖竹、马清林等认为，“这是目前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最早的铅釉陶，该发现结束了铅釉陶‘战国起源说’和‘西汉起源说’的争论”[41]。刘毅则认为，该研究“再次刷新了中国铅釉陶出现的年代上限，提早到了战国（公元前475至前221年）晚期，地理坐标也大幅度向东推移了约1000公里”[42]。至此，中国低温铅釉陶技术起源于战国晚期的说法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43]。新的相关资料再次表明，东周齐地已成为探讨中国低温铅釉陶技术起源最为重要的区域。除了器物的数量优势、其与青铜器在形制方面的相似性和纹饰方面的关联性之外，铅釉陶中高放射性铅的发现又为这一推断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依据[44]。赵国靖、张吉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物的形制特征判断，“H197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45]。如是，则中国铅釉陶起源的时间则可向前推进至战国中期偏晚阶段。其年代能否继续向前推进？推进多少？这都有待更多新的考古资料加以证实。2.技术路径关于中国低温铅釉陶起源的技术路径往往与铅釉技术的来源紧密联系在一起。后者大体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即“西来说”“本土说”和“改良说”[46]。持“西来说”者多从时间早晚和技术的连续性两个角度立论，如叶喆民就认为，“铅釉起源于古代的埃及，传说是在汉朝时经由西域传来我国的”[47]。其后，叶喆民放弃旧说[48]，但同时强调，“今日虽不固执己见，却以为引进外来技术而加以利用和改进的事例今仍不免，何况是在过去更不足为奇。总之，这一问题恐怕不是只凭简单的推论或联想的可能而得遽下结论的，目前还是有待认真研究的课题之一”[49]。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主张，“后汉时代中期，出现了和前期毫无关系的以铜和铁作为呈色料的铅绿釉、褐色釉陶器。这是与前面叙述过的产生于罗马领地东地中海沿岸的绿色、褐色罗马系铜器一样，当考虑到在中国制造出这一类的陶器时，那时以印度洋作为中继站的西方罗马领地和东方中国之间已经有了通商关系，中国的绿褐釉的技术可能是由罗马领地传入的结果”[50]。内藤匡、佐藤雅彦等日本学者也多持类似意见[51]。持“本土说”者多从技术条件、产品特征，特别是釉料成分的差别出发，如张福康、张志刚明确提出，“中国的铅釉是我们自己独立地创造出来的”，认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冶炼和使用铅的长期实践中，有极大的可能接触到铅砂、粘土等含二氧化硅的物质在高温下进行化学反应的机会，一旦认识了这种铅玻璃物质的形成规律及其特性，就存在着把它应用到陶器上去的可能性，这就导致铅釉的发明”[52]。李知宴对地中海沿岸的铅釉陶器和汉代釉陶进行了系统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大”——在制作工艺与风格方面，“地中海沿岸在公元前二世纪的铅釉陶器工艺水平并不高，还是‘任意制作器形’。中国汉代铅釉陶器制作工艺要求很严格，生活用具的造型多用轮制，建筑等模型用模印、雕塑，动物家禽形象用模制，装饰用模印或雕刻，工艺手段相当多样，制成的作品都很规矩、庄重，规格一致。器物造型和花纹时代特征非常清楚”。“在釉的组成上，差别也是极大的。地中海沿岸和埃及烧出色彩鲜艳的‘铜绿、铁褐黄、锰紫’釉，里面有锰。根据化验分析，中国汉代铅釉陶器釉的化学组成没有发现锰的现象”。交通方面，汉代陶工“与远隔上万里地的地中海、埃及交流配釉技术是不大可能的”。在此基础上，李知宴提出，“很可能原始青瓷的配釉技术到汉代分化出来，加入铅作熔剂，加入呈色金属作色剂，将这种釉汁施在普通陶器上，用烧普通陶器的低温就可以烧出釉陶来”[53]。李家治也认为，“无论是在铜、铅金属冶炼的生产活动中，还是在炼丹技术的实践中，以及在玻璃制作技术的影响下，通过长期的对于铅质物料形成玻璃质熔体的认识的积累和实践探索，为低熔点铅釉的发明积累了一定的认识和物料基础”[54]。笔者在对临淄安乐店战国晚期釉陶罍开展研究时发现，其釉层PbO含量超过60%，属于典型的“高铅釉”；而BaO的含量非常低，接近甚至低于仪器检出限范围，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彩釉珠纹盖罐”[55]、江苏无锡鸿山越墓出土的釉陶玲珑球[56]的铅钡釉料存在明显区别，认为“‘铅钡釉陶’均为多色的器物，而釉陶罍通体为青绿色，因此二者显然不是同种工艺的产物”，“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可能仅仅是平行发展关系，并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因素”[57]。陈彦堂认为，单色的铅釉陶、复色的铅钡釉陶属于“低温铅釉陶不同类别”，“低温铅釉陶器发生较晚，从较早的铅钡玻璃那里借鉴过来配方和施釉技术，然后自行发展”。“以并行发展和共存现象作为否认两者关系的理由，至少在目前看来，似乎并不太具有说服力”[58]。持“改良说”者较少，可以罗学正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中东和西亚地区的铅釉制作比我国早出现大约一千年，我国铅釉陶出现的时间不早不晚，正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这决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而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包含了中西文化技术交流的一项伟大成果。