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过去两年里，“中产返贫”成了一个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关键词。无论是在新闻还是在消费市场，“返贫感”这一情绪不断回流、蔓延。它既是一种经济指标的疲软体现，也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广泛共鸣。

在过去两年里，“中产返贫”成了一个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关键词。无论是在新闻还是在消费市场，“返贫感”这一情绪不断回流、蔓延。它既是一种经济指标的疲软体现，也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广泛共鸣。

但与此同时，关于“中产返贫”的讨论仍多停留在情绪表达与碎片化的案例上，对于它的真实结构、成因与在消费决策上的具体表现，仍缺乏全面观察与深入拆解。

在本期「青沙龙」，我们邀请了两位长期关注经济、产业和消费趋势的嘉宾，一起拆解“中产返贫”的不同面向，希望用数据+经验，描绘更细致的图景。

“中产返贫”并不只是一个关于收入变化的命题，它更是一个关于预期、身份、风险感的多维坐标。在这个坐标里，个体能否识别自身的真实处境？品牌又能否在消费重构中找到新的立足点？

阳少：在我们深入聊“中产返贫”这个话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快速厘清一下“中产”的概念。

关于中产的定义，有很多维度可以参考。最直接的是收入，其次还有教育水平、职业类型、生活方式等等。我这里引用一个数据：在胡润发布的《2019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中，将“中产”定义为一线城市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新一线和其他城市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城镇居民。

这个标准已经是五年前的了，所以我想请教两位：从今天来看，这个划分标准是否还适用？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

聂日明：胡润这个定义，也就是一线城市年收入30万、其他城市20万的标准，其实偏高了——无论从经济学角度还是社会学角度来看，它更像是“上层收入”人群，而不应该被定义为“中产”。

我查了一些数据。使用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8年，全国年收入超过20万的家庭只占到大约7%；到2022年，这个比例也不过12%左右。这说明，胡润的标准实际上是高估了“中产”的覆盖面。

如果我们参考美国的划分方式，美国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3到两倍”来定义中产阶级，这样划分出来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0%。如果用类似方法来看中国，大概也只有40%左右的人能算作中产。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划分，一般更看重两个因素：一是学历，二是职业类型。社会学上认为，非体力劳动者、有较体面的收入、拥有一定闲暇和消费能力的人，可以被归为中产。早在2010年，有学者估算当时中国中产人群大约占20%左右。我认为现在可能增长到了40%左右，但也很难更高了。

许冰清：我这里也引用两份官方文件。首先是《“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名词解释。我简单朗读以下：“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一定时期内收入稳定、家庭殷实、生活舒适，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群体。”此外，国家统计局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也提到，全国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家庭大约有1亿4千万个，整体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

从这两组数据来看，国家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其实是比较宽泛的，底线比胡润的标准要低不少。胡润把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设定在年收入30万元以上，而官方数据里年收入10万元就已被纳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

另一个可以参考的维度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根据2024年的统计，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4,188元。这个“可支配收入”的定义是指：在总收入中扣除个人所得税、社保缴费和一些记账性补贴之后，实际可自由支配的部分。即使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假设乘以2或3，也很难达到胡润为中产所设定的20万元、30万元的标准。

再看可支配收入的分布层级。统计数据会将全国居民按收入水平分为五个等级：低收入组、中间偏下、中间、中间偏上、高收入组。如果只看“高收入组”，他们的年均可支配收入是98,809元，乘以2大概是2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便是“高收入组”的人群，才刚刚达到胡润中产定义的下限。

还有一个补充的观察来自知乎上一位做城市与社会人口研究的大V。他引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 ）中的一项有趣数据：调查里既有被访者对自己社会阶层的主观判断，也有基于收入等客观指标的“实际层级”。结果发现，大约60%的受访者低估了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处于中产或以上的水平，但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这就说明，在我们讨论“中产”时，需要同时面对两个维度：一是客观层面的经济状况，二是主观上的身份认同。很多人其实已经“中产化”，但他们并不把自己归为中产，这种错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中产群体的认知和理解。

