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碳中和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城市碳减排不仅是环保问题，更是经济学问题。面对日益严格的气候政策，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LCCP）是否真的能推动城市向绿色低碳转型？不同类型城市的碳减排成本为何存在巨大差异？未来，哪些城市能够率先实现低碳转型，而哪些城市仍面临高昂的
在全球碳中和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城市碳减排不仅是环保问题，更是经济学问题。面对日益严格的气候政策，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LCCP）是否真的能推动城市向绿色低碳转型？不同类型城市的碳减排成本为何存在巨大差异？未来，哪些城市能够率先实现低碳转型，而哪些城市仍面临高昂的减排挑战？
近日，伦敦大学学院联合卡迪夫大学、北京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在绿色可持续发展技术领域高水平期刊《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发表最新成果《城市碳减排的边际减排成本评估与中国2030气候目标的预测》（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Urban Emissions under Climate Policy: Assessment and Projection for China’s 2030 Climate Target）。研究基于2006-2019年的中国城市数据，构建了融合机器学习回归、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与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的混合评估方法，评估并预测了中国城市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揭示了低碳政策的实际成效及未来城市减排成本的趋势。
低碳政策评估的新视角：为何选择“边际减排成本”作为核心指标？
如何科学评估LCCP的实际效果——一直以来是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但多数研究都不约而同忽略了评估可能存在的瓶颈，选择使用碳排放总量或碳强度作为LCCP的评估指标，这些方法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忽略了政策预期效应（policy anticipation effects）的影响。正如Zhang等（2024）在研究Climate policy in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Low-Carbon City Pilot（https://doi.org/10.1016/j.jeem.2024.102943）中所揭示的，由于中国政策设计的独特性，识别政策效果的因果面临很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预期效应的干扰。
什么是政策预期效应？简单来说，在政策正式实施前，潜在的试点城市可能已经知道选拔标准，并为此提前调整行动，比如减少碳排放、优化产业结构，以提高入选概率。这种先发优势会干扰后续政策评估结果，使我们难以判断LCCP到底是真正推动了减排，还是只是被“更积极减排”的城市所采用。
研究认为，使用“边际减排成本”（MAC）作为LCCP实施效果的衡量指标，可以有效避免政策预期效应。MAC衡量的是每减少1吨CO₂所需的额外经济成本，它不会直接受到政策选拔标准的影响，同时也能准确反映城市在减排过程中所面临的真实经济代价。
图1 到2030年中国城市边际减排成本预测
碳减排的“隐形成本”：
低碳城市试点是否真的奏效？
LCCP政策的初衷是通过政策引导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城市低碳转型。研究认为，该政策确实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意味着试点城市为了额外减少1吨CO2，付出的经济成本会上升。
为何MAC会上升？
技术创新可能摘取“低垂的果实”：低碳政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但越往后，易减排的部分已经被消化，剩下的“难减排”的部分需要更高昂的投入。产业升级的“减排门槛”：LCCP推动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型，加快“两高”行业淘汰，提升第三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占比。然而，这些行业的深度减排依赖智能化设备、电气化交通、可再生能源等高成本技术，导致边际减排成本（MAC）上升。研究发现，LCCP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MAC，表明试点城市的难度正在不断上升——这不仅意味着政策正有效推动低碳转型，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减排挑战可能会比想象中更严峻。与此同时，城市之间的减排成本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未来将需要更精细化的政策干预。
城市之间的“碳减排差距”：
谁在领先，谁在追赶？
研究提出碳的“成本-强度分类矩阵”（cost-intensity matrix），刻画中国城市在2030年前的低碳转型轨迹，并将城市划分为三类：
领跑型城市（Pioneering Cities）：这些城市的MAC高、碳排放强度低，代表了中国碳减排的“尖子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追赶型城市（Catch-up Cities）：这些城市的MAC和碳强度都相对较低，意味着它们的减排潜力仍然较大，只需适当引导便可加速进入低碳轨道，典型代表是中西部部分资源型城市。过渡型城市（Transition-Challenged Cities）：这类城市MAC低但碳强度高，仍处于高碳锁定阶段，短期内难以实现低碳转型，集中于东北和部分能源依赖型城市。预测显示，到2030年，仅不到20%的中国城市能够挤进领跑者的行列，大部分城市仍处于中早期转型阶段，未来仍需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图2 中国城市碳的“成本-强度”分类矩阵和领跑型、追赶型、过渡型城市分类
未来趋势：
城市低碳转型的关键对策
面对未来低碳政策和2030碳达峰目标，研究提出三大建议：
重点支持高碳排放城市的绿色升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资源依赖型城市，需要加快绿色产业布局，降低低碳转型的经济代价。因地制宜制定城市减排路径：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能简单“一刀切”减排，应根据MAC曲线选择最适合的减排策略。防止碳泄漏和地区间不平衡发展：发达地区可能通过产业转移将碳排放外溢到低MAC城市，政策需要避免这种“排放转嫁”问题，建立更均衡的全国减排体系。中国的城市低碳转型正在进入深水区，如何在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未来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研究所强调的，低碳城市试点（LCCP）确实提升了城市碳减排成本，但城市之间的减排差距正在拉大。因此，未来的气候政策需要更加精准，才能确保到2030年，全国整体能够顺利实现碳达峰目标，并为2060年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张昳璇，朱祥杰，刘迪（主要作者均为原中英（广东）CCUS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气候工匠CIFE
发表期刊：《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文章题目：《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Urban Emissions under Climate Policy: Assessment and Projection for China’s 2030 Climate Target》
原文链接：
编辑：陈美珊
文案改写
来源：中和碳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