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罗炳辉，这位出身云南彝良贫苦家庭的将领，早年在滇军练就了双手打枪的绝技。加入红军后，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率红十二军巧施“牵牛战术”，将国民党军主力耍得团团转，为红军主力歼敌创造了条件。
十字路口的选择：四位将领为何南下？
这四位将领，在选择南下之前，都已是战功赫赫、经验丰富的红军骨干。
罗炳辉，这位出身云南彝良贫苦家庭的将领，早年在滇军练就了双手打枪的绝技。加入红军后，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率红十二军巧施“牵牛战术”，将国民党军主力耍得团团转，为红军主力歼敌创造了条件。
长征初期，已是红九军团军团长的他，更是在贵州老木孔以少胜多，以不足三千兵力击溃数倍于己的黔军，掩护了中央纵队的安全。这样一位令敌人胆寒的“神枪将军”，在草地分裂时，却因对北上抗日的前景感到担忧，加之受到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选择了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
何长工的革命资历同样深厚。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是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早期成员，并与周恩来等人结下深厚友谊。回国后，他投身革命洪流，在井冈山时期，设计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成为根据地的首位“军旗设计师”。
1930年，他胆大心细，化装潜入长沙，成功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这位精通多门外语的知识分子将领，还参与创办了中央红军大学，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然而，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被张国焘所谓的“川康根据地发展论”所迷惑，成为了南下路线的支持者。
李卓然的政治工作能力在遵义会议前就已崭露头角。1935年1月，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他，与军团长董振堂联名致电中央，是较早公开表态支持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高级将领之一。在艰苦卓绝的四渡赤水战役期间，他创造性地发明了“竹筒传单”，将红军的主张和政策通过河流向下游传播，有效地瓦解了敌军意志，扩大了红军影响。就是这样一位对革命路线有一定认识、善于做思想动员工作的政工干部，在阿坝会议期间，却未能及时识破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真实意图，被其表面主张所蒙蔽，也加入了南下的行列。
邵式平的革命生涯则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紧密相连。他是弋横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参与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建立了红军最早的消费合作社体系。1931年，他主持制定并在闽浙赣苏区推行的《土地分配法》，首创了“抽肥补瘦”的平均地权原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革命积极性。这位戴着圆框眼镜、颇具书生气质的“秀才将军”，在分裂危机最为严重的卓木碉会议上，甚至公开表态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决定，成为这四位将领中，在错误道路上陷得相对较深、回归正确路线最晚的一位。
南下征途多坎坷：现实击碎幻想
南下的道路，远比张国焘描绘的蓝图要残酷得多。红四方面军虽然兵力较强，但在脱离中央北上主力、孤军南下的过程中，遭遇了川军等地方军阀的顽强阻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罗炳辉在南下途中，亲身经历了百丈关战役的惨烈。此役，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近万名指战员牺牲，元气大伤。这位曾经指挥“乌蒙山回旋战”创造奇迹的将领，此时深陷四川雅安地区，与装备精良、熟悉地形的川军刘湘部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部队行动处处受制，建立川康根据地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何长工也在南下的艰难征程中逐渐认清了张国焘的真实面目。当他察觉到张国焘为维护其错误路线和个人权威，开始秘密处置、打击那些反对南下、主张北上的红军干部时，这位曾成功运用统战策略改造收编王佐、袁文才部队的将领，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意识到，张国焘的行为已经严重偏离了革命原则。1935年冬，利用外出筹粮的机会，何长工审时度势，秘密与活动在附近的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取得了联系，为后来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师，以及共同抵制张国焘错误路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卓然虽然未能及时洞察张国焘的野心，但在南下过程中，他保持着政工干部的细致和责任感，将一路的所见所闻、会议记录、部队情况等详细记入了随身携带的工作笔记，为后来向中央汇报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保留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邵式平则跟随南下部队经历了更为曲折的历程，包括红四方面军为摆脱困境而进行的三过雪山草地。
迷途知返：重回革命正轨
随着南下战略的彻底失败和红二方面军的北上会合，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日益孤立。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耐心争取下，加之严酷现实的教育，罗炳辉、何长工、李卓然、邵式平等一批曾追随南下的将领，先后幡然醒悟，重新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路线上来。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会师。罗炳辉在会师后，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张，力劝其取消伪“中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最终，在党中央的努力和红四方面军内部广大指战员觉醒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取消“第二中央”，共同北上。罗炳辉随后带领他负责的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改编），跟随主力部队再次跋涉草地，最终抵达陕北，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何长工在与红二方面军建立联系后，积极促进了两大方面军的沟通与了解，为最终的团结北上起到了桥梁作用。到达陕北后，他深刻反省了自己跟随张国焘南下的错误，主动向中央作了检讨。
李卓然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1936年10月）后，带着他在南下期间记录的二十本详尽的工作笔记，向党中央作了全面汇报。这些笔记不仅记录了南下部队的艰苦历程，也揭示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在陕甘宁边区随后的岁月中，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反思，转化为一系列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如《反对张国焘路线》，这些文章成为了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教育干部、统一思想的重要教材。
邵式平是四人中觉醒相对最晚的，直到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越草地，经历了无尽的苦难和牺牲后，他才彻底认清了南下路线的破产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本质。到达陕北后，他也对自己曾经的错误选择进行了深刻反思。
迟来的‘补课’：在新的岗位上
回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后，这四位将领都以实际行动弥补过失，在新的岗位上为革命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何长工主动请求到基层和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他后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的教育长，负责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在这一重要岗位上，他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包括王树声、许世友在内的一大批能征善战的优秀指挥员。
李卓然凭借其出色的政治工作能力和宣传才华，在陕甘宁边区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创办的《红军报》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鼓舞部队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发明的“战壕快板”通俗易懂，在西北野战军中广为流传，成为一种有效的战场宣传鼓动形式，被彭德怀同志称赞为“胜过十个宣传队”。
邵式平在深刻反省后，主动向中央提出到地方工作的请求，希望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改造自己。这位曾在赣东北根据地展现出地方治理才能的“秀才将军”，将精力投入到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中。罗炳辉在回到中央后，继续担任红军重要指挥员，参与了后来的革命战争。
将军们的最终归宿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这四位将领的晚年也各有归宿，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罗炳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继续征战，屡建功勋。不幸的是，他在解放战争期间积劳成疾，于1946年在山东战场病逝。据载，他病逝时，腰间依然别着那支从早年滇军时期就一直跟随他的毛瑟手枪，象征着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何长工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重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贡献了力量。晚年，他致力于党史军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主持修订了《秋收起义史稿》等重要史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默默耕耘。他主持编辑了《红军长征记》（后更名为《红星照耀中国》部分内容的原始资料来源之一），保存了大量关于长征的珍贵口述历史资料，为研究和宣传长征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
邵式平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地方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政江西，致力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主持修建的洪门水库灌溉了百万亩良田，至今仍在发挥效益，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邵公堤”。他还积极领导了江西省的“血防运动”，使江西成为全国第一个宣布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省份。尽管功绩卓著，但草地分裂时的那段经历，始终是他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记。他在回忆录中曾痛心地写道：“那次抉择，让我用了半生来弥补。”
参考资料：[1]宋霖.罗炳辉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J].江淮论坛,1997(5):22-29
来源：海大富富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