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军，1950年生，河南洛阳人，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毕业。1969年当兵，1973年回农村当民办教师，上电大两年，后转为公办。中学一级退休。
转自:新三届
作者:王军
作者简历
王军，1950年生，河南洛阳人，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毕业。1969年当兵，1973年回农村当民办教师，上电大两年，后转为公办。中学一级退休。
原题
大跃进岁月见证
作者：王军
我们村龙虎滩，是明朝大太监黄锦的故乡，他嘉靖年间重修了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还重修了本村的龙王庙，这座龙王庙后来成了我们村的小学。
1957年秋季，我入学那天，是个晴朗炎热的午后……
爱国卫生运动
1958年春季的爱国卫生运动、扫盲、除四害热潮，是大跃进的前奏。下图是我父亲日记中的一页，记录了1958年3月15日在孟津县平乐乡参加的一个“紧急会议”的记录。1.关于卫生工作：先街道，刷墙壁，搞好环境卫生；勤洗换衣服，打扫车间。2.扫除文盲，除四害。3.绿化。（厨房卫生）干部负不到责任，撤职反醒（省），若有部门卫生搞不好，大字报封门，或停止营叶（业）。订出计划，洗换衣服。
回忆我们偃师的情况，也是如此。村里也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白石灰水刷过的土墙壁上，都用黑色或铁红色写着“除四害，讲卫生，大搞卫生运动”“扫除文盲”“科学种田”之类醒目的标语口号。家家户户要天天扫地，保持清洁，厨房墙上要有筷子袋（布或牛皮纸做的，家庭每个成员的筷子单独放在一个格子里），家里所有的老鼠洞要堵起来……村里派女党员专人检查，分为三个等级：分别用红、绿、白纸条（大约10X4CM大小）印上“最清洁”、“清洁”和“不清洁”，再粘贴在相应各家的大门上（很少有贴白色的）。
记得，那天中午放学回去，正遇上检查组到我们街，多数大门上都是红或绿，只有“蚂蚁爷”家大门上是白纸“不清洁”，原因是，“检查团”来时，蚂蚁爷早上起来的尿罐没有倒，检查组的人让他肩挑尿罐，手拿白旗，随着检查组的人游街。正好中午放学，后边跟了一群学生在看。
黄治统老师说，他当时在离家很远的外地工作，星期天回来很累，上午在家睡觉休息，村里的妇女干部带领检查组进屋来，要检查床下的老鼠洞堵了没有，弄得他非常尴尬。
那时我村学校校长是魏宏，配合上级中心工作也很认真。学校要求每人一个口罩、一个牙刷、一个苍蝇拍。每天早上要用盐水刷牙，早饭后和午饭后，校门口有学生干部检查学生是否洗手、洗脸，少先队员是否佩戴红领巾，午饭后上学，班主任还要验收打死的苍蝇数量，超额表扬；高年级要求交麻雀腿或老鼠尾巴。
因此，高年级男生大都理直气壮地购置了弹弓（以前是被禁止的），用于打麻雀。五年级的王建永打得最准，一天打了20多只，送到大队部，受到工作员王克俭的夸奖。
女生和我们1－3年级的学生，要求交苍蝇或蝇蛹。我姐姐是4年级，任务是每天1只老鼠；我是2年级，任务是每天50只苍蝇；同院的进良是一年级，任务是10个蝇蛹。
我们二年级班主任是张淑芬。一个炎热的下午，第一节课前，张老师让我们端坐在教室，她到校长那里拿来了“大安”（磺胺脒啶片），每人一片。然后，告诉我们“这是防治脑膜炎的”（之前我们村因脑膜炎死过几个小孩）再从校长室取来热水，让我们一一喝下。这是免费的。
一天下午，我们街上来了一汽车人，是附近的河南省荣誉军人疗养院（现在的荣康医院）的。他们带着帆布手套，提着水桶和铁水壶，把寨墙旁边一个高高的谷草垛整个搬了家，因为在那下面有许多老鼠洞。他们用那长嘴的铁水壶，同时从多个老鼠洞口向里面灌水。另外的人戴着帆布手套，在旁边严阵以待，出来一个，捉住一个，不长时间就将整个草垛下的老鼠全部解决了。这真是一场人民战争啊！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做法，确实是一哄而起——有些刮“五风”的味道，可这些措施也是对人民的生命健康有益的，应该和1959年湖南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历史事件是一脉相承的吧。
扫盲运动
村里的土墙壁上还有“扫除文盲，大搞扫除文盲运动”的内容。
农村文盲中，从旧社会过来的，一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占的比例最大。我们院子北头四娘家的过厅大屋里，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把全队的文盲集中到这里学认字。我陪同母亲去过一次。
