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说唱之神，为何总诞生在城乡结合部？

摘要：在《工厂》问世前，不提大众，中文说唱核心乐迷聊到河南时也几乎不会想到一个说唱歌手，而河南神自己也只是从2020年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为什么河南不太有嘻哈的声音？

在《工厂》问世前，不提大众，中文说唱核心乐迷聊到河南时也几乎不会想到一个说唱歌手，而河南神自己也只是从2020年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为什么河南不太有嘻哈的声音？

首先，笔者想尝试给出一个个人视角的中文说唱地理发展史：

零零年代初以前，最早有能力制作说唱音乐的是物质和文化资源都最为充沛的北京；

到零零年代，珠三角、长三角等其它发达地区能更快做出贴近“本真”的嘻哈音乐；

到一零年代，注意力来到成都-重庆和西安-乌鲁木齐这样文化相对多元/开放的内陆首府城市，他们很快了解到同时代的美国说唱风潮，并迅速对当下潮流进行一种表层的本地化；

而一直到贰零年代，我们才开始注意到其它地域的中文说唱浮上水面。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提出的是一种观察的视角，并没有试图去概括整个中文说唱发展史。

这么来看，我们能得到两个结论：

一、嘻哈音乐在中国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需要以经济基础为前提进行传播。

嘻哈文化是一种“全球本地化”（glocalized）的文化，世界各地的说唱歌手在借用这种起源于美国非裔的表达方式讲述自己的“街头故事”。而在国内，谁能更早获取优质的乐器/鼓机？谁能最先与外国人展开文化交流？谁能最先通过网络/英语获得新鲜的、准确的外国文化资讯？

二、结合UP主亦霓2023的“省会首位度”理论来看，山河四省的首府城市因为没有突出的经济重要性，导致年轻人外流到其它一二线大城市，由此无法凝聚这种亚文化的本地社群。

回望嘻哈文化的起源，大量的纽约美国非裔都是从美国南方移民而来（纽约的波多黎各裔同理），他们从外省迁徙来到大都市，但因为经济隔离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外地青年劳工并没有纽约那种程度的经济/种族隔离，这使得他们不一定能凝聚起一种“外来人口”的文化共性；相较而言，在那些首府重要性突出的省份，大量来自本省份或具有相似文化的相邻省份的县城青年来到首府，他们说着同一种方言、面临夹杂在城乡之间同样不稳定的状态，似乎更有条件去创建出一种“社区”意识。

分析具体的例子会涉及更多的因素：历时性的发展、场景的氛围、公共社会的接受等等。但在这里，我想从前面的分析出发，聚焦在《工厂》这个作品上：为什么是河南神写出了这首歌，作为河南（焦作）人写出这首歌又意味着什么？

《工厂》

作为中文嘻哈的反话语

“我又能代表哪个

经常地陷入了自我怀疑”

笔者想先从这首歌的第二段verse开始聊起：相比引起公众共鸣的第一段内容，这一段的重要性往往被人忽视，因为它更多是在与这种音乐的核心听众对话。

“代表”在嘻哈文化里是一种非常经典的表达范式。仍然回望诞生嘻哈文化的纽约，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种与生活的社区/城市的连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流社会的排斥：糟糕环境和歧视产生的犯罪循环、缺少秩序与经济条件产生的暴力、生活的物质条件必然会影响到心理状态。如果说有了身体节拍作为一种散居记忆，以及制作设备作为一种必要物质条件，那么导向口中的表达必然是一种对内外环境的反制。也就是说，最初的“代表”文化是对恶劣物理环境和自卑心理环境的一种克服。最早的嘻哈代表文化和想象共同体无关，在早年KRS-One和Marley Marl的beef里，他们不会说自己是哪种黑人，而是说他们来自纽约的哪一个街区。描述自己的处境或涉及政治议题则是另一回事，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表达里的社会意识和代表意识在之后时常模糊地纠缠在一起，手中拿着麦克风的艺术家对它们有着进行取舍的权力。

河南神显然有意识到这种表达范式，但他同样意识到这种范式的危险。这样一种双重意识在他的第二段verse很完整的表达了出来：在尝试去自我表达和“代表”时，他也不时在犹豫与自我怀疑。他所怀疑的不仅是这种“代表”的正义性和他在中文社会语境下的复杂性，他同样怀疑的是中文嘻哈场景话语的矛盾和陈词滥调：同行们嘴里说的资本和对抗到底是什么？如果他们在追求一种本真的表达，他们的行为为什么是矛盾的？嘴里的口号和追逐的金钱，我想通过他们获得什么？我是否也要选择去让我的风格变成一种商品？

通过与文化对话，他试图消解掉先前表达被符号化的危险：首先，“工厂”这个标题就需要打一个陈词滥调的警示符。而这样一种陈词滥调几乎就是MV所展现的，它用一些近年文艺作品里反复出现的符号堆出一个讨喜却危险的意识形态空中楼阁。因此也毫不意外，人们可以在B站上找到这首歌用“县城文艺”影视作品切片做成的MV。其次，第一段verse里提到了“工厂”、“生意”、“农民”三种生活状态：即从农民这个被鄙夷的身份（实则更多是在和中文嘻哈对话，这两年乐迷歌手们常常半开玩笑地用“农民”来描述歌曲的“土”）出走，望向近处工厂和远处生意两种选择。尽管勾出了具体的轮廓，但由于篇幅限制，同样有陷入符号化的风险。

