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从历史上看，中共领导人一向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切实做到廉洁自律。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清廉自守，生活俭朴，不搞特权，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把全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从历史上看，中共领导人一向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切实做到廉洁自律。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清廉自守，生活俭朴，不搞特权，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这种崇高精神和光辉人格深深铭刻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他的廉洁自律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的今天，值得后人去传承、弘扬和践行。

总理的家规

1960年，周恩来、邓颖超与周尔均夫妇在中南海西花厅合影。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为杜绝亲属打着自己名义搞特殊化，周恩来立下了“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十条家规”的核心是“不搞特殊化”，他曾告诫家人和亲属：“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周秉德是周恩来弟弟周恩寿的女儿，1949年后与弟弟、妹妹来到北京，在伯父身边读书生活。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中回忆了一件往事：

那是1952年7月初，八一小学开始放暑假，“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在校园里响成一片。同学们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在各自的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孩子就兴高采烈地提起行李出门。那年秉均（周秉均）上三年级，秉宜（周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只有同学减少，仍不见有人来接自己，刚上学的秉宜嘟起了小嘴。

到了第三天，还不见有人接自己回家，周秉宜着急地哭了。周秉均见妹妹哭，也非常着急，于是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给七妈邓颖超写了一封信：

七妈：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秉均

邓颖超下午就接到信，连忙叫工作人员骑自行车到学校，雇了两辆三轮车，将孩子和行李接回家。邓颖超看到孩子后连声道歉：“都怪七妈，忘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我可没有给你们派车的权力，汽车是伯伯工作用的，小孩子不能享受，你们记住了吗？”周恩来和邓颖超要求孩子们自立自强，不搞任何特殊化的事情还有很多，多年后他们忆起这些往事，还深深感受到七伯和七妈的高贵品质。

除了这“十条家规”外，周恩来对亲属还有许多要求。例如，“不准为别人传话，递材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据周尔均回忆，他的妻子邓在军当年就因此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

20世纪60年代，邓在军在哈尔滨拍片时遇到总政治部文化部原部长陈沂将军，当时他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黑龙江劳动。邓在军原来在部队工作，陈沂是她的老领导，陈沂托她带封信给总理，反映这些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邓在军当时年轻，又很同情陈沂的遭遇，于是就把信带给了伯父。

周恩来将陈沂的信批转给总政治部，在去黑龙江省调研时，他又专门找陈沂夫妇谈话，安慰勉励他们，并嘱咐黑龙江省委妥善照顾陈沂夫妇的生活。后来陈沂平反昭雪，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对于邓在军为陈沂带信这件事，周恩来在当时虽然没说什么，但事后他还是委婉地批评了邓在军：“工作上的事要通过组织渠道转达，你给我递信，又没有相关部门的批件，算公事还是私事？今后不许这样做了。”邓在军通过这件事也认识到错误，从此以后，“不准为别人传话，递材料”成为周家的一条重要家规。

修缮西花厅

1970年5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中南海合影。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前身是清末摄政王、溥仪生父载沣的王府后半部分，后被民国政府作为办公场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花厅成为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地方，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这里继续工作生活了十几年。

刚进北京时，周恩来开始是在中南海丰泽园办公，后来毛泽东办公地点搬到丰泽园，周恩来便选择了不远处的西花厅。据周恩来侄子周尔均介绍，周恩来之所以搬到西花厅，一是靠近毛泽东住处，方便商量工作；二是他和邓颖超都喜欢院里那几株海棠。搬进时只对院落和房屋做了简单整理，其他一切照旧，使用的也是以前的随身用品。周尔均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当我们走近住房，一眼看到的却是嘎吱作响的房门、裂缝漏风的窗扇、漆痕剥落的梁柱、苔痕斑驳的砖地。说实在的，就像是北京随处可见的四合院。洗手间也很简陋，架子上挂的毛巾中间有破洞，用布缝上还在用。我俩（周尔均与妻子邓在军）禁不住惊讶，国家总理的住房、设施，怎么这样寒酸呢！

后来周尔均夫妇向七伯、七妈（指周恩来和邓颖超）提起此事，但周恩来和邓颖超态度明确：“这就不错了。不要忘了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我们都要保持。”但历经岁月磨砺，西花厅实在太简陋了，潮湿的砖地让周总理患上了关节炎，时常疼痛难忍，以至于夜间工作时不得不盖上一条毛毯御寒，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此都心痛不已。

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恩来搬进西花厅已经十几年了，秘书何谦多次请示对房子进行必要的维修，但都被周恩来拒绝了。1960年3月，周恩来外出调研期间，邓颖超也不在北京，何谦报经上级批准，利用这段时间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修缮。这次维修并不过分，主要从周恩来和邓颖超健康角度考虑，将潮湿的砖地换成木地板，将漏风的门窗做了修补，更换了腐朽的梁柱，把硬板床换成了弹簧床，还增添了两张简易沙发。

周恩来回北京知道此事后，他严厉批评了何谦：“为什么搞这么铺张？谁叫你添这些东西的？到底是谁的主意？我不进，这不是我的家！”说完便掉头就走。何谦长期跟随周恩来，办事一向小心谨慎，因为这次维修西花厅，他写了好几份检查。关于此事，《周恩来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960年）3月6日回到北京。发现身边工作人员趁他离京期间将他的住房进行了维修，当晚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把室内原来的家具（含旧窗帘）换回来。后来同何谦谈话，说房子不是不能修，可是不能修得太好。提出把屋内陈设全换回原来旧的，他才回去住。