电影《爱情神话》

不是统计上的“返贫”，

而是心理上的“失重”

阳少：前面我们提到胡润的标准，很大程度上高估了所谓中产群体的门槛，也造成了大众对“中产”的一种误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中产返贫”到底在说什么？它是指中产这个群体，整体的财富在缩水、生活质量在下滑？还是说，这个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某种分层的质变——比如，一部分人正在跌出中产的门槛？

许冰清：我觉得“中产返贫”这个说法，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如果从数据层面来看，至少我们看到的并不支持“返贫”的这个结论。比如说，按照国家统计局对五等分收入群体的划分，如果我们对比2019、2023和2024年各个收入等级的可支配收入，可以看到它们都是在上升的。

也就是说，从统计数据的层面，很难得出中产整体在“返贫”的结论。但问题恰恰就在于：这个现象是不是只能用经济数据去解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心理层面”或者“实际的支出感受”去理解，可能会更贴近很多人现在的状态。

比如说，官方的“可支配收入”定义是：总收入减去所得税、社保等支出。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心中的“可支配收入”，可能还要再减掉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支出，以及每天的通勤等刚性成本。也就是说，当这些支出越来越大，尽管名义上的收入在增长，但剩下能“自由支配”的部分在减少，人们的主观感受就会是：“我变穷了”或者“过得更拮据了”。

所以，从纯数据上我们可能无法得出“返贫”的结论，但从心理和现实压力的角度去看，“中产返贫”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聂日明：我很同意许老师的判断。“中产阶级”在中国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欧美国家在20世纪初就开始讨论中产，比如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最早提到了有闲暇进行非生存必要消费的人群，到二战后，这类人群下沉到“新兴职业群体”，如白领，尤其像医生、律师等专业主义职业，他们的出现带来了收入结构和社会圈层的变化，也推动了中产阶层的形成。

而在中国，中产的形成时间相对较晚。1980年代，全国大概只有1%的人可以被视为中产阶级，基本集中在体制内。那时人均年收入能达到两三百美元的家庭非常少。

中国中产的大规模兴起，主要是在2010年之后。背后有两个关键驱动力：第一是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从1998年起，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在十年后陆续进入职场，他们构成了中产阶层的教育基础。因为中产不只是收入的体现，更是社会文化消费和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比如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去消费“闲暇”。

第二个动力则是收入的持续上升。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大多数家庭可以“毫无顾忌地吃肉”，也就最近这二十年的事。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其实是在过去二十年内从无到有、不断扩大的一个过程，是社会上升通道的体现——从农民变成市民、从小县城到大城市、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

所以我第一个判断是：从宏观来看，中国并没有出现系统性的中产衰落。相反，中产阶层总体是在扩大，只不过这个过程比较短，基础还不稳。

但第二个判断是：在微观层面，确实存在具体个人的“阶层滑落”现象。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收入变动，另一个是消费变动。

比如我用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2018到2022年之间约9000个同时追踪到的家庭。结果显示，2018年收入处于全国前10%的家庭中，到2022年仍然保持在该阶层的只有大约45%；有20%的人下降了一个层级，10%下降了两个层级，甚至有2.2%的人跌到了最底层。这说明，即便是原本收入最高的群体，也有相当比例的人经历了阶层下滑。

但我们也发现，收入的波动要大于消费的波动。也就是说，即便收入下降，人们也会尽力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准。2018年消费处于前10%的群体中，到2022年只有30%的人还处在原有阶层，所以消费仍然保持在原位的要少于收入，但真正跌到底层的比例只有1.3%，远低于收入滑落的2.2%。从消费来看，从前10%下降到前20%，通常不意味着身份的真正降级，只是减少了一些非必要消费。如果下滑四五个档位，那就是实质性的滑落。这也说明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更倾向于“保住”消费上的中产身份。

