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讲述了一个中国“黄金家族”的故事，此家族即为黄帝家族，黄帝家族叙事成为中国的主体叙事，以此开启了华夏历史。但是，黄帝之前还有神农炎帝，黄帝大战炎帝后，黄帝族群和炎帝族群完成融合，故中国人皆称炎黄子孙。因此，在《史记》的叙述中，华夏历
神农氏在万年世界历史的开端意义
枕戈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讲述了一个中国“黄金家族”的故事，此家族即为黄帝家族，黄帝家族叙事成为中国的主体叙事，以此开启了华夏历史。但是，黄帝之前还有神农炎帝，黄帝大战炎帝后，黄帝族群和炎帝族群完成融合，故中国人皆称炎黄子孙。因此，在《史记》的叙述中，华夏历史也可说是从炎黄大战开始的。中国的主体叙事，也可称之为炎黄叙事。
《史记》记载，黄帝以下，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相继承接帝位，一统中国，皆为黄帝子孙。后人质疑，五帝到底是后人建构成一个整体的，还是确为血缘家族？华夏的历史是一个族群不断融合的历史，事实上中国各族已相互通婚，融为一体，是为“天下一家”。
司马迁更有可能受到汉朝大一统精神的鼓舞，统合各种史料，有意识地建构了“五帝为一家”。“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司马迁对黄帝的描述，似乎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为了拓展华夏族的生存空间，数次北伐匈奴，并尊崇儒家，统一文化，成就了中国第一个长治久安的大一统王朝。黄帝时代是上古中国的国家化程度大大加快的时代，甚至已形成某种程度的国家“大一统”，黄帝可视为方国部落联盟基础上的“天下共主”。
司马迁的历史叙事，为中国建立大一统国家功不可没，是为万世立法。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黄帝之前还有一个“神农氏”，有一个“神农世”：这个“神农氏”是一个部落首领，还是一个国家的帝王？神农与炎帝是什么关系，“神农炎帝”又如何解释？这个“神农世”大致有多久，反映了上古中国怎样的历史面貌？神农氏，在万年世界历史的演进中，又有何重大意义？
一、文献中的神农和炎帝
司马迁在写黄帝的时候，已然慨叹：“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司马迁是采用史料文献结合民间传说即口述历史，完成对“黄帝”形象的描述。
在更早的神农时代，民间传说虽然不少，但史书文献更加缺乏。所以《史记》对神农氏几乎是寥寥几笔带过。而我们比司马迁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考古的手段，有利于揭示中国漫长的农耕化时代、农业革命的时代，即神农时代。
《帝王世纪》载：“燧人氏没，疱牺氏代之，继天为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取牺牲以供庖厨，食天下，故号曰疱牺氏。”伏羲时代是人类的渔猎时代。又载：“作耒耜，始教民耕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氏，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炎帝神农氏长于江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神农氏代伏羲氏，人类食谷以代牺牲，告别渔猎时代迈入农耕时代。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国语·晋语四》
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妊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冈，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
——皇甫谧《帝王世纪》
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
——司马贞《三皇本纪》
在史书中，关于神农氏或炎帝的出生地和活动区域，有多种记载，没有定论。《国语》讲“炎帝以姜水成”，这个“姜水”在哪？传统观念中，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姜水在陕西渭水流域，或是今陕西宝鸡市的清姜河等。但史书记载得实在太过简略，给后人太多的阐释空间。今人又多认为华夏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则“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的姬水、姜水都在长江流域。
《帝王世纪》认为炎帝在南方，都于陈。《帝王世纪》一处认为神农“长于姜水”，另一处认为“炎帝神农氏长于江水”。古代黄河水系多称河，长江水系多称江，姜水或就是江水，当在长江流域。
不管炎帝和黄帝到底生长于哪条江河，中国古史明确地告诉世人，人类文明诞生于河流边，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长江流域堪称世界上水系最发达的地区，又在光照充足温度适中的北纬三十度一带。也可说，火（阳光）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神农又称炎帝，以火德王天下，因南方火盛之故。水火既济，阴阳调和，文明方可生生不息。
