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朝，黄马褂常被看作荣耀的象征，一句“赏穿黄马褂”足以让人威风八面。可真了解清代冠服制度后才知道，黄马褂只是最低级别的御赐服装。它原是御前侍卫的制服，后来被当作一种赏赐流传开来，虽然颜色鲜亮，但地位远不及红宝石顶、四团龙补、黄带子等高阶服饰。
在清朝，黄马褂常被看作荣耀的象征，一句“赏穿黄马褂”足以让人威风八面。可真了解清代冠服制度后才知道，黄马褂只是最低级别的御赐服装。它原是御前侍卫的制服，后来被当作一种赏赐流传开来，虽然颜色鲜亮，但地位远不及红宝石顶、四团龙补、黄带子等高阶服饰。
那些真正代表身份与权力的服饰，不靠颜色取胜，而是靠皇帝愿不愿意“破例”给你。黄马褂看着风光，其实只是清代服制中最容易被赏，也最容易被褫夺的那一件。
在很多影视剧里，只要皇帝开口赐人黄马褂，朝中大臣、地方官吏都要肃然起敬，一副“封疆大吏、皇恩浩荡”的模样。可在清朝完整的冠服制度中，黄马褂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
最早的黄马褂，其实是皇帝的近侍服。御前侍卫、内大臣、带班侍卫在皇帝外出、巡视时，为了统一形象、突出皇家气势，统一穿明黄色的马褂。这种马褂样式简洁，不绣图案，没有补子，只讲颜色。黄，是皇权象征，也是清朝最尊贵的颜色。
随着明黄的专属属性被强化，穿黄马褂的人也变得“有面子”。但这件褂子本身，并不代表品级，也不直接增加职位。更不会影响俸禄。它的意义，主要在“被看中”，而非实权。
雍正年间，清廷明确规定黄马褂为“行职褂”。意思是，你只有在担任御前内大臣、侍卫等职务时，才可以穿。换岗就得换下，不能再用。
这种“因职穿褂”，只是制度安排，不是奖赏。但因为服色特殊，给人的观感很强，于是逐渐演变成一种奖励象征。后来皇帝开始将其赏赐给有功之臣，这才有了“赏穿黄马褂”的概念。
真正被赐穿黄马褂，是从乾隆时期以后，尤其道光、咸丰之后才流行起来。到了晚清，黄马褂变得很普遍，不仅战功将领有，连地方知府、通判，甚至外国人也能穿。
这时候，黄马褂就已经不稀罕了。既不是官职，也不是封号，赏赐多了，自然“降格”。在清朝完整的赏赐服制中，它的地位，其实是最末一级。
清朝的服饰等级分得非常细致，每种颜色、补子、帽顶、腰带，都有严格划分。其中比黄马褂地位高的，至少有四种。
第一种，是红绒结顶冠。
清代帽顶有等级，一品官红宝石，二品蓝宝石，三品水晶，以此类推。但这些都是“制度内”的配顶。如果皇帝专门赐你一顶红绒结顶，那含义就不同了。
这种冠顶不看官职，只看恩典。得赐者大多是辅政大臣、封疆大员或者满洲贵族中最亲信的那一层。张廷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汉人，能戴红绒结顶，算破例了。雍正亲口允许他“每年正旦戴一次”，满朝皆知。
第二种，是四团龙补服。
补服，就是朝服外面那件褂子。上面缀的补子，决定了你是几品官。文官是禽，武官是兽。可唯有王公宗室，才能用龙。四团龙补，是两肩、前胸、后背各一条五爪龙，只有亲王、郡王才可使用。
异姓臣工若得此赏赐，意味着在身份上被“抬高半头”。年羹尧、隆科多都穿过。李鸿章70寿时，慈禧太后特赏他一件“行龙方补”，虽未满规制，但已是“比王侯”。
第三种，是黄带子。
清朝宗室才可佩戴黄带子。这个带子，是从努尔哈赤父系塔克世那一支延续下来，分为黄带子（正宗宗室）和红带子（侧系觉罗）。非宗室不得佩戴。岳钟琪是极个别的汉臣，被赏赐黄带子，史书特别记录。
