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轻时做错两件事，晚年就要自食苦果。＂我对围在七十二岁生日蛋糕前的小辈们说道，眼神飘向远方。

我不该踏上那条路

＂年轻时做错两件事，晚年就要自食苦果。＂我对围在七十二岁生日蛋糕前的小辈们说道，眼神飘向远方。

他们不解地看着我，蛋糕上的蜡烛映照在每个人脸上，忽明忽暗。

那是1976年的春天，工厂大院的广播喇叭里正播着《东方红》，声音清脆嘹亮，传遍每个角落。

我站在厂门口，手里捏着带着褶皱的工作证，那是我在国营华光机械厂工作六年的见证。

暮春的风夹杂着厂区梧桐树的花絮，轻轻拂过我的脸庞，而我的心早已飞向了城南新开的自由市场。

那段日子，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起，各地的集市热闹非凡，做小生意的人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我三十出头，血气方刚，每次听街坊王大爷说起南边集市那些个体户一天赚几十块的事，心里就像猫爪子在挠，对钱袋子里能多塞几张票子心痒难耐。

＂老周，想通了没有？＂师傅老李扛着工具从门卫室出来，汗水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划出几道沟壑。

他叼着一支散装香烟，烟灰抖落在褪色的蓝工装上，那是咱厂的标配，我穿了六年。

＂想通了，我不干了。＂我把工作证往他手里一塞，拍了拍他的肩膀，＂这铁饭碗里盛不满我的肚子。＂

老李猛地吸了一口烟，烟头亮了一下，他面色凝重地看着我：＂你可想清楚了？如今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进国营厂，你这一走，怕是再难回头啊！＂

＂师傅，大家眼里的铁饭碗，我看是个破瓦罐。每月固定那四十几块钱，买点肉都心疼，咱不能一辈子这么过啊！＂我拍着胸脯说道，心里却满是激动。

老李叹了口气，浓重的眉毛拧在一起：＂你爹妈含辛茹苦把你送进厂里，盼着你在城里站稳脚跟，你这一走，他们得多失望啊。＂

＂哎呀，您就甭操这份心了。＂我满不在乎地挥挥手，＂等我赚大钱了，啥都有了。到时候，我请您吃顿＇满汉全席＇！＂

老李没再说什么，只是摇摇头，转身走进了轰鸣的车间。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骑着二八大杠，心情格外畅快，仿佛看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在前方展开。

春风吹乱了我的头发，也吹散了我对未来的所有顾虑。

彼时，父亲刚从乡下来城里投靠我，住在我的筒子楼里。那是个十五平米的小房间，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报纸，一家四口挤在里面，倒也其乐融融。

父亲背着手立在楼梯口，那双农人的手粗糙得如同树皮，长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土。

他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腰间的搪瓷茶缸在夕阳下闪着微光。

＂儿啊，听说你要辞了工厂的活计？＂父亲的目光直直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疑惑和担忧。

＂爹，消息就是快。＂我推着自行车进了楼道，把车锁在楼梯扶手上。

＂这事可不能瞎折腾。＂父亲跟在我身后，＂好不容易有个铁饭碗，多少人羡慕呢。先顶几年再说，国营厂多好啊，有福利，有保障，将来还有退休金。＂

＂爹，您是老一辈人，思想保守。现在啥年头了？不闯一闯，啥时候才能出人头地？＂我解开衬衫的扣子，把腰间的搪瓷缸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出人头地？＂父亲的声音轻了下来，＂我们周家世世代代种田的，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哪来那么多讲究？＂

＂这不是讲究，爹。这是要跟上时代步伐！＂我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您等着瞧吧，不出三年，我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

母亲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拎着一个旧铝饭盒：＂吃饭了，今天有红烧茄子，是你最爱吃的。＂

她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中又深了些，干瘦的手臂上青筋暴起，整个人像是被岁月碾压得更加佝偻了。

＂妈，您别听爹的，他总是瞻前顾后的。＂我接过饭盒，香气扑鼻，＂将来我发达了，给您买收音机，买好衣裳，让您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母亲笑了笑，那笑容像冬日里的阳光，温暖却不刺眼：＂儿啊，妈不图啥，只要你们过得好就成。＂

