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的张堰岁月：从“济庐”到南社

摘要：上海金山张堰古镇曾被冠以“浦南首镇”，一直有着一份文化厚重感。20世纪初，张堰更是孕育了以南社为首的一批文化团体，涌现出许多于政治、文学、艺术颇有建树的人物。其中，书画家白蕉是这一时期最为亮眼的“江南才子”之一。

上海金山区博物馆馆长余思彦谈白蕉与张堰

上海金山张堰古镇曾被冠以“浦南首镇”，一直有着一份文化厚重感。20世纪初，张堰更是孕育了以南社为首的一批文化团体，涌现出许多于政治、文学、艺术颇有建树的人物。其中，书画家白蕉是这一时期最为亮眼的“江南才子”之一。

白蕉（1907—1969），本姓何，名旭如，是现当代中国书法帖学方面的杰出代表，其写兰尤享盛誉，并著有《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稿》《客去录》《书法十讲》等。

《文化中国行》栏目近日走访白蕉成长之地，探访南社之于白蕉，以及白蕉其人、其友、其艺。

1944年，白蕉重阳节登高

玉兰花开的季节，街衢静谧，流水悠悠，古镇张堰更予人一份微茫之感。道路转角便随处可见明朝的牌坊柱、清末旧时的老房子；小商铺规制齐整，街巷仍保持着灰白的色调。张堰似乎未从旧时记忆里脱身。

张堰所在的金山区虽处上海远郊，却承载着绵延千年的文脉。元代张堰人杨竹西筑“不碍云山楼”，与倪瓒、杨维桢等名家唱和。元代王绎的《杨竹西高士小像》更于题跋汇聚元代文坛书画大家，风雅尽萃。

王绎、倪瓒，《杨竹西高士小像》，故宫博物院藏。杨竹西即杨谦，华亭人，不屑于入世，隐居江南，与倪瓒、王绎交往密切。

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弄巷之一政安弄南口有一截饱经风霜的石柱，是明代隆庆年间“三命坊”的遗迹，记载了海瑞的挚友吴梁（字伯材，号贞石，张堰人，生卒年无考，为元代当地望族吴良用的六世孙）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时一段为民请愿的义举，而现在的张堰公园，即为原吴良用的私宅。

明代隆庆年间“三命坊”的遗迹

千年更迭，张堰的文脉犹如云水流转，承载着江南士人的精神才情，也孕育了后来的白蕉。

成长于云间文脉的白蕉

白蕉出生于中医世家，祖父何朗甫、父亲何锡琛都是负有时誉的名医。据白蕉学生蒋炳昌撰文回忆，张堰镇保留有两处白蕉故居，一处在新尚路16号，是一排老式平房，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曾是白蕉童年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和父母姐弟世居的祖屋。另一处在东大街134弄2、3、4号，是白蕉最常寓居的书斋。金山张堰的两处白蕉故居于2012年2月被公布为金山区级文物保护点。

张堰东大街白蕉故居现状

白蕉曾刻有两方印——“居王尚书旧居”和“济庐生”，它们分别延伸出白蕉书斋的两段历史渊源。“王尚书旧居”要追溯到康熙年间工部尚书王鸿绪，其父王广心及其兄王顼龄、王九龄均入仕为官，兄弟三人皆入词林。区博物馆馆长余思彦介绍，张堰人王顼龄、王鸿绪兄弟不仅是天子重臣，更是著名的收藏家。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后，王顼龄在雍正二年的题跋显示，该书曾“归叔弟俨斋（王鸿绪）”“余暮年得此，如获瑰宝。”

颜真卿《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后王顼龄题跋（部分）

白蕉年少时就钟情这处幽隐于东大街尚书浜的园子，父母遂高价购得，供其读书写字。园内环境清幽，有池塘、竹园、假山，被白蕉命名为“留云圃”；有书房三间，白蕉称作“留云小舍”。白蕉在此读书创作，与友人肆意畅谈，乐在其中。其书风疏朗清逸，看来是与旧主遗韵相合。

