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中的个体：解释美国总统（去）朝鲜安全化的选择

摘要：来源：Alexander Schotthöfer, “Individuals in Securitization: Explaining US Presidents’ Choice to (De)Securitize North Korea,”Foreign

安全化中的个体：解释美国总统（去）朝鲜安全化的选择

作者：Alexander Schotthöfer，爱丁堡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博士，研究兴趣为对外政策分析。

来源：Alexander Schotthöfer, “Individuals in Securitization: Explaining US Presidents’ Choice to (De)Securitize North Korea,”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20, No. 3, 2024, pp.1-21.

导读

安全化与去安全化（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对国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通常，安全化会导致采取更具冲突性的外交政策，而去安全化则可能通过更合作的方式改变这些政策。安全化理论能帮助理解威胁的建构或解构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结果，然而目前的安全化理论主要关注集体行为，忽略了做出这些选择的个人，无法解释个人层面的因素如何影响(去)安全化的发生。

本文采用领导特质分析（leadership trait analysis, LTA）和操作码分析（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OCA）两种方法，

探讨领导者的性格特点和政治信念如何影响他们对威胁的认识及他们倾向于采取冲突还是合作的态度。

实证部分，本文比较分析了克林顿和小布什对朝鲜核威胁的不同态度：克林顿在1994年10月18日表达了去安全化的倾向；小布什则在朝鲜寻求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于2002年1月29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演讲。分析表明，

心理因素在解释总统们如何形成（去）安全化偏好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并促成了对朝鲜的相应政策。

领导人外交政策（去）安全化的理论探讨

1.领导人在安全化中的作用

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子领域，其核心假设是个人决策者的重要性，领导者在引发外交政策安全化现象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安全并非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而是通过安全化过程构建的，启动安全化的过程包含两个关键部分：（1）对威胁的描述；（2）对特殊行动（如军事力量）的需求，如果安全化行为者（securitizing actor）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证为应对所谓威胁而采取冲突性行动的必要性，相应的外交政策就可能会随之出现——在这一过程中，领导人的角色尤为关键。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识别领导者的（去）安全化偏好，这些偏好从概念上讲是先于（去）安全化行为的。本文将领导者对威胁或威胁降低的口头描述，以及对冲突性或更合作性行动的需求，视为他们（去）安全化偏好的表达。

2.（去）安全化偏好的心理决定因素

（去）安全化的核心是两个心理因素：对威胁的感知和对行动的偏好。即使某些旨在实现（去）安全化的行为选择并非明确的口头表达，它们也传递了关于威胁程度以及合作或冲突的适宜性的信息。领导人的某些政治信念和性格特征会影响这两个因素。因为环境因素并不会直接引发行为，而是首先经过个体的倾向过滤，行为体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解读，进而影响其在外部世界中的行为。

为了解释这些特点如何影响领导人对威胁的认识和采取的行动，本文引入了“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的概念，旨在揭示领导者的信念体系。研究表明，这些信念对外交政策决策有着显著影响。尽管操作码包含十个方面的信念，但本文只讨论与冲突和合作直接相关的四个方面，即：P-1，政治世界的本质（nature of the political universe），反映了一个人对政治世界的看法，在这一项上得分低的人会认为世界更加敌对，因此有更高的威胁感知；P-2，实现核心价值的前景（Prospects for realizing fundamental values），衡量一个人在实现政治目标方面是乐观还是悲观；I-1，战略方向（Direction of strategy），在这一项上得分较低的人认为冲突性行动更有用，得分较高的人认为合作策略更有价值；I-2，战术强度（Intensity of tactics），关注实施战术时的激烈程度，冲突性战术强度意味着领导者可能更愿意在国际冲突中采取武力行动，这与安全化选择的预期相吻合。