在社会学上还经常把中产阶级分为“核心中产”、“中等中产”和“边缘中产”。其中，边缘中产是最容易跌出原有阶层的，他们的生活状况对收入波动更敏感。

所以我想说的是——整体上，中国还没有经历一个“中产返贫”的过程，但局部确实存在着结构性的流动和不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出现阶层固化。只是，这种流动对个体的冲击会越来越大。

电影《风流一代》

“中产返贫”是长期的现实压力

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产返贫”很难完全从宏观数据上被一一对应地佐证。但我们确实能看到，中产的财富在缩水，工作机会在变少，消费也亟待被提振。

你们觉得“中产返贫”是周期性的波动，还是长期的结构性变化？中国中产像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剧烈变化背景下的“偶发事件”，通过某种向上流动的承诺构建出来的。但这个承诺，有没有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幻觉？

聂日明：对，我觉得“偶然”这个说法挺准确的，但这个问题确实不好简单回答。不过我想说，这种担忧是非常现实的，特别是在2023年和2024年，一线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出现了比较系统性的悲观情绪。这不仅是我们从身边朋友那里听到的，也是我们在数据中能感受到的。

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来看，目前大概在5%左右，看起来还不错。但这个数据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来的，只要你过去的一周内有一小时的受薪工作，就算就业。可是这种统计方式，并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就业困境。很多国家还会公布劳动参与率、全职与兼职的比例等信息，来呈现更全面的就业状况。但这些数据我们目前是看不到的。

不过我们还有一些侧面指标可以观察，比如我们抓取了一个全国性的、有影响力的留言板的数据。上面人们会反映各种问题，比如小区噪音、供暖问题，也有很多人留言说被辞退、欠薪、找不到工作。我们从中筛选出和失业、裁员、欠薪相关的内容，每年大概有六七十万条数据。

我们发现，2015年之前这类留言比例基本在5%左右，但2018、2019年以后就上升到5%以上、10%以下。到了2023年，这类留言已经占到约15%，2024年继续上升至25%。而且留言增长最快的地区，正是东部发达城市，比如北京增长了54%、江苏59%、浙江43%、广东57%……这些原本是经济引擎的地区，如今也出现了失业和就业困难的问题，而这些地区的人群又往往是舆论场的“主角”，所以这种悲观情绪就被进一步放大。

第二个层面是全球性的。其实不仅中国，美国和欧洲也在面临类似问题，社会撕裂严重、政治极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在缩水。比如，美国皮尤的调查显示，1971年有超过60%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但如今已经下降到50%出头，而两头的“upper”和“lower”阶层都在扩张。

这就像大前研一说的，“M型社会”下中产被甩出：少数人进入upper，大多数滑向lower，特别是“边缘中产”或“脆弱中产”。全球中产都在经历这种“下流化”。

再加上AI的冲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过去全球化可能是中国制造业抢了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现在AI则是在各国都同时压缩中产的空间。

此外，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胜者全得”，过去是公司间竞争呈现马太效应，现在逐渐变成个人之间的高度分化。互联网行业尤为明显，比如“老二必死”现象，只有头部企业、头部员工能生存，其他人就被边缘化了。这种极端的资源聚集，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如此。

所以我觉得“中产返贫”不是一种情绪波动，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现实压力。这可能是百年难遇的结构性转变，就像当年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一样。

当然，也有人试图应对，比如提出“UBI”（普遍基本收入）这样的概念：政府给所有人每月发1000美元，让大家至少不会饿死，至于剩下的钱和资源，就继续集中到头部人群手里——这是一种妥协性的尝试，但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很多学者早就预见了这个趋势，比如丹尼尔·贝尓在《后工业社会》中就提出，知识阶层在收入结构中占比会越来越大；彼得·德鲁克也指出，这种知识精英的崛起，可能会让原有的中产群体被甩离原有阶层。

