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前20年，人类的传播技术与社会交往取得革命性突破。这是一场建基于“元技术”之上的新传播革命。“元技术”指的是在诸种信息传播技术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技术形态。它并非单一技术，而是以数据和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同时由智能技术牵引并持续扩充的技术体系。元

作者

简介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

姜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

正文

Article

一、引言

21世纪前20年，人类的传播技术与社会交往取得革命性突破。这是一场建基于“元技术”之上的新传播革命。“元技术”指的是在诸种信息传播技术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技术形态。它并非单一技术，而是以数据和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同时由智能技术牵引并持续扩充的技术体系。元技术体系的扩充，创造出新的媒介形态，这些媒介新形态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迭代、扩充并扩散到社会之中，成为人类诸社会实践所依凭的基础要素。新传播革命以元技术体系为引擎，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构造出层出无穷、多元共生且持续更新的“媒介雨林”，引发人类交往的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变迁。这些技术的演进迭代，日益成为社会运行中必不可少的媒介新形态，推动人类社会的“拟现实化”转向。

社会的“拟现实化”转向，指的是在新传播革命作用之下，借由媒介新形态作用于社会使后者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现实的“拟现实”的演化趋势，以及在此趋势之下新传播革命对社会进行全方位形塑的过程。数字技术持续更新，衍生出形态各异的新媒介，不同的媒介宛如热带雨林中种类繁多、杂然共处的植被，构建出雨林状的媒介生态，作用于人类生活世界，“数字技术-媒介雨林”成为人类生存的现实处境。放宽人类历史的视域，社会的“拟现实化”转向，将加速“拟现实社会”的来临。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论“后工业社会”并非指“后工业社会”里“工业社会”荡然无存一样，“拟现实化社会”指的是，因具有数字化、智能化鲜明特征的媒介新形态持续介入人类社会与人的日常生活，有别于传统现实的“拟现实”成为一种新现实，在人类实践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实践条件因之而改变的社会形态。人类面临的此种“拟现实化”趋势不仅使既往政治运行、经济运作、社会组织、艺术生产乃至个体的日常生活发生深刻变化，而且给人类社会既有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上述判断，本文关注和分析如下问题：第一，如何总体把握新传播革命的特质与效应；第二，新传播革命如何推动社会的“拟现实化”转向，以及如何认识“拟现实社会”的内涵；第三，“拟现实社会”给人类带来的新场景、新感知，如何引发社会结构及其运行逻辑的变化。

二、新传播革命：社会拟现实化转向的“引擎”

对于人类社会的传播新境况，早有研究者从技术变革视角称之为“传播革命”。20世纪80年代，阿格拉瓦尔（Binod C. Agrawal）将印度社会录像机的使用、普及和社会影响看作“传播革命”。20世纪90年代，梅塞施密特（David G. Messerschmitt）指出，计算机与电信技术的融合正掀起一场技术革命，这种结合使个体和社会拥有了新权能，“联网的计算机将成为未来重要的电信基础设施”。李良荣等学者继而将“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与使用”看作“第四次传播革命”，认为其本质在于使得传播资源“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全民化”。他们将某种具体的技术装置看作技术革命或传播革命的标志，这是科学史研究和新闻传播研究中通常采用的视角。

将技术装置看作传播革命的标志，自有其道理。从经验层面看，具体的技术装置确实从现象层面改变了传播的既有秩序与境况，不仅为个体的信息传播实践带来可见的改变，也极大地重塑了个体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然而，以技术装置为革命标志遮蔽了传播革命的诸多面向。传播革命意义上的技术不同于技术运作的物理装置。作为“物理装置”的技术与撬动传播革命的“技术”不同，前者类似器具，是具体的存在物；后者则汇集了多种“装置”的技术体系。相对于前者的单一性，后者可谓技术集成，常常会引发革命性效应。具体的技术装置是常有的，能引发传播革命的技术集成体系则罕见。当下，人类日常生活中运用的诸多技术物，虽然形式上看似具体的技术装置，但却都是某种形式的技术集成体系，如智能手机、互联网平台、大语言模型等。本文所指新传播革命是以数字与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体系的创新扩散过程。

（一）人类经验世界的扩充：非物质性符号型技术融入社会

与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其他技术不同，元技术具有鲜明的“去物质化”特征。它克服了传统社会人类交往对于物理空间和物质实体的依赖，进而重建了迥异于人类过往交流、交往形态的去物质性的场域。从技术史角度看，人类的技术大致可分为“物质—工具导向型”技术和“文化—符号导向型”技术。前者与人类的物质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交往的物质性“基质”，对人的活动构成外部性约束。具体而言，与人类物质生产相关的技术及其工具，如锄、犁、舟、车等，都在此列。

