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请时，毛主席问董加耕：你是苏北盐城人，你知道盐城有两乔吗？

摘要：1964年12月26日，中南海的灯光在冬夜中显得格外温暖。这一天是毛主席71岁生日，但他并未像往年一样与家人简单团聚，而是破例摆下三桌酒席。宴会厅里，木制圆桌上铺着素色桌布，几道家常菜冒着热气，朴素中透着庄重。令人意外的是，受邀坐在毛泽东主席右侧的并非要员，而

1964年12月26日，中南海的灯光在冬夜中显得格外温暖。这一天是毛主席71岁生日，但他并未像往年一样与家人简单团聚，而是破例摆下三桌酒席。宴会厅里，木制圆桌上铺着素色桌布，几道家常菜冒着热气，朴素中透着庄重。令人意外的是，受邀坐在毛泽东主席右侧的并非要员，而是来自河北的普通知青邢燕子；左侧的位置，则属于一位皮肤黝黑、笑容憨厚的年轻人——董加耕。当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众人介绍这位"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青年时，董加耕局促地搓着布满老茧的手，仿佛还能闻到田间泥土的气息。

1940年出生于江苏盐城龙冈镇的董加耕，血液里流淌着红色基因。他的家乡是苏北老解放区，童年记忆里满是支前独轮车的吱呀声和送军粮的扁担颤音。这个孩子，从小听得最多的是"翻身不忘共产党"的故事。在龙冈中学，他是少先队大队长，晨读时总爱站在操场的槐树下领诵课文；高二那年，当鲜红的党旗在他面前展开，这个18岁的青年郑重举起右拳时，窗外的蝉鸣声仿佛都化作了冲锋号角。

1961年夏天，龙冈中学的毕业季笼罩在紧张与期待中。当同学们争相填写北大、清华的志愿时，董加耕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写下力透纸背的八个大字："回乡务农，立志耕耘"。消息传出，整个校园炸开了锅。物理老师拿着他满分的试卷冲进校长室："这样的好苗子不考大学！"外语老师连夜登门劝说："现在国家急需外语人才啊！"而蹲在田埂上的董加耕只是憨厚一笑，手里的秧苗已稳稳扎进泛着涟漪的水田。

这个选择在当时无异于惊雷。新中国建立初期，农村识字率不足15%，大学生堪称"天之骄子"。董加耕的成绩单上，毕业考试平均96分的数字灼人眼目，体育奖状更是贴满了土坯房的泥墙。堂叔气得直拍桌子："别人想上天找不着梯子，你倒好，揣着梯子往地窖里钻！"村里老会计摇着蒲扇叹气："读书读迂了，迟早要后悔。"

但董加耕心里清楚，每当看到乡亲们佝偻着腰在盐碱地里刨食，看到孩子们光着脚丫追着公社的运粮车跑，那些写在书本上的"建设新农村"就不再是抽象的口号。

回到董家墩的第二天，这个白净的书生就扛起粪勺加入了挑粪队。粪水溅到崭新的白衬衫上，他顺手抹把脸继续干；犁田时被老水牛拽得踉跄，索性脱掉鞋子赤脚踩进冰凉的淤泥。村里老把式董德甫蹲在田头吧嗒旱烟，浑浊的眼睛渐渐泛起亮光："这后生，是真心要跟土坷垃打交道。"三个月后，当董加耕提出用草木灰改良盐碱地时，原本持观望态度的社员们终于聚到了他的茅草屋里。

真正让董加耕豁然开朗的，是徒步六十里寻访"棉花姑娘"蔡长秀的那个冬日。清晨的薄雾中，他看见这位省劳模正佝偻着腰在棉田里摘霜花，十指关节肿得像萝卜，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棉絮。"哪有什么诀窍？"蔡长秀直起腰时，棉杆上的冰晶簌簌掉落，"就是肯做、肯苦、肯钻六个字。"这句话让董加耕浑身一震，仿佛暗夜里突然擦亮的火柴，他当即掏出笔记本记下这六个字，笔尖几乎划破纸张。

带着这六字真言，董加耕开始了真正的农民"修炼"。生产队里最苦的罱泥活计，成了他的第一个"战场"。"手腕要活！腰杆要硬！"江开阳的呵斥混着船桨击水声。董加耕咬着牙关，感觉铁制罱口仿佛重若千斤，刚使蛮劲往淤泥里一插，竹篾"咔嚓"断裂的声响就惊飞了芦苇丛中的野鸭。

劳动对董加耕而言，是比书本更深刻的哲学课堂。盛夏正午的胡罗卜地里，他带着青年突击队发明"播种法"——将种子按深浅两排播种，既能防暴雨冲刷又可避烈日灼烧。姑娘们起初笑他"书呆子瞎讲究"，直到秋收时他负责的田块产量高出三成。就连下雨天别人躲懒时，他挎着竹篮巡田补秧的身影，也渐渐成了董家墩风雨无阻的风景。