此间周恩来召集家人聚会，周尔均夫妇和孙维世、金山等人都来了，饭后周尔均趁伯父高兴，劝他搬回西花厅，孙维世、邓在军等也在旁边帮腔。周恩来点点头说：“我并不是反对正常的维护，问题是装修得过了些。我是总理，如果我带这个头，下边就会跟着来。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周恩来又让周尔均背诵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后对大家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你们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懂得我为什么这样生气。要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

因为修缮西花厅一事，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两次自我检讨，后来又让何谦将新添的地毯、窗帘、吊灯、弹簧床统统搬走，尽可能恢复原样。即使这样，周总理还不安心，据何谦日记记载：

（总理）最后问我：“在银行还存多少钱？”（何谦回答：“哪有什么钱啦，都用来交党费和补助别人了。”）“赔也赔不起。我不回去住吧，大家不安心，回去住吧，我不安心！”

最后还是陈老总帮忙解了围，他对总理说：“油漆要不要刮掉啊？地板要不要撬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浪费了！”周总理被陈毅逗笑了，这才搬了回去。

对金钱的态度

1960年3月18日，外贸部出口局科员王倬冒充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拿着伪造的国务院请示件批文，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款。当时人民银行主要负责同志都不在单位，工作人员见文件上有“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周恩来”的批示，在没有与相关部门核实的情况下，马上筹措20万元现金，当晚在民族饭店交给案犯。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特大诈骗案件，在周恩来亲自过问和领导下，这个案件很快便告侦破。后来周恩来多次谈及此事，他对周尔均夫妇说：“这个罪犯为了金钱，坑了国家，害了自己，毁了全家，还连累了他的老母亲包庇犯罪分子，实在是死有余辜！”在事后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专门强调指出：

我从未批过一个条要直接支款。提醒各机关注意，机关里不留负责人无论如何是不许可的，如果今后再发现哪一个机关不留一个部长、副部长在家主持工作，就要查究。总得有个全局观念，一旦有些突然事件要处理，家里没有负责人不行。

对于金钱，周恩来始终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实事求是地说，国家、家庭包括个人的正常生活都离不开钱，但对金钱过分贪婪则是万恶之源。据周尔均回忆，伯父周恩来在给晚辈讲述家族史时，不止一次提及其生母万冬儿当年中彩票后的种种烦恼。因为母亲的不幸遭遇，周恩来在个人生活中从来都是远离金钱，他将自己和邓颖超的工资交给卫士长管理，除必要开支外，其余部分都用来资助别人或交党费。长期担任周恩来卫士的高振普回忆说：

周总理的工资每月人民币400元8角，邓大姐的工资每月347元5角。从1958年到1976年，两人工资共16万多元。其中近5万元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邓大姐说，这样做既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也给国家减轻了负担。另外决定，多余部分，凡够5000元就交党费。周总理1976年去世时，两人总共积蓄5100元，所余积蓄都交了党费。

周恩来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作报告，其中有许多都在报刊公开发表或由出版社出版，但他从来不让收稿费。有一次报社寄来一笔稿费，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其存入银行，几年后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将这笔钱全额退回，但由于时间太久，机构发生变动，无处可退，最后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出了个主意，将这笔钱作为文体活动经费，买了一些文化用品和体育器材供同志们集体使用。

周恩来认为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旦滋生了发财的念头，就容易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最终必然跌入罪恶的深渊。周恩来曾对家人说：“陈毅同志把他写的一首《七古·手莫伸》送给我，让我提意见。这首诗的前几句给我印象深刻：‘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陈老总写得好啊！”

严于律己的典范

周恩来曾穿过的大衣

周恩来多次说过，“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在5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楷模。周恩来曾手书一份“党员守则”，内容是“不送礼、不拜寿、不迎送、不搞堂会，不坐轿、少宴会”。这是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共同要求。

1961年，周恩来家乡淮安县送来了一些土特产，其中一些食品无法退回，周恩来让邓颖超折合成现金寄还，并让办公室致信淮安县委：“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已经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藕粉等物品的偿付价款，其他的针织品等方便时再带回给你们。总理指示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也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周总理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在会见外宾和出席重要场合时，总爱穿一身灰色中山装，但人们不知道，那件衣服已经补过无数次，仅袖子上的补丁就有衣袖的三分之一长。当年给总理做衣服的老师傅们常说：“总理做了几件新衣服，我们记得清清楚楚；但给总理补了多少次衣服，谁也记不清！”有一次出席外事活动，总理风趣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我该穿那套‘礼服’了。”工作人员指着衣服上补过的痕迹说：“您这件‘礼服’早该退休了！”周恩来笑着回答：“衣服补过照样能穿，有补丁不要紧，别人看见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

淮安是周恩来的故乡，一些到这里出差或者旅游的人都想看看周总理诞生地，看看他生活过的老屋，表达自己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敬仰之情。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嘱咐家乡亲属：“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请邻居们也不要往外说。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让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

但参观的群众还是络绎不绝，周总理对亲属说：“把房子拆掉，盖工厂，盖学校！”可当地政府和父老乡亲不愿意这样做，只是将总理出生和生活过的东院辟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两边宅院搬进了居民，院墙上钉上“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木牌。1973年11月，总理办公室向淮安县委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

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后来周恩来从家乡亲属口中得知，“三条指示”虽然执行了，但还是有人来参观。周恩来考虑了一下说：“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可以吗？”邓颖超也说：“拆迁吧，费用由我们出。”但事情还没定下来周总理便去世了，这所故居才得以保存，今天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鲁文）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