人类的特异之处在于后者：在进行工具技术发明及物质生产的同时，还创造出迥异于一般动物的“文化—符号型”技术——从人类交往的层面看，它构造出形形色色的具体化的媒介形态，直接作用于人类交往，与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密不可分。像古埃及的莎草、帕加马的羊皮卷以及古代中国的甲骨、金文、竹简木牍等，俱属此类技术。与其他生物不同，人类世界生发出一种标志人类生命体新特征的系统——“符号系统”，由此，“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构建了“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因此，人类便有充分的契机“发展文化中的非物质成分，而文化中的这些非物质成分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技术”，“符号制造远远超越了工具制造，而这反过来又孕育了更精巧的技术工具”。“文化—符号型”技术引导人类发明诸多媒介，用于知识生产和传播，人类由此可超越个体构建规模更大的意义之网，完成个体和小群体难以完成的实践活动。

从人类传播史看，这种“文化—符号型”技术又可分为物质性符号型技术与非物质性符号型技术。物质性符号型技术占据了人类文化符号演变过程的大部分时间。20世纪中叶之前，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符号型”技术依然是印刷术主导的抽象文字传播体系，但真正能够进入这个传播体系的人少之又少。这种状况从不同情境中的识字率可见一斑：中国清乾隆时期（18世纪），识字率约在9%—13%之间；英国17世纪中叶，识字率约为30%，当时“农村社会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读写能力或阅读活动对于那里的日常生活无关紧要，识字率仍然十分低下”；而直到1913年，俄国识字率还不超过30%。可以说，彼时仅限于少数精英群体的“文化—符号”体系与普通人基本无缘，信息传播系统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是不相关的“平行世界”。而且，少数人得以运用的传播体系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现实世界，而不是相反。

非物质性符号型技术的兴起较晚，却发展迅速，计算机技术与电信技术的结合使人类的传播活动沿着“去物质化”的路径走入“深水区”。如果说，21世纪之前的传播技术虽已呈现出“去物质化”的趋向，但可见的物质依然左右了人类社会交往的话，那么，近20年来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关键要素的新传播技术体系已然成形，数字化符号系统正前所未有地得到扩充，这种非物质符号技术业已覆盖到人类生活场景之中。这种转变，使原本较少参与信息传播实践活动的个体和群体，借由影像化技术工具参与到传播实践中。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社会“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的一切几乎都与媒介有了密切的关系。数字化的媒介资源成为所有社会个体与他人、人工智能体及社会互动的必要条件，是连接、形塑所有人与社会的重要力量。数字媒介成为社会中的“操作系统”，其重要性在于，它成为其他一切人类实践不可或缺的“基座”和“驱动系统”。没有它，社会不仅可能无法运转，运行方向也可能晦暗不明。

（二）个体的转化：技术活性拓展社会个体活动时空

新传播革命释放出了人的个体活性，让个体脱域于既有的现实可见、在地化的社会关系，“去社会化”的个体转场于数字空间，在数码物构建的场景中重新缔结新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的社会化逻辑中，社会关系具有“在地性”特征，个体的社会化因此更多地局限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和有限的关系范围。在此情况下，个体间社会关系的建立、维系往往通过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纽带而形成，个体之间的交往常常有明确的“目的性”，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建立社会关系。因此，个体的“能见度”多局限于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与此同时，个体在新传播革命出现之前，是构成诸种社会集合体的面目模糊的存在，特别是在社会交往方面，因未能掌握和运用传播技术手段，常是公共传播场域中被忽略的大多数。

电子媒介创生出新的社会空间，形塑了个体的社会化，将个体从物质场所特质显著的“地方”中解放出来，个体和群体的公开行为与私下行为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清晰。饶是如此，这种缺乏“直接—瞬时”互动的电子媒介对个体“社会化”的解放力量依然是有限的。而融Web3.0、新一代人工智能等具体技术的元技术传播体系，促成“微粒社会”的到来。从个体层面看，“个体凸显”——作为“微粒”的个体不再面目模糊、隐而不彰，有了自由使用传播技术建构社会关系的新权能；从社会层面看，以往个体不可见的要素获得“精细呈现”——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言语与行动都能被细致地捕捉、探究和分析，成为商业机构、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建构各自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源”。无论是个体的凸显，还是不可见要素的“精细呈现”，这些都是通过数字媒介实现的。

可以说，个体的社会化因数字传播技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技术化自我建构的实现。与电子媒介塑造的交往环境不同，数字传播技术突破了传播的“单向性”，所有个体都可以利用新传播革命的赋能在传播空间双向、多向呈现自身，更为彻底地获得建构“社会自我”和“社会关系”的力量。其次，是“无目的的目的性”关系的建构。数字传播技术所激发的个体在数字空间的“再社会化”，除目的性的一面外，还有一种为建立关系而构建关系的“无目的的目的性”行为存在，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偶遇”交往行为，大大扩充了个体言说与行动的领域，交往主体具有显著的流动性，缔结的关系更加多元。