她的手抚过我的头发，就像小时候那样，满是疼爱。

晚饭后，我把辞职的打算告诉了妻子李淑芬。

她正在煤油灯下给儿子缝补裤子，针线在她手中灵活穿梭。

听了我的话，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抬起头，那双因常年做家务而粗糙的手抚摸着怀里熟睡的儿子，瘦弱的肩膀似乎承载着太多担忧。

＂当家的，你这是认真的？＂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醒了熟睡的儿子，又像是担心邻里听见。

＂当然是认真的。＂我坐在木板床沿上，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淑芬，你是不知道，现在做生意多赚钱！咱隔壁院的老刘，才出去半年，家里就添了台缝纫机，他媳妇穿上了的确良！＂

淑芬低下头，灯光下，她眼中闪过一丝忧虑：＂可是厂里的工作多稳当啊，有病有灾的都有人管。你出去了，万一......＂

＂哎呀，你这婆娘就是思想落后！＂我不耐烦地打断她，＂有啥万一不万一的，咱又不是做什么违法的事，怕什么？＂

我弹了弹烟灰，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暗：＂淑芬，相信我，咱家能过上好日子。等我赚了钱，给你买花棉袄，给儿子买小皮鞋，让你们娘俩也风光风光！＂

淑芬欲言又止，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又低头继续缝补那件旧裤子。

房间里只剩下针线穿梭的声音和煤油灯的噼啪声。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积攒下来的两百块钱，去了城南的自由市场。

街道两旁已经摆满了各式摊位，有卖小百货的，有卖衣服的，有卖吃食的，热闹非凡。

我转了一圈，最终决定从小百货开始做起——这类东西利润虽然不是最高的，但胜在周转快，风险小。

第一年，我每天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靠着倒腾小百货，真赚了些票子，手里攒下了近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家里也添置了些新物件，一台黑白电视机，一个大衣柜，还有一台收音机。

院子里的王大婶见我骑着自行车回来，推着个大包裹，总是羡慕地说：＂瞧瞧，人家周家现在阔气了！＂

她会使劲掐着自己儿子的胳膊，数落道：＂你看看人家周幺儿，多有出息！你整天就知道混日子，啥时候能让娘过上好日子？＂

这种时候，我心里总是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父亲却始终沉默着，看电视时也常走神，望着窗外发呆。

有一次，我下乡收货回来，见他独自一人坐在楼道口的台阶上，手里摆弄着一个旧烟袋。

那是他从乡下带来的宝贝，只有心事重重的时候才会拿出来。

我坐到他身边：＂爹，想啥呢？＂

＂没想啥。＂他抬头看了看天，＂就是觉得城里的天空，好像比乡下的小多了。＂

＂那是因为楼多啊。＂我笑着说，＂等我再攒些钱，给您在更好的地方买房子，那里的天空更大。＂

父亲摇摇头：＂不用了，我和你娘过几天就回乡下去。城里住不惯，还是老家好。＂

我愣了一下：＂爹，您这是......不愿意我做生意？＂

＂不是。＂父亲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是我们老了，跟不上你们年轻人的步伐了。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们不耽误你。＂

他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显得那么孤独。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决定第二天陪父母去火车站。

但第二天一早，就有客户催着要货，我只好匆匆给了父母一些钱，让淑芬送他们去了车站。

临走时，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儿啊，隔三差五回家看看吧，你爹嘴上不说，心里想你呢。＂

我只顾应着，却从未当真。

随后的日子，生意越做越大，我开始跑长途，贩运各地紧俏货，南北奔波，几乎月月不着家。

从浙江的布匹到广东的小电器，只要是市场上吃香的，我都会想办法搞到手。

有时在火车上连轴转两三天，回到家时，已是满身疲惫，倒头就睡。

妻子的信越来越少，只在逢年过节时寄来，里面总是一些家长里短，孩子成长的点滴，以及对我的一些抱怨。

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我的怨怼，但我总是匆匆扫过，然后塞进箱子里，很少回信。

偶尔打个电话回家，也总是简短几句，问问家里情况，叮嘱几句，然后又匆匆挂断。

在我看来，男人在外打拼，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1979年冬天，我在广州进了一批计算器，那是当时的新鲜玩意，回来后几乎翻了三倍的价钱卖出去。