大屋里煤油灯照着，“老师”在东头的土墙壁上用白粉笔写几个汉字“人、手、大”等，让这些“叽叽喳喳”的妇女们认、读，然后，让她们自己用一只手在另一只手心里或膝盖上学着画。多数妇女都拿着要纳的鞋底子，没心学。也有家务不多，有点闲心的人愿意学。
摘自马东岐著《省庄村落文化》
我记得，我们院里九娘就是爱学的一个。那天中午我放学回来，她在厨房刚做好了饭出来，便要我看看她写的“人”字对不对。她右手拿一根筷子，在厨房门口的地上艰难地、歪歪扭扭地写了出来。我说“对！”她像干完了一件大事一样，很高兴。
但这个夜校没几天就不办了，毕竟女人人们要下地劳动，还要做家务……
南蔡庄公社武装部长肖万卷
1958年农业上大搞“深翻土地”时，公社武装部部长肖万卷在我村住队。
记忆中，他高个子，黑红的脸膛，黑胡茬，身材魁梧，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装，屁股后别着二八盒子，样子威武。人们议论起来，都说他很厉害。
秋收刚过，在村北门外“皂角树井”上那个“大搞深翻土地”指挥部附近经常见有他的身影。那里，皂角树上挂个大喇叭，整天响着，除了广播叫人，就是放唱片——当时流行的歌或戏曲；地头插着的许多彩旗迎风招展，青年队的社员们在这块地里面朝东“一字”排开，每人一张一尺多长的钢锨，开展深翻竞赛，场面确实鼓舞人心。
那时公社的电话直通到这个指挥部里，电话用得最多的恐怕就是肖万卷——“肖部长”了（那时人们都这样叫他）。我常听高年级的学生们讲述“肖部长”的事：“喂，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肖万卷，请给我接……”他每次打电话都这样的开头。我们小学生在街上见了他，都尊敬地叫他“肖部长”。他只是微微一笑，给我们的是和蔼可敬的感觉。
有一次，麦收季节的晚上，肖部长在我们生产队主持召开了一个特别的社员会。在李黑子家门前的街道上，人们随便找个地方坐下，他站在路北边石头处的马灯旁给大家讲话，先说麦收大忙的形势，转而便说：“生产队干部要关心爱护群众，而近来有的干部在地里负责拾麦时打群众，非常野蛮……王XX，过来！”
王XX从人堆里走了出来，站到了他的旁边。忽然，从暗处过来两个带枪的民兵，一齐把枪栓“咔嚓”一拉，站到了王的两边。在场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会场上静悄悄的。两个民兵把王XX带到大队去了，肖部长简短作了总结就散会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干部为平民百姓撑腰的事。
那次过后不久，一个炎热的中午刚吃过饭，在我们队食堂门口的路上，肖部长召集全队社员开会。人到齐后，他把食堂里做饭的四个炊事员一一叫出来，站到众人面前，然后让人用条盘从食堂里把几碗面条端了出来，放在当街的路上。肖部长当着社员的面严厉批评了这几个炊事员，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站在众人面前，任凭肖部长的训斥。原来是这样的，这几个炊事员趁社员们下地以后，他们在食堂开小灶，做起了面条，正好被肖部长碰上了。
肖万卷——肖部长给我的印象是，那年代，从部队上下来的干部不搞特权，为平民百姓利益着想，使共产党在人民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改革开放后他到了县木建社，我村王森和他在一个单位。但在这社会风气日下的年代，不知他变质了没有，但愿不会吧！
那时的“辩论”
1959年的“反右倾”刮“五风”，到了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步。
记得一个下午，放学后，和几个同学到大队部那里去，看到门口一大群外来的人（那时常来参观团），围着七队的王拽正在进行“辩论”（斗争）。听大意好像是他说了什么落后话，让他站到北边的墙梗上。
那大约70厘米高，20厘米宽的地方，在七嘴八舌的“辩论”中被人故意推搡，栽了下来，然后在众人的围斗下遭受乱打乱踢，他一个四五十岁的老人（那时绝对是老人）被斗得双手抱着头呼叫……我看得有些害怕——这就是“参观团”的 “辩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
这样的参观团后来还来过我们村多次，但“辩论”我只见过那一次。事后我想，那外村的人怎么会知道我们村的人及其发生的事呢？但后来的文革初期（1966年秋天），这个王拽又挨了一次打。这次是在支书领导下的本村人打的，他被当成牛鬼蛇神中的一员，还是那样的躺在地上任人脚踢拳打，抱着头呼叫。这次我亲耳听到他在呼叫着“娘呀娘呀……”
