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长沙的那段时间里，经过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的介绍，刘少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上海法租界内的外国语学社进行学习。

1920年，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以后，并没有机会前往法国留学，于是他就回到了湖南长沙。

在长沙的那段时间里，经过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的介绍，刘少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上海法租界内的外国语学社进行学习。

自从外国语学社成立以后，开始从全国各个青年团组织当中招募了优秀的青年团员，正是在这里，刘少奇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信仰。

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刘少奇主要学习俄文，以及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

当时，跟刘少奇在同一个班级学习的同学既有罗亦农、柯庆施等人，也有众所皆知的任弼时、萧劲光等人。

就在这一年，中国著名的翻译家陈望道翻译和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刘少奇经常给其他同学们讲解这部著作的内容。

除了用心学习俄文以外，刘少奇还经常参加一些外国语学社举办的集体活动，其余时间，他都会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不厌其烦的读了一遍又一遍。

有的时候，其他同学会在上海法租界内逛街游玩，刘少奇却很少跟他们一起出去，他把时间全都放在了读书上面。

萧劲光后来回忆起在外国语学社的这段生活，他这样说道：

“刘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们一起学习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做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刘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和阅读《共产党宣言》，或者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刘少奇

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让刘少奇产生了一种想法，那就是“前往俄国留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终于，刘少奇的想法得到了实现......

1921年5月，刘少奇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在这里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和列宁主义著作，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课程。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刘少奇和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十几人才抵达莫斯科。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习非常紧张，而且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干活，但是每天的食物只有一块面包和几个土豆。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几个中国来的学生实在难以忍受，甚至直接提出了退学请求。

然而，刘少奇和大部分同学一样，始终能够保持坚定的意志，用一种乐观饱满的精神状态对待困难，把困难当作磨炼自己的机会。

这年的冬天，刘少奇和其他同学一起，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

除了刘少奇以外，罗亦农、彭述之等人也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第一批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少奇

随着刘少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他人生历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直到1960年12月的时候，已经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来到苏联进行访问，他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回忆起曾经的那段经历：

“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的最困难时期，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刘少奇的侄孙女刘维孔曾经这样问他：“有时候个人利益跟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会产生思想斗争，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思想斗争？”

刘少奇说：“有过一次！”

刘维孔接着问：“那是什么时候呢？”

刘少奇说：“那是我没有入党以前，我看了《共产党宣言》好几十遍，看完以后我就想究竟要不要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我斗争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刘少奇离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返回中国，迅速投入到了工人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依然没有放松学习。

刘少奇坚持研究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理论，他非常重视“学思结合，思写并进”的学习理念。

刘少奇认为，思考和写作是学习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些环节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他一贯主张要勤于动笔多写文章，这样更加有助于读书。

就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之后，全国的工人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随之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例如“工会不能正确行使权力”“工会经费使用不当”“工会组织能力不强”等等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刘少奇利用自己掌握的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工人运动理论，结合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编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和《工会经济问题》三本册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全国的工人运动陷入了低谷，刘少奇先后创作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等重要文章。

在文章当中，刘少奇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从而避免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遭到更大损失，为后来逐步恢复和发展全国的工人运动起了巨大作用。

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一度非常严重，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又称白区）领导斗争的过程中，自觉坚持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此遭受到了挤压和排斥。

有一段时期，刘少奇甚至还被免了职务。

虽然遭受不公平的挤压和排挤，刘少奇依然坚定党的信念，为了反击“左”倾错误思想，他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理论，在结合工作的同时，写出了许多重要的文章。

直到后来，刘少奇在谈及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感慨地说道：“我越是受到打击，越要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才能学出成绩出来。”

在延安的马列学院第一期培训班教课的时候，刘少奇跟学员的谈话当中曾经引用列宁的一句名言：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在课堂上，刘少奇反复叮嘱学员说：“正确的革命理论从哪里来？从书本上来，从历史中来，我们要多读书，多学习一些历史。”

除了阅读关于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书籍以外，刘少奇尤其喜欢阅读历史古籍，他阅读过的历史书籍包括《资治通鉴纲目》《了凡纲鉴》《苏联共产党简史》等等。

在阅读历史古籍的时候，刘少奇都会在重要内容上加注标点或者画上圈点，可以看出他对于学习的认真态度。

常言道“学史明鉴，学史明智”，刘少奇喜欢学习历史，并且将学习历史当作“明辨是非，读懂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共产党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当中重点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提出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

