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功：叶梅“话”梅的三个向度

摘要：著名作家叶梅有一个特殊身份——生态环境部特约观察员，由此，把文学与生态结合在一起，以生态为创作题材，或者说用文学讲述生态故事，业已成为作家文学叙事中重要组成部分。叶梅生在江河之间，脚下长江的酸雨、村边黄河的断流是她成长过程中的症候，生态环境是埋在心中的一粒种子

著名作家叶梅有一个特殊身份——生态环境部特约观察员，由此，把文学与生态结合在一起，以生态为创作题材，或者说用文学讲述生态故事，业已成为作家文学叙事中重要组成部分。叶梅生在江河之间，脚下长江的酸雨、村边黄河的断流是她成长过程中的症候，生态环境是埋在心中的一粒种子。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温情与爱心，体察自然生态的变化，投身生态文化的建构，创作了《鱼在高原》《黄河入海》《万物生长》《蝉鸣大觉山》等一系列生态散文，以文学的方式感受生态环境的变化，为世界点染绿色。正如作家邱华栋之言：“以她开阔的视野，涵盖了人类之外的自然伦理世界。”

“自然伦理世界”是作家致力书写的，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生态文学所关注的不止于生态环境，对此，叶梅有更深入的考量，她认为：生态文学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一种自然生态情感和社会生态情感。她在给《草原》杂志的寄语中写道：“试图用一颗草一只鸟的目光和心情打量世界感知生命。”由“打量世界”到“感知生命”，作家从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开始了对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散文《画梅之一二》即是作家思想的结晶。

梅花在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为“梅兰竹菊”之魁首。立“梅”以尽意，应属“远取诸物”，“以类万物之情”，真可谓“一花一世界”。梅花作为“意象”，很早就与人们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情操联系在了一起，叶梅似乎“嗅到了春秋的酸甜，唐宋的暗香”，感受到了“元时的豪放，明清的冷艳，还有如今仍弥漫人间的清雅”。

作为文化“意象”的梅花，也是人们感知生命、认识世界的隐喻。“一个‘意象’可以一次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出现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或者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梅花已换喻为“中华民族竭力向前的精神象征”，或是一幅傲霜凌寒、洁身自守的灵魂图画，成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叙事伦理，或者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梅花作为能指，在历史的长河中滑动，在人类情感、价值取向上成为被锚定的原型，其所指内涵得以充实与完善，逐渐形成生命世界的经验神话，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和情感语境。作家以梅花为代表做中国文化的“知识考古”，就真正进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进入了超越道德价值的“天地境界”，进入了人类生存的文化生态。