《三皇本纪》称炎帝“初都陈，后居曲阜”。陈，被后人解读为今河南淮阳。另《左传•昭公十七年》曰：“陈，太皞之虚。”王符《潜夫论•五德志》曰：“伏羲，世号太皞，都于陈。“陈”与多个上古帝王相关。湖湘学者周行易在《论“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山”即湖南雪峰山》一文中，解读“陈”实为“辰”，为雪峰山西侧之“辰溪”。
周行易在《大冶铜绿山为“涿鹿之战”古战场考——兼论“炎、黄、蚩”三祖地望》中，论证了黄帝大战炎帝蚩尤的涿鹿、阪泉，在湖南湖北江西交界的幕阜山一带。《世本•居篇》记载：“涿鹿在彭城。”与铜绿山毗邻的阳新县大路铺遗址附近，犹有“彭城山”“彭城”“上彭城”“下彭城”等古村落名。“涿鹿”在不同文献中又记作“蜀鹿”“蜀禄”“独鹿”。在距离铜绿山不远的洞庭湖至梁子湖一带，今犹有蜀江、蜀湖、蜀山、独山、鹿山、鹿门等古地名。
他在该文中还论证了鲁和曲阜的地名都源于长江中游，湖北安徽江苏一直到山东皆有“鲁山”，曲阜实为长江南岸的幕阜。古地名有一个总源头，随人类迁徙而传播到四方。周行易认为这个总源头就在长江中游，即环洞庭湖地区。如韩国几乎整体复制了楚国的地名。
按照司马贞《三皇本纪》的记载，炎帝神农氏“都陈，后居曲阜，葬长沙”。如果陈在河南淮阳，曲阜在山东，而长沙又在湖南，跨度太大，逻辑上似难成立。但是，如果把陈解读为湖南湘西的古辰州地区，曲阜解读为湘东北的幕阜，长沙落实到湘东南的茶陵，则更合情合理。炎帝神农氏的足迹踏遍了三湘大地。
古《三坟》之《天皇伏羲氏连山易》曰：“崇山君，君臣相。君民官，君物龙。”崇山被今学者考证为大湘西的崇山，而非河南嵩山。崇山也是大禹父亲鲧之封地，禹夏开国也与崇山有关。《国语•周语上》曰：“昔夏之兴也，融降崇山。”《竹书纪年》曰：“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可见大湘西的崇山是上古华夏文明的重要根据地。
伏羲太皞氏在大湘西地区活动。如解“陈”为今怀化地区的“辰”，崇山和古辰州离得很近，可视为一体，这就很好理解：湖南怀化考古出来的高庙文化，为伏羲几万年前建立在太阳神崇拜（即信仰昊天上帝）基础上的古华夏文化，代代相传；7800年前由神农氏继承而发扬光大，后影响到夏商周的青铜礼器文明。炎帝承伏羲而来都“陈”，即在怀化古辰州地区建都，合乎情理。怀化会同的连山也被称为炎帝故里，因炎帝又号连山氏。
在《衡湘稽古》《荆州记》《路史》等一类古籍中，多认为神农或炎帝和湖南的长沙、茶陵、嘉禾等地有关。
烈山氏……秉火德而王天下，乃就都长沙，正南离火之地也，称炎帝，以火纪官。
——王万澍《衡湘稽古•帝来都于长沙》
烈山氏乘火德而王天下，乃就都于长沙正南离火之地，立厉山国，也称炎帝。
——盛弘之《荆州记》
庖牺生于陈，神农育于楚。
——盛弘之《荆州记》
天降嘉谷，神农拾之，教耕于骑田岭之北，其地曰禾仓，后以置县。
——王万澍《衡湘稽古》
关于神农氏或炎帝的归葬地，有较多共识，如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罗泌《路史》载“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法国汉学家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说：“神农死在茶乡，此地属长沙。”可见神农死后葬在茶陵在西方也有一定共识。今天湖南的炎帝陵成为全球华人隆重祭拜炎帝的场所之一。
《路史》又载：“自炎帝庆甲以来，俱兆茶陵。”多代炎帝葬在茶陵。可见炎帝不是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或如旧说被黄帝打败后才迁徙到茶陵。茶陵的云阳、茶山、潞岭等地名皆有悠久的历史，茶陵山水适合上古人类居住和文明发育。茶陵是神农的故乡，也是华夏上古文明的一个根据地。多代炎帝的都城或不在茶陵，但当离茶陵不太远，应在大湖湘范围。
二、考古中的神农和炎帝
现代考古的进展，为理解神农或炎帝的历史提供了新视野，并为“重写华夏史”或“重写世界史”提供了新的契机。首先，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发现于湖南的道县福岩洞，距今12 万年至8 万年。然后，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仙人洞发现了人类最有代表性的早期农业文明遗址：玉蟾岩遗址的栽培稻距今14000或15000年，陶器距今18000年左右；仙人洞遗址的栽培稻距今12000年，陶器距今20000年左右。
这两大遗址远远早于中国北方的农业遗址，也早于西方的农业遗址。这意味着，人类的农业革命最早在中国南方开始了。这也是人类真正改造和利用大自然的开始。栽培稻和陶器分别代表最早的农业和工业。《太平御览》载：“神农耕而作陶。”《逸周书》载：“神农之时……作陶，冶斤斧，斫木为耜鉏耨，以垦草莽。”文献和考古相印证。世界文明史由此开启。
要强调的是，中国南方尤其是湖湘地区的文明连续不断。《春秋元命苞》曰：“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二十六万七千岁，分为十纪。”华夏历史从盘古开天辟地至获麟有326.7万年，与今人讲的旧石器时代有200多万年有符合之处，皆言此段历史非常漫长。