因此，论中国铅釉的起源，不能排除西域影响和启发的可能性，或者说，我国的低温铅釉是在自身具备制作条件下，又受西域低温釉彩制作技术的启发而产生的”[59]。前文中，叶喆民“引进外来技术而加以利用和改进”的说法也具有“改良说”的色彩。一种新技术的发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国低温铅釉陶技术的发明处于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中？自身具备哪些制作条件？借鉴了哪些技术？形制、装饰的设计基于何种理念？其与其他手工业门类及整个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探讨中国低温铅釉陶技术起源过程中综合加以考虑。3.性质问题关于低温铅釉性质的讨论相对较少，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其中，以之为明器（冥器）的主张居多。如张福康、张志刚认为，中国古代的铅釉陶，“长期来仅限于墓葬冥器和祭器一类东西。到公元四世纪时，低温色釉开始用于建筑方面，如琉璃瓦等”[60]。王仲殊主张，铅釉陶“只存在于墓葬中而不见于居住址，可以认为是专供随葬用的”[61]。罗学正提出，“汉代铅釉陶以翡翠般的绿釉为其主体，几乎全部是作随葬明器”；到北朝时期，“不仅有日用或作为明器的铅釉陶器，而且在北魏时已产生了铅釉陶胎建筑构件”[62]。陈彦堂观点近似，认为“迄今所见的汉代低温铅釉陶器，均出自墓葬中，器形也是模型器”[63]。至于其原因，则有“由于陶质不坚，釉也易于脱落或变质”[64]“中国人对铅釉的毒性可能早就有所认识”[65]“由于铅的毒性以及釉层的易剥落特性”[66]“低温烧成不宜实用有关”[67]“烧成温度较低，胎质不坚，吸水率较高，釉也易脱落变质”[68]等说法。诸说大同小异，且多为推测之辞，较少论证。李知宴观点与上述学者不同，认为“汉代铅釉陶与青铜器一样都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追求的奢侈用品和贵族的殉葬品”[69]。笔者也曾主张，安乐店釉陶罍是对同时期战国青铜罍的仿制，“具有我国古代礼器的典型特征”[70]。刘毅与笔者观点相近，认为“就目前所知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战国晚期的釉陶技术在当时尚不具备普及性，釉陶应该是一种并不多见的高端产品（主要用作明器）；其器用地位和经济价值不会比同期的原始瓷低”[71]。赵国靖、张吉依据新的资料提出，孙娄东釉陶罍发现于战国中期的居址之中，“无疑从消费场景的层面丰富了临淄齐都铅釉陶的研究内涵，有助于探讨齐文化铅釉陶制作技术的起源和应用的广泛程度”[72]。笔者认为，孙娄东釉陶罍残片出土于灰坑之中，但并不明确构成不同层面的消费场景，因为出土于灰坑之中的人工制品性质往往比较复杂，其中虽以日常生产工具和普通生活用器为主，但也有少量的礼乐器残片，其质地则有青铜、陶瓷等不同类别。淄江花园M235、乙烯M006和珑悦三期M1824出土的低温釉陶壶、壶和罍等，在性质上虽可归入礼器的范畴，但因墓葬规模和等级差别甚大，战国时期低温铅釉陶器的性质、消费群体等级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三 中国低温铅釉陶起源后续研究方向陈彦堂在讨论汉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时强调，“中国汉代低温铅釉陶器的产生过程和发展途径究竟是怎样的？同时，一些重要的问题和现象在这一讨论中似乎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73]。刘毅也指出，“新的考古发现推进了釉陶研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74]。循此思路，笔者将中国低温铅釉陶技术后续需要着力关注的方向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1.手工业门类之间的互动在上述行文之中，已经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不同手工业门类之间的互动这一话题。如研究者多认为，铅釉陶技术通常被认为起源于铅钡玻璃技术，特别是以陶土作芯、表面施铅釉玻璃釉层的器物[75]。一些学者还进一步指出，这种铅釉琉璃球制作技术和釉陶制作密切相关，反映出铅釉陶可能起源于铅钡玻璃[76]。奈杰尔·伍德也提出，“铅釉彩陶罐”的“技术似乎是由陶器工艺与玻璃工艺的综合”，“中国的铅釉是从实用玻璃的早期实践发展而来的”[77]。如前所述，笔者曾认为铅钡釉陶和铅釉陶“不是同种工艺的产物”，“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可能仅仅是平行发展关系，并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因素”[78]。现在看来，这两种釉陶技术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前者的时代略早，具备对后者产生启发和借鉴的条件，但铅钡釉陶和铅釉陶并非直接的继承关系，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明[79]。也有研究者主张，“世界各国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世界各地只要具备了生产陶器的客观条件都可以生产出陶器来”。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人们对铅的认识和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技术，“炼铜加铅和釉里加铅的作用完全一样”。铸铜工匠为了谋生转移到陶瓷作坊，“将铅配入原始瓷器的釉中，施在陶器上就能用低温烧出漂亮的陶器来”[80]。如果该说此前仅为推测，齐地战国低温铅釉陶中高放射成因铅的发现则将陶瓷生产与青铜冶铸两个手工业门类切实的联系在了一起。