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东大学威海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团队日前收获一篇Nature论文，这也是该校威海校区首次领衔在Nature发表论文。

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廖洋 实习生 王冰笛

山东大学威海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团队日前收获一篇Nature论文，这也是该校威海校区首次领衔在Nature发表论文。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两位第一作者钟洪麟、田沛佩都是教授，如此“高配”的发表阵容实属少见。

在这篇论文中，威海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团队与国外科学家一起，量化了全球过度消费对行星边界越界的责任，提出将全球消费控制在行星边界预算内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地球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数据基础。

“一头牛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大约是2.4吨，相当于一辆普通小型轿车每年平均行驶一万公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而从牛肉这种红肉消费转向鸡肉等白肉消费能有效降低碳排放。”一见面，山东大学威海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宁就以形象化的数据指出人类消费活动对环境影响之大。

责任究竟归谁家？

早期，学术界对有关碳排放的核算研究集中在生产端。

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外国企业在当地建立工厂进行出口加工。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源源不断的二氧化碳被排向空中。

如果从生产方面划分，这些国家无疑要对碳排放问题承担很大的责任。

但是，建立工厂的不是本地人，生产出来的商品绝大部分都出口到发达国家。对于在整个产业链中只是拥有原材料出口和制造工厂身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后却要承担更多的碳排放责任。

这并不公平。

从2015年开始，“谁是最后使用者谁来承担责任”的声音越来越强，学者们纷纷将目光转向了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山东大学威海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教授张宁、钟洪麟、田沛佩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问题。

钟洪麟（左）、张宁、田沛佩（右）

在全球动荡背景下，能源价格不断攀升。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科学家们纷纷提出针对碳排放征税的各种办法。

然而由于收入、消费模式的差异，每个人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责任并不相同。

当时，团队将全球31个发达国家的人群按照收入与年龄分组，模拟碳税对不同人群的冲击情况，首次提出碳税对低收入群体的老年人冲击最大。研究呼吁关注气候变化缓解议题中的公平性问题。

有关2015年的研究只限于发达国家，但地球上每一位公民都是能源问题的责任人。

在最新研究中，他们将31个国家直接扩充到168个国家，构建出了一个全球范围内庞大的消费类数据库。

如此宏大的数据库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整合数据过程。

钟洪麟参与野外调研（左三）

他们希望基于之前世界银行已经整理出的116个国家的数据，进一步扩大到168个国家。但是，不同国家统计标准不同，统计口径的确认影响着实验结果，如何对多元数据进行融合是难点。

此外，由于每个国家都并非在同一年进行调查，有些可能是2005年的数据，有些则是2017年的数据。因此如何在统一判断标准的情况下分析更是难点。

数据库的构建过程不像理论突破，有时一个灵光乍现可以瞬间将思路打通。

“它不是一个大问题加一个小问题，而是100个小问题，每个点都需要按部就班一步步解决。”张宁说道。

没别的办法，查！他们查文章、研读方法，要把投入产出的方法论研究明白。值得一提的是，论文的合作者之一、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Klaus Hubace的导师，正是凭借投入产出方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昂惕夫的学生。

最终，团队以世界银行的全球消费数据库为基础，利用涵盖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GTAP数据库，再纳入欧洲统计局数据、日韩两国家庭调查数据等，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终于将数据库构建完成。

但是，构建完整数据并对不同消费群体的生态环境足迹核算及其不平等性分析完成后，如何提出可行的消费可持续转型方案？

他们研究发现，全球前10%高消费群体的人均环境足迹是后10%消费群体的4.2~77倍。51%~91%的行星边界违约责任可归因于全球前20%的消费群体。

面对如此不平等的消费现象，他们希望在全球视域下，更多地呼吁高消费群体合理减少消费行为和提高消费效率。

钟洪麟指出：“如果全球前20%的消费群体减少过度消费和转变消费模式，将使全球环境压力降低25%~53%。”

“连跳二级”与“行星边界”

2023年11月，在将前一版论文初稿修改了近8个月后，他们决定冲击顶刊Nature。

要知道，经济、政策类研究成果冲击顶刊绝非易事。据统计，近3年来，中国学者在Nature发表的此类文章并不多见。

共有三位审稿人负责这次稿件的审核。面对文章中揭示出的消费显著不平等问题，审稿人关注的问题在于“文章提出的建议”。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是全球问题。截至目前，联合国正式承认的主权国家共有193个，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如何提出一个能够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建议成了他们考虑的关键问题。

团队经多次讨论、协商，决定从全球视野出发，既要兼顾发达国家利益，同时保障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利益。

最终，文章中“倡导高消费者绿色健康的消费方式”的建议得到了合作者与审稿人的一致同意。

原来，文章发表期间，田沛佩经历了一场“二级跳”——因通过了山东大学人才选拔政策的考核，从一名博士后连跳两级，直接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

田沛佩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右一）

回顾这次“连跳”经历，田沛佩认为主要有三点因素。

“成果是最核心的标准，一定要对自己所研究的东西感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他一再强调，只有真正感兴趣，才会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