这些都是二三十年前的判断，现在看来，它们正在慢慢变成现实——但未来怎么发展，我们谁也说不好。

电影《寄生虫》

越中产，越“不稳”？

阳少：就你们观察而言，身边是否存在“中产返贫”的例子？在不同线级的城市，“返贫”又有哪些差异？

许冰清：我身边这类的例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其实跟近两年没太大关系，更多是生活节奏的变化导致的。比如说突然买房了、有了小孩，或者两件事一起来。像这种情况，经济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很自然会进入一种“节衣缩食”的状态。

另一类，就是我们今天更多在讨论的那种，跟这两年宏观环境有关的。比如说你主动或被动失去了原本的工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消费习惯也跟着调整。

我一直觉得“返贫”的核心，其实可以从现金流的变化来理解，而不完全是资产总量的变化。比如有的人炒股亏了，储蓄骤减，可能就会直接卖房，或者选择搬去一个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但这样一来，他可能在新的地方又重新进入“中产”的状态。所以“返贫”不一定是持续性的，它也可能是阶段性的策略调整。

聂日明：我身边的情况，可能不完全是“中产返贫”，但“中产地位不稳”确实挺普遍，特别在一二线城市。

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职业的不确定性增强了。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通常是靠专业职业撑起来的，比如国外是律师、医生、金融从业者，中国早期是公务员、教师、医生这些相对稳定的职业。但2000年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量所谓的“新中产”——比如外企员工、互联网公司、医药行业、金融从业者等等。

这些行业变化特别快。以外企为例，巅峰时期中国大概有三千万外企员工，到2023年这个数字掉到了两千万，也就是说减少了三分之一。互联网行业就更不用说了，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明显收缩，一些头部大厂裁员动作很猛，很多年薪百万的人面临直接失业。医药行业过去收入也很可观，但最近两年也在经历政策和市场层面的调整。至于金融，虽然整体收入还高，但降薪、转岗、晋升困难也都是真实存在的。职业不稳，直接影响到中产的收入和预期。

第二个原因是“高负债中产”越来越普遍。特别是70后、80后，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在所谓体面行业工作，也正好赶上了中国房地产爆发式增长的阶段。在2010年到2018年之间，很多人买了房、换了房，房贷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非常高。

这里面有个现象叫“财富幻觉”——当房价上涨，人们会觉得自己更有钱了，从而敢于超前消费。但从2019年起，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行，反而让人对未来不确定了，这种心理预期的转变，会直接导致消费收缩。尤其是现在很多中产家庭面对的，是刚性支出极高的结构：房贷、孩子教育、赡养老人，这些都是“不能不花”的支出，只能压缩日常消费。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中产不稳”，其实是两个因素叠加的结果：职业层面的不确定性和财务结构的高杠杆。这种状态在不同城市、不同阶段有差异，但趋势上是普遍存在的。

许冰清 ：我们如果讨论“中产返贫”在不同城市有没有差异，其实从刚才聂老师提到的行业分布就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些所谓的“专业性”或者高科技类岗位，大多是集中在一线城市的。也就是说，一线城市的中产，更容易集中在这些高波动性的行业里，自然也是受影响最大的那一批人。

换句话说，这些岗位数量多、变动也大，一旦行业不稳，影响就是系统性的。所以我们在一线城市会更频繁地听到“中产不稳”甚至“中产返贫”的声音，也就不奇怪了。

但在低线城市，这类行业本身就不多，中产更多是靠公务员、事业单位这些岗位支撑的。这些职业的稳定性很强，本身抗风险能力就高，波动性也小，所以大概率不会走到“返贫”的那个程度。

阳少：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刚好也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现象相关。会不会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趋势？就是说，一线城市的中产因为行业波动大，收入不稳定，所以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中产返贫三件套”、“五件套”这种说法。