（三）现实的延展：“视—听—触”多模态传播登场

新传播革命条件下的信息传播实现了从文字到图像的转变和跃升，社会、世界已成为视觉化的存在，进而朝向多模态世界演变。新传播革命语境下的“视觉化”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视觉化，指的是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数字传播技术体系渗透世界的角角落落，整个世界成为“图像/视频的存在”；二是常识层面的视觉化，指的是新传播革命对具象传播实践的转变——新传播革命环境下的信息传播活动，符号世界从文字向视觉形态转变，人类交往也从语言文字的抽象时空转向视觉化构造的具象时空。世界成为视觉化的存在，这种新传播实践成为我们认识世界、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离开它，世界是难以被知觉到的。近二三十年，传播的革命性巨变和技术体系的迅速扩充增强，使当下的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视觉转向。随着视觉技术的进步，影像已压倒文字，人们对外观极度关注，视觉性成为文化主因。如今，数字传播技术体系主导下的传播活动，正在围绕图像化、视觉化构建一个融合人类全部感觉系统的信息传播时空。在这个信息传播时空中，通过可穿戴装置等设备，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味觉都有了呈现，这种以数字传播技术为基础的多模态的场景迅速扩展到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场景之中，虚拟现实成为拟现实社会场景的重要场景。例如，借由数字传播技术，在日常生活中信息产品（如网络游戏、4D电影）和非信息产品（餐饮、购物等消费空间以及办公、商务等工作空间）的诸多场景中，已经打造出融合上述不同知觉形态的多模态新型传播场域。

由此可见，新传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看世界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以“物质性符号型技术”构建的“抽象文字传播体系”的地位已发生动摇，数字化技术牵引的“非物质性符号型技术”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急遽扩充，特别是后者还带来信息传播的“图像—影像化”转向，视频传播成为如今受众最广的信息传播形式。新传播革命还激发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想象本性，在“拟现实社会”形成过程中，作为动力“引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结构化作用。

三、作为“二阶现实化”的拟现实社会

新传播革命使人类在建构社会现实时拥有了更多的方法和路径，为人类建构出不同于以往的“拟现实”场景、拓展人类全新的在世经验与经验世界奠定了基础，传统现实与拟现实并存且相互作用，人类社会的“拟现实化”趋势愈加显豁，“拟现实社会”初具雏形。

（一）拟现实社会的内涵

人类的生存环境大致可分三种：一为物质世界，二为现实社会，三为拟现实社会。（1）“物质世界”，也就是自然界。它是自在的，人类存在与否，都不能改变它本真存在的事实。（2）传统现实社会，是由确定之物构成的世界。对于现实，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给予确认。从本体论上看，现实是存在的“杂多”，其因果运作在“现象”中产生；从认识论上看，现实则是真实且适切的命题所断言的事实主体。因此，传统现实世界又可据此分为两个层次：社会现实（Ⅰ），其对象既可以是人类实践作用的物质世界，也可以是人类实践于物质世界的再造之物，二者都是既存之物，但也都离不开人类的作用，这是一个物质实践的世界；社会现实（Ⅱ），是人类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现实（Ⅰ）的社会建构，指向一个符号化的世界，是在物质实践中形成的精神实践及其呈现，在此过程中，人类对现实世界的建构实际上是双重建构。（3）拟现实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是建立在物质世界、社会现实（Ⅰ）、社会现实（Ⅱ）和元技术传播体系联结、贯通、统领上述三个层面的基础之上的，人类实践始终呈现于上述诸环节。如果说社会现实（Ⅱ）有“虚”的成分，是人类通过诸物质性符号型媒介对物质世界和社会现实（Ⅰ）的社会建构，但其重心和立足点在“实”，主导人类社会诸实践的依然是物质世界、社会现实（Ⅰ）；那么，“拟现实社会”虽然也有“实”的构造，但其重心和立足点则在“虚”，可与此同时，“虚”的表象又以“实”为本原且最终指向“实”。也就是说，“拟现实社会”形成的是一种新现实。数字化、智能化的“媒介雨林”形塑出了虚拟空间，而后者又进一步成为人类栖身并开展自身实践的重要时空之域。尤为重要的是，它以“数字技术—媒介雨林”生成“现实”且凭借“媒介雨林”贯穿、统领诸不同层次“现实”。因此，传统的现实社会（包括社会现实［Ⅰ］、社会现实［Ⅱ］）可以看作一阶现实化，在这个层面，社会现实与社会建构，还能有相对清晰可见的区分与界限；“拟现实社会”则可以看作二阶现实化，在此层面，社会现实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分隔变得模糊不清，它分析的是人类如何在元技术传播体系创造的“拟现实”以及由此种“新现实”所牵引、贯穿的物质化世界、社会现实（Ⅰ）、社会现实（Ⅱ）相互交融之世界中展开的诸实践活动。这种在二阶现实化趋势之下形成的社会形态，可称之为“拟现实社会”。

