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姐和小叔这事儿，村里人谁不知道啊？前几天，大姐挎着个蓝色塑料袋，在村口超市买了两条中华烟。老板娘小声问她：“你不是不抽烟吗？”大姐笑了笑，说是给小叔子送的。

许是城里人不懂，我们农村这边的亲戚关系，比城里人复杂得多。

大姐和小叔这事儿，村里人谁不知道啊？前几天，大姐挎着个蓝色塑料袋，在村口超市买了两条中华烟。老板娘小声问她：“你不是不抽烟吗？”大姐笑了笑，说是给小叔子送的。

那条小路我熟，弯弯绕绕通向村尾的小叔家。小叔家门前种着几棵歪脖子枣树，树下放着个掉了漆的红色塑料凳子，小叔总坐在那儿摇蒲扇，宛如一尊雕像。

去年八月的时候，村里赶上了一场大雨，电闪雷鸣的，雨点砸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响。那天，大姐晕倒在地里，脸色煞白。

“谁家有车？快，送医院去！”

几个男人七手八脚抬着大姐，她那条红色的工装裤蹭了一身的泥。在诊室外头，医生拿着单子对大姐女婿说：“要做个全面检查。”

“多少钱？”女婿问。

“起码得一万多。”

女婿攥着单子没吭声。

大姐家境不好，老公早些年打工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落下了残疾。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家里就靠大姐种地维持。我记得她手上总有厚厚的茧子，指甲里嵌着洗不干净的泥巴。

女婿最后只得给小叔打了电话。

村里人都知道，大姐和小叔的过节，得从二十年前说起。那时候，小叔刚从技校毕业，想去县里开个修车铺，缺启动资金。他爹，就是老支书，让大姐家先拿点钱出来，毕竟都是一家人。大姐死活不同意，硬是把老支书的提议给顶了回去。

“一家人？家里那点地都分了，哪来的一家人！”大姐当时这么说。

老支书气得胡子直翘，拍桌子说：“你个外来的媳妇，懂个屁！”

从那以后，大姐和小叔家就没了来往。倒也不是明着闹，就是逢年过节，话都懒得多说一句。村里办红白喜事，两家人见了面，眼神飘得跟秋天的树叶似的。

小叔后来去了南方，听说做了点小生意，混得还行。隔三差五寄钱回来，把老宅子修整了一下，又给他爹买了个按摩椅，那玩意儿放在堂屋里，格外扎眼。老支书过世后，小叔回来奔丧，穿着件褪了色的黑夹克，眼圈红红的。大姐站在人群外头，手里攥着块白布，不知道该不该上前。

抬大姐去医院那天，女婿给小叔打完电话后，就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抽烟。他抽的是红梅，一包七块钱，一根接一根地点。走廊尽头有个洗手间，门口贴着”小心地滑”的牌子，但早就歪了。

“多大点事儿，还非得做检查？”这是大姐的声音，虚弱却犟。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小叔不到两个小时就赶到了医院。他穿着件深蓝色T恤，倒是干净，但明显是睡醒匆忙套上的，领子还翻着。进了诊室，小叔二话不说，先掏出一沓钱，直接拍在桌上。

“做检查。”小叔说，声音不大，却很笃定。

大姐眼圈红了。她张了张嘴，像是要说什么，但终究没出声。

检查结果出来得很快，医生叫了小叔进去。我们都在外头等着，病房的风扇吱呀呀地转着，墙上的电视在播一档选秀节目，声音开得很小，几乎听不见。

“肾病。”小叔走出来，只说了这两个字。

后来的事情像是被按了快进键。大姐住进了县医院，小叔跑前跑后张罗。他在医院旁边租了间小房子，里面只有张床和一把椅子。椅子上总是放着他的背包，拉链坏了，用个别针别着。

“多少钱啊？”村里人忍不住问他。

小叔摆摆手，从不正面回答。但有人说，看到小叔在ATM机前站了好久，屏幕上显示”余额不足”。

“听说小叔把南方的店都卖了。”村口理发店的老板这么说，他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风吹到别处去。