作家在人类的精神家园中采撷一支梅花，作《画梅之一二》，叶梅“话”梅，恰如其分。

阅读曹文轩，是近一年的事——很惭愧，也很庆幸。去年京城的秋季书市，人实在是多，书实在是多，偏偏仅此一本的《红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和我相遇了。我想，除了缘份，任何理由都是苍白的。近几年，我的阅读日趋粗糙或半途而废。可《红瓦》，我是一气儿看下来的，并在其后的日子里，细读了四遍。这在我的阅读记录中，是从未有过的。《红瓦》的内容可以用书的内容提要中的一句话概括：“作家站在成年人的角度，以‘我’的整个中学时代的成长经历及心理变化为主线，表现了一个纯真少年对成人世界的苦苦探索，流露出鲜明的思辨的智慧与人性的光辉，同时也刻画出一系列怦然心动的艺术形象。”故事的精彩、叙述的精到、语言的精美，使这部小说好看。我总以为，小说好看，犹如打开了一扇可让人自由进入的门。屋子里再有奇珍异宝，光怪陆离，也得让人进得去才行啊。《红瓦》的创作手法是与现代小说形态背道而驰的古典。作品以“我”（林冰）6 年的中学生活和成长为主线，串起了乔桉、马水清、白麻子等众多的晶莹剔透珍珠似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悬念重重，一波三折。曹文轩充当了一位老到而又神秘的诱惑精灵，我的思维不由自主而又心甘情愿地交由他驾驭。诚实厚道而又不失优美机智的叙述，有学者的风范，更有与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读者面对面诉说的温馨，源源的美感让人心荡神摇。剥离故事这层表皮，一个少年在成长时所能经历的感觉的内核赫然凸现。这个少年不单单是“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少年期的生存状态，透视的是人在那个特定的生长期的生命感觉。所以曹文轩有资格如是说：“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的‘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变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具体形状和具体方式的改变而已。”（《草房子》（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7月）代跋：追随永恒）这以后，我以少有的热情关注曹文轩的作品。只可惜，他的作品我极难觅到。但我不急躁，我相信机缘。这不，《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同样是我在不经意间碰到的。其阅读激情和快感更与《红瓦》一脉相承。《草房子》写于《红瓦》前，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该是一体的。从形式到内容，从内容到感觉，从感觉到内涵，都是无从分割的。两部作品合二为一，是一个少年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成长史诗。我更愿意将《山羊不吃天堂草》缀于其后，虽然它诞生得最早。桑桑——我——明子，恰好是6岁到18岁，一个完整的少年生长期——什么都知道什么又都不知道的混沌而明晰的生长期。童年是浪漫无邪的，青年以后是困惑无奈的，而少年最刻骨铭心，最终身难忘，是生命的重镇，是一个最具破坏性最具抗争性的生命历程。曹文轩以自己的小说，传达了少年时代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的生命感觉。他用个体的生命感觉诠释了人类共有的生命感觉。如此一来，归属于儿童文学的作品顺理成章地成为成人读物。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该读读《草房子》、《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尽管我们有着各自与众不同的评判好小说的标准，尽管它们有浓郁的乡土味、有醇厚的古典味、还有不太让人适应的悲悯气息。其理由是，我们或在少年，或曾在少年，或既曾在少年现又有儿女在少年。曹文轩的小说很好读，能让你一路畅快淋漓，但读后的滋味不太好受。它让你回望到了自己的那段也许久已尘封却无法忘却的痛，一种生命在孤独、悲怆、挣扎……挤压下成长的痛。推而言之，这何尝又不是人一生中无从躲闪的痛。事件、方式、过程不尽相同，可痛的感觉是相同的。因为痛的存在，人的生命才有了真正的意义。能感觉到痛，有时是一种幸福。读曹文轩的小说，需要勇气和豁达——那种将伤口看成一朵美丽的花一样的勇气和豁达。当然，首先得有重回古典的兴趣。走进去，你便会发现，古典并非老古董，它有着鲜活的一个层面。在我们读多了标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时，突兀之间，走进一座古典的园林，确有些新鲜，正像吃多了生猛海鲜后，偶尔品一品家乡小菜的感觉一样。然而，古典，并非文学大宴里的小菜，它有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永不凋谢的地位。古典来自中国生生不息的大地，是中国小说的血脉，只要美还在人间，古典小说的独特美感和魅力必将源源不断。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旦古典的美离我们而去，我们中国人生命质量中最本性的东西也将随之消亡。作为学者，作为作家的曹文轩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带着现代主义的身躯徜徉在古典美学的河流里，自觉地肩负起坚守和承接古典美学精神的重任。由曹文轩的作品，我感觉中的曹文轩是：一、潜在人性的深处，善于体味生命成长中的痛。二、甘愿远离喧嚣，在孤独中操守小说的唯美和情感的古典。故而，我相信曹文轩的话：“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红瓦》代后记：永远的古典）成长是一种痛初读《红瓦》这部小说，是在一个温暖的春天的一个温暖的夜晚。这是我有意而为之的。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是生命勃发的高潮。选择这样一个阅读时间，是因为我想重温我的成长，时光已剥蚀了一切的不愉快，那些曾经撕心裂骨的痛已结成厚厚的痂瘢。然而，我错了。