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下着小雨，刘大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裤腿上还沾着几处泥点，站在台阶下面犹豫着要不要上去。我瞧见他手里捏着一本被翻得起毛边的《玉米高产栽培技术》，封面都磨得看不清字了。

我第一次见到刘大伯，是在县农业局门口。

那天下着小雨，刘大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裤腿上还沾着几处泥点，站在台阶下面犹豫着要不要上去。我瞧见他手里捏着一本被翻得起毛边的《玉米高产栽培技术》，封面都磨得看不清字了。

“大伯，您是来问技术的吗？”我顺口问了一句。

他抬头看我，眼里有点羞怯，又有点倔强，像是犯了错的孩子。

“我想问问这个…”他指着书上的某个地方，“这个什么…”磕磕巴巴地说，“这个光…光什么…”

我凑过去一看，是”光合作用”三个字。

那天我领着刘大伯去见了我爸，县农业局的老技术员。没想到这一见，竟是我们县里农业史上的一段传奇的开始。

刘大伯，全名刘福田，今年五十八岁，北泉村的老把式了。可惜啊，人到半百才开始识字。

“他家条件不好，十来岁就下地干活了，连小学都没上完。”我爸告诉我，声音压得很低。

那天刘大伯走后，爸爸叹了口气：“老刘这人挺憨厚，就是太要强，其实问个字有啥不好意思的。”

后来我才知道，刘大伯已经来农业局好多次了，每次都是来请教一两个看不懂的字。一来二去，我爸发现这老汉不简单——他虽然不识多少字，可对种地的门道，那是门儿清。

“咱们送的种子手册，他都快翻烂了。”爸说，“每次来都带着一堆问题，有时候问得我都直挠头。”

刘大伯种了一辈子地，心里憋着一口气。他在村里只有十五亩薄田，年年产量不高。村里人背后笑话他：“刘老憨种了一辈子地，还不是穷得叮当响。”

更扎心的是，前两年他去参加县里组织的农业技术讲座，坐在最后一排，讲师说的那些”高产育种”“土壤改良”之类的词，他一个没听懂。下课后他壮着胆子上前请教，旁边几个年轻人笑出了声：“哎呀，这都不懂啊，回家还种啥地啊。”

刘大伯的脸红了，手里的笔记本捏得变了形，转身就走。

那个夜晚，他在煤油灯下对着妻子说：“我刘福田这辈子就栽在没文化上了。”

刘大嫂叹了口气，拿出藏在米缸下面的布包，里面是家里全部的积蓄，一共两千三百四十块钱。

“你要真想学，咱就去镇上买些书，请个老师教教。日子紧点没啥，咱总不能让人笑话一辈子。”

刘大伯摇摇头：“这钱是给二娃上大学的，咋能乱花。”

那年，刘大伯靠着村里的广播学习识字，对着超市里捡来的广告纸一个字一个字地比划。我爸说，有一次他去村里办事，看见刘大伯在地头休息，手指在土地上一笔一画地写着字，时不时对照着一本破旧的小学语文课本。

村里人又有了新的笑话：五十多岁的老汉学认字，怕不是傻了？

刘大嫂去年胆囊出了问题，住了半个月院，花了不少钱。出院那天，我在医院走廊碰见了刘大伯。他站在自动售货机前，眯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上面的饮料名称，像个刚学认字的孩子。

“大伯，您来看病？”我打了声招呼。

他把手里提的塑料袋往身后藏了藏，笑着说：“不是，来接你大嫂出院。”

我偷偷瞄了一眼那袋子，里面是几本农业技术书籍，书角都卷得不成样子了。

后来我爸告诉我，刘大伯这两年没少来农业局借资料。那些专业词汇，他不认识就问，问完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回去一笔一划地练。

“他自己琢磨着在自家地里搞试验呢，分了几块地，每块用不同的方法。”爸爸说，眼里带着钦佩，“碰到不懂的，就骑着那破自行车，十里八里跑来问我。”

那时候村里人还在笑话他：“刘老憨，种地靠老天，你折腾啥呢？”

刘大伯不吭声，只是默默地在自家地里忙活。他把地分成了五块，每块地用不同的种子、不同的肥料、不同的种植方式。有时候凌晨三四点钟，村里人就能看见他的田地里亮着手电筒的光。

我问爸爸：“他这是在干嘛呢？”

“他在观察秧苗的生长情况，记录数据呢。”爸爸说，“你别看他文化不高，这研究精神，比我们局里有些研究生都强。”