“拟现实社会”不同于“虚拟社会”。对于社会的虚拟性以及在此情境下人类所遭遇的新境况，此前已有不少探讨。早在20世纪90年代，大卫·格伦特尔（David Gelernter）就提出镜像世界（mirror world）学说。他认为，镜像世界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信息机器”，由一系列的程序构成，却“不是普通的程序”。它们是“软件集合体，由许多独立的程序粘在一起，同时运行”。通过技术代理汇入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数据，镜像世界可以提供关于现实社会中实存事物的生动画面、历史资料和现实经验。总体而言，在具有超前眼光的格伦特尔看来，由软件结合构建而成的“镜像世界”不仅是未来社会人类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它们更有可能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信息结构。

此外，还有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数字超现实（digital surreal）、赛博社会（cyber society）、元宇宙等不同的论述。有研究者认为，“从纯粹的技术视野来看，可以把虚拟现实……界说为‘一种三维的、电脑生成的拟像环境，它根据用户的行为在实时中呈现’”。至于元宇宙，则众说纷纭，尚无统一界定。大致而言，学界从四个视角界定其含义：一是认为元宇宙是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人造空间、虚拟世界、意识世界。二是虽然将元宇宙看作与现实世界并行的虚拟世界，但又指出它可部分地与现实世界融合、共生。三是将其看作人类的“超级体验体系”或“人类未来的超级智能系统”。四是将其界定为“正在发生的存在论事件”，“是一个与真实世界大为不同的虚在世界”。亦有其他学者循此思路，从中观的用户－平台视角分析了元宇宙中社会关系的实在性。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对新传播技术激荡之下的社会变动做出了富有价值的思考，但大都强调新技术生成的与现实社会相对的“虚拟存在”，这些与本文所阐发的“拟现实社会”有较大差异。例如，格伦特尔和后续有关虚拟现实、赛博社会等议题的讨论，更多地致力于信息技术作用之下“虚拟空间”、“元宇宙”诸现象及其机制的讨论，不经意间将虚拟空间的种种看作现实社会的“投射”，看重的是“虚”的一面。有关元宇宙的探讨，无论将其看作虚拟世界，抑或虚实共生世界，关注点依然是作为技术系统的元宇宙自身的可能性，虽然有些论述与社会的“拟现实化”转向有契合之处，但较少论及整体社会形态的演变。

因此，“拟现实社会”并非完全“虚化”的社会，也非现实社会的“投射”，而是借由元技术传播体系形成的“媒介雨林”联结、贯穿于物质化世界、社会现实（Ⅰ）、社会现实（Ⅱ）形成的社会新形态。这就使它与“虚拟现实”有了显著的差异：“虚拟现实”是一个与现实社会并行的“平行宇宙”，在其中，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如传统现实一样的“场景”，但它和现实社会是区隔的，是与现实世界不相交的平行线，它在本源上并非立足于传统现实，也并不指向“实”的一面，完全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例如被称为“平行世界”的“元宇宙”和新近出现的被称为“世界模拟器”的Sora“生成”的世界，呈现的便是典型的“虚拟现实”——看上去与现实如此相似，实际上又与现实如此遥远。

（二）拟现实社会的特质

首先，在“拟现实社会”中，“拟现实”成为另一种现实，这种“新现实”成为人类经验世界中持续扩充着的构成部分和人类越来越倚重且须臾不可分离的实践对象。从存在论视角看，人“在世界之中存在”，是说“此在的在世向来已经分撒在乃至解体在‘在之中’的某些确定方式中”，因此，“能够领会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向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缚在一起了”。此在与世界不是并置的关系，“世界不是一个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而是此在的一个结构方面”，因此，世界并非“一个指涉者的总体性的本体论的术语……它指向此在与围绕着此在事物关系的（未必是清晰的）富于意义的总体性”。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物质世界、现实世界，还是所谓的镜像世界、虚拟现实、赛博社会等，都有可能是本体论、存在论上人与“世界”打交道、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看上去相对于传统现实的虚拟现实能否成为社会现实，端赖于它能否与传统现实和人类实践建立关联：如果它是如前文所讲的完全虚化、自动运转且与现实平行的世界，那么它就依然是“虚拟现实”；如果它立足于传统现实且与之实时交互，并有人的实践贯穿其间，那么它就成为人类实践所面对的新现实。

