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有传言称“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将全面连接东盟十国和中东六国，意味着全球38%的贸易额将绕过美元主导的SWIFT系统，直接进入数字人民币时刻”。尽管这一信息未经证实，但舆论场上却开始热议。另据统计，

导读：

截至目前，

中国累计减持美债超过5000亿美元，持仓量降至7590亿美元，创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2月23日，特朗普宣称对"去美元化国家"加征100%关税。但分析人士认为，

美债作为"金融核武库"的威慑力正日益下降，全球多国不仅正在抛售美债，而且都在探索更多元化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与机制。

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例，是中国与沙特阿拉伯正利用最新数字货币技术，通过mBridge跨境支付平台来完成石油交易，试图降低对“石油美元”依赖

。这场变革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驱动力不仅来自地缘政治博弈，更植根于数字技术革命与全球经济结构变迁。

当中国与沙特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新型石油-货币循环机制时，延续半个世纪的石油美元体系正面临历史性挑战。

“石油美元”体系是美元霸权的关键支柱。问题在于

，沙特与中国的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石油美元”带来影响，石油“去美元化”能实现吗？中美博弈之下，沙特会如何选择？

美国智库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联合咨询公司Enodo Economics推出171页分析报告，对该问题作了全面分析。

本文摘选自该报告，文章指出：沙特的转型策略恰恰折射出这场变革的复杂性。

中沙建立的石油人民币循环机制具有双重创新：对华原油出口接受人民币结算，所得资金可直接投资中国资本市场或支付中国工程服务，形成"能源-货币-产业"闭环

这场变革的深层意义不在于立即取代美元，而是打破单一货币垄断，构建多极化货币格局。

其最终走向不仅取决于技术突破速度，更受到大国在安全利益与经济理性之间复杂权衡的影响。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

从石油美元到数字人民币：

中国、海湾国家

与21世纪的“去美元化”路径

图源：报告原文

1 引言

（一）全球金融格局的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油美元体系一直是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支柱。该体系确保了全球石油市场的美元计价和结算，使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核心。然而，近年来，美国对俄罗斯等国实施的金融制裁，以及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促使各国重新审视美元的主导地位，探索去美元化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中国崛起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并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不仅在贸易、投资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还在数字货币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e-CNY）和mBridge跨境支付平台，正在成为去美元化的关键工具。

全球金融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过去，美元主导的结算和储备体系在维持全球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单一货币主导的模式面临挑战。尤其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各国更加重视金融主权，并积极探索多元化的金融结算体系。

（二）去美元化的驱动因素

推动去美元化的主要因素包括：

美国金融制裁的扩展：近年来，美国频繁使用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使许多国家寻求替代方案，以降低受制裁风险。

中国经济的崛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有意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金融科技的突破：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如e-CNY）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为跨境支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得非美元支付方式更加高效和可行。

能源交易模式的演变：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与海湾国家的能源贸易日益紧密，人民币在能源交易中的使用比例不断提高。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强金融合作，推动本币结算和双边货币互换，逐步降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三）研究目标与意义

本报告旨在探讨石油美元体系的现状、挑战以及可能的演变路径，重点分析中国和海湾国家在去美元化进程中的角色。通过深入分析中国的金融技术、海湾国家的战略考量，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的未来趋势，我们希望揭示未来国际货币格局的潜在变化。

具体而言，本报告的核心研究目标包括：

分析石油美元体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探讨去美元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各国的应对策略。

评估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特别是在能源交易和数字支付方面的推进情况。

研究海湾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金融战略选择及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

预测未来全球金融体系可能的演进方向。

通过本研究，我们希望为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企业和学术界提供深入的见解，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变革。

2 数字人民币革命：mBridge的颠覆作用

2024年10月，国际清算银行（BIS）突然宣布退出mBridge项目——这一由中国主导、致力于推动跨境数字货币结算的试验性平台。此决定恰逢金砖国家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峰会，会上成员国倡导在贸易和金融中扩大本币使用。国际清算银行的退出凸显了中国数字货币计划的影响力，表明其正在寻求摆脱华盛顿主导的金融体系，强化自身的金融独立性。

中国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后发优势，使其成为数字支付革命的有利推动者。与美国等金融体系成熟但受传统架构束缚的国家不同，中国直接跨越了传统支付体系，迅速进入先进的数字支付时代。凭借在移动支付领域的领先地位，北京希望利用央行数字货币（CBDC）——数字人民币（e-CNY），重塑国际结算体系，提高跨境交易效率。