"加耕啊，你这是何苦？"老会计见他深夜还在仓库修农具，忍不住摇头。煤油灯下，董加耕磨着镰刀笑道："您看这刀口，越磨越亮。"他确实像块铁矿石，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褪去学生气的棱角。日记本里密密麻麻记着土壤墒情、作物长势，偶尔穿插着俄文写的农谚。有页被汗渍浸透的纸上写着："今日挑四十担，肩头血泡磨破时，竟想起保尔·柯察金说'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965年初春，董家墩生产队的仓库里多了张褪漆的杉木桌。桌上摆着把包浆发亮的旧算盘，十三档木珠被磨得棱角圆润，拨动时发出闷闷的咔嗒声——这是董加耕从堂叔家借来的"会计办公桌"。当上队会计的第一天，他翻出半截铅笔头，在皱巴巴的草纸上写下："公用算盘一把，毛笔一支，砚台一方，墨条半根"，末尾郑重按上红指印。窗外飘着冷雨，煤油灯芯噼啪炸响，这个新晋会计的眼镜片上蒙着层水雾，却遮不住眼底跳动的光。

村里人很快发现，董加耕的算盘打得比谁都"抠门"。公社下发新账本那天，他蹲在仓库门槛上，把旧账本残页一张张抚平，用米汤糊成册子。"十块钱能买两百斤磷肥呢。"他摸着补丁摞补丁的账本，像老农摩挲着秋收的稻穗。去县城办事，他总背着蓝布包袱，里头装着自家烙的玉米饼，路过供销社飘出的肉包子香气时，就把腰带再勒紧两扣。有次替队里买农药，归途突降暴雨，他脱下外衣裹住账簿，自己淋得透湿，却咧嘴笑道："账本可比人金贵。"

那盏悬在梁上的马灯，成了董家墩最晚熄灭的光。董加耕每晚拨完算盘，总要举灯照遍仓库每个角落——装种子的麻袋是否捆紧，农具是否归位，连墙缝里漏下的麦粒都要扫进簸箕。母亲心疼灯油，念叨："队里煤油又不是不够用。"他笑着指指灯芯："您看，我把灯芯捻得比头发丝还细，一夜耗不了半钱油。"六个月的会计任期结束，交还煤油时，玻璃瓶里的刻度线只降了指甲盖那么宽。

秋收后的某个清晨，晒谷场上堆满金黄的稻草。会计室门口排起长队，社员们等着批条子领草修房。董加耕家的土墙被风雨蚀出蜂窝似的孔洞，椽子上耷拉着发霉的草帘。母亲第五次催促时，他正趴在窗边登记领草名单，突然指着远处欢呼："快看老栓叔家！他家房顶都见星斗三个月了，这下娃娃们不用裹着油布睡觉了。"

寒夜里，常有社员看见会计室的灯光映出个佝偻背影。董加耕把废账纸裁成小片，用秃头毛笔蘸水练习数码字，窗台上晾着的"水写纸"像列队的士兵。拨算珠的节奏逐渐与夜风合拍，村东头的老榆树记得：这个年轻人总把"集体"两字打得震天响，却把自己的工分账目藏在抽屉最底层。

守护集体财产的信念，在他心里比粮仓的围墙更坚实。那个霜冻的冬夜，董加耕蜷缩在粮囤旁的草席上，寒风从芦苇墙的缝隙钻进来，在他睫毛上结了层白霜。仓库保管员老张提着马灯过来劝："我们有人值班，你这娃何苦受冻？"他搓着冻僵的手笑道："粮食没进仓，就像娃娃没回窝，当娘的哪能安心？"这夜他每隔两小时就起身巡视，煤油灯在粮囤间游走的光影，成了仓库墙上最忠实的守夜人。

1963年秋收后，董加耕收到《中国青年》寄来的十元稿费。信封在社员们手里传了个遍，最后停在生产队办公室的破木桌上。母亲盼着买油点灯，抽水机等着柴油运转，十块钱在盐碱地里能撬动千斤收成。他盯着汇款单看了半晌，突然抓起钢笔在背面写下"集体柴油款"，墨水洇透了纸背。当晚，母亲就着月光缝补衣裳，轻声说："儿啊，娘懂，队里比咱家更需要这钱。"

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在1964年的春天化作全国青年仰望的星火。《新华日报》的记者蹲在田埂上记录他插秧时，发现这个"知识青年楷模"的裤脚打着二十八块补丁。随着《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董加耕的名字像春风般掠过中国大地。北大荒的知青把他的日记抄在桦树皮上，云南橡胶林里的青年突击队用红漆把"学习董加耕"刷在帐篷上。

毛主席宴请

1964年12月26日的人民大会堂，董加耕穿着浆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坐在毛主席左侧的藤椅上。周恩来端着酒杯走来时，他慌忙起身碰杯，险些碰翻面前的醋碟。"小董同志，听说你把稿费都买了柴油？"总理笑着按住他的肩膀，"你这个会计，把国家的每滴油都算得清清楚楚啊！"宴席间，毛主席突然转头问道："盐城有两乔，你知道吗？"董加耕望着主席手指在空中的比划，突然福至心灵："您说的是胡乔木同志和乔冠华同志？"满座笑声中，他悄悄把宴席上没动过的水果糖揣进兜里——那是带给村里孩子们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