新传播革命带给人类社会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交往场景，使得此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想象世界与实在二分的世界景观，在新传播技术加持下合而为一，“拟现实”成为另一种现实，准确地说，“拟现实”已经现实化了。因此，作为二阶现实化的“拟现实社会”，并不严格区分传统的现实社会和与现实社会密切交织的“虚化”的社会。在其视野中，二者都是人类面临的生存处境，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不同样态。人类当下和未来的生存环境、实践场景是建立在虚实消融的对象之上的，而这个虚实消融的对象，在当下社会和未来社会，我们已经很难用现实与虚拟给予界定，因为这个对象已是虚与实深度嵌合在一起的存在。人类所面对的这个虚实消融的诸对象，其实现依赖“数字技术-媒介雨林”的统合力量，人类加之于诸对象之上的实践活动，亦是凭借“数字技术-媒介雨林”的牵引而展开的。“数字技术-媒介雨林”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类个体进行实践和人类社会运转、运作的“操作系统”。

其次，在“拟现实社会”中，新传播革命作用于诸媒介，促使社会拟现实化趋势日益凸显。对于人类实践活动而言，媒介必不可少，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既是技术的存在，也是媒介的存在。彼得斯在此思想脉络上提出“元素型媒介”，认为“在人与人之间，各种媒介都在扮演着‘元素型角色’”，而这里的媒介远远超出传统观念中传输知识与文本载体的范畴，而是将其看作人类存在的基础设施，是人类“行动和存有的栖居之地和凭借之物”，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物、动物以及数据借以实现其在时空中之存有的各种装置和器物”便都是媒介。在他的眼里，海洋、天空、火、天空等，无一不是媒介。若以此思路，凡可进入存在者“在世界之中”的“媒介”，俱是“元素型媒介”。

元技术传播体系衍生出的不同形态的数字媒介形塑出一种全新的媒介环境，这种媒介环境渗透到现实社会的角角落落。从元素型媒介的角度看，数字媒介这种新型媒介，将物质世界的元素型媒介纳入其中，而物质世界的元素型媒介也因数字媒介的嵌入，而改变了原有的存在样态，可以反过来使数字媒介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地球航天控制指挥中心与空间站之间的关系、航空控制中心与飞行器登陆其他星体之间的关系，就大致反映了此种情景。又如，农业活动中，人们面对屏幕这样的界面操控器而非大地上的农作物的情形在增多。在航空控制中心和农业活动中的界面操作中，人类直接面对的并非实实在在的飞行器而是操作界面，但操作界面又不仅仅是操作界面，它指向了与之联结在一起的飞行器，这时，人类就处于通过“拟现实”展开实践的境况。可以说，人、界面与飞行器，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拟现实世界，其中，既有人，也有非人；既有“实在”，也有“虚在”，但不同要素之间是紧密交缠在一起的，人与非人、“实”与“虚”相互贯穿，瞬时互动，这就仿佛“拟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此类情境，在当下的人类生活中已颇为常见，在未来的人类生活中将更加广泛。如今，数字技术将形态各异的元素型媒介统统数字化了，它将诸多奠基于元素型媒介同时又超越于元素型媒介的“拟现实”场景呈现于人类面前，这诸多场景又直接导致社会向着拟现实化迈进——也就是说，社会的二阶现实化，由于“数字技术-媒介雨林”这一统领性力量的存在，正在极速地向前推进，物质世界、社会现实（Ⅰ）、社会现实（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正在被卷入其中，社会的拟现实化趋势处于加速状态。

再次，在“拟现实社会”中，虚拟存在者及其虚拟行动这种“拟现实”存在，正在成为并逐渐扩大为现实世界中包括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展开诸社会实践的起点。新传播革命使媒介的杂合状态日益凸显，人与非人杂合状态的媒介共生状态中，在未来首先引发社会变动的可能不是人类，而是与人类共生的媒介，这种媒介有可能是数字化虚拟状态的存在者。从本体论上看，看似虚拟的“现实”乃至杂合共生的媒介，亦可作为存在的不同样态。虚拟空间中的身体，大致有两种走向：一为数字分身，二为数字化身。前者是对“真实身份的模拟与仿真”，是“应对多任务挑战”或缓解“工作和社交压力的替身”；后者“更多与身体产生直接关联”，带有“真实身体的浓重印记”。这有点像起源于工业制造领域的数字孪生，但又与之不同。数字孪生现象在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似乎有一种“投射关系”，二者是相互指引的。但是随着数字智能化技术的更迭，虚拟空间的“分身”，则未必会与现实社会中的身体形成投射关系，特别是数字世界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更是一个完全虚拟的存在者，但是它却能够在虚拟现实中行动，最为关键的是，这种虚拟存在者的虚拟行动，却演化为现实社会中的实实在在的现实，成为现实世界包括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展开自身社会实践的共同起点。

四、社会拟现实转向对传统社会形态的

解构

新传播革命解构了传统社会结构和逻辑，使人类面临全新的境况：生成了新的社会场景，衍生了新的社会感知，催生新的社会逻辑。这些新情境，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二阶现实化”，即“拟现实化”，导致传统社会形态趋于持续变动之中。

