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人认为，自由是现代人的发明，是我们今天才拥有的权利。其实，早两千多年前，罗马人就发展出一套高度制度化、道德化、并富有参与精神的自由观。他们认为，自由不仅是不受干涉，更是不被他人任意支配(non-domination)。一个没有主人(dominus)的人，才

现代人认为，自由是现代人的发明，是我们今天才拥有的权利。其实，早两千多年前，罗马人就发展出一套高度制度化、道德化、并富有参与精神的自由观。他们认为，自由不仅是不受干涉，更是不被他人任意支配(non-domination)。一个没有主人(dominus)的人，才是自由人(liber)。

罗马共和国早期，奴隶制已成为社会的重要根基。公元前 450 年，罗马首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制定，奴隶制被明确假定为罗马社会的基本结构。从那时起，罗马法律将人清晰地划分为奴隶和自由人。奴隶完全处于主人的绝对权力之下，在法律意义上被当作财产，可以像物品一样被随意买卖、赠送、惩罚甚至无情处死，他们的命运全然掌握在主人手中，毫无自主可言。

而自由人则处于自己的权力支配范围，从本质上讲，自由在罗马人的初始认知里，便是奴隶状态的对立面。但在罗马严格的父权制社会环境下，自由人的自由也存在诸多限制。即便身为自由人，如果父亲在世，那么他依旧处于父亲的权力管控之下。

女性自由人需要男性自由人的监护，男性自由人在家庭中同样受年长父辈的约束。不过，罗马的父权制主要局限于家庭领域，并未延伸至公共政治范畴。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罗马人将自由初步理解为摆脱他人任意支配的状态，这一观念成为后续罗马政治自由理念发展的基石。

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平民为争取自身权利展开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渴望拥有财产、参与政治、获得婚姻自由以及免受任意惩罚等权利。

为此，平民与贵族多次发生激烈冲突。在长期的抗争过程中，平民推动设立了护民官制度，这一制度成为平民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保障。同时，平民还成功争取到上诉权、求助权、婚姻权、投票权等关键权利。这些权利如同坚固的盾牌，有力地保护了个人自由，使平民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格局中逐渐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以投票权为例，它不仅仅是选举官员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平民通过投票能够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这深刻体现出自由对于罗马人而言，不仅仅是不被干涉，更在于拥有决定由谁来统治自己的权利。

在此过程中，罗马人逐渐认识到自由与法律、权利紧密相连。自由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西塞罗曾明确指出，一个自由的城市必须确保公民财产不被随意剥夺。在罗马人的观念里，自由建立在法律和权利（lex 和 ius）的坚实基础之上。这些权利既能保护公民的私人生活，又赋予他们一定的政治参与空间，从而使公民不会完全被他人掌控。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也备受关注。尽管罗马社会等级森严，存在贵族与平民、元老与骑士、自由人与奴隶等不同阶层，每个阶层的法律地位和社会职责差异巨大，但罗马人努力在这种等级秩序中追求自由下的平等。西塞罗在《义务篇》中着重强调，自由的前提是法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论贵贱；历史学家李维也指出，法律应确保地位最高者和最卑贱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罗马共和国建立自由的重要根基。

罗马的自由是一种在有限平等下的自由，其关键在于公民不被随意支配，能够保有基本的独立和尊严。

当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时代，自由与帝国的关系成为罗马人思考的重要问题。在拉丁语中imperium不仅指代帝国的疆土，更核心的是指执政官的统治权力，包括发号施令、指挥军队、执法判案等重要权力。罗马人认为自由并非意味着没有政府和命令，而是权力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严格限制。西塞罗主张，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同时具备强大的统治权力和受到法律约束的自由。

国家需要强大到足以抵抗外敌、维持社会秩序，但同时，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拥有无法制衡的权力。历史学家李维在讲述罗马共和国走向衰败时指出，自由逐渐被少数人的主宰所取代；塔西佗则更为尖锐地描绘了罗马帝国制度下，人们对政治的批评和参与逐渐被沉默与恐惧所替代的景象。