第四种，是实心红宝石顶。
帽顶是身份符号，但大多数是玻璃仿品。皇帝专赐实物的很少，得者大多是军机重臣、或平乱大将。像福康安、和珅、阿桂这些名字，都是清中期最红的人物。
这四种，都比黄马褂更稀有、更高贵。
虽然黄马褂本身等级不高，但在具体佩戴形式中，也有高低之分。
第一类是“行职褂子”，这是御前侍卫、内大臣因职务穿着的制服。皇帝出行、打猎时，这些人统一穿黄马褂，以示礼仪。这种褂子，只能穿在岗期间，离任即收回。
第二类是“行围褂子”。皇帝在木兰围场射猎，官员中射中目标、表现优异者会被赏赐黄马褂。这类褂子算是一次性奖励，但不许随意穿，顶多在御前纪念性穿一两次。
第三类是“武功褂子”。这是咸丰以后的演变，是战功将领的奖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穿过。这种褂子可以“逢场穿用”，见官可高半级。也只有这类，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得广。
此外，还有极个别“特别褂子”，譬如太监、仆从因私事得太后、皇帝赏赐，一般穿用极少，主要收藏供奉。
到了慈禧太后执政时期，为讨她欢心，办些杂事也能得黄马褂。赏赐泛滥后，含金量自然一降再降。
赏褂是荣誉，褫褂则是警告。
清朝褫夺黄马褂的案例不少。李鸿章是典型例子。他一生几起几落，黄马褂就曾被褫夺两次。
一次是捻军战事迟缓，朝廷不满，乾清宫颁旨“褫夺顶戴、黄马褂”；一次是甲午战争平壤失利，再次褫褂。但因其后又负重议和，立下“止战”之功，褂子又归还。
这说明黄马褂是“动态奖励”，不是一劳永逸。一旦你失误、违令、被贬，皇帝一句话就能收回，甚至连花翎、顶戴、补子一并收走。
嘉庆年间一位知府温某，因断案不力致冤案发生，被“削褂议处”，史书记录清晰。
所以，大臣对黄马褂既敬重又谨慎。不轻穿、不私用，怕一不小心，黄马褂成了罪状。
清朝后期，尤其李鸿章出使欧美，黄马褂开始“走出国门”。
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身穿黄马褂、三眼花翎、红宝石顶，在纽约街头巡游。西方媒体大肆报道，不明所以者以为“东方皇族亲至”。
李鸿章在美国被称为“Yellow Jacket”（黄马褂使节），连《纽约时报》都专门介绍黄马褂的来历，把它当作“大清帝国最高褒奖”。
此后，黄马褂成为西方人理解清朝官制的“窗口”，不少外国人到中国，想方设法讨一件黄马褂。有的找宫中内侍，有的托外交使节。晚清数位外国人如戈登、庄士敦等，都曾得赐黄马褂。
这一点，反倒成就了黄马褂的“知名度”，使它成为最广为流传的清代服饰。
但在大内真实制度中，黄马褂从头到尾，都不是一等荣服。它虽明黄，实际不过是“皇家工作服”加“外事礼服”。
黄马褂确实风光一时，但放到清代御赏体系中，它并不排在前列。真正含金量更高的，是红绒结顶、四团龙补、黄带子、实红宝石顶这些标志性服饰。
不过，黄马褂得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它被穿到了大众面前。朝堂服饰再华贵，没人见得着；但黄马褂常出现在街头、战场、外交场合，群众记得住，自然就成了象征。
它的荣光，更多是“传说”的包装，而非制度的定规。清廷赏它容易，收它也快，真正决定一个人身份和权力的，还是功绩与实际职权，而不是衣上的颜色。
穿黄马褂固然风光，但倘若没有实权撑腰，终究是虚名一场。
来源：史墨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