白蕉父亲何锡琛所著《未济庐医存》

而另一印“济庐”则需从高旭之“未济”说起。高旭，字天梅，张堰人，是“南社”的创始人之一。1909年高旭发表《南社启》，与柳亚子、陈去病、张堰人姚光等一道，汇聚了大批以文为刃的志士，常在张堰一带举办雅集。白蕉与南社的渊源，可追溯至家族世交。张堰高家、姚家皆为望族，何家与之素有往来，少年白蕉曾在此两家私塾受教，并受传统文化与南社一代风流之熏陶——甚至，“高天梅因家中修葺，曾暂居白蕉家，并将自己所住的房间取名‘未济庐’。此名源自《周易》最后一卦——‘未济卦’，象征世事未竟，志向未酬。高天梅著有《未济庐诗集》，后来‘未济庐’被白蕉父亲所用，著有《未济庐医存》。而作为后辈的白蕉，去‘未’留‘济’，希冀自己成功，并以此名出版《济庐艺言》。”余思彦说。

张堰新尚路上的白蕉故居

只是往昔文采风流已难觅踪迹，如今的东大街134弄2、3、4号已是民居，住着寻常人家。然而，门口编织出的一方小小花圃，似乎延续着此地昔日的风华。

欲追忆往昔张堰的文采浩荡，位于镇上新华路139号的南社纪念馆（姚光故居）或是一个切入口。南社纪念馆基于姚光故居所建，傍张泾河河道而筑，为典型江南民居建筑，始建于清代。

南社纪念馆航拍图

走入其中，“复庐”二字书于墙上。“复庐”为姚光藏书楼，他酷爱藏书，为江南著名藏书家之一。姚光（1891—1945），本名后超，字凤石，号石子，又号复庐，1909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首批入社。1918年，柳亚子因故辞去主任职务，推荐姚光继任，得到全体社员拥护，故论南社主政者有“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称。

南社纪念馆（姚光故居）中展示的“南社入社书”

金山姚氏属江南著名文化世家，历代有文献著述传世，由于其著作多以松名集，所以姚石子早年将其继承家学并与各方友人论学雅集之所命名为“松韵草堂”。故居中“敦仁堂”为姚石子曾祖父姚景庵所定堂名，至今已达200余年。“敦仁树德”为姚氏世代家训。故居内复原的“古欢堂”“怀旧楼”“复庐”“自在室”等，还展示了部分姚氏藏书及字画。姚光藏书在1949年解放后，由其子昆群、昆田整理后，全部捐献给国家。

姚光故居内的“敦仁堂”

姚光故居陈列

在南社纪念馆（姚光故居）陈列中，姚光个人与南社历史交织，呈现出一个时代的风貌。这也正是白蕉成长的环境。白蕉不曾留洋，而是扎根本土，自觉接续云间文脉；又得南社长辈提携，自幼浸润于诗书风骨的文化环境。

1909年11月13日，南社第一次雅集于苏州虎丘张公祠柳亚子（前排右二）、黄宾虹（后排右二）、陈陶遗（后排左二）

从南社纪念馆循着石板路，掠过一座座白墙飞檐的旧屋，步行至花贤路29号白蕉艺术馆大约五分钟。艺术馆由张堰古镇中的一所老宅改建而成，虽与白蕉在张堰的生活并无可考的交集，但两处隔街相望，恍然让人念及当年南社的雅集酬唱。

何锡琛（白蕉之父）绘张堰镇全图，红色标注为当下地点

“白蕉的朋友圈是第一流的艺术圈”

三月烟雨，乍暖还寒，白蕉艺术馆外的大树尚未生新叶，以孤直的身躯垂落了枝头，引领每一位来者注视白蕉艺术馆的门楣匾额。据余思彦介绍，进门“清芬自远”和内里“明德惟馨”的砖雕字样是从白蕉作品里集字而来，正是白蕉一生的写照。

白蕉艺术馆入口

入门向右，艺术馆将白蕉自用印展区布局在先。小小金石，方寸之间，有一个立体鲜活的白蕉。他刻“天下第一懒人”，然实则“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白蕉自号“天下第一懒人”，其中固然有“懒”与“兰”谐音的妙趣，亦是他自负于画兰的一种风雅。

白蕉刻印

“宁作我”“管领清芬数百年”“有何不可”，这些白蕉私印，无一不是他人生态度的缩影。“宁作我”之印。源于东晋名士殷浩“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方印常钤于作品起首，以此宣示自我坚持。而他的落款“管领清芬数百年”尽显清高与淡泊，也透着一份魏晋名士般的孤傲。另一方印“有何不可”亦耐人寻味，既有废本姓“何”不用的谐音游戏，也带着一丝挑衅意味，隐隐透出他的狂放不羁。凡此种种，皆是他对世俗眼光的淡然置之，也是他对自身才情的自在肯定。