某个周末我回家，爸爸拿出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给我看，是刘大伯记的数据，密密麻麻的，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数字都工工整整。

“你猜他怎么记的？”爸爸指着那些数据说，“最开始他不会写数字，就用小棍子表示，一棵苗长了多少厘米，他就画多少道。”

笔记本最后几页夹着几张发黄的报纸剪报，是关于新型农业技术的文章，上面画满了各种记号和圈点，有些字下面还标注着拼音。

“他没事就在那背呢，有时候还背错了，把’微量元素’说成’小量原素’。”爸爸笑着说，眼里却满是敬意。

去年夏天，北泉村遭了旱灾。七月份的太阳像个火球，把庄稼都晒蔫了。村里人的地都是半死不活的，唯独刘大伯的田地，依然绿油油的。

那天，几个村民围在刘大伯的地头，指指点点。

“刘老憨这地是咋回事？旱成这样了还这么精神？”

“听说他弄了啥新技术，改良了土壤。”

“切，他那点文化，懂个啥新技术。”

刘大伯站在田埂上，背对着人群，装作没听见。他蹲下身子，捏了捏一棵玉米秧的叶子，嘴角微微上扬。

那年秋收，刘大伯的十五亩地，产量比往年高了近一倍。村长亲自来看，直咂舌：“老刘啊，你这是咋弄的？”

刘大伯挠挠头，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

站在一旁的刘大嫂急了：“你别不好意思说，你那本子里记得清清楚楚的，拿给村长看看！”

刘大伯的脸一下子红了，低着头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破旧的小本子，像交作业一样递给村长。

村长翻了几页，眉头紧锁：“这…这啥玩意儿？”

我爸正好那天去村里办事，接过本子一看，不由得惊讶：“这是土壤改良的实验记录啊，还挺专业的。”

他翻到中间的一页，指着上面的数据图表说：“你们看，刘大哥根据不同土壤的酸碱度，调整了施肥比例，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村长一脸不可思议：“刘老憨，不，刘福田，你自己琢磨出来的？”

刘大伯点点头，又摇摇头：“我这也是看书学的，还请教了农业局的专家。”

站在一旁的刘大嫂忍不住了：“他这三年，天天晚上点着灯学认字，看那些农业书籍。白天下地实验，晚上记录数据。饭都顾不上好好吃一口，我说他傻，他就说不想当一辈子睁眼瞎。”

我爸走上前，拍拍刘大伯的肩膀：“老刘啊，这些实验数据，我看比我们局里做的还细致。要不，你来给大伙讲讲？”

刘大伯慌了，连连摆手：“我，我哪行啊，我就是个老把式，说不出那些专业话。”

村长执意要他讲，说要让全村人都来听听。

那是刘大伯第一次站在村委会的小院子里，对着几十个村民讲他这三年的心得。

他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声音抖得像秋风中的树叶。刚开始，他语无伦次，把”有机肥”说成了”用鸡粪”，把”叶面施肥”说成了”往叶子上撒化肥”。

台下有人嗤笑了一声。

刘大伯的脸涨得通红，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他突然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起来。

那是一株玉米秧，画得很粗糙，但结构清晰。他在旁边写下了几个数字，然后用自己的话，一点一点地解释起自己的种植方法。

“这个…这个根系，要深一点，你们看…”他指着图上的根部，“我特意松了土，加了农家肥，让它扎得深…”

他说着说着，声音渐渐稳了下来。当他谈到自己摸索出的防旱技术时，眼睛亮了起来，手势也变得生动了。

“我在地里埋了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段塑料管，“这是我从镇上废品站淘来的旧水管，我打了孔，埋在地下，可以把水送到根部…”

简陋的小院子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专注地看着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老汉，如何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的”科研成果”。

那次讲座之后，刘大伯的生活彻底变了。

村民们不再叫他”刘老憨”，而是尊称他”刘大伯”或”刘师傅”。陆陆续续有人找他请教种地的事，有时候一天能来七八拨人。

我记得有一次路过他家，院子里坐满了人，老少都有。刘大伯坐在一个缺了角的木凳上，手里拿着那本翻烂了的农技书，一页一页地讲给大家听。

门口挂着的那块写着”刘福田”的褪色门牌下面，靠着一根拐杖，是隔壁村李老头的。据说他腿脚不便，愣是拄着拐杖走了五里地来听刘大伯讲课。

屋里贴着的2016年的日历还没换，旁边却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农业技术书籍。刘大嫂蹲在院子角落洗菜，时不时抬头看一眼那群听得入神的村民，脸上是掩不住的自豪。

