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龙山西瓜顶上的天主堂钟楼，已然是铜陵大通景区的一笔重彩。它不仅是一处建筑奇观，更是百年前西风东渐的历史见证。封闭的中华帝国大门被西方列强推开时，留下的一道印痕。

宠光社是抗战之前中国天主教的通讯机构，社长由中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委员会秘书长兼任，专业从事天主教新闻信息采集、发布的传播机构，是中国天主教的权威媒体。

1937年第七期《安庆教务月刊》登出一则宠光社大通通讯的教务新闻，“安徽大通新教堂落成纪念”。

八十八年后，拂去历史的尘埃，认读这篇不足二百字的短通讯，曾经疑窦，茅塞顿开。不仅弄清了之前模糊的地方，还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认识。

几年前，为了便于游客游览，天主堂钟楼前立有一块安徽省人民政府命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碑上刻有文物名称：“天主堂钟楼”，背书：“天主堂公教会始建于1872年，创办人系西班牙神甫解佩义，创办单位为芜湖洋码头，神父为纪纳德，西班牙人。当时规模圣堂一幢、旁侧建有大钟楼，天主堂钟楼等建筑于1936年8月18日全部建成竣工，经过几十年变迁，现存钟楼两层，高15米，西班牙风格。”

这个背书的简介须细细琢磨。创办人不是出资方，资金来源没有言明。关于这一点，铜陵郊区大通镇先锋网上给出了一种说法：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民国政府发行“中华航空公路建设奖券”。青阳人朱牧野在大通进货时，花一块大洋购得5张奖券，竟中了大奖，还获得3个“双头奖”，奖金高达50万元。代售奖券的公司只付了5万元现金，其余需到南京奖券发行总部领取。朱牧野前往南京又领了10万元现金，剩余35万元则是一张支票。巨额财富带来的不仅是惊喜，还有人身安全的担忧。作为天主教徒的朱牧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这笔巨款全部捐给教会。他把已提取的15万元和35万元的支票送到南京天主教会总部，而后南京天主教会利用这50万元，在青阳县和大通镇原有天主教堂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修建了几栋教室和如今的钟楼。

然而在1931年，无此南京天主教堂总部一说。1946年4月中国天主教实行圣统制之前，天主教区管理相对松散。这个时期，安徽天主教分为芜湖代牧区、安庆代牧区、蚌埠代牧区，大通属芜湖代牧区的辖地。

根据九二版《青阳县志》：“民国25年，本县教友朱明安在上海获中彩票头等奖50万银元，捐献15万，扩建青阳总教堂。”

此县志另处还写道：“蓉城教徒朱明安购彩票获奖50万银元，托芜湖教区神甫代领取，并捐15万银元扩建天主教堂（翌年落成）”。

《青阳县志》说是青阳教友朱明安民国二十五年在上海中奖五十万银元，大通则说是青阳天主教徒朱牧野民国二十年在大通街购奖券得奖金50万元。

再看看宠光社当时的教务通讯报道：“有教友朱明安，慷慨巨款，除在青阳本乡，改建雄伟之耶稣圣心大堂外，又于大通建造圣堂”。

由此可见捐资人为青阳朱明安，而不是朱牧野。要不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人，一人多名在那个年代也很常见。至于中奖的时间和地点宠光社的通讯没有报道。

教堂都有名字，青阳天主堂叫玫瑰圣母院，大通的天主堂叫什么呢？还是这则通讯云：“取名圣母堂”。

安徽大通的天主教堂与青阳蓉城的天主教堂应是同一时期修建的，大通天主堂钟楼的底座基石上刻有：“建于中华民国廿五年八月十八日”，也就是说是这个时间奠基开工，而不是竣工日期。

《青阳县志》载明青阳天主堂为：民国二十五年建，翌年落成。根据1937年第七期《安庆教务月刊》宠光社大通通讯报道:“近因工竣，于四月二十八日举行新堂落成礼”。由此得出两处都是民国二十五年建，民国二十六年落成。

短讯还描述安徽大通位于芜湖、安庆之间，是安庆的门户，地理位置重要，属于沿江的重要埠头。这里不仅交通便利，且风景优美，新教堂建在沿江的山峰上，俯瞰长江激流，风景绝佳。

四月二十八日新堂举行落成典礼，仪式规模不小，参与者众多。除了新教堂外，还同时举行了神父住房和男学校校舍的落成礼。典礼吸引了附近十余位司铎（神父）参加，其中六位来自相邻教区安庆代牧区之贵池总铎。

贵池修道院里的小修院生也参与了典礼，这些个小修士走出修道院，参加到天主教的实践活动中，将天主教理论转化和拓展，培养教会人才。此外，大通的地方长官也被邀请出席，显示出民国大通政府对此次活动的重视。

认读这篇尘封多年的通讯，不仅厘清了大通天主教堂捐款人是青阳人朱明安；大通教堂当时取的名称为圣母堂；大通天主堂开始建造日期为1936年8月18日，落成典礼为1937年4月28日。历史的细节，在时间的长河中得以日月重光。

这则当年的教务通讯，生动报道了安徽大通新教堂的落成典礼，全方位展现了教堂的地理位置、建设背景、捐赠者的贡献、典礼的规模及其相邻教区的相互熏染，还窥见当时天主教活动在大通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作者：李强

来源：铜陵社科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