听完毛泽东的一番演讲，深深触动了刘少奇的内心，引起了他在思想上的共鸣。

在此之前，虽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经典著作曾经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做过许多论述，但对于党员的个人修养还没有做过系统论述。

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刘少奇产生了写作关于“共产党员思想意识和修养”的文章。

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纷纷涌向延安和其它的革命根据地，积极加入抗日报国的行动当中。

但是，随着加入共产党的党员急剧扩大，党内思想状况也开始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1938年，刘少奇从延安来到河南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他经常彻夜读书，时刻思考着如何利用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来解决党内面临的棘手问题。

在渑池召开的豫西特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随后又在豫西特委举办的第一期党训班上，首次宣讲了他亲自写的《共产党员的修养》。

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从渑池抵达确山，在位于竹沟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的住所里，他以《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为基础，写成了一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从确山返回延安参加会议。

在马列学院外边的广场上，刘少奇走上演讲台，向学员宣读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顿时在整个延安引起了强烈反响。

毛泽东看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后也是连连称赞，他随即将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的《解放》周刊上面，后来还用英文、荷兰文、日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在十几个国家发行。

1939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华中地区”的战略决策，刘少奇离开延安，前往华中地区，去完成中共中央交代的重要使命。

正是在前往华中地区的途中，刘少奇读完了《苏联共产党简史》。

对于一些文化水平不高，学习比较困难的同志，刘少奇经常鼓励他们说：“学习，一定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而在日常的部队生活当中，刘少奇始终保持着“啃书”的学习态度，他反复对身边的人强调说：“我们学习要勤奋，态度要端正，禁止一切空谈”。

刘少奇博览群书，勤学好思，善于使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逐渐成为了一位被大家公认的理论家。

1942年，刘少奇奉命从中共中央华中局调往延安工作，途中穿过了日军设置的一百零三道封锁线，用了九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延安。即使在这样的险峻条件之下，他一边抓紧时间赶路，一边利用途中休息的时间，重新系统地学习了一遍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

1951年秋天，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刘少奇的身体出现不适，毛泽东劝他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前往杭州、长沙等地进行休养。

然而，即使在休养期间，刘少奇也没有闲着，他利用这段时间读完了几本厚厚的《简明中国通史》，并且在书上画满了圈圈点点。

刘少奇认为，想要搞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就必须要熟悉历史，借鉴历史，从华夏民族五千年文明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为此，刘少奇专门要求党员和干部必须都要学习中国的历史，还要研究外国的历史，而学习外国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彻底理解马克思主义。

对于一些不愿意学习外国历史的党员和干部，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学不学外国革命经验问题，就是学不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问题。”

刘少奇耐心地开导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去主动学习国外的历史，不去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背景，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核心，更谈不跟中国革命经验相结合。”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说道：“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想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吸取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在刘少奇的提议之下，毛泽东开始在党内提倡“大兴读书之风”。

1951年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的党委成员下发了一份《关于读书的建议》，建议大家都要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三本苏联书籍。

毛泽东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全心全意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

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倡议，他还专门连续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详细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由于长期埋头工作，刘少奇不幸患上了肩周炎。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完毕之后，中共中央特批刘少奇前往海南进行疗养，但他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利用疗养期间反复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每当读完一个章节，刘少奇都会在章节后面写上一段批注。

除此之外，刘少奇还经常举行座谈会，邀请许多人前来参加，一起讨论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话题，让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可以畅所欲言。

在海南进行疗养的二十四天时间里，刘少奇有二十一天是用于读书和学习，开始是以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原著为主。

后来，刘少奇先后九次召集学习小组，主持召开学习座谈会，号召大家一定要认真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原著进行逐章逐句学习和讨论。

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刘少奇和大家详细讨论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还把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面学到的经验跟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比较。

不仅如此，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利弊与得失，刘少奇还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除此以外，刘少奇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建设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刘少奇先后九次召开座谈会，组织大家学习和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当时的国民经济建设带了一个好头。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情以后，认为刘少奇的这种学习方式非常好，应当大力推广。

1960年2月，周恩来和李富春把国务院的一些部长召集在一起，专门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一同前往广东从化集中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次集中学习和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后，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刘少奇为全党、全军，乃至全社会都树立了一个刻苦学习、终生学习的榜样，他曾经预言说：“要通过刻苦学习，使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成为最有理论水平的民族之一。”

刘少奇学富五车，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胆探索，而且能够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毛泽东一生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已经实属世所罕见。但是对于刘少奇的学习精神，就连才华横溢的毛泽东都自叹不如。

毛泽东还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无疑是肯定了刘少奇的学习精神和渊博学识。

来源：闲来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