白蕉的才情与为人，使之与同辈的徐悲鸿、邓散木、唐云等互为莫逆。其中与徐悲鸿的相识始于蒋梅笙。上世纪20年代，白蕉受业于国学根底颇深的蒋梅笙，并与公子蒋丹麟十分要好，常去蒋家吃饭。久之，白蕉与蒋家女婿徐悲鸿相识，两人把酒畅谈，一见如故。也正因此，经徐悲鸿介绍，白蕉与年长其42岁的黄宾虹相识，成为忘年之交。

此在白蕉自述中有所描述：

“我友而师者艺苑有二贤，一忘年歙县黄宾虹，一宜兴徐悲鸿。余识悲鸿以亡友丹林。丹林为宜兴老诗人蒋师梅笙之公子，悲鸿则其爱婿也。识宾老则以悲鸿，皆有年矣。”——白蕉《艺苑二贤》

在余思彦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两人书信往来居多，并在书信中谈艺论画。白蕉自是自称“晚辈”，黄宾虹却不受辈分所限，称他为“白蕉先生”，言语中常常夸赞白蕉，曾称其篆刻“深厚不落纤巧家数”“迥非时贤所能企及”。

黄宾虹70大寿时白蕉寄给黄宾虹的诗

信中，黄宾虹全无居高临下的教诲，甚至常常流露出与白蕉探讨技法之意。有一回，在给白蕉的信中，黄宾虹写道“仆意简笔当求法密，细笔宜求气足，简笔难于细笔，质之大雅，以为何如？”经思索后，白蕉在其《云间画题乙集》中记录下这一用笔心得，还用“宾老先生尝与余论画云”领起。虽无法时时见面，但这何曾不算是一种见字如晤呢？1934年黄宾虹七十寿诞，白蕉作诗《寿黄宾公先生七十》以贺。“四王八怪皆沉寂，五绝三多自古今”，诗句中表达出浓浓的敬仰之情。这首诗也发表在白蕉自己编的《人文》杂志上。

黄宾虹致白蕉信，1952年

白蕉致黄宾虹信

白蕉与黄宾虹、徐悲鸿的交往延续了30余年，直至他们离世。白蕉在上海市区的住所位于静安寺附近，原是徐悲鸿夫人蒋碧薇的父母家，白蕉早年参加蒋氏诗社，常来此地。1942年蒋氏夫妇移居重庆和南京，把此居住之地让给了新婚的白蕉金学仪，直至1975年10月迁离该地。白蕉学生蒋炳昌曾撰文回忆，白蕉先生的沪居在百乐门舞厅的斜对面，正式地址是愚园路259弄18支弄连生里3号。目前，早已被新的建筑替代。

齐白石《芭蕉图》

1953年秋，白蕉赴京开会，和徐悲鸿相聚，邂逅南社重擘姚鹓雏。并在徐的陪同下看望了齐白石。白蕉在徐府逗留一周，临行，徐悲鸿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鸿突然去世。一年多后的1955年，白蕉为黄宾虹送殡，居杭州三日，与赖少其、江寒汀、贺天健、林风眠、赵延年诸人相往还。

《白蕉自书诗词书法》，作于1955年春天，白蕉送殡黄宾虹留杭州三天，在六和塔、三潭印月、玉泉、虎跑游览后写下四首诗。同行还有赖少其、江寒汀、贺天健、唐云、林风眠、赵延年等人。

白蕉还与南社中的高燮、陈陶遗、柳亚子、孙雪泥、姚光等皆有交游。1956年，吴湖帆在筹备上海中国画院时，根据国画优良传统的成就为标准，提名了25位甲字画家，白蕉就位列其中，当时白蕉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秘书室副主任。可见“白蕉的朋友圈是第一流的艺术圈”。

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时期吴湖帆所提名25人甲字画师，白蕉位列其中。

白蕉写兰，亦是君子之求

书画即人，风骨相连。白蕉其人性情旷达、率真纯粹，不仅体现在他的生活方式里，也渗透进他的书画之中。

白蕉不以鬻画为生，他由徐悲鸿代笔的润例别具一格，不收金钱，只以笔墨纸砚交换，回归艺术本真。唯有生活实在窘迫时，才不得不举办画展，以换取足以支撑数年的生计。他有“线上人”一印，其上篆刻着一条线与一个“人”字，寓意在饥饿线上挣扎——事实上，白蕉一生清贫。他的夫人金学仪曾感慨，他一辈子都在“白米黑墨之间”苦苦徘徊。