大姐住院那段时间，小叔瘦了一大圈。他总是穿着那件深蓝色T恤，后来洗得都有点发白了。每天早上六点，他骑着辆老式自行车去医院，车后座绑着个保温桶，里面装着他熬的粥。自行车的链条有点松，骑起来哗啦哗啦响。

“你欠我的，我还你的。”据说小叔是这么对大姐说的。这话传到村里人耳朵里，大家都愣了半天。欠什么了？谁欠谁的？

大姐的治疗持续了大半年。期间，村里闹了次洪水，正赶上收小麦的季节。洪水把小叔自行车冲走了，他就穿着雨靴，踩着泥水步行去医院。那天下午，有人看见他站在医院门口，把裤脚卷起来，掸掉上面的泥巴。

去年冬天，大姐出院了。那天雪很大，医院门口的石狮子头上积了厚厚一层。小叔推着轮椅，大姐坐在上面，裹着条灰色的毯子。

“真冷啊。”大姐说，呼出的气在空气中变成白雾。

小叔没说话，只是加快了脚步。

大姐回村后，小叔就回了南方。送他的那天，大姐准备了一桌饭菜，但小叔说赶时间，只草草吃了两口就走了。饭桌上有碗红烧肉，是小叔最爱吃的，结果一块都没动。

“他说要还钱给我，可我欠他多少啊…”大姐坐在院子里，跟左邻右舍说起这事儿，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村里人这才知道，小叔为了给大姐治病，卖了南方的店，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不少外债。

“得有四十多万吧。”村支书的儿子这么猜测。

大姐在家调养了两个月，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她开始张罗着做点小生意，先是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自家种的蔬菜。后来，又跟几个妇女商量，承包了村后面的荒地，种上了草莓。

“这草莓，城里人爱吃，价钱好。”大姐边摘草莓边跟我说，手上的动作利索得很，一点看不出是个病愈的人。

春去秋来，大姐的生意越做越大。她请了两个帮工，又买了辆三轮车，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县里的批发市场。她精明得很，哪个季节种什么、卖什么，心里门儿清。

夏天的时候，村里人偶尔会看到大姐坐在屋后的石板上，对着手机算账。老花镜的镜腿断了一根，用铁丝绑着。有时算着算着，她会突然发呆，望着远处的田野，不知在想些什么。

去年底，大姐的女儿考上了大学。听说学费是大姐一个人张罗的，没让女婿操心。

“孩子争气，不能耽误了。”大姐总这么说。

今年春天，村里人发现大姐把自家的猪圈拆了，换成了两间新平房。水泥地面，白瓷砖墙，看起来挺气派的。

“听说大姐要还钱给小叔了。”村口超市的老板这么跟我说。

没人知道大姐攒了多少钱。但那天她挎着蓝塑料袋买的两条中华烟，就是为了去小叔家的。

小叔前不久回来了，据说在南方又重新开了家小店，只是规模比以前小多了。他住在老宅子里，每天早上起来，坐在门前的红塑料凳子上晒太阳。那凳子虽旧，但被擦得干干净净。

大姐拎着烟去小叔家那天，我正好路过。看见她站在小叔家门口，手里拿着个信封，厚厚的。

“给你。”大姐的声音很轻，但我还是听见了。

小叔坐在凳子上没动，手里的蒲扇停了一下，又摇了起来。“不用了。”他说。

“这是欠条，我写了的。”大姐把信封往前递了递，“一共五十万，多了十万，算是利息。”

一阵风吹过，门前的柿子树发出沙沙的声响。小叔低着头，看不清表情。他穿着件褪色的格子衬衫，袖口有点磨损。

“我说了不用。”小叔的声音有点哑。

大姐不依不饶：“你受了那么多苦，我怎么能不还？”

