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中的拉拢：概念框架

摘要：作者：Gadi Heimann，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Andreas Kruck，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讲师；Deganit Paikowsky，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讲师；Bernhard Zangl，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教授。

大国竞争中的拉拢：概念框架

作者：Gadi Heimann，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Andreas Kruck，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讲师；Deganit Paikowsky，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讲师；Bernhard Zangl，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教授。

来源：Heimann, G., Kruck, A., Paikowsky, D., & Zangl, B. "Cooptation in great power rivalri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46, No. 1, 2024, pp. 8–36.

导读

在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拉拢（cooptation）”作为一种兼具利益输送与制度安排的互动方式，愈发成为大国竞争中的关键策略。无论是中国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还是美国通过北约、国际货币基金（IMF）等机制以整合盟友，制度性权利正成为国际秩序重塑中的主要拉拢筹码。那么，拉拢究竟如何在大国竞争中发挥作用？它是稳定秩序的“润滑剂”，还是激化对抗的“催化剂”？

本文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拉拢是一种通过制度性权利换取长期支持的策略，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竞争的强度与结构性条件。文章以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为理论支点，从拉拢的定义与特征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将拉拢划分为对手/盟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等类型，并探讨其对大国竞争的双向影响：既可能缓和对抗、促成制度整合，也可能引发拉拢竞赛，加剧战略紧张。

研究发现，大国竞争的强度决定了拉拢的目标与形式；在竞争激烈时，拉拢主要用于争取盟友，而在竞争缓和时，则可能用于整合对手；拉拢行为本身也会因权力对比与制度安排的不同，进一步塑造竞争的走势。特别是在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拉拢的成败对全球秩序的走向具有放大效应。

通过对拉拢机制的系统梳理与案例分析，本文不仅深化了对大国竞争中制度战略的理解，也为当前国际秩序演变中的关键政策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现实启示。

拉拢的定义与主要特征

拉拢作为一种特殊的合作形式，指拉拢者通过赋予被拉拢者以制度性权利，以换取其对现有或新兴秩序的支持。这不仅让被拉拢者获得制度话语权，也有助于稳定该秩序。其核心在于换取长期支持，而非短期利益交换。冷战后，七国集团（G7）选择纳入俄罗斯并升级为八国集团（G8），正是为了促使其接受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并推进其经济自由化。

拉拢不同于其他争取支持的方式：它有别于依靠胁迫的强制手段，也区别于“普通合作”，如削减军备或降低关税等相互调整行为。拉拢依赖“额外支付”——即将制度权利作为激励手段。此外，拉拢强调的是持续合作，而非一次性交易。例如，提供军援以换取联合国投票支持属于短期交换，不构成拉拢。

拉拢行为广泛存在于国际政治实践中，尤其体现在殖民帝国与地方首领之间、霸权国家与盟友或新兴国家之间的整合。冷战后，美欧试图通过制度安排将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纳入自由国际秩序，正是典型的拉拢实践。

另外，拉拢形式多种多样，其既包括程序性权利（如组织成员资格、投票权），也包括实质性权利（如豁免义务、享有专属利益）。被拉拢者的回报可为物质性（如资金、资源）或观念性（如认同规则）。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换取更多投票权，而印度、巴西则通过缓和批评、提升支持，进入世贸核心谈判圈。

综上，拉拢是一种以制度性权利换取长期忠诚的策略，意在增强对秩序的支持，从而巩固和延续该秩序。

拉拢的主要属性

除了通过制度性权利换取支持的核心特征外。拉拢行为还具有以下属性：

首先，地位不对称性。拉拢通过赋予特殊权利改变原有地位格局，推动形成分层秩序。例如，2008年印度在核不扩散机制中获得豁免，跻身“事实核国家”，缩小了与传统核国家的差距，同时与未获许可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其次，风险博弈。拉拢通常为长期承诺，其缺乏即时回报机制，使拉拢者面临“履约失败”风险。若权利无法撤销，而被拉拢方又违背承诺，甚至利用特殊权利破坏秩序，将对拉拢方构成反噬。例如，印度与巴西被纳入世贸核心谈判圈后却未推进多哈回合；中国在2008金融危机中作出了制度性支持，但其获得的表决权改革承诺可能最终落空。