这一下子，我的资金又壮大了许多。

趁着这股东风，我开始涉足更多领域，甚至开了一个小门市部，雇了两个伙计帮忙打理。

那段日子，口袋里总是装着厚厚一沓钱，走路腰板都直了三分。

县城的饭馆里，常能看到我和生意伙伴推杯换盏的身影。

1982年春节前夕，我正准备去杭州进一批新货，却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

电报是乡邻托人带到城里，又辗转几道才到了我手上。

看到电报的那一刻，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匆忙收拾了行李，取消了杭州之行，买了最近的一班车回老家。

一路上，我心急如焚，不停地责备自己为什么这么久没回家看望父母。

记不清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了，好像是去年夏天，匆匆回去了一趟，也只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就赶回城里，因为有一笔重要的生意等着谈。

当我风尘仆仆赶回老家，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时，屋里已经挂满了白布。

父亲已经走了，走得很安静。

母亲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双眼无神地望着门外：＂他一直念叨你，说你肯定会回来的。前两天还让我把你小时候穿的衣服找出来看，说等你回来了，让你也给你儿子做一件一样的......＂

。

灵堂上，那张我与父亲唯一的合影被放大贴在墙上。

照片是我进厂那天照的，父亲穿着他最好的中山装，鬓角的白发梳得一丝不苟，笑得那样自豪。

我跪在灵前，心如刀绞。

想起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我时的样子，他送我到村口，手里提着一篮子土鸡蛋，硬要塞给我带回城里。

我嫌麻烦，只拿了两个揣在兜里，其余的都推辞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他的脸色已经不太好，走路也有些吃力，我却一直忙着看表，担心误了车。

＂爹，您保重身体，我下次再回来看您。＂这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匆匆登上了回城的客车。

父亲站在路边，一直目送车子远去，直到拐弯处再也看不见。

如今，我再也没有机会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他的儿子其实一直记挂着他。

父亲的葬礼很简单，乡亲们帮着料理了一切。

我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那是小时候父亲常带我乘凉的地方。

记忆中，夏日的夜晚，父亲会用蒲扇给我扇风，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讲他怎么从战火中幸存下来，又是如何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

而现在，这些故事再也听不到了。

入殓那天，我帮父亲换上了他最喜欢的那套衣服，触摸到他冰冷的身体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

母亲出于对父亲的思念，决定留在老家，不肯跟我回城。

她说：＂我和你爹在这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走了，我也不想离开了。＂

葬礼过后，我不得不回城处理生意上的事情。

临行前，母亲塞给我一个旧皮箱：＂这是你爹留给你的，他说等他百年后再给你。＂

皮箱里是父亲这些年来积攒的钱，足足有三千多元，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

还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从我出生那天起，每一笔家庭开支，每一次我的成长变化，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最后一页写着：＂周家幺儿终于有出息了，在城里站稳了脚跟，我和他娘也可以安心了。只盼他常回来看看，也让孙子认识认识爷爷奶奶。＂

日期是去年冬天，也就是我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紧紧抱住母亲，嘴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她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像小时候那样，温柔而坚定：＂傻孩子，爹娘知道你有自己的路要走。去吧，好好照顾淑芬和孩子，别让他们也等你太久。＂

回城后，我决定暂时放下生意，多陪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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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周晓琳还小，倒是会往我怀里扑，但每次我抱她，她都问：＂爸爸，你这次会住几天啊？＂

那语气，像是已经习惯了我的离开。

淑芬也变了，不再絮絮叨叨地跟我说家里的事，变得沉默寡言，整日忙碌于家务之中，像是把我当成了一个过客。

我这才意识到，这些年来，我在追逐财富的路上，已经和家人渐行渐远。

但没过多久，生意上的事情又把我拖回了奔波的路上。

我开始拓展更大的市场，从小商品到家电，再到服装，生意越做越大。

1987年，我在县城买了第一套楼房，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宽敞明亮，淑芬和孩子们总算有了自己的空间。