数字人民币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中国金融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通过吸收互联网商业革命的便捷性、效率和低成本优势，中国希望使其数字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的优选工具。此外，中国在跨境数字货币领域的进展，使其有望确立全球技术标准和运营规范，影响未来的国际支付格局。

（一）数字货币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的去美元化战略涵盖多个维度，其中，数字人民币的技术创新与传统的货币国际化路径形成互补。e-CNY旨在解决跨境支付的痛点，降低因依赖美元体系而带来的金融风险。

依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平台，中国已经在移动支付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到2023年，全国移动支付交易额已达555万亿美元。数字人民币在此基础上发展，同时保持央行对货币体系的集中管控，这与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截然不同。

e-CNY采用双层运营模式，由中国人民银行（PBoC）通过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进行分发。其交易系统融合了先进加密技术和专属电子钱包，确保支付安全与监管合规。尽管公众采用率尚在提升阶段，但e-CNY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在跨境结算和国际贸易中的应用，不容小觑。

中国在数字货币领域的探索始于2014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小组。2016年，区块链技术被纳入“十三五”规划的重点领域。2019年，Facebook宣布推出Libra项目（后改名为Diem），被北京视为美国金融霸权的延伸，这进一步加快了中国数字货币的发展步伐。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数字经济的目标。

虽然e-CNY在国内仍难以撼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主导地位，但其在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探索中遥遥领先。全球已有130多个国家在研究CBDC，欧洲、印度等地也在进行试点，但中国凭借多年的实测经验占据先机。国际上，阿联酋和沙特的Aber项目、香港和泰国的Inthanon-LionRock项目等都曾尝试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这些探索最终汇聚于2021年启动的mBridge平台。该项目由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及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共同推进。

到2024年，mBridge已进入最低可行产品（MVP）阶段，并成功完成央行与商业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易。尽管BIS退出，但mBridge的技术进展远超外界预期。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指出，该平台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进一步巩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通过“中国标准2035”计划及实用的跨境支付系统，中国正建立一套全球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其他国家可能不得不适应这一体系，从而形成对中国的长期依赖。

（译者注：mBridge运行模式

多国央行参与网络：各参与国（如中国、沙特、阿联酋等）央行接入统一的区块链平台，发行本国数字货币（如数字人民币e-CNY），并通过智能合约实现货币间的可互操作性。

分布式账本技术：采用定制化的区块链网络（如"Dashing"协议），节点由参与国央行及商业银行构成，所有交易实时记录在共享账本上，确保数据透明且不可篡改。

桥接货币机制：设立通用的数字货币桥接池（类似流动性池），支持各国CBDC按汇率实时兑换。例如，中国进口商支付数字人民币，系统自动转换为沙特央行数字货币，完成石油贸易结算。

智能合约驱动：交易规则（如汇率、合规审核）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减少人工干预。例如，当交易触发反洗钱条件时，合约自动冻结资金并通知监管方。

实时清算流程：传统跨境支付需通过代理行和SWIFT网络（耗时2-3天），而mBridge实现端到端直通。

发起：银行A发起支付指令（如e-CNY→沙特数字里亚尔）。

验证：区块链节点验证身份及合规性（3-5秒）。

兑换：桥接池按实时汇率完成货币转换。

结算：资金直达收款方账户（全程

（二）变革跨境贸易和支付

全球支付体系正逐步分化为以美国和中国为核心的两大体系。中国凭借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有望通过实用性吸引用户，而不仅仅依赖地缘政治因素，进而重塑全球支付格局。

当前的国际支付体系繁琐低效。例如，一家沙特企业向中国供应商付款，需通过代理银行网络，承受外汇风险，并遵循繁复的合规审查，导致交易延迟且成本高昂。

数字货币依托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可显著优化跨境支付。由中国人民银行与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的Dashing协议，通过增强安全性和可扩展性，解决了区块链“安全、可扩展性、去中心化”三难问题。该协议改进了交易验证机制，使跨境支付更快速高效，同时确保安全性。

mBridge平台便是DLT在跨境支付中的实践，它支持外汇即期支付（PvP）结算，消除结算风险，将交易时间从数天缩短至数秒。智能合约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效率。

数据显示，mBridge的交易成本最多可减少50%，结算时间可缩短至7秒以内。加密验证提高了安全性，同时在监管可控的框架下维护隐私。这些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因其长期受困于高昂的国际支付成本和低效的结算体系。