“你说他这人，真是犟。”刘大嫂悄悄跟我说，“现在不用教他认字了，他自己查字典，一个一个地认。昨天还跟我说，想去县里报个扫盲班，系统学习呢。”

来找刘大伯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是本村的，连周边几个镇上的农户都来了。他们带着各种问题前来请教：水稻秧苗发黄怎么办？玉米地施什么肥最合适？怎样防治小麦锈病？

刘大伯解答得认真，说不上来的，就翻书查资料，实在不懂的，就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去县农业局找我爸问。

村委会看情况这样，干脆在村部腾出一间屋子，挂上了”农技服务站”的牌子，请刘大伯每周去坐诊两天。第一次去的时候，刘大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忐忑不安地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这算啥呀，我哪有资格啊…”

村长把他推进去：“你就别推辞了，这事非你莫属！”

从那以后，每周二和周五，刘大伯都会准时出现在那间小屋里，桌上摆着几本破旧的农技书，墙上贴着他手写的种植建议。他总是耐心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那种专注的神情，像极了城里的教授。

今年春天，县农业局组织了一场农技交流会，邀请了刘大伯去做分享。

“不行不行，我哪敢啊！”刘大伯连连摆手。

我爸亲自去请：“老刘啊，你就别谦虚了。你那套防旱保墒的方法，连我们局里的专家都很感兴趣呢。”

那天，在县农业局的会议室里，刘大伯穿着一件新买的格子衬衫，站在台上，向台下的农户和农技人员讲述他的种植经验。

PPT是我帮他做的，他硬是把每一页都看了好几遍，生怕出错。讲台上放着一杯水，整场讲座他一口都没喝，因为太紧张了。

但当他开始谈及土地时，所有的紧张都消失了。他眼中闪烁着光芒，像是在谈论一位老朋友。他用朴实的语言，讲述着自己如何通过改良土壤、调整种植结构、合理灌溉，使贫瘠的土地变得肥沃。

“土地啊，就跟咱们人一样，你对它好，它才会对你好。”这是刘大伯常说的一句话。

报告结束后，掌声雷动。一位农业大学的教授走上台，紧紧握住刘大伯的手：“刘师傅，您这套方法很有价值，我们应该好好总结推广。”

刘大伯不好意思地笑了，眼角的皱纹堆成了一朵花：“我就是个老农民，哪敢当’师傅’啊。”

前天，我回老家，特意去看了刘大伯。

他家院子里种着几株辣椒，叶子绿得发亮。院墙上刷着白灰，隐约能看见几个已经褪色的大字：“勤劳改变命运”，那是去年村里评选”致富标兵”时，刘大伯自己写的。

刘大伯不在家，刘大嫂告诉我，他这两天在地头做试验，帮隔壁李大爷家查看土壤问题。

我骑车去了地里，老远就看见刘大伯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一个小铲子，正在挖土查看。在他周围，站着七八个农户，都在认真听他讲解。

他们不再嘲笑刘大伯不识字，相反，他们尊敬这位靠自学成才的老农。

站在一旁的李大爷跟我说：“你说这老刘，都快六十的人了，还琢磨这些新鲜事物。那些年轻人，有几个能有他这股钻劲儿？”

我点点头，心里满是敬佩。

“大伯，我来了。”我喊了一声。

刘大伯抬头看见我，咧开嘴笑了：“哟，小高来了！你看这个…”

他指着地里的一片绿油油的小麦苗，眼睛亮得惊人：“这是我试的新品种，抗旱性好，产量还高。”

太阳照在他的脸上，那些深深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也藏着不服输的倔强。

临走时，我看见刘大伯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破旧的小本子，又记录了几行。他的指甲缝里还有黑土，但拿笔的姿势却像个认真的学生。

从刘大伯家出来，我在想，也许这就是最朴实的”大国工匠”精神吧——不管起点有多低，不管年龄有多大，只要肯学习，肯钻研，就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创造奇迹。

就像刘大伯常说的那句话：“人这辈子啊，不怕没文化，就怕不学习；不怕起步晚，就怕不开始。”

前些日子，县里广播电台来采访刘大伯，记者问他有什么心愿。

刘大伯挠挠头，憨厚地笑了：“我想开个农民夜校，教大家认字，学技术。我这辈子吃够了没文化的亏，不想让后人再走这弯路。”

如今，刘大伯的院子里每晚都亮着灯。村里的老少爷们挤在一起，跟着他学认字、学农技。

他们不再叫他”刘老憨”，而是尊称他为”刘老师”。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