第三，转型期望。拉拢往往伴随转型期望。拉拢者希望被拉拢者调整政策甚至身份认同，被拉拢者则期望借机塑造新规则、更符合自身利益。

最后，第三方反对。拉拢安排易引发第三方质疑，认为其为“利益输送”甚至“贿赂”。在国内，这可能激起民族主义反弹；在国际层面，现有成员可能担心新成员的加入会削弱自身地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扩容提案就遭到多国反对，正因牵涉地位再分配问题。

综上，拉拢兼具不对称结构、长期风险与身份转型的特征，同时也常引发外部阻力，使其成为一种复杂且具有战略性的互动模式。

拉拢的形式

本文认为，尽管拉拢本质上是通过特殊权利的交换以获取对某一制度的支持、从而维护更广泛的社会或政治秩序，但其形式多样。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拉拢的类型可依据拉拢者的转型目标进行划分，并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拉拢对手还是拉拢盟友；二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拉拢。

首先，拉拢者可能通过赋予制度性权利，使对手接受既有秩序，也可能通过拉拢稳固盟友，以共抗竞争对手。例如，美国将中国纳入世贸组织、将俄罗斯纳入八国集团（G8），试图通过整合推动它们与自由国际秩序接轨。同时，美国在21世纪初将印度纳入核不扩散体系，也意在将其转化为战略伙伴。

其次，自上而下的拉拢是指强势国家通过提供制度特权争取弱国支持，是典型的“建立追随者”策略。例如，美国赋予英国制度地位，希望其支持自由秩序，并通过将中国、印度、巴西纳入WTO与IMF核心层来稳定全球经济秩序。相对而言，自下而上的拉拢则由弱国主动提供制度性支持以换取大国领导地位，如部分欧洲国家在气候治理中推崇美国的领导角色，以促其参与全球行动。

拉拢如何塑造并受大国竞争影响

一方面，大国竞争决定了拉拢的方式与可能性；另一方面，拉拢行为反过来也重塑了竞争格局。通过结合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本文提出：大国竞争的强度直接影响拉拢的可行性与形式。

在高强度大国竞争中，给予制度性特权可能削弱其制度主导权，主导国难以拉拢其主要对手。例如，冷战初期，美苏关系紧张，美国几乎没有通过制度安排吸纳苏联的空间。

但竞争激烈并不代表拉拢减少。相反，主导国更可能通过拉拢盟友来巩固自身阵营，形成“拉拢竞赛”。在安全领域，这表现为军事结盟；在经济领域，则体现为吸纳关键国家参与自身主导的经济机制。在低强度竞争下，主导国拉拢对手的可能性提升。此时，对手尚未被完全视为威胁，主导国更愿意通过提供权利换取对手对现有秩序的支持。美国二战后对德国、冷战后对俄罗斯的接纳即属此类，意在通过制度整合缓解对抗风险。

研究表明，在相互依赖较高、对抗意图较弱的背景下，主导国更易通过渐进式让利推动和平演变。然而，这类拉拢对竞争环境较为敏感，一旦关系紧张，原先的合作机制容易破裂，美俄关系在2000年代的演变亦是如此。

（一）拉拢可能加剧大国竞争

拉拢不仅是大国竞争的回应，也可能反过来加剧竞争的强度。当一国通过拉拢盟友扩大自身影响力时，对手往往将此视为威胁，并采取反制行动，从而引发“拉拢竞赛”，推动竞争全面升级。

