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今汉人是俄罗斯人十倍、盎撒人（泛指当代五眼联盟的主要族群）的约五倍，但汉人生存的领土却只有俄罗斯的一半，五眼联盟的三分之一。
工业革命之后，枪炮和铁路对游牧民族的骏马和弓箭形成了降维打击。
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世界版图在欧洲殖民势力的冲击下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如今各民族的生存空间基本上就是那时候奠定的。
如今汉人是俄罗斯人十倍、盎撒人（泛指当代五眼联盟的主要族群）的约五倍，但汉人生存的领土却只有俄罗斯的一半，五眼联盟的三分之一。
形成这一格局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从地缘政治、制度演变、历史事实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寻找答案。
一、人口与领土的“反差”之谜
从表面看，占据更广阔的领土通常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口基础和军事资源来维护。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规模与疆域扩展并非呈简单正相关。俄罗斯当今约有1.4亿人口，却坐拥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加在一起，疆域横跨数十度纬度，总面积约为三千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仅为汉人的五分之一。
反观中国，近代以前大部分朝代的人口基本就集中于东亚大陆东部和中部地带，“九州华夏”虽在人口数量上不断增长，但在领土扩张上却并没有如同“人口爆炸”那样同步跟进。
这一“人口—领土”反差在近现代尤其显著。
欧洲殖民者远渡重洋，用强大的航海技术和火器征服了大片海外殖民地；俄罗斯更是沿着欧亚大陆北部一路向东方拓展至远东和北美阿拉斯加地区（后来阿拉斯加售予美国）。
纵观清朝的表现，偌大的汉族人口并未转化为有效的全球殖民势力或广泛的海外拓展。
究其原因，既与当时全球“火器革命”的时间窗口紧密相关，也与华夏本身的地缘环境、制度选择以及对外政策的立场密不可分。
16世纪之前，欧亚大陆的强悍游牧势力一直给农耕文明构成重大威胁。
明帝国多次受到蒙古和其他草原游牧集团的严重冲击，而莫斯科公国在16世纪甚至被克里米亚汗国纵火焚毁莫斯科城。
正如1571年克里米亚汗国焚城般的惨剧所示，欧洲的农耕王国与东方的明帝国都在骑马游牧民族迅捷的机动优势下苦苦挣扎。
然而这一格局在17世纪随着火器革命与近代城防战术的发展而逆转。
棱堡工事和火绳枪开始改变游牧骑兵昔日所向披靡的优势。
俄罗斯通过配备哥萨克骑兵结合火器武装，仅用数十年就横扫了广大西伯利亚。
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沙俄势力已逼近黑龙江流域。
与此同时，清朝在雅克萨之战后则将战略重点转向了内陆，未能把握持续北进的最佳战机，最终错过了在东北和远东地区“先下手为强”的机会。
俄罗斯在扩张中展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典型路径：
建立小型要塞（如雅库茨克），并以皮毛贸易为纽带，将当地人和哥萨克团体有机组织起来，构建起对广袤地域的辐射式控制。
18世纪时，俄罗斯已掌控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
这种依托军事要塞与商业网络相结合的模式，与清朝对西域、新疆以及更远区域的传统“羁縻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
乾隆时虽平定准噶尔，但在边疆行政方式上也仍然沿用相对传统的办法，难以负担更广阔区域的征服与经营。
明朝中后期以及清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海禁政策（或称“禁海令”）反复施行，导致中国失去了在大航海时代迭代升级航海技术的重要契机。
实际上，早在郑和下西洋时期，明帝国就在造船、航海技术上领先世界。但随着朝廷为防倭寇、海盗乃至“防范商人跨国走私”等各种考量，持续对海上贸易施以严格限制。
在此背景下，尽管1683年清朝施琅率水师平台湾时已装备火炮战船，理论上具备向东南亚和更远洋海域投射海军力量的可能，但禁止海贸与对海外事务的漠视使中国一步步在海军技术与造船工业上落后于西方。
与之相对照，俄罗斯则在彼得大帝改革时期（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迎来了全面的“追赶型”学习。
彼得大帝曾派250人赴荷兰等地学习造船，随后下令在圣彼得堡、乌拉尔地区建立大规模兵工厂，并设立科学院推动技术本土化。
到了18世纪后期，俄罗斯已在重工业、火炮制造、大小舰队建设等方面形成较扎实的基础，为其持续向欧亚大陆乃至全球投送力量奠定基础。
清廷对火器和新式军备的引进存在矛盾心态：
康熙一度积极主导编纂《钦定武备志》，也于平定三藩和雅克萨之战中使用火器。
然而，随着清朝进入所谓“康乾盛世”，统治者在享受盛世繁华的同时，对火器营的持续研发有心无力甚至有意忽视。
雍正、乾隆时期逐渐将火器营“仪仗化”，没有继续系统性升级。
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火炮射程和精度都远落后于英舰。
1839年穿鼻海战时，一艘英舰就能以远程火炮击溃多艘清军战船，这样的技术差距在战时相当于降维打击。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征服自1582年叶尔马克率不足千人的队伍击败西伯利亚汗国而始，此后沙俄政府用赋予商人与皮毛猎人特权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与人力自发往东方迁徙、经商。政府只需在关键军事据点提供小型筑堡或驻军支持，这便极大降低了拓殖成本，并让边疆不断向前推进。