*低效的传统跨境支付模式（支付产业营收占北美GDP的2.2%；占欧洲、中东和非洲GDP的2.1%）

（三）加速去美元化进程

mBridge等数字货币项目的快速推进，可能比预期更快地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金融科技的发展往往遵循“基础技术成本下降、应用普及度上升”的规律。

海湾国家积极参与mBridge，符合其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目标。e-CNY的架构可规避金融制裁，支持直接结算，无需依赖美国金融体系，这在国际支付体系架构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内的移动支付革命已充分展示了数字化系统的迅速普及能力。同样，e-CNY在跨境结算中的应用，也可能以超乎预期的速度改变国际贸易结算模式。由于其低成本和便捷性，中小企业可能成为最先采用该体系的群体。

不同于传统观点，数字货币的广泛应用或促使中国政府在资本管制上适度放松。数字化货币体系提供前所未有的资金流动透明度，使监管机构能够更精确地管理资本流动。

在海湾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践表明，数字货币支付网络的“网络效应”正在形成。全球商贸企业更可能基于成本与效率，而非地缘政治考量，选择使用中国的数字支付系统。

尽管e-CNY未必能撼动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但其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不可忽视。数字货币的实用性可能促使全球支付模式的变革，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

3 海湾地区的战略转向

海湾国家正处于全球变革性经济力量的十字路口，占据着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作为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金融中心，它们的战略决策对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随着经济需求和技术进步对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海湾国家的地缘政治定位也在不断调整。

历史上，海湾国家依赖碳氢化合物出口、以美元为基础的贸易以及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如今，面对全球变化，它们正在重新配置经济和安全框架，同时保留传统关系的核心要素。人口结构变化、全球能源转型、快速的技术创新以及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迫使海湾国家全面重新评估其发展战略。这些内部驱动力与中国在能源安全和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创新领域）的追求不谋而合。

尽管海湾国家目前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但全球技术体系的分裂可能最终迫使它们做出更明确的选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主导的数字金融和贸易基础设施，都会形成难以逆转的依赖关系。最初的务实合作可能演变为技术上的深度绑定，从而影响长期战略定位。海湾国家参与诸如mBridge数字货币平台等项目，虽然带来了即时收益，但也使其在日益分裂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形成了技术依赖。

*沙特和阿联酋对美国的股票和债券投资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

本章探讨了国家优先事项与国际动态如何交织，重塑海湾国家的战略选择。报告分析了推动经济转型的结构性力量，重点关注沙特阿拉伯，审视海湾国家与美国和中国关系的调整，并评估它们在数字货币实验中的先锋角色，揭示其对地区未来金融架构的影响。

（一）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经济转型需求

海湾国家追求经济转型的动因源于紧迫的结构性挑战。尽管碳氢化合物财富一直是经济繁荣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基础，但人口压力和全球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迫使它们重新评估发展模式。

在沙特阿拉伯，这一转型尤为迫切。作为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沙特超过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传统的公共部门就业和依赖碳氢化合物收入的社会福利模式已难以为继。年轻人口的就业需求远超公共部门的承载能力，而全球能源转型也威胁到碳氢化合物收入的长期可持续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转型的时间窗口极为有限。

经济多元化、技术创新和知识型经济的发展是海湾国家转型计划的共同主题。沙特阿拉伯的“2030愿景”是其中最全面的努力，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王国的经济结构。阿联酋的“迪拜2021及2030愿景”、阿布扎比的“2030经济愿景”以及国家层面的“我们阿联酋2031”计划，也都强调了技术和金融领域的雄心。

*中国已成为沙特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中国企业在沙特的主要投资项目，覆盖电信、游戏、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地产、化工、基建等众多领域

转型计划的关键特征：

国家主导的战略规划：海湾国家的经济转型更接近中国的国家主导模式，而非西方的市场驱动模式。例如，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PIF）作为战略发展工具，专注于开拓新领域和本土化先进技术。这种对政府主导规划的依赖，使其与中国国有实体的合作更加顺畅。PIF已在数字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上与中企展开合作。

技术对冲与领导力：海湾国家同时利用西方和中国技术，根据双方的优势选择合作伙伴。美国企业在人工智能、云基础设施、半导体设计和网络安全领域领先，而中国企业在电信、可再生能源制造、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等新兴技术方面表现出色。尽管海湾国家深度融入西方金融体系，但它们也在战略性地探索中国的金融创新，mBridge平台便是一个例证。