（一）新场景：“数码物”成为生活世界泛在的实践工具与对象

对于“在世界中存在”的人类而言，数码物正成为人的日常实践的现实基础。鲍德里亚认为，物具有实用性的一面，又具有符号性的一面。只是当下，后者价值更为彰显；作为“拥有自由裁决权和功能性意义的整体”的符号，“某种能指”指涉“某个所指”，“最终整合为一个指涉物”。但是，新传播革命却使“数字符码”成为更常见、更可见的“客观存在物”。“数字符码”得以生成的“指涉物”（本真存在物）却消失不见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如张一兵所言，“全屏的拟真影像存在和内爆的大量信息，成为我们直观和知识世界的先在综合架构，在我们遭遇世界之前”，“无法摆脱的数字化先天综合筑模已经通过自动整合座架了我们可以看到、听到和触到的世界和一切现象”，日常的“触屏”生活日益“成为一种浮在空中的虚拟存在”。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得寸进寸”地缓慢推进，而新传播革命使这一进程突然加速——物理实在的世界不仅仅是“相应退却”，其“领地范围”迅速缩减，想象的符号世界与物理实在世界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这导致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以往人们借以行动所依凭的主要是物质世界和社会现实（Ⅰ），而如今新传播技术体系则放大了社会现实（Ⅱ）在人类生活实践中的比重，后者正在挤压物质世界和社会现实（Ⅰ），传统社会的现实正在被“数字技术”—“媒介雨林”纳入自身体系之中并加以再造。

从现实看，数字技术也创造出日益丰富的“数码物”，直接作用于人类生活。例如，“数字礼物”的广泛存在，不仅支撑着平台经济的迅速扩张，还令社会个体前所未有地深入其中。作为“礼物”的“数字礼物”并非人类社会曾经普遍存在的物质性的“礼物”，它以各种各样的“数字形态”存在于数字时空，但与前者相似的是，它并非一次性的交易，而是实体之间数字交往的互惠性的“数码物”。诸如YouTube、小红书等平台上，由用户生成并在用户间传播的信息产品，都可看作特定形式的“数码物”。而随着“用户礼物”、“内容礼物”、“数据礼物”的商品化，可预见的是，“数字礼物”还会迅速增长。又如，用于商业交易的非同质化代币（non-fungible token，NFT）。NFT与数字作品融为一体，它的存在使脱离了媒介限制数字作品拥有唯一的、合法的身份，可保证其价值并实现顺利交易。NFT为数字作品“设置了唯一的资源定位符”，使数字作品有了“数字指纹”——哈希（HASH）值，并以分布式记账技术使“数字作品的哈希值与权属信息”得到“固定和保护”。数字技术还为社会主体在特定情境下创造出新的社会场景、交往模式、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能。如今，地铁、汽车、电梯间、马路上……数字技术革新推动下的传播活动嵌套在各种场景中，出现了根据定位来维系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现象为人类构造二阶现实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提供了新的形式。“数码物”构造出的新现实，正成为人们展开自身实践的基础，这大大改变了以往传统现实世界中以物质世界和社会现实（Ⅰ）为主要实践对象的社会形态。

（二）新感知：直接经验弱化，中介性经验前所未有扩充

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既可以通过身体的直接经验，还可以凭借作为身体延伸的技术而实现。“技术延伸了人的能力”，“延伸的一个后果是，以从未经历过的方式，一个人身体的在场对于行动的发生来说不是必需的”。在当代社会，具体的技术以及技术体系，业已使人的感知和行为媒介化。人们在使用某种技术装置时，是以人的意志与目的为中心，而技术装置本来是“有所是”的，但在人的介入之下，它已经“抽身而去”，其“对象性”渐渐隐身——这便是人类感知的元技术化，人们感知到、经验到和实践的对象并非现实对象本身，更多的是数字化元技术作用后的对象，而感知不到数字化技术物的存在。

人类实践的经验借由大众媒介的兴起而使“直接的知觉经验”呈消退之势，新传播革命的兴起则在更深远的程度上解放了人类身体，使人类实践的范围、交往方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延展和变化。一方面，技术的延伸让身体在场与否，似乎不再必要，技术所中介的经验成为人的日常生活的常态；另一方面，技术延伸大大扩充了人类“非物质性文化符号”的空间，形成一种对传统现实社会的“侵占与挤压”。近年来，不同形式的“怀旧文化”层出不穷，除了对于老物件（如旧式唱片机、老式照相机、非智能手机等）的“物质化”体验，更多的是在数字空间中的“文化实践”。例如，人们将经典歌曲、演唱会、交响音乐会等，经过数字化处理，重新发布于各种数字空间；更为突出的是，“直播”的兴起，让更多的人，不再“非现场不可”，而是通过数字直播，间接地“直接”参与现场活动——这是典型的中介性经验。“中介性经验”之中，典型的还有“假肢记忆”。这是一种通过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将他人的经验“嫁接”到自己身上的记忆，它“依然是身体化、个人化的、活生生的体验，它就像对生活事件的亲历记忆一样鲜明生动，因而成为‘个人经验档案’的一部分，使人能够感觉到与过去的感性融入与体验关系”。