村干部越来越无所顾忌，被斗的人越来凄惨。然而，到了1967年－1968年间，周恩来要解放军、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中央领导还表态“河南二七公社”是正确的。本村的“红战团”是造反派组织，便是这一派系的。那个曾两次挨打的王拽便是这个组织里的一员，他们终于扬眉吐气了。
记得那次，“红战团”在村里敲锣打鼓地呼着口号游行。队伍到了“支书”的门口，王拽简直有些声嘶力竭地奋力举起右拳呼喊：“打断黄X的狗腿！”这样的口号，人们当然是没法响应，但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下层人多少年来积聚在内心的愤怒，终于可以发泄了。
好景不长，“翻烧饼”的形势使“造反派”昙花一现，他们终于又回到了原点；支书还是支书，王拽还是王拽。但我对“辩论”这个词的最初理解，却是来自于1959年时的“王拽”。
“抓馍吃嘴”和商丘讨饭的
1960年冬天，我正在村里上小学四年级。农历十一月一日是我们村“会”的日子，前一天（星期六）下午，因校长等几个外村老师，须回家赶路，早早就放学了。我们一群男生就到大街上去看看提前来“赶会”的粉汤锅、包子棚（学生们没有钱，只能去看热闹了）。到了“大门口”那里，只有提前来到的两个粉汤锅和一个包子棚，还有零星的三两个小贩。
在这里闲逛的多是村中几个不能下地劳动的老者，下地劳动的社员们都还没有收工。我们这群学生一来，叽叽喳喳的给这里添了些活力。夕阳将要西下，西北风中的阳光也显得微弱无力。从北边的“官过道”内出来个推自行车的外村人（村南洛河有渡口，常有外地人路过这里），40岁上下，看穿戴像个教师。他在小摊贩那儿一元五角钱买了三个“油旋”，两个装进提兜里扎好了，再开始享用手中这个。
那时是“吃食堂饭”生活最艰难的时期，对于整日在饥饿中受折磨的人，能见到如此情景，也实在令人羡慕和眼馋。
这人刚咬了一口在嘴里嚼着，忽然从他的肩膀上伸出了一只脏而瘦的手，飞快地抓走了那已经咬开的烧饼。他惊恐地回头，是一个十七八岁，纯粹乞丐模样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蓬头垢面，破了的黑棉袄没有扣子，腰间扎根草绳，衣袖短得遮不住手腕，黑单裤，破棉鞋，没袜子。
抓到了烧饼之后，迅速用双手把它揉碎扔到地上的尘土里，然后跪爬在地上，从土里拣拾着已经脏了的馍屑，不顾一切地往嘴里塞。等那被抢了烧饼的人明白过来，愤怒地正要抬手打他，旁边几个在看“热闹”的老年人严肃地说：“别打他！别打他！……”
此时，我突然感到了老人们对饥饿者的由衷同情。那人只好收回了已经举起来的巴掌，无可奈何地推了自行车向南边的渡口走去。那乞丐不知是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但谁都知道他是饥饿难忍不得已而为之！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所见——抓馍吃嘴。
此情此景，使我真正明白了之前老年人所说：旧社会有“抓馍吃嘴”的是什么意思了。亲见饥饿的乞丐不惮把带土的馍屑急切地吃进嘴里；又见那40岁上下教师模样的人才吃了一口的“油旋”顷刻就没了；剩下的两个是给子女，还是给父母？……我不得而知。
但我想了很多，想了很久，一直到现在——60多年了。当时在场的同学、村人们至今也一定不会忘记！它永远成为了历史，后辈们也许不可思议，但这真真切切，在我心里永远挥之不去。
那时，村里几乎每天都有骆驿不绝的“要饭吃”，大多来自豫东的兰考和商丘，也有个别安徽和徐州的。
“抓馍吃嘴”之后不久的冬耕时节，又是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男生去东城墙那儿看75链轨拖拉机耕地，在东城墙上北头那个唯一的窑洞里，见到了更悲惨的一幕：来逃荒要饭的一家四口，分别是近50岁的夫妻两口和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一个三四岁的女孩。男人躺在麦秸上闭着眼睛，口吐白沫，喘着粗气，奄奄一息；五岁男孩已经死去；女人边哭边用篮子里的破布收拾死去的儿子；不懂事的女孩在一边玩着什么……
这窑洞口朝西，没什么遮挡，像是狮子张开的大口，我担心夜里他们怎么御寒呢？我们转到东边洞后去看了看，那里有一块胡萝卜地，旁边拉的屎全是胡萝卜。看来他们一家是为了吃的，才不顾寒冷住在这里的吧。