人力资本开发：为培养本地人才并扩大私营部门就业，海湾国家减少了对西方教育的依赖。尽管精英阶层仍选择西方名校，但中国大学提供了技术培训和行业专业知识，这与海湾国家培养工程师和技术人才的目标相契合。

中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的崛起，加上其在可再生能源和数字金融领域的进展，进一步推动了海湾国家与中国的深度合作，尽管这可能使其与传统西方伙伴的关系复杂化。今天的技术选择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战略选项，中国在跨境支付等领域的创新只是技术多元化的一部分。

（二）变化中的战略考量：美国安全保证的动摇

海湾国家的经济转型发生在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历史上，这些国家依赖美国主导的军事和金融体系，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关注以及页岩能源的自给自足改变了这种关系。

美国的安全保证是地区稳定的支柱，尤其是1975年沙特与美国达成的“石油换安全”协议。然而，美国的能源独立以及向印太地区转移以应对中国的战略调整，使其对海湾地区的关注度下降。这一转变促使海湾国家重新评估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依赖。

海湾国家越来越认为美国的承诺正在动摇，这种看法因以下关键事件而强化：

美国在地区内减少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

奥巴马政府的伊核协议（后被特朗普政府废除）。

美国对2019年阿美石油设施袭击和2022年胡塞武装袭击阿布扎比的低调反应。

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的混乱撤军。

此外，美国在外交中对人权的强调使关系复杂化，海湾国家认为这些条件不一致且可能破坏稳定。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加剧了美沙关系的紧张，沙特拒绝加入对俄制裁，并在2023年接待了普京总统。

尽管如此，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仍然显著，约有4万名人员驻扎在关键的海军和空军基地。海湾国家继续依赖美国的军事装备和培训，双方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也依然紧密。2017年至2023年间，沙特PIF在美国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然而，页岩革命的消退和美国对脱碳的压力，促使华盛顿重新关注海湾地区，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2024年，美国与沙特就一项包括先进武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安全协议进行谈判，但因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引发反美情绪而失败。沙特转而寻求与特朗普政府达成较小规模的军事合作协议。

这一变化中的格局要求海湾国家在传统伙伴关系和新机遇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沙特和阿联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对冲便是例证。

（三）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重大机遇

海湾国家在复杂的战略计算中权衡长期安全关系与中国的经济机遇。作为海湾石油的主要买家和技术强国，中国的影响力与海湾国家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

中国在数字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先地位，与沙特的“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多元化计划相辅相成。过去十年，中国深化了与海湾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推动了经济合作的扩展以及海湾主权财富基金对中国市场的投资。

*在沙特的前20大非本地承包商，中国企业占据绝对多数

中海湾合作的关键领域：

石油与基础设施：中国国有企业在炼油厂升级和扩建项目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些项目由中国银行提供资金，巩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数字技术：中国在电信、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监控系统方面具有竞争优势。海湾地区已成为中国科技企业的重要市场，广泛采用中国的电信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平台。

华为发挥重要角色：华为在海湾地区的5G部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主要电信运营商的技术合作伙伴，并支持智慧城市项目、工业数字化和云计算服务。

中国软件与金融科技：尽管华为表现出色，但中国软件和金融科技企业在海湾地区面临挑战，因为海湾国家优先发展本土科技产业。沙特对合资企业施加严格条件，强调本地人才培养和技术转让。

可再生能源与电动汽车：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制造领域的优势与海湾国家的脱碳目标一致。沙特计划在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阿联酋的目标是2050年。中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美国企业在电动汽车领域提供了强劲竞争。

（四）海湾地区的数字货币实验

海湾国家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先锋角色是其战略重新定位的关键维度。随着地区贸易模式的变化，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正在现代化支付系统，以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关系。

关键举措：

Aber项目：2019年，阿联酋和沙特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和真实货币进行试点，探索单一数字货币的可能性。该项目解决了基于代理银行的支付系统的低效问题，为替代美元体系打开了大门。

阿联酋的领导地位：阿联酋通过“金融基础设施转型计划”在金融数字化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包括数字迪拉姆（阿联酋央行数字货币）。沙特虽对本国CBDC持谨慎态度，但对国际数字货币体系的兴趣日益浓厚。

海湾国家参与mBridge项目（阿联酋为创始成员之一）凸显了其对数字货币发展的承诺。沙特和阿联酋在CBDC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积极探索大规模应用，特别是支持数字人民币与数字迪拉姆的贸易。