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特别是带有细密繁复花纹青铜器的铸造表明，商周时期的铸铜工匠对铜、锡、铅合金的性能有着充分的了解。但是，正如笔者在对青铜器的个案研究中所强调的，“器物的风格圈、技术圈、物料圈和考古学文化，是对不同层面物质文化现象的概括，应与古代社会不同方面的问题相关，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81]。上世纪6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借鉴人类学的文化系统理论，按照一般功能将古代人工制品划分为“技术经济性产品”“社会技术性产品”和“意识形态产品”三类，认为这些不同种类器物的“风格”是由母文化系统和与之相关的不同的变化过程中不同功能决定的[82]。艺术人类学家方李莉也强调，应当“结合当时的自然环境、政治背景、文化因素、市场需求，以及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还有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审美经验的变化”探讨古代陶瓷发展演进的原因[83]。核诸古代的物质文化遗存，不少人工制品存在“一器多用”的情况，也即在不同的“情境”（context）中使用。本文所论铅釉陶罍、壶等，可能同时属于“社会技术性产品”和“意识形态产品”。但无论如何，其制作生产当同时涉及风格（形制与装饰）、技术、物料，更与“母文化系统”的不同方面密切联系。因此，低温铅釉陶的生产不仅与青铜手工业相关，更与古代社会的经济、技术、意识形态各子系统相关，其生产、流通、消费之复杂性只能通过开展更多的个案研究逐步加以探讨和揭示。2.低温铅釉技术的发明与传承传播技术的发明是文化创新的具体表现，也是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既往的研究中，对技术本身的研究较多，对技术发明主体的关注则明显不足。本文所论低温铅釉陶技术的相关研究同样如此，上文对重点问题的梳理即可见一斑。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和检测数据，大体可以推测或复原战国时期低温铅釉陶技术的发明过程——战国时期，齐地陶工在某种条件下接触到南方生产的原始瓷，产生了仿制原始瓷的想法，但囿于窑炉温度限制和当地瓷石、钡等物料的缺乏，工匠只能基于当地技术条件（灰陶制作）和资源禀赋（铅料来源：齐地釉陶和青铜器中均发现高放射性成因铅）进行创作，部分借鉴铅钡釉陶、铅钡釉砂等“铅钡硅酸盐制品”[84]生产技术，采用了以普通陶土为胎、以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以陶土中的铁作呈色剂、与普通灰陶一起在还原气氛下烧制的技术路径。如是，陶工作为日常陶器生产者和低温铅釉陶技术发明者，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低温铅釉陶技术的发明。但战国时期低温铅釉陶的数量如此有限，或者表明这一技术的发明并未得到战国时期齐国陶瓷手工业生产组织者和管理者的重视，低温铅釉陶并未实现量产，技术的传承因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说技术的发明需要复杂的技术条件，技术的传承传播则需要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王熠、田卫丽认为，“当一种新的工艺美术种类处于初创时期，它的面貌主要取决于技术的限制，一旦技术成熟，决定其样式的因素往往是时代的风尚和人们的观念”。汉代釉色的变化，“固然不能忽视人们对绿釉呈色规律的认识过程，但更重要的原因还该是非技术的因素”。作者在论及包括纳尔逊美术馆藏釉陶罍等战国时期的铅釉陶资料时强调，“除有极少数被认为是战国遗例传世之外，中国铅釉陶主要是在西汉晚期黄河流域地区墓葬大量出现，而西汉早期这段期间则缺乏足够的出土例，因此如果战国时期作品确实的话，它与之后作品的关联性仍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来支持”[85]。其中也包括了对技术发明与传承传播之间关系复杂性的思考。笔者在临淄安乐店釉陶罍的研究中曾提出，“临淄釉陶的烧造技术可能影响到邻近的淮河以北地区”；汉代上虞地区生产的多助熔剂低温铅釉陶，“应该是当地工匠结合高低温釉烧造技术的创新品种，但在呈色机理方面，可以认为其铅釉技术可能部分受到了临淄釉陶技术的影响”[86]。如上文所述，临淄出土低温铅釉陶为战国时期齐国工匠发明，但数量非常有限。虽然目前战国时期低温铅釉陶的数量有所增加，且随着更多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应该还会有更多同时期低温铅釉陶的出土，但其数量应不会有巨大改观。因此，战国时期铅釉陶并未进入批量生产环节的推论应该还是可以成立的。究其原因，或与东周时期包括原始瓷、低温铅釉陶在内的陶瓷产品在北方地区并未进入礼乐制度或贵族生活层面有关[87]。如此，战国时期低温铅釉技术如何在东周秦汉时期历史大变局中实现传承传播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具体而言，秦汉一统进程中，发明和生产低温铅釉陶的小众甚至个别工匠通过何种途径将其技术传承下来、进而影响邻近的淮河北岸甚至更加遥远的上虞地区？这一问题的解决尚需开展更多的比较研究工作。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内容略显琐碎，且并未形成清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但都符合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学术追求和努力推动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深度融合，进而推动考古学从“描述”向“阐释”范式更新的时代要求[88]。