我的眼睛在字里行间游动，耳边却听到了静夜下小草的拔节声———疼与痛并存的生长。在阅读中，“挤压”和“疼痛”这两个词像一双拳头捶击着我的灵魂。我颤栗、痉挛、孤独，泪珠是那样的浑浊而又清亮。这个温暖的春夜让我无比的寒冷，肉体如同屋檐下的冰凌。很多年了，没有如此的文学让我如此的投入如此的震撼如此的欲罢不能。这部小说通过“我”（即林冰）和他的同学们的成长故事，表现了成长的艰难与坎坷，悲悯情怀中充盈的是成长的痛。小说的开篇就将林冰置入新的成长阶段的起跑线上：跟着父亲，我走到油麻地中学的大门。他看了一眼门里的一条铺着煤渣的白杨夹道，将我的身子扳动了一下，以使我的后背对着他。在我感觉到本来抓在他手里的铺盖已转移到我的背上时，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自己走进去吧。”那条道很宽，很长。两行白杨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让人觉得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个陌生而不可把握的世界。这里的“铺盖”和“道路”无疑是再明不过的意象，父亲的那“自己走进去”的话，将是林冰步入新的世界永远不会清晰的背景。上小学时，父亲是校长，而现在所到的中学将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世界，这意味着与原先成长的环境断奶。人生就是这样，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环境的细小变化总是引起心灵的巨大震荡。这种震荡的外在表现有时十分的明显，有时却如同一杯红酒，效力是慢慢挥发的。新的空间里，总是塞满了欲望诱惑和力图撕碎这些欲望诱惑的东西。人，就是在不断的抗争中艰难地行走，无论是引吭高歌，还是小唱低吟，其中都少不了痛的旋律。也就是从这时起，林冰真切地感受到成长是痛的。林冰到校的第一天，乔桉无缘无故地占了他的床铺，虽说后来在马水清等人的拔刀相助下，赶走了乔桉，但乔桉那双“怨毒”的眼从此定格在林冰心灵深处，挥之不去；无意中撞到了白麻子与施乔纨间的秘事，“为了这次无意的窥视，我将在整整一个春季受白麻子的冷落和为难”；在大串连中，与其他人走散后，林冰陷入了极度的孤独与恐慌中……中学六年，林冰不断地遭遇到无故而又合情合理的伤害。这些伤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个人在少年成长期不可躲闪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接受伤害和防御伤害中成长，并渐渐地增强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在一个人的少年成长期，外在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当然，也正是这些外在因素与少年的心灵发生相融或相抵，引发了少年的愉悦或痛苦。有时，后者甚于前者。我们注意到，在林冰周围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同龄的，无论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都有一股挤压林冰并使他觉得痛的力量，而他的应和或反击仍旧少不了痛。起初，他对白麻子的事只是一味地忍让，心中是无尽的苦闷和压抑。后来，他迎面而上，公开与白麻子较量，将自己看到的秘密做为武器反击，并趾高气昂地命令白麻子做一些事。表面看，他赢了，但心中对人世的厌恶又生出了另一个痛。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生存境遇之所以艰难的原因。老校长王儒安被赶下台后，以生命守护着他一手建起的油麻地中学，他的不幸让林冰从侧面感知了痛，“整整一个春季，我们总能在夜间听到从河岸边茅屋里传来王儒安的呻吟。那苍老而痛苦的声音，让我们感到不安和难受。”在林冰眼里心里，王儒安是个慈祥宽厚的“又瘦又小的老头”，出于一种敬意和怜悯，林冰多次帮过他。而当王儒安平反昭雪重新掌权后，他对汪奇涵的报复，又将人的丑恶几乎发挥至极致，林冰想不通，更多的是失落。这种失落，谁能说不是一种痛？赵一亮的长相穿着，使林冰“有种无名的压抑”。林冰从8岁开始练胡琴，这让他到中学后有了那么一点资本，但赵一亮的出现，又使他低人一等了，而且赵一亮处处以此来打击孤立他。林冰暗自喜欢陶卉，但却有一个杜高阳横在他面前，让他自惭形秽。当然，林冰与他的几个同学比，也许还算是幸福的，人生之路并无大的起伏。比如傅绍全、马水清等。傅绍全家有个祖上传下的铜匠铺，傅绍全精通铜匠手艺。他早年丧父，母亲耐不住寂寞常常与霍长仁在阁楼上公然幽会，这注定了他的命运不太平常。因为不满母亲的作为，又惧怕霍长仁，傅绍全便迷上了玩鸽子，最终荒废了手艺，败落了家。赵一亮是染坊之子，人长得不俗，是镇上有头面的人物，可他先是在运动中被挤出了黑瓦房，后又因为一场大火，使炫耀一时的大染坊化为灰烬，至末他成了一个比平常庄稼人形象还次的庄稼人。马水清，有爷爷疼他，上海的爸爸给钱他花，是林冰这帮同学中最有钱最舍得花钱的一个，再者，还有两个女孩争着爱他。照理，他的生活应该很滋润，可他缺少母爱，渴望母爱，因而内心无比的煎熬。…… ……生、死、爱被称为文学的三大主题，而我以为，文学的主题只有一个，这就是成长。生是起点，爱是终结，情是追寻，这一切都被成长囊括了，它们是成长的标记，是成长的外在表现。当然，这种成长不单是生命的行走——在情的浸淫下从生到死的过程，还有灵魂的追问。也许，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少年时代的成长期，之于人的一生是极其重要的。少年的灵魂是一块柔软非常的橡皮泥，生活中的任何指印只要在上头轻轻一摁，便会留下指纹。这些指纹如同胎记一样，伴随着一生，抹是抹不掉的。一个人在这段时期内就已定型了，剩下的只是发展，只是实现。好似炼出炉的钢，它在本质上已无法改变，能变化的只是它的形状、用途。可以这样说，曹文轩将少年成长的那种痛演绎到了极致，但又没有夸张痛苦，因而《红瓦》呈现给我们的无尽的悲悯情怀，我们完全将此可以推及至人的整个成长历程。虽然，不同的生命阶段，成长的形式不同，痛的外化各有其表，可去尽表层之后裸露的核是同一个。人是在痛的伴随下成长的，没有痛，就没有成长，因此，我们并不会因为怕痛而拒绝成长。回忆是对生命的过滤，是重新上路的准备，所以《红瓦》有了这样的结尾：“黄昏时，我已背起铺盖卷，走上了静寂的白杨夹道。在我的身后，是红瓦房和黑瓦房，是永远的红瓦房和永远的黑瓦房。”