清朝虽然在1755-1759年平定了准噶尔，但这场面对人口估计不足十万、已被天花蹂躏的游牧政权的战争，却耗时四年、投入白银数千万两，几乎是财政的一次巨大负担。
后续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府后，清政府需要常年维持大量驻军以保持治安，且由于交通不便，单是从内地运输粮饷便困难重重。
在此情况下，清廷根本无力像俄罗斯那样持久而大规模地对更西或更北方向展开拓殖行动。
清朝在边疆经略与所谓“朝贡体系”下的羁縻统治思路，是以“怀柔远人、安边固防”作为主要诉求。
这种模式在若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环境中能够行之有效，但面对近代列强“主权与实地”并重的殖民扩张方式却显得过于传统。
哈萨克草原中的各玉兹部落乃至库页岛原住民都曾或多或少向清廷“表示臣服”，但由于清朝对这种“臣服”并没有进一步投入或实质管辖，俄罗斯却接连在19世纪中段轻易地并吞这些地区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此外，海军意识的缺失同样削弱了清朝对沿海和海外区域的掌控能力。
当英国在18世纪末就已利用东印度公司打开印度市场、吞并孟加拉时，清朝依然自信于“天朝上国”的地位而忽视远洋力量的重要性。
一旦列强以坚船利炮登门，清军自然陷入不对称弱势。
“十全武功”看似盛世，却在地缘战略上留下诸多暗礁。
清缅战争（1765-1769）可谓一次不算太大的对外行动，却付出了惨痛代价：云贵总督刘藻因战败自杀，大量清军在热带地形和战象冲击下损失严重。
中国南方在交通、补给、粮饷运送方面的困难凸显了农耕大国在跨山越水进行长距离军事行动时的弊端。
若将这一经验推广到更艰险的高原、荒漠，乃至更遥远的中亚、远东地区，难度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乾隆时期虽有哈萨克阿布赉汗请求“内附”的机会，但朝廷更倾向于“以朝贡礼节形式承认对方的藩属地位”而非展开有效控制。
当俄罗斯在19世纪持续进入中亚西部并最终吞并哈萨克汗国与中亚数国之际，这一决策被证明是一种错失良机。
在东方的库页岛，当地虽有原住民向清廷纳贡，但朝廷并未深入管理，也无意在岛上驻扎兵力或开展经济开发。
1853年俄国在库页岛登陆，几乎兵不血刃就将其占据。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清朝自入关以来，便一边要面对西北蒙古、准噶尔等游牧势力对农耕王朝的威胁，一边在东南沿海防范倭寇或海上势力，资源调配面临极大压力。
康乾盛世所标榜的“武功”更多是区域性的“内陆帝国”整合，其实并没有充足的制度和技术储备去学习俄罗斯乃至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和远距离开发模式。
回首数百年前，当游牧民族逐渐因火器革命退出历史舞台时，欧亚大陆曾经出现过一个重大机遇窗口：
农耕国家可借助新式火器与近代工农业体系，加速对周边广袤地区的有效控制。
俄罗斯抓住此机，彼得大帝对内强力推行改革，对外扩张优惠政策鼓励移民，最终在数代沙皇的经营下，将一个原本位于东欧边缘的公国扩张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巨大帝国。
英国等西方列强也借着工业革命与航海技术的飞跃，积极开展全球殖民。而清朝却浸泡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与自给自足式的封闭环境之中，尚未及完成近代化改革就遭到后起列强的猛击。
因此，“汉族人口是俄罗斯人十倍、盎撒人五倍，为什么领土只是俄罗斯的一半、五眼联盟三分之一？”
这一问题的答案，既藏在清朝统治集团对火器革命、工业革命的漠视中，也体现在其制度设计和地缘策略中的不足。
更深层的历史教训则告诉我们：
一个大国若忽视新技术和新制度带来的竞争优势，不善于把握关键的战略时机，即便拥有再多的人口，也难以将其转化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国际影响力。
大国博弈历来是在人口、经济、军力与制度竞争等多因素下展开。
回首16—19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欧洲列强之对比，其经验教训充满了警示意义：
一方面，人口多寡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劳动力组织、科技创新体系，才能提供可持续的扩张或对外竞争能力；
另一方面，国家战略若缺乏全球视野和灵活制度，机会之窗转瞬即逝，极易错失根本性的发展机遇。
清朝在火器时代和工业革命初期的错失，不仅使其在近现代被动挨打，也让数以亿计的汉民族人口难以在“旧殖民时代”里实现远播海外的有效布局。
当然，今日世界的格局已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但从这些历史选择与后果中汲取养分仍然至关重要。
立足当代，中国在高科技、航天、海军舰队、全球经济网络中正不断崛起，或许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历史留给我们的遗憾。
唯有充分认识到制度、科技、战略思维对大国命运的深刻影响，才能在未来更好地掌握发展主动权。
在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竞争日益激烈的21世纪，这些历史的“旧账”不仅是沉痛的教训，也是一笔宝贵的资源，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决定一国、一族乃至一个文明在地缘政治中走向何处的，往往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能否在关键时刻抓住技术与制度变革的“密码”，并以开阔的视野迎接世界的挑战。
来源：黑瞳新视野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