对他自己而言，他显然不想让表达变成一种宣传，因此，一方面，他试图在嘻哈语境下被商品化的“真实”话语外构建一个对立的真实：我厌倦你街头身份的陈词滥调，我质疑你对资本/“蛋糕”的模棱两可，对钱的感受我要表达得更坦诚……更重要的，我质疑自己的表达能代表谁，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真实的表达。另一方面，在歌曲官方版本被替换掉的段落里写到：“我的意识出生就带给我的/你的底层不过是在跑火车/你制造着仇恨大喊着口号/你幸福地心疼着他们的那儿”。河南神知道，“你”“口号”里所指向的彼岸不过是“他们”的那儿，终究不属于“你”。

虽然表达中有弱点，但人们无法去否认河南神表达的本真性，因为这确实是“出生”就带给“我”的“意识”。然而，歌曲的传播和面向的听众却不是创作者自己所能控制的，尽管他真正想传达的对象是“我的姊妹兄弟”：只有那些同样对家乡有难以言表的矛盾感情、因地域文化氛围主动或被迫沉默的、面临着相似处境和抉择的人才算“我”的一份子。和社群对话也是嘻哈话语中的一部分，毕竟“去代表”的背面就是我试图要代表的那群人。只是在中文语境下，它确实和另一种话语产生了一种诡异的共鸣，而唱段最后四句被替换掉则使这首歌面对的“问题”变得更加不容易。

你很少能在嘻哈音乐里听到类似的自省式表达，这或许是这种文化的惯性。黑人脱口秀演员Michael Che在他21年的专场Shame the Devil里曾聊到，美国非裔社群里没有人关注心理健康，因为抑郁症仿佛是一种生活过得太好以至于不应该伤心的特权疾病；毕竟当我们讨论美国非裔社区频发的枪击案时，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到过他们的心理问题。同样的道理，对于正在进行时的处境，我们更多时候是听到的描述而非反思。但情况在近几年有了变化：从Kanye West和Kid Cudi逐渐引起人关注的心理问题（尽管不是最近开始的事情）、《亚特兰大》第四季和Kendrick Lamar 的单曲《Count Me Out》MV里出现的心理咨询场景、Vince Staples 近年的“街头音乐”中对街头叙事的反问……

毫无疑问，对于嘻哈文化而言，心理问题是房间里的大象。当我们把这个议题带到中国和河南神的音乐里，则又多了一层复杂的意味。

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症状

“可是妈妈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如果之前听过河南神的其它作品，你会发现《工厂》放在他的“感伤”嘻哈情歌作品集里显得非常突兀，用一个更流行的词，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emo”的表达：这不是一种狂躁、焦虑的状态，而更多是望向内心的多愁善感和无力。这么来看，《工厂》的社会表达仍然有着一层“emo”的底色，或者说，你听到的是“没有热爱河南只是出生在这里”的无力感，而不是嘻哈音乐中更常见的“反抗”。这么来看，这首歌的表达和他的艺术人格倒是连贯的。

马克·费舍（Mark Fisher）认为，英语世界从八十年代撒切尔“已经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为标志，进入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拥有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以至于“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容易”。在柯本死后，代表乌托邦理想的摇滚文化宣告失败，强调不妥协、“真实”的嘻哈文化取代了摇滚的位置。一方面，系统性歧视、警察暴力等晚期资本主义的事实孵化了嘻哈文化的“真实”；另一方面，其市场化的吸纳性也指向了这种文化的终点。诚如费舍所言，这种语境下，“变得真实”转变为一种狗咬狗的状态，反抗的姿态在这样一种现实中仿佛困兽犹斗。

中国的发展状况固然与英美有很大不同，但也不难找到一些相似处：从南巡到供给侧改革，中国的市场化无疑暂停了其最初高涨的姿态。这固然不是英美那样晚期资本主义的状态，但却似乎是某种程度上相似的“现实主义”。再引用亦霓2023的观点，如果说，近年来夹在城乡之间的青年走出小镇作为中文嘻哈的一种主题是都市边缘非裔“hustle”作为美国嘻哈主题的变体，那么他们何尝不是各自面对着两种不同状态下的“现实主义”。

紧接着，费舍将这种社会形态下的精神问题政治化。他引用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在《自私的资本主义》一书中的观点，认为英语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与该社会下青年精神疾病患者的增多有着因果关系。所有精神疾病都有着其神经上的特殊性，但导致抑郁症的血清素含量为什么会低？费舍认为，面对后福特主义时代形式僵化但又无能为力改变的状态，年轻人们普遍处于一种自反无能（reflective impotence）的状况,从而导致了个体内部的心理冲突，具体的说，他在英国课堂上观察到的是一种“抑郁快感”，即除了追求快感，一无是处。

中国经济在中等收入线大门前的困境显然和英美晚期资本主义差异巨大，但举步维艰的姿态却有着一些相似。考虑到中原人尽皆知的高考难度、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和近年逐渐出现的土地财政危机，一个河南说唱歌手选择“emo”的表达方式或许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环境带来的回响。更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多数时候专注于多愁善感、并在具有社会意识的作品里摒弃偏激表达或许正好和“将抑郁情绪去病理化”的姿态相对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歌曲中面对地域歧视、工农转型、各种环境恶化的“无力”毫无疑问契合了大众的一种普遍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