白蕉的笔墨之道，是魏晋书法的遒逸之势，更有他个人的清远之思。他自欧虞上溯钟王，而后直追魏晋，由楷正而及行草，之后专攻二王。当时的书坛也几成碑派的天下，但就是这位无有师承，在阁楼上慢慢将自己的临帖练成对着阳光可与拓本重合的白蕉，成为了近代帖学复兴的重要推手。

在白蕉书法作品中，最能代表白蕉书法整体气韵的，数《兰题杂存》。此卷为白蕉写兰论艺的札记，长五米，逸笔草草，文约理赡，兼具文人书卷气与书法功力。

白蕉行草《兰题杂存》（局部）

目前所知《兰题杂存》当有两卷：一卷为翁史焵所书，后辗转为朵云轩所藏，曾先后数次出版；另一卷据沈培方先生云，是白蕉为其学生孙正和所书，今不知所踪，无缘睹见。2024年，朵云轩藏《兰题杂存》曾在上海程十发美术馆《百年谁断——近现代帖学的振兴暨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书法学术特展》中展出，当时面对这一作品，能感受到行书起承转合、顿挫变化的节奏感，其中带着“二王”一脉的俊秀、米芾的洒脱，但更加含蓄内敛，少了一些狂放之气，多了分清瘦雅逸，如兰草般自然生动。

白蕉行草《兰题杂存》（局部）

白蕉以写兰闻名，有“一代兰王”之称。《兰题杂存》也是论画名作。白蕉的写兰之法，是魏晋画学的风神之韵，更蕴他一生的君子之求。白蕉和兰花的故事可追溯至他幼时帮出诊的父亲照顾花草的经历——“待家尊艺兰，搬泥运甓，警霪察暍；扫虱防蚁，揭簾封罅。更燥湿经心，四季与兰蕙习处，见抽蕊萌蕾，实生命相共也……”至于白蕉何时开始画兰，已无从可考，只在其1960年左右所绘的《写兰集册》中，对初学写兰的场景有过描述，写道：“故庐微有老名种兰蕙，花时远近有观赏者来。我侍我父，朝自庭院掇盆入室，及暮自室还庭，不为劳也。一夜模大王帖后，举目瞥见素壁花影大动于中，顿尽研池墨瀋，它日遂为常课。此我儿时初学写兰也……”。由此可知，与常人设想的“对花描兰”不同，白蕉的绘画起点是“对影描兰”。微风拂过，光影错动，隐没了具象，天然是一幅水墨。不怪白蕉称兰花作“吾师”，有胆气说自己“师法造化”，不从前人技巧，亦不同于史上任何一家。试问，有何种启蒙比亲眼所见更触动人心？

白蕉，《兰石图》，1947年，金山博物馆藏

在张堰的白蕉艺术馆，展出了不少原作藏于金山博物馆的白蕉写兰作品，白蕉笔下之兰笔墨简练，意境悠远。他的用笔受行草书影响，兰叶线条往往使用中锋用笔，富有提按变化，如风中摇曳，兰花姿态潇洒。他自述画兰心得称：“花易叶难，笔易墨难，形易韵难，势易时难。势在不疾而速，则得笔；时在不湿而润，则得墨；形在无意矜持，而姿态横生，则韵全。”在浓淡相间的笔墨，透露出其超然物外的气息，展现了文人气质和内在修养。

白蕉，《空谷幽兰四连屏》，1947年，金山博物馆藏

作为文人，白蕉面对国家动荡、文化凋敝，他从未置身事外，而是以笔为旗，投身时代洪流。

1926年，20岁的白蕉便与褚士超、李效文等创办《青年之声》半月刊，于张堰出版，宣传进步思想。1929年，他在黄炎培的引荐下，担任《人文月刊》的编辑主任。

白蕉更将目光投向教育，致力于文化事业的振兴。抗战爆发后，其任职的鸿英图书馆因资金短缺而濒临关闭，此时白蕉挺身而出，奔走筹款，甚至日夜作书作画，四处向名家征集书画，展览收入悉数充作馆中经费，最终使图书馆得以维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白蕉夫妇积极参与居民委员会工作，支援人民军队。这年，白蕉与邓散木合写《钢笔字范》，对于促进钢笔在中国的推广传播起了巨大作用。白蕉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期间，也为上海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在张堰镇，东河沿路15号钱家祠堂（这里曾经作为张埝粮店使用），经过重新修缮后打造为邓散木艺术馆，并于2024年底开馆。邓散木、白蕉这对艺术上的挚友在张堰上演跨时空的“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