另一方面，性格特征对外交政策中领导者的感知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领导特质分析（LTA）是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外交政策分析中采用自动化定量方法，得到广泛应用。LTA包含多个维度的特征，其中，“不信任”（distrust）反映了领导者对其他行为者的动机和行为的信任感知，高度的不信任意味着对他人及其行为动机持有极大的怀疑。在国际冲突的情境中，尤其是当冲突有可能带来重大后果时，这种高度的不信任很容易导致对威胁的感知加剧；高度的不信任不仅会提高人们对威胁的警觉性，还会增强他们采取对抗性措施的意愿；因此，高度不信任的领导者更有可能在世界上引发更多的冲突。

实证分析

1. 方法和数据

在方法选择上，由于通常无法直接接触到领导者，本文采用了远程内容分析法来观察领导者的不信任度和信念。具体而言，运用LTA和OCA两种技术，通过分析领导者在公开场合的言论来推断其心理特征。使用Profiler Plus软件执行自动化的定量分析，以减少人为编码错误，提高分析的可靠性。

在数据选取上，从美国总统项目数据库中获取克林顿和小布什的语言文本。遵循现有研究的方法，仅使用自发性材料（如采访和新闻发布会回答）进行LTA分析，而对于OCA分析，则同时使用预先准备的材料（如演讲稿）和自发性材料，因为即使是其他撰写者起草的演讲也必须遵循领导者的意愿和倾向，因而能反映领导者的信念。在主题上，针对OCA分析挑选了与外交政策相关的主题，而对于LTA分析，则选择了涵盖各种主题的材料。

由于LTA和OCA的分数在与一个标准化群体（norming group）的分数进行比较时，其揭示的信息最为显著，本文计算了克林顿和小布什每个值的z分数，这个分数是相对于一个包括了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总统的标准化群体（不包括克林顿和布什）而言的。z分数能显示特定值相对于样本均值以下或以上的标准差（SDs）数量：例如，z分数为1表示该值比具有正态分布的样本中的84%要高；z分数为2意味着该值比97.5%的样本要高；z分数大于3的值则比几乎整个样本（99.85%）都要高。这些百分比对于负的z分数也是相同的，意味着这些值显著低于标准化群体的均值。

2. 结果

表1 克林顿和小布什的不信任度

表1显示，克林顿的不信任度显著低于小布什，并且低于总统标准化群体中84%的个体。较低的不信任度意味着，领导者在对他人产生怀疑时，更多地依赖于实际的迹象而不是盲目地怀疑。因此，在与朝鲜的谈判中取得进展后，克林顿对朝鲜的威胁感知有所降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94年10月18日，克林顿会将朝鲜描述为一个较弱的威胁。与之相对，小布什的不信任度评分显示，他比绝大多数（97.5%）的人更加不信任，并且具备更高的威胁感知。这一点与他在2002年1月29日演讲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吻合。小布什的高度不信任意味着，即使在没有明显信号的情况下，他也对朝鲜的行为和意图保持怀疑。

表2 演讲行为前的操作码得分

从表2可以看出，克林顿的信念更为友好与合作。克林顿认为政治世界更加友好，并且在实现核心价值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上，其态度比97.5%的标准化群体更为乐观。此外，克林顿的战略方向在合作性上也显著高于标准化群体的平均水平。小布什则认为政治世界的本质比99.85%的人所认为的更敌对，并且对实现核心价值的前景比97.5%的人更悲观。小布什的z分数还显示，他的战略方向得分明显低于标准化群体的平均值，而他的战术强度在冲突性上超过了84%的标准化群体。

表3 克林顿随时间变化的操作码得分

表4 小布什随时间变化的操作码得分

进一步分析，将OCA测量时间向前推至三个月和六个月前，能更清楚地理解（去）安全化选择的时机。以克林顿为例，如表3所示，在1994年10月18日之前，他的四种信念都经历了变化，并达到了最高点。这一观察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克林顿对威胁的感知逐渐降低，也更倾向于采取合作行动，直到他公开表达去安全化偏好的心理基础得以确立。

布什的情况同样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参见表4）。尽管在第二、第三阶段之间没有显著变化，但这两个阶段的得分都明显低于第一阶段，特别是，对于小布什2002年的演讲可能最具解释力的信念——关于政治世界本质的信念——在这次演讲前达到了最为敌对的程度。