小叔抬起头，眼睛直视着大姐：“当年我爹让你们出钱给我开店，你拒绝了，是为什么？”

大姐愣了一下：“那时候…我家里困难…”

“假的。”小叔打断她，“我知道你当时有钱，我爹找你借的那五千块，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

大姐的手微微发抖，信封在风中发出轻微的声响。

“你是怕我败家，对吧？”小叔继续说，“你怕我把钱赔光了，又来找你们要。”

大姐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那时候才二十出头，整天嘻嘻哈哈的，谁都觉得我不靠谱。”小叔的声音平静下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大姐抹了把眼泪，想说什么，却被小叔阻止了。

“这些年，我在南方也吃了不少苦，但学会了做生意，学会了怎么做人。”小叔站起身，把大姐手中的信封推了回去，“这钱，我不要。就当是我还你当年对我的一片苦心。”

大姐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她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耸一耸的。小叔站在旁边，也红了眼眶。

村里经过的人都停下来看，却没人上前打扰。那一刻，仿佛时间也静止了。

最后，大姐把信封塞进小叔怀里：“拿着，这是你应得的。以后…以后咱们就是亲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小叔终于接过信封，轻轻点了点头。

“进来喝杯茶吧，”小叔说，“刚从南方带回来的，铁观音。”

大姐跟着小叔进了屋。屋里很简陋，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老支书的照片，照片下面是个小香炉，里面插着三根香，已经燃尽了，只剩下几截灰。

桌上放着个塑料水壶，旁边是两个缺了口的茶杯。小叔倒了茶，递给大姐。

“闻，这茶香不香？”

大姐接过茶杯，小心翼翼地闻了闻：“香是挺香的，就是我不懂这个。”

两人相视一笑。

不知道他们后来又聊了些什么。只知道那天晚上，村里人看见小叔送大姐回家，两人走得很慢，一路说说笑笑的。小叔走路一向快，那天却放慢了脚步，跟在大姐身后半步远的地方。

月亮从东边升起来，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回村的路上，我遇到了正在遛弯的村支书。他问我刚才去哪了，我就把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村支书抽了口烟，若有所思：“这两人啊，都是犟脾气，二十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就问：“大姐真的欠小叔钱吗？”

村支书笑了：“谁欠谁的，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这世上的账，有些是算不清的。”

第二天一早，村里人发现小叔又回南方去了。听说临走前，他把大姐给的信封放在了老支书的牌位前，然后磕了三个头。

大姐后来把那片草莓地扩大了一倍，又添置了个大棚。村里人都说她有生意头脑，瞧着比以前红光满面的。

前几天，我在县城超市门口碰到大姐，她推着辆小推车，里面装满了水果和蔬菜。

“这是送去哪啊？”我问。

大姐笑了笑：“寄南方去。小叔那边的水果不如咱们这的新鲜。”

我这才注意到，推车里码得整整齐齐的苹果和梨上面，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尝尝家乡的味道。”

还是那条通向村尾的小路，还是小叔家门前的那些歪脖子枣树。变化的是，树下多了几个花盆，里面种着些不知名的花，开得挺旺。听说是大姐拿去的，每个月都会去浇水。

村口的超市换了新招牌，红底金字，特别醒目。老板娘说生意好了，多亏了大姐经常介绍城里的客户过来买东西。

“大姐这人吧，心眼好。”老板娘感叹道。

我忽然想起小叔说的那句话：“这钱，我不要。就当是我还你当年对我的一片苦心。”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些账是算不清的。就像村支书说的那样，谁欠谁的，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大姐和小叔，终于和解了。那些过去的恩怨，随着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渐渐化开，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情。

今年中秋，听说小叔又要回来。大姐已经在准备了，腌了他爱吃的咸菜，还预订了两条上好的鱼。这一次，她说什么也不会让小叔草草吃两口就走。

有时候我在想，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最重要？是房子车子票子，还是那些道不明说不清的亲情？

大姐和小叔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答案。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