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立志搜集、研究贺培新（孔才）生平、文献及其诗文书印艺术的人，书房里没有《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以下简称《师生印集》）好像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早在二十年前，我就买过一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印行的《师生印集》：2000年5月出版，大开本，精装一厚册，胶版印刷。

◎胡洪侠

作为一个立志搜集、研究贺培新（孔才）生平、文献及其诗文书印艺术的人，书房里没有《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以下简称《师生印集》）好像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早在二十年前，我就买过一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印行的《师生印集》：2000年5月出版，大开本，精装一厚册，胶版印刷。

在大陆首次正式结集出版

然而，读了此书卷首的那篇《“胆敢独造”看齐派》，我才发现，这世界上还有另一套鲜为人知的《师生印集》。原来，早在1987年9月，当时的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已经印行过一套《师生印集》，且是线装，共15册，分装五函，限量印行200套，编号发行。编者说，广大书法篆刻研究者与爱好者很难见到此书，皆因印制数量有限，又大多被境外学者购得，国内流行较少。这很让我好奇，从此存了“定要一睹真面目”的念头。

此书重在“齐白石手批”，至于“师生印集”，五函中倒有三函为贺孔才作品。贺孔才虽祖籍河北武强，但其家早迁居故城，他本人即出生在故城县郑口镇，所以我一直视他为本县乡先贤，1999年起即开始搜集他和他曾祖父贺锡璜、祖父贺涛、伯父贺葆真等“故城贺家”四代百余年间的文献资料。职是之故，拥有一套传说中的《师生印集》，虽说不上“时在念中”，但也常常“无端想起”。直到2024年，总算机缘凑巧，编号为“港11号”的《师生印集》隆而重之地进了夜书房。

这套标为“印谱丛刊第一种”的上世纪80年代“钤制线装”，开本却不大，和如今的新印线装古籍放在一起显得相当“清瘦”。然而它的版权页却另有乾坤。页面右上盖有一款方印，印文除“本套编号”外，另有两行字：“本书不再版，发行两百套。”左侧居中又加盖两枚公章，一枚是“书目文献出版社”，另一枚却是北京市民政局某部门。到了2000年，“不再版”的书还是再版了，因为“这不能不说是印林中的一大好事”。确是如此，尤其对我本人而言，不然我可能都没有机会一下子看到那么多贺孔才“齐派弟子时期”的篆刻作品。

即使有了再版本，1987年版的钤制线装本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齐白石先生手批贺孔才篆刻作品的大部分题诗、题词或批语，此书是首次披露；此书也是对贺孔才1949年所捐图书文物资源的首次使用；此书还是贺孔才篆刻作品在大陆的首次正式结集出版。书中首次刊发的诸多作品与评批观点，三十多年间人们一再引用，影响深远。“近代印人……若北地分灯，则以白石老人为龙象。而继席拈锤，必推孔才贺公为巨擘。以其学养既深，识解尤卓，不同拘于句下者。”启功先生的这几句话，就是出自1987年他为《师生印集》所题序文。

艺术面貌仍然知者甚少

据1987版的编者后记，《师生印集》所用齐白石自刊自批印47方和齐批贺孔才印485方的底本，来自北京图书馆所藏贺孔才1949年（书中误为1950年）的捐赠。这也许是沉寂40年之后这笔捐赠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美院侯一民教授曾在《石史足鉴忆孔才》一文中说，他读到《师生印集》中“贺孔才”的名字，惊喜之余，连连感叹，说这些文字中提到的孔才就是他几十年来一直怀念的一位长者，一位故人。“……而这批印集和跋文，为什么能够得以保存下来，又是由于1949年3月间一件曾轰动于当时的文物捐献。”

那确实是轰动一时的捐献，《人民日报》1949年曾经两次做过报道。3月31日的报道说：“北平市民贺孔才先生（曾任中国大学秘书长，三个儿子均已参加革命工作）近以二百年来家藏图书十万卷无条件的捐赠给人民的北平图书馆……图书中元刻本、明刻本多至数十种。印谱收藏尤富，内多极不易得的原拓印本。”4月28日的报道又说：“北平军管会顷通令嘉奖贺孔才先生捐献图书、文物的义举。原令称：‘本市贺孔才先生于解放后两次捐出其所有图书、文物，献给人民的北平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计图书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册，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贺先生忠于人民事业，化私藏为公有，首倡义举，足资楷模，本会特予嘉奖。’”