（叶梅，土家族，出生于湖北巴东，祖籍山东东阿。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牟宗三说，中国文化的课题是生命。而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则是“天人合一”，庄周梦蝶，陶潜南山采菊，林和靖“梅妻鹤子”，都是对文化生态的诗学阐释。散文《画梅之一二》，作家则选取宋元时期气韵生动、寄兴写意的山水花鸟画，对梅花形象，条分缕析，作了深入细致地品评，有力诠释了“不知是我是梅花（清·童钰）”的文化生态。应该是画作更直观，更形象，更易于让人接受，“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这种梅之姿态会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感。文中分析《梅花喜神谱》（宋·宋伯仁）时说：“借咏梅托物比兴，寄托品格之美，画梅同样也是借梅花形象喻其意象之美，赞其标格之雅。”并赏评道：“‘疏影横斜于明月之下’，将梅与水、月等意象组合，形象再现其韵致与梅格。”梅、水与月一起出现在画中，其实这是画家精神或风骨的在场，同时构建了一个适宜形成“韵致”和“梅格”的生存环境。在《梅花喜神谱》所构成的文化生态中，叶梅以“不幸为贾似道所害，死于狱中”的向士璧为例，佐证“梅”之精神对人的价值与意义。

文章行文以下，作家拈出“梅画的珍品”——“墨梅画”，抽丝剥蚕。先以《华光梅谱》说起，指出“此梅谱，有口诀，有取象，有画梅总论，有指点迷津，林林总总，既为画梅，也为分阵布局，行天下之道。”作家将画梅之法升华至“行天下之道”，此之谓“指点迷津”亦有拨开雾障见青天之意，可以处世哲学来读。随后，叶梅借品鉴宋人扬无咎的《梅花图》指出：“清淡但意旨丰富，简洁但变化有致，温和但坚韧挺拔。”丰富了梅花精神的思想容量。

宋元文人画，多有题画诗，诗画对举，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作家以墨梅大家元人王冕为代表，含英咀华，饱览画作《南枝早春图》《香雪断桥图》《墨梅图》，拆解诗文《墨梅》《梅先生传》。王冕“一生鄙薄流俗，独善其身，以墨梅将诗格、画格、人格融合在一起，淡中有味，直中有曲。”作家不无感触地写道：“借一管笔，一方墨便能拢天地万物于方寸之间，既可清逸出尘，也可气象万千。”“极力赞美梅之高洁，梅之清雅”，似“神仙中人”、有“君子之风”。“梅”已成为人生追求的“标格”，或是人类审美兴味和生命理想向自然之物发出的追问，以及这一追问之后对人类生存意义回溯而建构起来的文化生态。

与梅毗邻，“梅花”自在心中，则会“山居之意裕如也”。作家以画“话”梅，有《画梅之一二》，恰到好处。

文人画的笔墨在传达情感的“气韵”“兴味”中体现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美。墨梅所呈现的精神世界，净化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生存状态。“（宋）徽宗喜精细华丽，崇尚五彩五欲，却没有领会到扬无咎的《梅花图》内含的文化精神。”作家认为，抛却五彩之后的水墨梅，更能表现繁英落尽后的真颜色，“洗尽铅华见雪肌”。留给人间的唯一“清香”，才是生命存在的底气；这朵淡墨，便是人间生活的底色。叶梅的这一观点，旨在说明人类在面对人与人或人与社会时应该秉持一种“不同桃李混芳尘”生存法则。因为生存在象征界的人们，已异化为资本的奴仆，消费的工具，自我只是镜像中的他者，丢掉了安身立命之本。幸好还有阉割后的部分剩余，可以植入一株“淡墨色的梅”，这棵梅愿能“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这是作家的心愿，也是人类的诉求。

由生态文学的发展，引发作家由自然生态伦理到人类生态伦理的深层思考，推出《画梅之一二》，叶梅“话”梅，恰逢其时。

散文《画梅之一二》，作家走进历史的画廊，打开尘封的卷轴，折来“一枝春”“聊赠”读者，让我们在天地之间，以有限的生命感知无限的文化“清香”，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原载于2023年第5期《青岛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