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和合作研究的深入，还会有更多关于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技术的学术问题出现。四 结 语中国低温釉陶的起源问题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中西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前面的梳理可以发现，在相关讨论中，研究资料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以中国低温铅釉陶起源的时间与地点、低温铅釉陶起源的技术路径和低温铅釉陶的性质等问题讨论最多。其中，年代与地点问题更成为争论的焦点，其原因主要在于对相关研究资料的疑信态度。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特别是具有明确考古学出土背景的铅釉陶资料的“发现”，中国低温铅釉陶“战国起源说”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战国时期的齐地已成为探讨该问题最为重要的区域。这些学术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诸多研究者之间的探讨、切磋，更离不开相关研究者与田野考古工作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和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之间的深度合作。中国低温铅釉陶起源问题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其中包括陶瓷手工业、青铜冶铸业等不同手工业门类之间的互动，低温铅釉技术的发明和传承传播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符合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学术追求和考古学发展的时代要求，需要研究者共同努力、合力推进。附记：论文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丹羽崇史先生、台北故宫博物院吴晓筠女士、齐文化博物院李健先生和李林璘女士的帮助，特此致谢！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 a.谢明良：《中国古代铅釉陶的世界——从战国到唐代》，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b.陈彦堂：《临淄出土战国铅釉陶罍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
c.陈彦堂：《中国陶瓷史上的两次误读及其匡正——兼及“釉陶”概念的源流》，《华夏考古》2021年第3期。
[2] a.弓场纪知：《中国における鉛釉陶器の発生》，《出光美術館紀要》第4号（1998），第21-36页；
b.弓场纪知：《東アジアの鉛釉陶器の意義と陶磁史上の位置づけ（西アジアとの比較において）》，《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94集，2002年3月。
[3]谭旦冏主编《中国陶瓷》第1卷，光复书局，1980年，第141页。作者在图版说明中有如下文字：“在周代末期，此种精作品，委实罕见。因此，有人怀疑，认为系汉代作品。”
[4]陈国桢编著《越窑青瓷精品五百件》上册，西泠印社，2007年，第1页。
[5][30]同[1]a。
[6] a.后藤茂树编《世界陶磁全集》第8卷，河出書房新社，1955年，第291页；
b.后藤茂树编《世界陶磁全集》第10卷，小学館株式会社，1982年，第65页；
c.长谷部乐尔编《中国美術》第5巻：陶磁，講談社，1973年，第216页；
d.同[3]，第140页；
e.郝薇主编《世界陶瓷图典》第五册，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23年，第971页。
[7] a.[英]Nigel Wood, Ian Freestone：《“玻璃浆料”装饰战国陶罐的初步检测》，郭景坤主编《中国陶瓷科学技术（3）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22页；
b. Nigel Wood, Chinese Glazes: Their Origins, Chemistry, and Recre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
c.同[2]a ；
d.同[2]b。
[8] a.谢明良：《有关汉代铅釉陶的几个问题》，《汉代陶器特展》，高雄市美术馆，2000年，第14-23页；
b.谢明良：《中国初期铅釉陶器新资料》，《故宫文物月刊》总第309期（2008年），后收入氏著《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6-342页；
c.谢明良：《中国早期铅釉陶器》，颜娟英主编《中国史新论·美术考古分册》，联经出版社，2010年；d.同[1]a。
[9][33]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第77页，后收入氏著《王仲殊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95-207页。
[10][37][63][66][73]陈彦堂：《关于汉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03-315页。
[11][68][85]王熠、田卫丽：《汉代铅釉陶发展综述》，《文博》2010年第2期。