3. 克林顿和小布什的（去）安全化选择比较

面对朝鲜在克林顿就任总统不到两个月就威胁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克林顿选择通过谈判来阻止这一结果，并最终促成了《协议框架》的达成。在此协议的背景下，克林顿表达了他对去安全化的倾向。1994年10月18日，克林顿将刚与朝鲜达成的《协议框架》描述为一个“对美国、对我们的盟友、对全球安全都有利的协议，降低了该地区核扩散威胁的风险”。

克林顿的行为清晰地反映了上文提到的心理特征。例如，作为一个低不信任的领导者，他的感知取决于形势。当朝鲜的行为显示出更大的威胁时，克林顿将其视为威胁，并更愿意使用武力；而当和平解决的新机会出现时，他重新评估了朝鲜的威胁，并寻求合作。重要的是，他表达去安全化偏好的时机是在信念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并与当时他持有的合作和友好的信念相吻合。这种偏好对推动更具合作性的外交政策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朝鲜的接触导致了有意义的结果，如多次高级别会议和相互让步：朝鲜方面暂停导弹试验，美国方面部分解除制裁。另一个积极的结果是美朝联合公报，“双方声明，任何一方政府都不对另一方有敌意，两国政府承诺在未来尽一切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没有过去敌意的关系”。

然而，小布什就任后，美朝关系的改善暂时搁置。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布什总统明确指出朝鲜是一个安全威胁。在2002年的演讲中，布什将朝鲜归入威胁美国的敌对国家之列，这明确展现了他对朝鲜进行安全化的意图。虽然布什没有具体说明将采取哪些特别措施来应对这一威胁，但他暗示不排除对朝鲜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并强调了解决这一威胁的紧迫性。

与克林顿一样，上文的性格分析也预测了小布什的行为。9·11事件改变了小布什的信念，使他认为世界充满了敌意，因此更可能将朝鲜视为真正的威胁。这种对冲突的偏好增强和高不信任度，导致了他发表对抗性的“邪恶轴心”演讲。此外，布什的不信任阻碍了后9·11时代与朝鲜实施《协议框架》之间的和解，导致了新的敌对态势。

总之，这两位领导人的不信任度和信念影响了他们（去）安全化的决策。当克林顿较低的不信任度与其友好合作的信念相结合时，这些心理特征体现在其去安全化的倾向中。小布什则表现出相反的性格特征以及随后他对安全化偏好的明确表述。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表明克林顿政府的去安全化尝试和小布什政府的再安全化举措并非纯粹的策略性考量，而是主要基于领导人的认知。

结论

本文研究了为什么领导者会选择安全化或去安全化。领导者的（去）安全化偏好与他们的威胁感知以及他们采取冲突或合作手段的意愿相关联。分析与这些心理变量相关的政治信念和性格特征发现，克林顿的不信任度要显著低于大多数美国总统，相反，小布什的不信任度明显偏高。克林顿认为世界更加友好并倾向于合作行动，小布什则认为世界更具敌意，并显示出对对抗性方式的明显偏好。这影响了双方对朝鲜外交政策的选择。

本文的研究结果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有重要意义：首先，为安全化理论做出了贡献，提供了一个解释（去）安全化过程的起始阶段的框架。其次，将研究重点从过程转向安全化行为者的偏好，为安全化理论增加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元素，证明了个人的心理特征倾向于引发特定的行为，有助于对安全化与去安全化过程启动的可能性做出一些普遍性的判断。此外，为理解这些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提供了新的思考：这些行动不一定是出于纯粹的策略考虑发起的，而是反映了（去）安全化行为者的认知和态度。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相关的心理特征何时会达到足够高或足够低的水平，从而引发公众对安全化或不安全化偏好的公开表达。此外，还需要更深入的定性研究，为评估因果关系提供更多的证据。

词汇积累

securitization

安全化

axis of evil

邪恶轴心

intensity of tactics

战术强度

distrust

norming group

标准化群体

译者：李沛璠，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