4 “石油美元体系”面临挑战

石油美元体系近五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经济霸权的基石。通过将石油进口所花费的美元回流到美国国债和投资中，这一机制不仅降低了美国的借贷成本，还将海湾地区的经济稳定与美国利益紧密绑定。然而，随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以及美国与主要石油生产国关系的演变，这一体系正面临挑战。此外，美国能源独立性的增强减少了对沙特石油的依赖，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与海湾国家的关系。

尽管中国并未明确追求建立“石油人民币”体系，但其目标是在石油贸易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计价石油采购，并推动石油人民币回流到中国经济中。本章将探讨石油美元体系的结构，分析中国在建立石油人民币体系方面的雄心与进展。

*海湾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不容小视

（一）石油美元的关键组成部分

石油美元体系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动荡时期，由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美元定价、美元结算和石油美元收入。

1.石油美元体系的诞生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经济陷入严重不稳定状态。1973年，由于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欧佩克（OPEC）实施石油禁运，导致油价飙升四倍，严重冲击了美国经济，同时使海湾石油出口国积累了空前的财富。为稳定经济，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4年派遣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前往沙特阿拉伯，双方达成协议，确保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从而巩固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作为交换，沙特获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以及优先购买美国国债的权利。到1976年，超过90%的国际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远高于1973年的75%，而英镑的份额则从20%骤降至6%。

2.石油美元体系的三大支柱

美元定价：美元成为全球石油市场的标准计价单位，影响了期货、衍生品及其他金融工具。例如，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和洲际交易所（ICE）建立了以美元为基准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和布伦特原油价格体系，这些基准至今仍在全球定价中占据主导地位。

美元结算：通过SWIFT报文系统和代理银行网络，复杂的石油交易得以以美元结算。例如，一笔典型的石油交易涉及多个金融机构跨时区协调，通过建立代理关系、开立信用证和构建贸易融资安排来完成。

石油美元收入：石油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些资金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全球投资回流到美国。例如，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历来大量投资于美国资产，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价值和储备货币地位。

3.石油美元的回流机制

石油美元回流机制从最初的投资美国国债，逐渐扩展到多元化的全球资产，包括股票、房地产和私人投资。截至2023年，GCC国家持有全球储备的5.6%，低于2015年的7.5%。其中，沙特阿拉伯占据了该地区储备的约60%。相比之下，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持有全球储备的39%，中国占其中的26%。这种多元化反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也表明石油出口国的影响力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显著。

（二）中国复制石油美元收益的雄心

中国提升人民币在全球石油贸易中的地位，与其更广泛的经济安全目标一致，旨在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早期的市场建设努力：2016年，中国成立了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SHPGX），并于2018年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推出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该合约主要针对东北亚国家进口的重质高硫原油。然而，这些举措在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方面收效不是很明显。

从人民币结算到金融一体化：中国将重点转向与石油生产国深化金融一体化，2022年的中国-GCC峰会成为这一战略的亮点。双方启动了本币互换和数字货币合作。例如，2023年3月，中海油（CNOOC）与法国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完成了首笔以人民币结算的国际液化天然气（LNG）交易，涉及从阿联酋进口的6.5万吨LNG。此后，其他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也相继完成，包括2023年10月中海油与ENGIE的交易，以及中石油（CNPC）首次使用数字人民币完成的跨境原油结算。到2024年，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中国进一步强调与阿拉伯国家在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央行数字货币（CBDC）倡议，显示出一种战略性的耐心。

中国的战略耐心：尽管一些中国机构预测石油美元体系将走向衰落，但中国官方的态度仍保持谨慎。其战略重点在于提供人民币作为替代选择，而非彻底取代美元。例如，中国工商银行（ICBC）在2017年曾表示“单一的石油美元体系终结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政府的整体愿景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多极化的金融体系。

（三）石油美元体系面临冲击

中国在冲击石油美元体系方面的能力因不同组成部分而异，其中结算体系的脆弱性最为明显。

结算体系的脆弱性：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数字人民币平台（如mBridge）为美元结算提供了可行的替代方案。例如，中石油的原油采购和中海油的LNG交易成功使用数字人民币结算，展示了这一潜力。此外，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加速了替代支付渠道的发展。到2023年底，俄罗斯石油出口中仅有不到10%以美元或欧元结算，许多交易转向人民币以避免制裁。

贸易金融基础设施的脆弱性：中国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国际贸易，克服了此前商业联盟（如Contour和Marco Polo）面临的挑战。中国人民银行（PBoC）的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以及中远海运（COSCO）基于区块链的提单系统显著缩短了交易时间并降低了成本。例如，提单处理时间从5-10天缩短至24小时。尽管如此，由于数据存储要求和监管问题，国际接受度仍是一个障碍。