与此同时，新传播革命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全方位的，它导致整个社会的加速，这种加速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看似没有效率的现实互动与交往，求助于数字空间的效率，形成了“技术——加速——效率——技术”的加速循环圈，中介性的经验与对象充斥于人的社会实践。数码物的极速扩张充斥人类交往场景，人之交往活动在此场景发生、演化，深刻影响交往主体的社会感知，继而影响其行为模式，孕育新的社会关系机制。

（三）新逻辑：事物不稳定特征凸显，“必然”与“偶然”并存

“拟现实社会”的人类生存境况呈现出既越来越多地置身且依赖于社会现实（Ⅱ）构筑的社会实践场域，又不得不面对物质世界对社会实践依然所具有的外在约束的情况。更多的时候，人们的社会实践所面临的情况可能是，虽然社会现实（Ⅱ）成为社会结构再生产的重要资源，但也还需要在物质世界与社会现实之间来回穿梭。因此，相较于此前的固态化社会结构而言，“拟现实化社会”的运行中，逻辑（必然）与反逻辑（偶然）并存。

所谓必然，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根据现实要素可以预判结果的内在规律性。即使在“拟现实化社会”中，人依然是社会主体，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不论人行动的场景如何，不论其个性和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的交往实践均由人的本质所决定，所有社会再生产均基于社会行动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对于规则和资源的有见地的应用和再应用。社会“拟现实化”转向，使得人类所处的社会关系场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传播革命为人类社会交往创造了全新的外部性条件，颠覆了既往基于时空确定性和物质性依附的社会环境，人的社会行动空间脱离了实体空间约束，对于交往对象的选择性和便捷性大幅度提升。因此，对于“拟现实社会”场景下的社会关系把握更有难度，对“拟现实社会”结构和逻辑的把握也更难，但并非无迹可寻。虽然社会的“拟现实化”转向尚处在发展进程中，变化过程中的关联变量之间的关系机理还隐而不彰，致使打捞这种社会场景背后的关系结构和社会逻辑仍有难度。如若仍然沿袭既有社会科学理论框架和知识范式，更难以求解“拟现实社会”的社会逻辑，因而需要认知框架和知识范式的革命，代之以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探寻复杂社会关系背后的必然性逻辑。

所谓偶然，即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猝不及防、难以预判的随机性。在社会的“拟现实化”转向中，虽然社会结构对于个体的行为和实践依然起到约束作用，但这时的“社会结构”已经大大拓宽了自身范域，它既包含了传统社会中现实可见的诸结构性要素，也包含隐藏在诸多现实可见结构性要素之后且正在发挥越来越大作用、隐而不彰的元技术要素。后者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正在逐步扩充，它既开启了社会的“拟现实化”转向，特别是智能化的元技术要素，使非人类实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这个激发过程无疑提高了“偶然性”的发生概率。这种偶然性实则是一种逻辑悖论，在形式上，它不像必然性那样在形式逻辑上呈现出规律性、因果性等特征，而是因其偶发性表现为无规律、因果难料。三十多年前，安东尼·吉登斯在阐述“现代世界中的风险与危险”时，提及现代世界风险的七项特征，其中有两项分别是：“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和“来自人化风险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他所论的“风险”主要集中于人类社会非数字化的情景，例如核战争、海洋与大气污染、天气变暖、雨林破坏、冰川融化等。但他论及的上述两项“突发事件”与“知识进入物质环境”，却可以为思考“拟现实社会”的“风险”提供参考：在“拟现实社会”，元技术传播体系的不透明、不可知性以及泛在个体与技术体系的复杂互动激发的不可预知的行为日渐增多，“突发事件”是大概率的事情，而且，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开疆拓土”，都大大增加了社会运作偶然性事件的发生。

当前，新传播技术体系正处于“加速”拓展中。新传播技术构建的传播之网中，既有深具垄断优势、辐射广深的巨型信息平台，也有极度灵活性、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产消者，这种“大”与“小”的结合，特别是个体活性的激活，使得整个传播场景发生化学反应，在必然与偶性的双重逻辑下，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更是难以预判。