[12][15][35][40][58]陈彦堂：《临淄出土战国铅釉陶罍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
[13]王会田、崔建军：《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发现一座战国墓葬》，《考古》2008年第11期。
[14][70] a.郎剑锋、崔剑锋：《临淄战国齐墓出土釉陶罍的风格与产地——兼论我国铅釉陶的起源问题》，《华夏考古》2017年第2期；
b.于焱、王晓莲：《山东临淄发现战国时期铅釉陶罍》，《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12日，第6版。
[16] a.赵国靖、陈魁、张吉：《山东临淄孙娄东遗址出土的战国铅釉陶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2期；
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淄博临淄区淄江花园战国墓 M235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2期。
[17]淄博市临淄区文化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战国墓》，《考古》2005年第1期。
[18]资料现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19]资料现藏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20] a.于洪亮主编《临淄新出土文物集粹》（1998-2006），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第13-14页；
b.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村战国墓》，《考古》2007年第8期；
c.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编《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70-71、74-75页。
[21] a.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山东省昌乐县文管所：《山东昌乐岳家河周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
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王推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
c.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文化旅游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徐家村战国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1期；
d.同[20] b ；
e.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城区一号战国墓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11期；
f.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孙家徐姚战国墓地》，《考古》2011年第10期；
g.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粉庄2号墓地春秋战国墓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4期；
h.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淄博市石鼓墓地2022年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11期。
[22]相关数据尚在进一步分析中，拟另外撰文发表。
[23]陈直：《两汉陶器手工业》，《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3期。
[24]苏秉琦：《战国秦汉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25][52] a.张福康、张志刚：《中国历代低温色釉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1期；
b.张福康、张志刚：《中国历代低温釉和釉上彩的研究》，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3-43页。
[26][53][69] a.李知宴：《汉代釉陶的起源和特点》，《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b.李知宴：《中国釉陶艺术》，轻工业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年，第88-97页。
[27][59][62]罗学正：《低温釉彩源流考》，《陶瓷研究》1990年第2期。
[28] a.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69-170页；
b.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94、106页；
c.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64-465页。
[29]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78页；