石油美元回流机制的脆弱性：中国通过与海湾国家建立工业和科技合作伙伴关系，将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收入引导到大型项目和金融市场中。例如，沙特阿拉伯的“2030愿景”计划促使其与中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住房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展开合作。此外，海湾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计划和股票债券通等渠道，越来越多地投资于中国市场。

（四）石油美元的韧性

在石油美元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定价机制的韧性最强。以美元计价的布伦特原油和WTI原油基准具有深厚的流动性和成熟的衍生品市场，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稳定性。

定价体系的韧性：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定价体系得益于复杂的价格发现机制、流动性强以及较为完善的监管框架。尽管上海国际能源交易所推出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合约，但全球大多数石油贸易仍以传统基准为参考。

法律和制度的韧性：支持美元石油贸易的法律基础设施健全，包括标准化合同和可靠的争议解决机制。这种法律成熟度为市场提供了信心，而替代体系目前尚不具备这种优势。例如，丰富的判例法和成熟的仲裁程序确保了协议的可执行性和争议的高效解决。

网络效应与全球市场一体化：美元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形成了自我强化的网络效应，使得完全脱离美元变得不切实际。美元在非石油商品市场、贸易金融和金融市场中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凸显了其韧性。

尽管中国在开发替代结算机制和深化与石油生产国的经济联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石油美元体系的定价和法律框架仍然稳固。未来全球石油市场可能会呈现美元与非美元体系共存的局面，逐步的转变将反映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趋势。

5 从“石油美元”到“石油人民币”？沙特的精妙平衡术

沙特阿拉伯在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新兴的替代方案。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其货币与金融战略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沙特的经济现实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已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仍是其主要的安全保障者。这种复杂的动态关系深刻影响着沙特在货币和投资决策上的策略。

尽管外界普遍猜测沙特会迅速脱离美元体系，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石油美元体系在石油定价中仍占主导地位，但结算机制和收入再循环策略正在逐步演变。沙特正在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这反映了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深化以及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努力。然而，安全考量与经济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使得沙特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提出的“2030愿景”需要大量的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这进一步强化了沙特在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平衡术。此外，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等技术的兴起为金融战略增添了新的维度。沙特参与中国的mBridge CBDC项目，表明其对替代性结算框架持开放态度。

沙特的策略始终是审慎的——通过渐进式的调整，保持战略灵活性，同时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金融格局。沙特一再强调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角色，避免地缘政治的极化。对石油美元体系的重新评估必须平衡安全需求、经济多元化、与亚洲日益增长的贸易关系以及技术现代化。

本章将探讨沙特的货币战略，分析其经济逻辑、战略与安全考量、技术影响以及塑造其国际金融策略的国内因素。鉴于沙特在石油市场和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其决策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一）经济逻辑：贸易与投资模式

1.贸易模式

沙特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目前占其原油出口的近四分之一，而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智利的进口占比从十年前的19%下降到2023年的5%。

然而，沙特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已大幅收窄。2015年至2023年间，顺差平均占GDP的1.6%，低于2000年至2014年间的8.2%，并在2023年降至0.7%。这减轻了外界对沙特可能难以利用过多人民币储备的担忧。

沙特经济日益融入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工业设备、电子产品和消费品。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使沙特能够将石油收入转化为实物资产和投资。

尽管与中国的联系不断加深，沙特仍保持着多元化的出口组合。日本和韩国合计占沙特石油出口的20%以上，加上美国和欧盟，这一比例升至38%。这种多元化限制了中国对沙特石油贸易的影响力。

2.投资模式

中国内地和香港在海湾地区经济多元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寻求进入中国的技术供应链和高增长市场，而中国则希望吸引来自传统西方来源以外的投资。

中国企业主导了沙特石油行业的多次升级，人民币支付为贸易结算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方式。“2030愿景”中的大规模基础设施计划与中国企业的专长相契合，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在交易中的使用。

沙特财政部长穆罕默德·贾达安强调，利雅得与北京有着共同的长期愿景。官方声明中常将中国称为“可信赖的伙伴”，并强调双方经济利益的“协调性”。

沙特将人民币储备用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政府债券和股票为其投资组合提供了多元化选择。中国资产被纳入全球指数增强了其流动性，而中国的技术投资也与沙特的“2030愿景”目标相契合。