但与此同时，“县城公务员经济”在去年成为热词。这是否反映了一种趋势——当一线城市的不确定性增加，消费和就业机会反而在向低线城市流动？

聂日明：有一些人的观察里，一直觉得，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流通。比如以前经常有人讲，农民在城里失业了，还能回农村种地，对吧？现在的情况是，小城或县城的人在一线城市打拼几年，如果撑不下去了，好像也总觉得能回老家歇一歇。

但问题是，小城市真的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吗？我自己出生成长于农村，我很清楚，那些县镇地方的工作基本集中在体制内或国企。而且回去后你也没有什么竞争优势——那里比都市更讲人情、讲关系，你未必融得进去。

从一些数据来看，比如是否签劳动合同、交社保，一二线城市和低线城市的差距非常大，一二线城市工作的正规程度远高于低线城市。如果你想要一份相对正规的工作，还是得在一线或二线城市。尤其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大部分其实是奔着专业类岗位和商业岗位去的，很少有人愿意做生产制造或体力劳动——而这些岗位反而是小城市里更常见的。

所以很多人想“回去”，但其实很难，那个转身的代价是很高的。

许冰清：我觉得有一种例外，主要出现在那些因为政策引导或者地缘优势，突然“长出”新机会的地方。比如说某个低线城市因为建数据中心、搞新能源，被纳入了某种区域发展规划，如果你刚好有这方面的能力，有可能被派驻或留在那里，开启另一种生活方式。

但这种机会很难预测，它更像个案，而不是一种普遍趋势。也不太可能成为大家回流的主流路径。

电影《路边野餐》

阳少：接下来想跟两位聊聊“消费降级”，这个词通常和“中产返贫”一起出现，近年来也被讨论了很多次。我想从更细的切口来把握这几年中产在消费行为上有哪些明显变化。

我自己的观察是，日常消费中，“白牌”产品的流行特别值得关注。一些没有明显品牌的商品，凭借性价比，逐渐占据了原本属于中高端产品的市场。这背后也和拼多多、Temu、1688等平台的兴起有关，反映出整个商品供给结构的变化。

许老师之前也在播客中聊过“白牌”，所以我想请你先谈谈自己的观察：像这种“平替”趋势，包括商品廉价化带来的影响，是否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产的消费习惯？

许冰清：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整体观察，就是消费者的评价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消费者相信品牌告诉他们的逻辑：我是国际大牌，有历史、有品质，我价格高是因为质量好，是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这套话语曾经是有效的。但现在，消费者开始质疑这些原有的“权威”判断，甚至逐步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标准。

在这套新标准里，价格和性价比往往被放在首位，其次是购买的便捷性（比如是否能在电商或家门口五分钟内买到），渠道的可信度（我是否信任这个销售平台或推荐人），而品牌所附带的“附加价值”反而退居其次。

在这个背景下，“白牌”和“平替”产品的流行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话题，发现中国市场在信息透明度上其实优于欧美。比如，国内要求商品标明生产厂商信息，而在欧美，代工厂信息往往是被隐去的。这就使得国内消费者可以主动去找“源头”产品、找代工厂货，进一步压低了价格。这也是为什么拼多多等平台能迅速崛起，因为它们直接对接源头、鼓励甚至可以说是“纵容”商家提供更便宜的选择。

从消费者心理上讲，白牌商品不仅是便宜的替代品，也带来了一种“既能探险又能省钱”的快感，是对日常消费的一种情绪补偿。

此外，性价比的诉求也体现在服务领域。比如美团近年来推出了两个很强劲的业务“拼好饭”和“神抢手”，前者针对的是一线城市里的价格敏感人群，后者则针对稍微要求一些品质但又对性价比有极致追求的人群。虽然价格不同，但两者本质上都强调“高效、低价、高品质”的服务逻辑，它们在美团内部的交易额也是非常高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信任机制在消费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涉及到直播带货、朋友圈卖货等现象的兴起。它背后也反映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当越来越多人处于职业不稳定状态时，销售成为一种临时谋生方式。这类销售行为不仅仅在卖“商品”，更是在传递“情绪价值”。