当大国通过军事或经济手段争取盟友时，这种拉拢通常被对手视为增强自身战略优势的举动。成功拉拢盟友不仅增加资源，还会引发对手的战略焦虑，从而引发连锁反应。当竞争双方实力接近，拉拢盟友的行动更易被视为挑战现状，从而加剧安全困境。微小的实力变化都可能被过度放大，导致过度反应。同时，拉拢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对竞争格局的冲击越大。若拉拢协议结构松散，承诺模糊，则对手反应可能较温和；但若协议要求高强度、深层次承诺，如成员国在核心议题上需与拉拢方保持一致，则更易触发对手警觉。

（二）拉拢可能缓和大国竞争

尽管拉拢常被视为加剧竞争的工具，但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能缓和大国间的对立。尤其当主导国将主要竞争对手纳入其主导的制度体系时，对手可能因获得特权而形成对现有秩序的利益依附，进而降低破坏性冲突的动机。

通过拉拢，竞争对手可在不彻底颠覆现有秩序的前提下，推进自身利益。被拉拢方虽然仍有改造秩序的愿望，但因获得制度内优待，可能倾向于选择渐进式改革而非对抗性破坏。然而，并非所有拉拢都能缓和竞争。若对手未能真正调整其身份或利益诉求，拉拢可能适得其反。例如，冷战后俄罗斯虽被纳入西方安全与经济架构，却未放弃自身战略诉求，最终与西方关系再度恶化。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认为成功缓和竞争的拉拢有两个前提条件：首先，权力优势显著但正在收缩。当主导国仍具明显优势但已感受到力量转移，其更有动力提出慷慨拉拢方案。例如，20世纪末美国对中俄的拉拢较为成功，正因其仍居主导地位但察觉潜在挑战，从而更愿意分享权力以换取秩序稳定。其次，制度设计具备灵活性。非正式或低门槛的制度更利于达成和调整拉拢协议，既能降低第三方阻力，又能减少特权滥用的风险。相比之下，刚性制度限制多、风险高，拉拢效果反而可能打折。

结论

当代大国竞争不同于历史上的霸权冲突，其显著特点是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相互依赖。在这种背景下，伴随复杂的双重效应，拉拢作为一种通过赋予制度性特权换取支持的策略，成为大国协调竞争、维持秩序的重要工具。

一方面：拉拢有助于缓和竞争。在高度制度化和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中，竞争对手已深度嵌入共同的制度框架。通过拉拢，主导国可激励对手成为现有秩序的受益者，而非颠覆者。只要主导国愿意提供慷慨协议，对手便更可能选择适应和渐进改革而非对抗。

另一方面：拉拢也可能加剧竞争。拉拢并非总是缓解冲突的良方，尤其是在竞争激烈、信任缺失的环境中。拉拢盟友往往会被竞争对手视为战略挑衅，触发“反拉拢”或“拉拢竞赛”。尽管拉拢在相互依赖和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秩序中的影响是复杂的，但本专题的研究结果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确的建议：

第一，尽早拉拢竞争对手。主导国应在竞争初期展开拉拢，而非等到对立加剧再行动。延误不仅抬高拉拢成本，也可能错失影响制度规则的最佳时机。拉拢应设定渐进式目标，避免过度施压以引发抵触。

第二，谨慎拉拢对方盟友。拉拢对手盟友虽可削弱对方阵营，却可能导致阵营对立升级。相比之下，推动包容性拉拢机制（向对手与其盟友同时开放）更有助于缓和整体紧张态势。

第三，承担适度风险，设计灵活制度。有效拉拢需要主导国承担一定风险，提出具吸引力的激励方案。过度吝啬只会削弱合作诚意，难以促成实质支持。而通过灵活制度设计降低协议不可逆风险，是实现有效拉拢的关键。

最后，中小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应大国竞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是被拉拢的对象，也可以通过策略性选择，影响大国竞争格局，并在合适条件下主动扮演“拉拢者”，成为缓解竞争的积极力量。

词汇积累

拉拢

cooptation

制度性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