尽管美国倡导“去风险化”，减少对中国投资的依赖，但沙特将人民币多元化视为一种战略对冲。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控制着近4万亿美元的资产，正在增加对中国市场的敞口。2021年至2024年间，海湾基金扩大了对中国股票的投资，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等机构获得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牌照，以直接进入中国市场。

值得注意的投资包括PIF对联想可转换债券的20亿美元投资，以及对中国电竞公司VSPO的2.65亿美元投资。沙特监管机构还在推进与香港的跨境金融合作，包括推出与香港股票挂钩的新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然而，对中国资本管制的担忧依然存在。PIF主席亚西尔·鲁马扬强调资本流动性的必要性，表明沙特谈判代表已寻求投资流动性的保证。

（译者注：沙特货币挂钩机制。自1986年与美元挂钩以来，沙特里亚尔的固定汇率制度始终是经济稳定的基石，但伴随全球能源转型与国内经济多元化战略推进，其局限性日益显现。

历史作用与现行矛盾

稳定器功能：挂钩美元有效缓冲油价波动冲击，支撑外汇储备积累（2022年超4500亿美元），吸引外资信任。

政策束缚：沙特被迫跟随美联储货币政策，在2014-2019年美国加息周期中，里亚尔贸易加权汇率升值16.7%，直接削弱非石油出口竞争力，与经济多元化目标（如“2030愿景”）形成冲突。

危机应对惯性：历经1990年代低油价、2008年金融危机、2014年油价崩盘及新冠疫情，沙特始终通过财政紧缩（如削减补贴、开征增值税）和发行主权债（2016年首次国际发债）维系汇率，而非调整挂钩机制。

替代方案对比

挪威模式：浮动汇率+通胀目标制，使克朗随油价波动自主调整，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但需承受短期汇率波动风险。

混合挂钩提案：哈佛经济学家杰弗里·弗兰克尔建议沙特将货币锚定“一篮子货币（美元、欧元等）+石油价格”组合，既保留稳定性，又通过汇率弹性缓冲单一商品依赖。

未来展望

沙特正处关键抉择期：固守美元挂钩虽可维系短期稳定，却与“去能源依赖”战略渐行渐远；转向混合锚定机制虽增加转型阵痛，但为经济多元化开辟必要政策空间。这一抉择不仅关乎沙特自身，更可能重塑全球货币权力格局）

（三）战略与安全考量

尽管经济逻辑支持增加人民币结算，但战略与安全因素使沙特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美国仍是海湾地区的主要安全保障者，目前尚无其他大国能够取代这一角色。这一动态强化了沙特在核心金融交易中对美元的依赖。

尽管对人民币结算感兴趣，沙特官员仍持谨慎态度。财政部长贾达安在2023年表示，沙特愿意讨论以多种货币进行石油贸易，但也担心接受人民币支付可能为其他主要进口国树立先例，从而增加金融操作的复杂性。

MBS领导下的沙特战略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努力，即将自己定位为中等强国，平衡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这种务实的态度不仅体现在石油领域，还延伸到金融、基础设施和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是这种平衡术的一个典型案例。尽管沙特深化了与中国企业的联系，但它同时也在努力与美国在敏感技术（如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上的红线保持一致。沙特风险投资公司Prosperity7对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Zhipu AI的投资，凸显了利雅得在关键行业中保持战略自主权的兴趣。

（四）CBDC与金融体系稳定的角色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兴起为沙特的金融战略增添了另一层复杂性。沙特参与中国的mBridge项目，表明其试图在不完全脱离美元的情况下提高跨境支付效率。然而，围绕数字货币倡议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了担忧。

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后，国际清算银行（BIS）退出mBridge项目，凸显了这些挑战。金砖国家推动基于区块链的SWIFT替代方案，明确旨在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沙特必须谨慎应对这些紧张局势。尽管数字货币倡议提供了效率提升的机会，但它们日益卷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沙特必须权衡将自己置于可能引发经济后果的金融架构中的风险。

（五）国内政治因素

MBS的“2030愿景”塑造了沙特的金融战略，经济多元化是其领导的核心支柱。这一愿景的成功需要大量的外国投资和技术合作——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

沙特政策制定者与中国保持着多种金融合作渠道，在扩大人民币投资的同时，确保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受影响。这种对冲策略表明，尽管人民币交易将扩大，但完全脱离美元的可能性仍然较低，尤其是考虑到伊朗的地区安全威胁和持续的冲突。