正在负责犁地的大队干部鲍玉柱来看了这一幕后，问这女人是哪里人？她说：“商丘的。”老鲍便吩咐人回村，从二队食堂里提来了些热干粉汤——为了挽救这垂危的男子。我从内心里感到老鲍是个好人，对他产生了敬意。
眼看太阳已经落山，寒冷渐渐袭来，我们这几个不谙世事的学生议论着朝村子走去，那一家四口——死去的、奄奄一息的和还活着的讨饭人，后来到底怎么了，至今我无从知道。
10年之后，在部队里，战友杨新诚和商丘的黄太亭开玩笑说：“你到我们村要过饭，我见过你！”小黄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想去，那是我妈要让我去的。”这个莫须有的玩笑却让小黄道出了实情。（2018年9月我到商丘见到了黄太亭，他已经是个退休工人了。）……我不由得便想到了1960年的这一幕。
民以食为天，还是让我们敬畏粮食和重视农业吧！
我的平生第一照
小时渴望照相，大人说“等到小学毕业时都可以照相”终于等到了毕业（1963年4月）——机会来了，同学纷纷交钱，我也兴高采烈地回家取钱，母亲劈头一句生气的话“哪有钱？还照相哩！”我失望而生气地说：“那我就我不上学了！”
当年的教室。三四年级在楼下，五六年级在楼上
那天我真的不不打算上学了。并设想了多种日后的生活道路。在街上游荡了一天，傍晚时分，两个班干部来找我，说老师让我现在去学校。我拒绝了，吃过晚饭，约了好友王献同学和我一同到学校取书具，不巧被校长阎春茂发现，东西被拦下。他和同班主任胡建永及照相师傅老徐一同归劝我，我一声不吭地听他们三人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但对我一点儿也没用，只好第二天早上再去学校。
次日上完早自习要放学时，他们让我去照相，怎么劝说我都不去（我知道家里经济十分困难，但哪能说出？）只说“我不上学了”。许多师生都在场围观，校长阎春茂和照相的老徐怎么劝说也没用，心想：我不上学了，也不让我走，还这么老缠着我干么？我委屈地哭了。
忽然，黄士文老师（是我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也是当时教师中年龄最小的。四年级时他曾教我使用《四角号码字典》）走上前对我说：“咱俩关系美不美？”“美。”“你既然不上了，咱俩合个影作留念，行不行？”他又补充道：“我掏钱。”我犹豫片刻，只好说：“好吧。”
这是我后来从小学毕业证上揭下来的
我擦干了眼泪，和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他在我的左边，照相师傅说“注意！向这看！”我感觉到黄老师悄悄地移了过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便有了这张照片——终生难忘的“我的平生第一照”。
后来，直到我有了工资，便拼命地照相——不但自己照，给别人照，再后来就买了照相机：起初买了装胶卷的日本“理光”，再后来是卡片机“富士”，女儿理解我，不仅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给买了美国的数码“尼康”。今天虽然如了心愿，但不堪回首的往事还是让我眼眶湿润了。好在现在我们都好了。
我和十四哥之间的事
我和五服头上的十四哥同住一院，他大我四岁。
从小，夜间他常带我一起外出玩耍：到村里的大树下打麻雀，让我给打手电；陪他到村东头他的同学黄万仓家去玩；村东头的黄友民结婚，我陪他去闹洞房；胡同里的倪书勤结婚，我们去吃喜糖……
那是1958年入社之前将近夏天的事，我还不满八岁，那天是个响晴的天气，下午放学后，他要完成他父亲交给的任务——给家里的驴割一捆青草。他便带我一起到村外寨墙的半坡里去——那里草多。他割，让我运。最后割得多了，他把镰刀靠在一棵小树上，也和我一起运。
不料，我抱着一搂青草从半坡往下下时，从坡上滚到了寨壕里，正好胳肢甩在了那靠着小树的镰刀上。一看，那么长的刀口流着血，我吓哭了，他却一声没吭（可能是害怕）愣在那里。我只好一手捂着伤口，哭着回到家里，实指望奶奶给我包扎并得到些安慰，谁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只好止住了哭声，独自想办法：听大人说过香灰能止血，我用带血的左手迅速从院里“老天爷”台上那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摁在了这刀口上，又找了一根破布条，用笨拙的左手艰难地把伤口包了，然后再扎起来，最后自己用水把带血的小手洗了洗。
晚上家人回来，我只和奶奶说了此事，母亲因孩子们多，又忙，从没过问过此事。此后，我的右胳膊上便留下了这永久的记忆。
来源：玉宇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