聂日明：我非常赞同许老师的观察。接下来，我想在这个基础上谈谈我对中国中产消费观念演变的一些观察。

我2006年刚来上海工作的时候，浦东最大的商场是“八佰伴”，那里连续多年创造了跨年销售的全市纪录。那时候，服装的溢价非常高——一件拉夫劳伦的衬衫要1000多元，在商场里买一件衣服两三千块都是常见的事。而现在，你让我再买一件1000块的衣服，我会很犹豫。但这并不是消费降级的问题，而是消费者认知的改变。

过去20年，中国人的消费观念经历了剧烈变化。我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品类漂移”：

●第一阶段是服装的品牌化。那时服装是典型的身份商品，衣着体现身份认同。

●第二阶段是汽车。尤其在二三线城市，汽车成为新的“身份标志”，代表着一种生活水平的跃升。

●第三阶段则是服务消费崛起。比如小红书上最受欢迎的内容，已经不是服饰，而是下午茶、米其林餐厅、海外旅游、亲子教育等服务和生活方式。

这背后是中国社会快速流动与阶层分化的现实。在一个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个体更需要通过消费来完成自我表达和身份区隔。最初，人们通过穿着来区分“我是谁”；而如今，消费的重点正从“外在符号”转向“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

在这个背景下，传统品牌溢价的逻辑开始崩解，消费“趋低”而非“降级”。比如优衣库，它并不被认为“低端”，而是代表了一种理性消费的选择——它性价比高，有品质保障，满足了消费者“用有限预算获得体面生活”的需求。对中产阶级来说，这是更主动的“价值排序”。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拼多多所代表的另一个趋势——低线城市的“消费升级”。很多人以为拼多多是卖给“下沉市场”的，但其实它也在为这些地区提供比过去更好的商品选择——从假冒伪劣到白牌平替，是一种生活品质的提升。

换句话说，平替并不仅是“中产趋低”的体现，也可以是“低线上升”的体现。

我更倾向于用“趋低消费”而非“消费降级”来描述这一趋势。因为并不是大家买不起了，而是大家更清楚自己在“消费什么”。人们可能不会再用服装来彰显身份，但人们会越来越愿意为孩子读好学校、买更好的房子、或去参与一场越野马拉松、一次戈壁徒步、一次境外亲子游。这些服务和体验，正在成为新一代消费者的“高价值支出”。

阳少：我还想到这几年有个明显的趋势，围绕运动健康、身心疗愈，甚至泛玄学产业的消费正在兴起。这些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另一种需求：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以及对新的区隔方式的渴望。两位对这方面有没有类似的观察？

许冰清：我觉得这类消费很大程度上与心态相关。比如“身心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类似的还有追星。不论是日韩偶像还是国内偶像，大家在这方面投入的金钱、时间和精力都远超以往。

除了追星和身心灵，运动也是一类。很多中年男性参与运动，是因为内啡肽带来的愉悦感。但实际上，服饰市场整体是在萎缩的。过去有种暴论是“中国人不爱运动”，其实更多是大家享受运动前后那一点点“感觉变好”的状态，而非像欧美那样，将运动真正融入生活方式。这个趋势在中国仍在发展中。

二次元消费也很相似。比如泡泡玛特这两年的业绩波动就很明显，甚至在上海，二次元已经成为改造老商圈的关键概念，政府对这点的反应也非常敏锐。

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街头刮彩票、买彩票的人变多了？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彩票销售收入达6234.86亿元，同比增长7.6%，首次突破6000亿。

这些细微的消费变化背后，都与心态密切相关——我愿意把钱花在哪里？我花了之后会不会感觉更好？哪怕只是买张彩票，那个“暴富的可能性”本身就足以令人心动。

来源：朝夕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