湖南考古所原所长、岳麓书院郭伟民教授在《吾道南来——湖南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中认为：“从旧石器时代几十万年前到距今4000年左右，湖南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且文明的迹象在考古发现中逐渐显现。……距今6300年到4000年的过程中，从城头山到鸡叫城，城市的出现反映了农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激增，社会分工与分化明显加剧。大型城池和巨型公共建筑的出现表明权力得到强化，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出现了早期古国的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湖南的澧阳平原文化与社会在中华文明起源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甚至比其它地区更早进入国家形态，因为城头山遗址至今仍是中国最早的城。”
而据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施雅风等的研究，全新世从11700年前开始，在10500年之前，中国大陆北方处于第四纪冰川和冰冻时期，历时1200年。北方几乎一片死寂，文明湮没而断层，北方的人类或灭亡，或南迁至长江流域。华夏文明史在距今10000年左右重新开端。确切地说，中国南方人把连续不断保留下来的文明，重新传播到北方。在这个意义上，“湖南中心论”或“南方起源论”是成立的。
北方最有代表性的农业遗址为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贾湖人开始种植水稻；河南郑州市的裴李岗遗址，距今约9000年至7000年，粟黍稻并作；河北邯郸市的磁山遗址，距今约10300至8700年，有最早的粟作农业。但这些遗址的农业都远远晚于南方的水稻农业。这与全新世开始的冰川年代吻合，北方没有发现10500年之前的农业遗址。北方的农业可以看作是南方人向北传播文明的结果。
西方（西亚）最早的农业文明遗址为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遗址，距今12500年到11000年，晚于中国南方最早的农业遗址，但早于中国北方的农业遗址。已驯化黑麦、扁豆等植物，但没有发现陶器。而非洲虽然有古人类，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文明（古埃及除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民以食为天。人类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快速促进其它文明因素的发展和进步；人口的大量聚集逐步形成定居聚落，最终促成城市的诞生、社会的分工、国家的形成。所以，最早的农业遗址在大湖湘地区即南方发现后，距今6200年的最早城市也在湖南常德城头山出现，乃至在8000年前的八十垱已出现城市的雏形。在环洞庭湖的湖南湖北地区，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城市群。
郭静云、郭立新教授在《华南新石器农、猎、渔生活方式的形成与互动》中认为，南岭地区是孕育早期华夏文明的关键地区，古人类居住在冬暖夏凉的南方岩洞里，开始驯化野生水稻，并发明陶器。岭南地区的珠江流域很可能是人类最早开始利用和驯化稻谷的地方。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岩洞遗址如玉蟾岩、甑皮岩、牛栏洞多发现于两广和湖南交界的地方。而人类走出岩洞后，大规模种植水稻和开拓平原，则是在湖湘地区，最终在洞庭湖澧阳平原筑城。6000-5000年前城头山、鸡叫城、七星墩等古城拔地而起，成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城市，华夏文明基本孕育成熟。
《太平御览》引《尸子》:“神农七十世有天下。”《吕氏春秋•慎势》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路史》引作“七十世”。结合考古和文献，就容易理解神农七十世、炎帝八代之说。从15000年前中国南方的农业萌芽，到6000年前农业大规模普及，人类的农业革命经历了漫长的一万年之久。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神农或炎帝的传说并留下祭拜的陵墓，这一点不奇怪，因为神农和炎帝都有很多代，后裔遍布中国。
结合文献和考古，人类虽然至少在15000年前已进入了驯化水稻的农业萌芽时代，但发明农耕工具（耒耜斤斧等）进行成熟耕作，正式进入神农时代，大致在距今10000年左右。神农作为农皇，实际上是发明农耕器具、提升农耕水平的神化历史人物。又《帝王世纪》载炎帝“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平均每代炎帝66 岁左右。神农氏多至七十世，则整个神农时代大致有5000年。中国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进入黄帝时代。中间再经历十代黄帝及五帝时代（部分五帝也有多代），大致有2000年，中国进入夏商周三代。
在炎帝之前，古代文献多称上古部落首领为“氏”：“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其末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载。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伅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伏牺之号。”其时中国或处于氏族部落时代。