b.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上卷，齐鲁书社，2013年，第164页。
[31] a.同[7]a ；
b.同[7]b ；
c.同[2]a ；
d.同[2]b。
[32]最新的观点参见[7]a。
[34]同[6]a，第235-246页。
[3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2-233页。
[38]郑洪春：《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39][57][78][86]同[14]a。
[41][84]王颖竹等：《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相互关系的新思考》，《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4年第3期。
[42][71][74]刘毅：《关于唐代以前釉陶的几点思考》，吴健、何飞主编《尘中莲花：汉唐釉陶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174-184页。
[43]吴健、何飞主编《尘中莲花：汉唐釉陶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24年。
[44]张吉等：《战国齐文化区青铜器的铅料演替及分期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2期。笔者和谢明良等曾对收藏于纳尔逊美术馆铅釉罍的出土地点“存疑”或“不予采信”，现在看来，无论其传出洛阳的说法是否可信，其产地仍以齐国都城临淄的可能性为大。
[45][72]同[16]a。
[46][77]同[7]a。
[47][48]叶喆民编《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浅说》，轻工业出版社，1960年，第20页。
[49]叶喆民：《中国陶瓷史（增订版）》，三联书店，2011年，第90-91页。
[50][日]三上次男著，庄景辉等译《陶瓷之路——访东方文明的接点》，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1年，第7页。
[51] a.内藤匡编《新訂〈古陶磁の科学〉》，雄山閣出版株式会社，1972年；
b.佐藤雅彦编《中国陶磁史》，平凡社株式会社，1978年。
[54]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64页。
[55]同[7]a，b。
[56][76] Xia X. W., Wang Q., Li Q. H., Liu S., Gu D. H. Preliminary studies based on the chemical analysis of colorful glazed pottery unearthed from tombs of Yue State at Hongshan site, in Gan F. X., Li Q. H., and Henderson J (eds.)., Recent Advances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ncient Glass and Glaze. 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rp. (USA)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Singapore), 2016, pp.385-396.[60]同[25]b。
[61][64]同[28]a。
[65]张福康：《中国古陶瓷的科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67]同[29]a。
[75]同[54]，第464-486页。
[79] a. Yulai Chen, Rui Wen, Tianyi Wang. The origins of low-fire polychrome glazed pottery in China, Antiquity, 2020 Vol.94（377）: e30，1-8；
b.杜星雨、崔剑锋：《陕西延安出土汉代铅钡复色釉陶科技分析及相关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四）》，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47-259页。
[80]同[26]a。
[81]郎剑锋：《东周时期浅腹矮足平盖鼎的风格、产地及相关问题》，《海岱考古》2024年第3期。
[82][美]路易斯·宾福德：《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43-55页。
[83]同[29]b，第5页。
[87]郎剑锋：《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原始瓷对北方的影响——从山东临淄齐墓出土釉陶罍谈起》，《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
[88]郎剑锋、丁昊阳、丁忠明：《山东长清仙人台4号墓出土青铜盘的铸造工艺及相关问题》，《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待刊。
作者：郎剑锋 耿超 申静怡（山东大学考古学院）；赵益超（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宇奇（淄博市淄川区文物事业服务中心）
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 第2期
责编：昭晣韩翰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