搬家那天，看着满屋子的新家具，淑芬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房子真好，孩子们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

我得意地说：＂这还不算啥，等我再多赚些钱，咱换更大的房子，买小汽车！＂

淑芬的笑容却淡了下来：＂老周，房子车子都是外物，一家人在一起才最重要。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父亲的陪伴。＂

我不以为然：＂等他们长大了，知道爸爸是为了他们才这么拼命，自然会理解的。＂

淑芬没再说什么，只是摇摇头，转身去收拾厨房了。

生意场风云变幻，九十年代初，我投资的电器厂遭遇市场变革，一夜之间负债累累。

当年的＂万元户＂变成了负债累累的＂债户＂，债主找上门来，我卖掉了所有家产，却仍填不上窟窿。

那段日子，我像是掉进了深渊，每天都在想着如何东山再起，却始终找不到出路。

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淑芬为了补贴家用，开始在街头卖早点，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

更令我措手不及的是，经历了二十年形同陌路的婚姻，淑芬终于提出了离婚。

那天，她坐在我对面，平静地说：＂老周，咱们过了二十多年，该有的缘分都有了。这些年，你什么都在乎，就是不在乎我和孩子。我累了，想过自己的日子。＂

她说这话时，眼神平静得可怕，仿佛早已想了千百遍。

我急了：＂淑芬，咱们好歹夫妻一场，有啥过不去的坎？这日子是苦了点，但会好起来的！＂

淑芬摇摇头：＂不是因为苦。苦我不怕，当年和你一起吃糠咽菜的日子我也过来了。是因为心里太冷，太孤单了。＂

她的眼里噙着泪水：＂这些年，孩子生病，我一个人抱着去医院；学校开家长会，我一个人去；过年过节，我一个人张罗。你呢？永远是生意、生意、生意！我问你，你可知道明明最喜欢什么课？晓琳最害怕什么？＂

我哑口无言。

离婚后，淑芬带着晓琳去了南方，儿子周明已经二十出头，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对我这个父亲始终疏离有加。

有一次，他回来收拾东西，我想和他聊聊，却不知从何说起。

＂儿子，爸爸这些年对不住你们娘俩......＂我试着打开话题。

他头也不抬：＂没什么对不住的，您做您的生意，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各不相欠。＂

那冷漠的语气，像一把刀刺进我的心里。

女儿周晓琳上高中了，却连正眼都不愿看我一眼。

临走前，她站在门口，背着书包，瘦弱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单薄。

＂爸，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过生日，每次都盼着你能回来，可你从来没有出现过。后来，我就不盼了，因为知道盼也是白盼。＂

她的眼睛红红的，却倔强地没有流泪：＂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大房子，不是好衣服，只是想你能在家里，和我们一起吃顿饭，听我说说学校的事。可是，你总是没时间。＂

说完，她转身走了，再也没有回头。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时光，失去了多少无法挽回的亲情。

万念俱灰之际，曾经被我忽视的表弟周小山找到了我。

当年他和我一样，也是从厂里出来单干的，只不过他走得更稳，在县城开了个小厂，虽然规模不大，但经营得很好。

＂大哥，来我这儿吧，给你安排个清闲的看门职位。＂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慢慢来，日子总是要过的。＂

他的语气温和，一如他娘对我母亲说话的腔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的日子。

我强忍着泪水，点了点头。

在小山的厂里，我负责看门，日子简单而规律。

每天早上打开大门，晚上关上，中间的时间就坐在门卫室里，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偶尔和进出的工人聊几句。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我渐渐适应了，心也慢慢平静下来。

有时候，我会想起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不由得苦笑。

当初为了追求财富，放弃了稳定的工作，疏远了亲情，最终落得如此境地，真是人生无常。

一天，小山给我拿来一个褪色的布包。

＂这是婶子生前托我转交给你的，说等你需要时再给你。＂他轻声说，＂婶子去年走的时候，就交代了这事，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给你。＂