沙特在货币和投资调整上的态度始终以务实为基础。尽管经济逻辑支持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但利雅得对安全需求和金融稳定性的考量同样重视。人民币结算和投资的逐步采用是可能的，但完全脱离美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新技术，尤其是CBDC，为渐进式变革提供了途径，但也带来了地缘政治风险。MBS领导下的沙特平衡术反映了一种战略努力，即在最大化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安全伙伴关系。

最终，沙特的战略将继续随着经济、政治和技术的发展而演变。然而，其对稳定性和战略灵活性的偏好表明，石油美元体系的变化将是渐进且谨慎的，而非突然或破坏性的。

6 演变情景与变革催化剂

石油美元体系的未来以及石油人民币的潜在崛起，取决于沙特阿拉伯、中国和美国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随着数字创新重塑金融交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改变贸易流向，理解可能的演变情景对于预测全球货币秩序的变化至关重要。

技术进步和战略调整创造了多种发展路径。一些转变可能通过谨慎的政策调整逐步展开，而另一些则可能因外部冲击或颠覆性创新而突然发生。对这些可能性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洞察塑造国际金融格局的力量。

（一）三种可能的情景

我们的分析确定了未来五年内石油美元体系转型的三种潜在轨迹——这是最长的可行预测期。每种情景对全球金融和国际关系都有不同的影响。

1.一般情景：渐进式演变

最可能的结果是一种受控的渐进式转变，即沙特阿拉伯在保持石油美元体系核心框架的同时，扩大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贸易。在这种情景下：

石油定价仍以美元为主，维持石油美元体系的稳定。

人民币结算在非石油贸易中增加，并在部分石油交易中逐步采用，mBridge等平台将推动这一进程。

沙特对华资产投资增加，但在其外汇储备中仍占少数。

尽管偶有紧张，美国与沙特的安保关系依然持续。

数字人民币逐步发展，补充而非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

这一情景符合沙特阿拉伯对渐进式改革的偏好，同时保持战略平衡。关键指标包括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增加、沙特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增长，以及对华石油交易中部分采用人民币结算，同时沙特仍持有大量美国国债。

2.加速情景：快速东移

如果外部因素推动沙特阿拉伯与中国深化金融一体化，可能会发生更剧烈的转变。这一情景的驱动因素包括：

美国与沙特关系急剧恶化。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下降。

中国金融市场和数字人民币应用取得重大进展。

金砖国家主导的去美元化势头增强。

与基线情景不同，这一路径意味着石油交易迅速转向人民币结算，沙特外汇储备大幅转向中国资产，并更深度融入中国的数字货币体系。然而，这种做法面临障碍，尤其是替代美国安保承诺的挑战以及美国经济反制措施的风险。鉴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全球伙伴关系的谨慎平衡，这种快速转向的可能性最低。

3.颠覆情景：外部冲击

这一情景设想沙特阿拉伯因重大地缘政治或经济动荡而突然调整政策，可能的触发因素包括：

中美冲突扰乱全球贸易和金融网络。

美国对中国的严厉制裁迫使建立替代支付渠道。

美国或中国的经济危机重塑全球金融优先事项。

地区冲突或技术颠覆引发的石油市场震荡。

与有计划演变不同，这一情景下沙特阿拉伯将被动应对外部压力，而非主动发起变革。鉴于全球地缘政治波动性上升，这一情景比以往几十年更具可能性。

（二）塑造未来的力量

石油美元体系的未来轨迹将取决于技术进步、地缘政治变化和安保动态的相互作用。

像mBridge这样的数字支付平台可能加速人民币结算的采用。

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将决定沙特阿拉伯以多快的速度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美国的安保承诺可能减缓或加速金融重组。

中国与沙特的技术合作可能深化经济一体化，减少对西方金融基础设施的依赖。

石油市场的变化可能推动支付多样化，新的贸易枢纽将随之出现。

鉴于这些因素，渐进式演变仍是最可能的短期情景。然而，潜在冲击的增加使得更快速的转变变得越来越有可能。

未来五年，沙特阿拉伯预计将逐步推进多元化，同时保持现有金融安排的稳定。沙特对平衡战略利益的偏好表明，除非受到外部冲击，否则不太可能发生剧烈变化。然而，中美竞争的加剧、金融制裁的升级以及数字化的加速转型，可能增加意外颠覆的可能性。数字支付的突破，尤其是通过mBridge等平台，可能比传统政策措施更快地推动人民币的采用。

*文章编译自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机构（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文中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Diana Choyleva

作者：戴安娜·乔伊利瓦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伦敦伊诺多经济公司（Enodo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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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