报道中提到的“印谱收藏尤富，内多极不易得的原拓印本”，就是《师生印集》中墨迹、印迹的来源了。不过，书中所收，远非全部，只是1920年代贺孔才跟随齐白石研习篆刻技艺时期的部分作品而已。此后20年，贺孔才绝类离群，不尚墨守，自成一家，其篆刻成就，非“齐派弟子”一语所能道尽。

贺孔才捐给北京图书馆的自家印谱至少有以下数种：

一、《孔才刻石首集》四卷。贺培新刻。齐白石评，原拓本，全四册一函。

二、《孔才刻石第二集》十四卷。贺培新刻。齐白石评，原拓本，全十四册一函。

三、《孔才刻石第三集》。贺培新刻。陈三立题，原拓本，全十四册一函。

四、《孔才刻石题本一》。贺培新刻。徐世昌、吴闿生、柯劭忞和樊增祥题，全二册一函。

五、《孔才刻石题本二》。贺培新刻。袁励准、徐世襄题，全二册一函。

六、《孔才印集第三集》不分卷。贺培新撰。原拓本，全四册一函。

另据刘叶秋先生统计，贺孔才“生平治印迨逾2000石，大都手自拓存，当代名贤耆宿题咏者数十家，故未有印谱流传。惟《丙子印存》曾分贻至好，然不过十余部……”

《师生印集》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对贺孔才捐赠图书文物资源的首次使用。我们叹赏此书对贺孔才篆刻艺术的传播之功，同时也遗憾于至今仍不见《贺孔才刻石全集》的编印。我们只看到了作为齐白石弟子的孔才印集，而对他自成一家之后的艺术面貌仍然所知甚少。

谁是贺孔才

1987年《师生印集》的问世，让当时的读者知晓了“篆刻家贺孔才”的存在，同时也把“谁是贺孔才”这一问题提到了世人面前。鉴于编书体例，此书中的贺孔才只是“齐派篆刻”的印证与补充，是“齐派篆刻的佼佼者”。实则他还是古文家，是书法家，是诗人，是藏书家，是文物鉴定家，是报人，是集邮家。

话虽如此说，彼时大概也只有“篆刻家”身份才能助力贺孔才“重出江湖”。而1980年代比《师生印集》更早关注贺孔才的，也正是篆刻研究者马国权。

朱万章先生近日新获史树青致香港马国权（1931—2002）信札一通，写信时间为1985年3月22日，据现在整整40年。史先生信中写道：“……三月八日函，询及贺孔才先生史事，兹据所知并与齐治平（北京师院副教授）兄研究，写了一段史料，供参考。”对贺孔才研究而言，这是一条重要的信息。我们由此可知，马国权当时正在撰写日后广为称引的《近代印人传》，且已把贺培新列入其中；又因缺乏史料，特致函史树青寻求协助。史先生复函回应，热情帮忙。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重新认识贺孔才的先锋。

大约与编辑制作《师生印集》同时，另一篇重要文章《忆贺孔才先生》也在撰写之中，作者就是当年贺孔才的弟子刘叶秋。有了这篇文章，贺孔才的形象终于得以超越“篆刻家”，复原成有血有肉的京城一代文化大家：

“先生长不逾中人，而气度端凝，神采焕发，双眸炯然。于稠人广众中，高谈纵论，声若洪钟。少负俊才，名称早著。善诗古文辞，严守桐城宗法。余事作书治印，皆造深微……1952年春（此处误，应为1951年冬——引者），一夕卒，年甫五十。大才早逝，知者无不惋惜！”

《师生印集》书中鸣谢了几位协助编印此书的篆刻家后人，其中一位是贺孔才的长子贺仁。二十年前我曾去北京总工会大楼采访过他。他说他们兄妹几人自1982年起一直在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奔走，1991年终获解决。那次采访时贺仁给我看了许多材料，其中有两份《北京青年报》的版面复印件，一是2002年4月9日登载的王冬玲的文章，题为《贺孔才——被历史遗忘的中华文化保护者》。另一张是同一年5月29日登载的贺孔才子女联合署名的《写在父亲诞辰99周年之际》，文章开头就说，他们看了北青的那篇文章，“心情万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在报纸上全面回顾父亲贺孔才不平凡更不平坦的一生。

这已经是《师生印集》初版15年之后的事了。如今又20年过去，关注贺孔才的学者与文章已经越来越多，《贺培新集》也已出版多年。我今天在“旧书新知”专版上旧事重提，是希望接续当年北青发出的声音，让贺孔才的回归之路更宽些，更远些。

来源：青瞳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