我心头一紧：＂我娘......走了？＂

小山点点头：＂去年冬天的事，走得很安详，没受罪。她一直念叨着你，说就算你不回来，她也不怪你，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

我接过布包，双手颤抖。

布包里是一叠泛黄的信纸，全是我这些年来寄给家里的只言片语，大多数都是简短的几行字，报平安，说生意忙，不能回家。

还有一本日记本，母亲用她那歪歪扭扭的字记录着我每次回家的日期，以及我离开时她目送的情景。

＂今天幺儿又走了，我和他爹站在村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路口。虽然舍不得，但想到他在城里有出息了，心里也就欣慰了。＂

＂幺儿今年没回来过年，说是生意忙。他爹有些失望，但还是让我包了许多饺子，说是沾沾喜气，盼着儿子来年能回来。＂

＂听说幺儿买了新房子，真是有出息。想去看看，但又怕给他添麻烦。他爹说了，儿子有自己的路要走，咱们做父母的，别拖后腿就好。＂

最后一页写着：＂儿子又走了，站在村口望了好久，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儿行千里母担忧，盼他早日回家团圆。他爹这次病得不轻，也不知道还能等到幺儿回来的那一天不。＂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紧紧抱住那本日记，仿佛抱住了母亲的体温。

在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自己这一生到底错过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父母的爱，妻子的情，孩子的依赖，这些无价之宝，我都因为对金钱的追逐而轻易放弃了。

当我满腔热血地追求所谓的＂出人头地＂时，却忘了脚下的路，身边的人。

六十五岁那年，我开始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做义工，教孩子们下象棋，给年轻人讲我的故事。

＂亲情和稳定的工作，就像左右手，一个也不能丢。＂我常这样告诫他们，＂不要像我一样，等到失去了才明白珍贵。＂

这些年，我尝试着联系女儿晓琳，但她一直很少回应。

偶尔收到的短信也很简短，告诉我她在南方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过得还算顺心。

儿子明明倒是每年过年都会打个电话问候，但话语间的距离感依然明显。

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默默咽下。

今天，我的七十二岁生日，表弟小山把我接到他家。

令我惊讶的是，女儿周晓琳也来了，带着她五岁的小儿子。

＂爸，小辉想认识爷爷。＂她轻声说，语气中不再有当年的怨恨，而是带着一种平静。

小辉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爷爷＂，然后递给我一幅画——画上是一个老人牵着小孩的手走在夕阳下。

＂这是妈妈告诉我的爷爷，我画给您的。＂他声音稚嫩，眼神却格外明亮。

我接过画，心中百感交集。

晓琳坐在我身边，轻声说：＂爸，这些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您当年做的选择，虽然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您也是为了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只是方式错了，但出发点并没错。＂

她顿了顿，继续道：＂我现在做了母亲，才明白养家不易。有时候加班到深夜，看到孩子熟睡的脸，也会有愧疚。这才知道，当年您的选择，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不由得想起三十年前那个春天，如果我没有放弃那个让父亲自豪的工作，如果我多陪陪父母几天，多关心妻儿一些，我的人生会不会走上另一条路？

如果当初不是那么急功近利，不是那么看重金钱，也许我现在还会有一个完整的家，有妻子的陪伴，有子女的敬爱，有父母的疼爱。

＂爷爷，为什么你哭了？＂小辉天真地问，小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我摸摸他的小脑袋，轻声说：＂因为爷爷现在才明白，人这一辈子最该珍惜的，其实就在身边。＂

晚风吹过窗台上的菖蒲，带来一丝清凉。

回望一生，我追逐过财富，尝试过创业，历经过大起大落，但最终才明白，真正的成功不是拥有万贯家财，不是被人艳羡的身份地位，而是能够守护那些真心爱你的人——这个道理，我用了一生才懂。

＂年轻人啊，不要像我一样，踏上那条只顾追逐金钱而忽视亲情的路。＂我对围在生日蛋糕前的晚辈们说，＂因为当你失去了亲情，就算拥有了全世界，也等于一无所有。＂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