罗马共和主义者提出真正的帝国应该属于人民大众，西塞罗认为共和国之所以称为 “公”，是因为它建立在公民对正义、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认同之上。罗马人相信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而秩序必须通过合法的权力来维持，且权力最终要服务于全体人民。

然而，罗马的帝国主义扩张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罗马虽自称热爱自由，以法律和全民意志统治，但却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统治着众多非罗马公民。罗马人将扩张说成正义战争，声称带来和平与文明，但被征服者却认为这是暴力镇压、高额赋税和文明同化。罗马思想家虽为这种帝国主义下的自由辩护，称是文明传递，但也遭到内部如塔西佗等的尖锐批评，他讽刺罗马 “制造了荒原，却称之为和平”。

帝国主义不仅让被征服者失去自由，也使罗马共和制度因权力集中而逐渐瓦解，最终滑向帝制。

在罗马人的思想中，自由不仅仅是写在法律条文上的规定，更是一种鲜活的生活方式，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德行和责任感来维系。内部腐化被视为自由最危险的敌人。从西塞罗到萨鲁斯特，再到李维和塔西佗等罗马作家，都一致指出，当公民忘记了公共美德，不再关心国家，只追逐个人的利益、权力、财富和享乐时，自由就会在这种自私自利的氛围中逐渐消亡。

腐败在罗马共和主义者眼中，不仅仅意味着道德的堕落，更意味着公民陷入被他人支配的危险境地。当人们不再积极关心公共事务，对滥权者的野心视而不见，不再挺身而出捍卫自由时，国家必然会被少数人掌控，成为满足少数人意志的工具。

在古罗马共和国，自由的维系除了依靠法律制度，语言尤其是修辞这门艺术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那个缺乏现代传播媒介的时代，演讲者是政治舞台的主角。谁有能力说话、敢于说话，直接决定了谁能够参与政治。对于西塞罗这样的共和主义者来说，演讲不仅仅是法庭和元老院里的工具，更是共和国得以正常运转的核心要素。他反复强调，自由必须建立在公开表达与自由辩论的坚实基础之上。一个缺乏辩论、公民没有自由发声权利的社会，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公民。

西塞罗明确表示，没有自由演说，就没有自由的人民；没有自由的人民，就没有自由的共和国。塔西佗则将帝国体制下人们的沉默视为不自由的典型象征，警示人们当人们连说真话的勇气都丧失殆尽时，自由就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躯壳。但罗马思想家也清楚地认识到，言论并非总是自由的忠实朋友。萨洛斯特在其作品中刻画了一群能言善辩却心怀不轨的人，他们通过煽动性的言论操控民众，制造混乱，严重威胁到自由的根基。

为此，西塞罗提出了诚实言论的理想标准，认为真正的演说家不仅要具备出色的口才，更要有哲学家般的德行，演讲必须立足于真理、公正与公共利益。

奥古斯都大帝统一罗马后，尽管保留了罗马共和制的外在形式，声称让国家重获自由，但实际上却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极大地压缩了罗马人的公共参与空间。塔西佗尖锐地指出，奥古斯都的这些改革表面上是为了和平，实际上却让所有人陷入了枷锁，使罗马这个国家沦为国家领袖的私人财产，公民变成了领袖家产中的私民，共和国不再是公共事务，而是私人财产。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提出真正的自由不是控制国家，而是控制自己。

一个自由人应该确保自己永远不会被迫做出违心之事，真正属于自己的是选择的能力，只要意志不被外界打断，就是自由的。

罗马历史中的自由观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从基于奴隶制的初步定义，到与法律、权利、平等的紧密结合，再到在帝国扩张、内部腐化以及政治变革等不同情境下的深刻思考与调整，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且极具深度的历史画卷，也为现代社会对自由的理解与追求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文章素材来源独树不成林

来源：动物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