（四）新结构：“现实模式”变更，“拟现实”与传统现实深度嵌套

社会结构是经由人的群体行为长期演化、稳定且反复发生的模式。依吉登斯的分析，社会结构大致可有两个层次：制度结构、关系结构，“拟现实社会”在这两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制度结构层面看，“数字技术—媒介雨林”统领和构造的“拟现实”要素正以加速态势进入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且与传统现实要素深度复杂地交缠在一起。这种态势的演进，致使社会制度运作与发挥效力的要素资源和运行规则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制度模式由此而产生。新制度结构中数字化、智能化的因素提升，其资源积累和运作方式及其规则与传统的现实要素的运作和规则有很大差异。“拟现实”和“传统现实”两种形态深度嵌套的状态也使人们的交往形态、交往规则发生明显变化。人类实践的新资源禀赋不同以往，其运作所型构的规则也呈现出新面貌。在资源禀赋变动及其新运作规则渐次出现的背景下，社会制度结构的变动也就成为必然。

从关系结构层面看，在“拟现实社会”中，行为主体的腾挪空间和自由度空前提升，可以跨越时空限制和现实硬约束，凭借传播技术体系，人们对物质世界和现实世界（Ⅰ）进行建构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极大增强，社会现实（Ⅱ）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进行结构化再生产的要素资源，人类实践由此缔结新社会关系，形成新关系结构。首先，“拟现实社会”中的新社会关系呈现为“非物—物”化的数字交往的结构形态。“非物-物”化，指的是“非物”化的数字流成为社会运转的核心的组织化力量，“物”依然存在，但成为数字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环节。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认为，离散的、通用的数字技术具有“取代其他一切机器（或者人）”的潜力，他称此种现象为数字洪流之下“实体的黑夜”。韩炳哲（Byung-Chul Han）循此思路进一步指出，“数字化秩序让世界变得信息化，由此它祛除了世界的物化”，“并非物，而是信息在规定着生活世界。我们不再安居于大地和天空，而是居住在谷歌地图和数字云中”。“取代”，并非指“其他机器与人”都不存在了，“祛除”也并非使“物化的世界”消失不见，而是它们都被统摄到数字洪流之中了，是数字的“非物-物”化的关系结构主导了世界的运行。需要指出的是，“拟现实社会”中这种数字交往通过跨越实体与虚体、超越人类与他类事物的联结呈现出极其多元与复杂的关系。其次，“拟现实化社会”的新社会关系也表现出“非间接—中介”性联结的特质。“非间接”指的是人类与世内事物打交道经验层面的感觉——数字技术在万类交往中使不同类别事物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毫无阻滞的直接交往形态；但在此经验表象之后，处于“上手状态”的数字技术其实作为“中介”一直在发挥效力，就如我们佩戴的眼镜，虽早已习焉不察，但我们对世内事物的把捉是通过“眼镜”/“数字技术”实现的。这种看似非间接的中介性的交往关系带来两种显而易见的新的交往关系形态，即“虽远尤近”与“虽近尤远”，改变了事物之间连接关系远与近的意涵。由此，关系的建立，“远”与“近”成为某种程度上不再如以往那般重要的左右关系建立的要素，其他诸如情感、价值观念、兴趣等可能成为左右关系建构的新要素。

五、余论

元技术传播体系是一个以数字化为基础、不断扩充、日趋扩容的技术体系，它最终形成了不断迭代更新的新传播技术星丛。正是这种数字技术集成体系及人工智能要素的介入持续推动新传播革命演进发展。新传播革命对人类生存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革命性表现之一，是催生“拟现实社会”的来临：人类历史上长久左右社会实践的可见的物质世界的重要性降低了，数字技术集成体系所催生的社会现实（Ⅱ）得以大大扩充。“拟现实社会”是社会从“一阶现实化”转向“二阶现实化”的社会形态。“拟现实社会”通过“数字技术—媒介雨林”生成了诸多新现实（拟现实），并将传统现实置于数字媒介统领之下。在拟现实社会里，传统现实正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被纳入数字系统—媒介程序之中，只有成为后者的作用对象后，才更有可能变成人类的实践对象。在此情形之下，拟现实与传统现实的边界日趋模糊，但二者的差异没有消失，并且实现了前者对后者的统领，使人类可以在二者之间迅速切换，以致可能忽略何为拟现实，何为传统现实。经验层面的“脱实向虚”只是“拟现实社会”的表象，而在表象之下，新的“数字操作系统”正在成为统领和构造社会的主导力量——这是“拟现实社会”得以形成并演进的基础。

总体而言，我们面对的还是社会“拟现实化转向”的初期阶段，新的对象、新的问题在未来还会持续呈现，这需要各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相互启发，形成合力，对其给予持续关注和深入研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ZD3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8期

囿于篇幅，公众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引用参考:

张涛甫、姜华：《新传播革命与社会的“拟现实化”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8期。

张涛甫,姜华.新传播革命与社会的“拟现实化”转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08):21-33+126.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