田沛佩的每一天如同复制粘贴一般：早上九点到办公室，晚上11点才离开，几乎没有什么假期。但是，就在这种“重复性”的日子里，他甘之如饴，不断做出创新性的成果。

其次，在他看来，一定要学会依托平台，在更高的平台上磨砺自己，与领域内的专家合作。征求他们的意见与指导，是让自己开阔眼界、增进交流的方式。

至于第三点，他认为许多事情都不是人力可控，但是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才有可能得到值得感恩的“小幸运”。

钟洪麟，则是另一位第一作者。他硕士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师从英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孙来祥。2013年，孙来祥入职美国马里兰大学。他便跟随导师的脚步，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及开展博士后工作。

2020年，钟洪麟通过山东大学人才计划“齐鲁青年学者”入职山东大学。

海外七年的求学入职经历，使得钟洪麟在刚回国后需要逐渐适应国内的节奏，从学生培养、项目申请、学科建设到社会服务等。

他坦言，自己能够快速完成角色转变并开展相关工作，很大程度归因于研究院其他同事的无私帮助。

在他看来，科研一定要保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学院研究团队的整体氛围很重要，大家互帮互助拧成一股绳，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才是使每个人都受益的关键。

而这次文章确定的主要方向，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在文章主要作者头脑风暴和热烈讨论中形成的。

2022年，团队合作思考研究路径时，钟洪麟脑海中突然诞生了一个新的思路：能否找到一种边界，将之前从消费角度核算的全球生态环境“越界”影响阐释清楚？

他们选定了“行星边界”。

灵感来源于钟洪麟在山东大学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邵璇的毕业论文方向，而钟洪麟将论文视角扩展到了全球领域。

回看来路，每一步似乎都是为后面的成果埋下伏笔。

创新性思维与“顶天立地”

2020年，山东大学威海前沿交叉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共有三个研究中心，其中之一便是蓝绿发展研究院，张宁任院长。

新平台、新成员，一群80后、90后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给团队增添了新气象。这个年轻研究院的风气，就是去行政化、重科研，让每个人有更多的精力研究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

张宁参与学术研讨（前排右一）

作为研究院院长，张宁的科研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用他的话来说，第一是适合，第二是喜欢，这是他始终专注于科研领域研究的动力。

2003年，张宁就读于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商学院。威海地区与韩国往来密切，学校专门为学生开设了韩语课程。因此，本科毕业后，张宁选择到韩国仁荷大学继续读研，直到硕士二年级，他才开始接触英文文献，研读国际化科研成果。

学习过程中，他会有意识地将文章拆解，然后一步步模仿作者的技巧。大量的重复性工作得做，这是打基础，但是针对创新部分，他有自己的思考。

在不断总结的过程中，他开始觉得“发外文期刊好像也没那么难”。

博士一年级，他已经在国际经济学顶刊《能源经济》（Energy Economics）和《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这两份韩国导师也不容易发文的期刊上发表成果。

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投稿前，为了听取多方意见，他主动在期刊上找到已经刊登文章的中国作者——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周鹏（当时任职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通过MSN向他请教投稿问题。

当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他不假思索，大胆将文章投了出去，就此发表。

“当时没有意识，现在总结来看，其实技巧就是自己探索出的‘创新性思维’。做研究一定要创新，怎么做呢？要敢于质疑，敢于挑战。”张宁说道。

张宁打趣地说，若当年在国内，同时在Energy Economics和Energy Economics发表文章，已经够条件申报国家人才了。

2013年博士毕业后，张宁带着丰硕科研成果回国，收到了多所高校递来的橄榄枝。不断抉择中，他辗转7年，从江西财经大学到暨南大学。2020年，他回到了母校山东大学。

用他自己的话说，走过弯路，再摸索、再向前。“每一步路都没有白走，一步有一步的经验；这既培养了独立科研的能力，也结交了很多对自己有帮助的良师益友。”

一份适合、一份喜欢、一份创新性思维，一步步走来，看似很稳，但是，他仍然希望学生们不要重复他的路。“学术生涯的时间太宝贵了！”张宁真诚地说，“若能跟着大团队，可以有更好的经验和资源，成长得会更快一些。”

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做科研？

张宁讲了一个小故事：

读博期间，他曾问一位老师，“做的研究这么复杂，意义究竟是什么，会有不想做的时候吗？”

老师没有直接告诉他意义在哪儿，而是让他自己思考是否真的对做学术研究感兴趣。

张宁思索了许久，在心里不断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条路。

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如果选择了做科研，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呢？

选题上具有创新性毋庸置疑。但是，对张宁来说，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能否用于指导实践，能否服务于国家政策和地方发展。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界。做论文，要‘顶天立地’。”

顶天，即一定要产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立地，即文章能否通过政策报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或国家决策，科研成果能否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多由欧美国家主导，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是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支撑，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话语权。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谁应承担更多温室气体减排与生态环境影响责任的问题，需要有更公平的答案。

他们相信，呼吁公平的声音，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

相关论文信息：

来源：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