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访华掀文坛狂潮,鲁迅怒斥“一塌糊涂”愤然离席,是嫉妒?

360影视 动漫周边 2025-04-13 17:17 2

摘要:北京法源寺的丁香花下,徐志摩与林徽因一左一右搀扶着白发苍苍的泰戈尔,三人如“苍松竹梅”的合影登上报纸头条。梅兰芳为他唱戏,梁启超为他祝寿,连时任民国总统曹锟都设宴款待。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消息传遍中国文坛。这位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到之处,无不掀起狂热浪潮。

北京法源寺的丁香花下,徐志摩与林徽因一左一右搀扶着白发苍苍的泰戈尔,三人如“苍松竹梅”的合影登上报纸头条。梅兰芳为他唱戏,梁启超为他祝寿,连时任民国总统曹锟都设宴款待。

可就在这场文化盛宴中,鲁迅却中途离席,甩下一句“一塌糊涂”,就因为这个行为,鲁迅被一些人贴上“嫉妒泰戈尔”的标签。

今天我在网上又刷到这类论调,真是令我发笑,一个写下“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文坛斗士,会因嫉妒而失态?

林徽因徐志摩陪同

泰戈尔抵达北京时,欢迎队伍多达四五百人。徐志摩全程担任翻译,林徽因负责搀扶引导,梁思成设计舞台布景,连陆小曼都在剧场门口售卖演出说明书(陆小曼确实参与了接待,但是具体职责未查到相关资料) 。

生日宴上,梅兰芳登台献艺,文化名流争相献礼。最夸张的是有人当场烧香摆琴,头戴印度帽行合掌礼,将泰戈尔奉若神明 。报纸连篇累牍报道“林小姐人艳如花,与泰翁挟臂而行”,徐志摩更被称作“东方雪莱” 。

这种狂热早有预兆。泰戈尔抵华前,《小说月报》推出两期“泰戈尔专号”,其诗歌被奉为“拯救中国文学的良药” 。北京真光剧场的演讲现场,学生翻墙也要挤进会场,只因听说“泰戈尔能治愈中国文化的痼疾” 。

在这场狂欢中鲁迅显得异常冷静。他参加完生日宴的诗剧《奇特拉》后,在日记里只写下“归已夜半也”五个字。直到看见有人烧香跪拜,他才拍案而起。

泰戈尔与鲁迅

说鲁迅嫉妒泰戈尔,完全是无稽之谈 。

1924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列强割据,上海租界公园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鲁迅正忙着写《祝福》,笔下祥林嫂的悲剧刺痛整个民族;他刚出版《中国小说史略》,试图从传统中挖掘救赎力量。这种民族存亡时刻,泰戈尔却在演讲中主张“以东方精神文明疗救中国”,与当时急需制度变革的思潮形成尖锐冲突 。

更让鲁迅痛心的是文人群体的谄媚。泰戈尔访华由梁启超的讲学社出资,徐志摩等人全程陪同,媒体将接待活动包装成“中印文化千年对话”。但鲁迅看得透彻:“他们不过借泰戈尔的金身,镀自己的门面。” 当林徽因穿着印度纱丽出演诗剧时,鲁迅看到的不是文学交流,而是一群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的集体狂欢 。

这种批判早有伏笔。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他厌恶一切脱离现实的风花雪月,更何况是举国追捧一个用英语演讲的印度诗人 ?

说到底鲁迅的愤怒不是嫉妒,而是“看不惯” 。

鲁迅与泰戈尔并无私怨。论成就,泰戈尔是亚洲首位诺奖得主,鲁迅则是中国新文学的旗手;论年龄,泰戈尔长鲁迅20岁,算是前辈。

鲁迅主要是反对将泰戈尔神化,他在《骂杀与捧杀》(1934年)中直言:“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在他看来,泰戈尔被包装成“神仙”,不仅误导青年,更让文化交流沦为谄媚表演。泰戈尔本人或许无意,但徐志摩等人的狂热追捧,让这场文化交流变了味。

还有正如上文所说的,1924年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鲁迅正以笔为刀,批判国民劣根性;而泰戈尔却在演讲中强调“东方精神文明战胜西方物质文明”,这与当时中国急需的变革思潮格格不入。陈独秀、郭沫若等“倒泰派”比鲁迅还要过激,他们甚至直接在会场撒传单抗议(此细节存在争议,有史料称陈独秀撰文批评但未现场抗议)。鲁迅的离席,是对空谈文化的厌弃,更是对“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愤怒。

还有就是鲁迅向来厌恶文人圈的虚与委蛇。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写下肉麻诗句:“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林徽因更被媒体称为“与泰戈尔周旋者,林女士一人而已”。这种“才子佳人”式的吹捧,在鲁迅眼中无异于“帮闲文学”,与救国救民的紧迫背道而驰。

鲁迅要的是救国救民,而不是风花雪月。就比如现在国外一个网红来我们国家后,引发全民狂欢,大家会怎么看?我猜大家的反应会跟100年前的鲁迅一样。

泰戈尔本人或许比鲁迅更困惑。他在北京真光剧场演讲时强调:“我不是哲学家,只是个诗人。” 但狂热的人们硬将他塑造成“东方圣人”。徐志摩把他的诗译得缠绵悱恻,林徽因将他比作“喜马拉雅山的雪峰”,却无人关注他反殖民的《戈拉》和批判种姓制度的《摩克多塔拉》 。

离京前,泰戈尔送给林徽因一首小诗:“蔚蓝的天空/俯瞰苍翠的森林/它们中间/吹过一阵喟叹的清风。” 这声叹息或许正是对误读的无奈。他在印度反抗英国殖民政府,在中国却被奉为“非暴力”代言人;他推崇东方文明,却被用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就连他提议恢复“亚洲文化共同体”,也被日本军国主义歪曲成“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依据 。

迅哥

鲁迅看透了这种扭曲。他在《骂杀与捧杀》中写道:“泰戈尔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于是黄金时代的盖茅屋顶的诗人,立刻变成钢铁时代的弹丝品竹的东方圣人。”

徐志摩、林徽因的“追星”,是文人浪漫的天性;鲁迅的“拂袖”,则是知识分子的清醒。二者无分对错,但却映射出乱世中不同的价值选择:前者在诗与美中寻找慰藉,后者在血与火中坚守责任。

至于“嫉妒说”,不过是庸人的臆想。鲁迅若真嫉妒,在1933年为何肯定泰戈尔“将印度声音传向世界”?他的愤怒,从来只针对麻木与虚伪,而非才华本身。

来源:钱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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