而从炎帝开始，多称“帝”，这是有深意的。八代炎帝为：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从此上古帝王有具体的名字，和清晰的传承谱系。中国农耕文明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人口大规模聚集，乡村聚落或城市聚落已逐步形成，从而建成国家政权，故以“帝”称首领，能号令天下。
《汉书》载：“神农之教，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又城池之设，自炎帝始矣。”距今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期，出现了长江中游第一批村落；距今8000多年的八十垱，开始在村落外围挖壕沟，这种由壕沟围起来的村落被称之为环壕聚落。有学者认为这是古城池之雏形，与“城池之设自炎帝始”吻合。直至6200年前，湖南澧阳平原出现中国第一座古城。八十垱遗址收集了大量稻谷稻米，有近1.5万枚，超过国内同时期的收集总量。8000多年前的常德李家岗遗址，发现长江中游最早古稻田，并有环壕、居址、墓葬、古水系等。在城头山遗址旁边，发现距今6500年左右的水稻田。
经历神农70世，在农业革命的神农世末期，中国开始进入八代炎帝的国家时代。所以，后人把两者结合起来，又称“神农炎帝”，或“炎帝神农氏”。目前所知茶陵埋葬的是末代炎帝榆罔。茶陵也被称为“神农故里”，因为神农在茶陵尝百草而发现茶叶，且葬于此，故名茶陵。《路史》载：“自炎帝庆甲以来，俱兆茶陵。”多代炎帝葬在茶陵。6500—7000年前的独岭坳遗址，体现了炎帝在茶陵的历史文化。但茶陵尚未发现6000年前的古城，有可能炎帝在其它地方设都，死后葬于茶陵。而《湖南通志•封建志》载，“远溯上世，则王者亦常都之”。炎帝榆罔被封在茶陵古潞国，黄帝之子少昊亦封在云阳，或可深挖之。
炎帝建立了国家政权，有号令天下的权力。和黄帝一样，能用武力征伐各地诸侯。《路史•炎帝纪下》载：“炎帝魁，帝魁之立，祗修自勤。质沙氏始叛，其大臣锢职而哗诛，临之以罪而弗服；其臣箕文谏之，不听，杀之；三卿朝而亡礼，怒而拘焉，哗而弗加，哗卿贰。质沙之民，自攻其主以归。”《路史》又载：“乃课工定地，为之城池，以守之。后岁省方，观民设教，月省时考，终岁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补遂不供，乃伐不遂，而万国定。”炎帝可视为建立在方国部落联盟基础上的“天下共主”，其版图以南方湖湘地区为核心。
而到了末代炎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黄帝代神农炎帝而王。黄帝政权的首都仍在环洞庭湖一带。《庄子•天运》载：“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历代帝王年表》载：“黄帝轩辕氏……在位百年，崩于荆山之阳，葬桥山。”《帝王世纪》载：“长沙下隽罗有黄陵亭。”黄陵乃黄帝所葬之陵，在今湖南湘阴。上述地名，都在环洞庭湖的湖南湖北一带。湖南籍学者刘俊男教授认为，黄帝生于长沙，最后葬于长沙北面湘阴县的“黄陵”。舜帝葬在湖南，大禹其实也葬于湖南。华夏文明源于湖南。两湖原本就是中国地理之中心，更是上古时代三皇五帝的主要活动区域。
《世本》载：“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在《史记》中，鲧是大禹父亲，因封在湖南的崇山，故称崇伯鲧，是黄帝后裔。但是，鲧可能有很多代，可上溯至6000年前。鲧家族可能是一个古老而独立的家族，被司马迁出于政治认同而整合到黄帝家族中。6200年前的湖南常德城头山，可能就是鲧家族建起来的。此古城可能是鲧家族为黄帝造的都城，也可能是为炎帝造的都城。
总而言之，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中国的国家化程度大大加快，建立了以“黄帝”为核心的华夏认同，逐步迈向“大一统”，形成“天下一家”“万邦协和”的世界格局。此“天下一家”，除了血缘认同之外，还有不少姓氏族群基于对黄帝缔造的政治文明共同体的认同，而被整合到黄帝家族中。黄帝以“土德”王天下，即有居中占据土地的意思。黄帝建设国家政权，开疆拓土，完善官制，大大拓展了华夏族的生存空间。
中国历史遵循“合而分，分而合”的发展逻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代伏羲氏，中国加快了农业革命的步伐，至八代炎帝已进入诸侯方国并起的天下时代。炎帝时代开始分封诸侯。宋均曰：女娲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古史考》云：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炎帝榆罔露参卢的后裔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这体现了中国历史由合到分的趋势。
而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黄帝征伐强暴又统一中国，中国历史由分到合。黄帝一统，被尊为天子，又分封天下，至今衍生出华夏万千姓氏。仅黄帝儿子少昊后裔的方国就有6 姓100个方国。少昊后裔逐渐远徙西方欧洲和东方美洲，华夏史逐步扩大发展为世界史。炎黄各大姓氏又相互通婚融为一体，故后世中国人无不是伏羲炎黄之后裔。司马迁的炎黄叙事，为中国建立大一统国家、强化华夏认同功不可没，是为万世立法。史家之笔法，诚然关乎华夏民族之兴衰！
三、万年世界文明史，当从神农始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年-1778年）在《风俗论》中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尤其对中国历史的书写从来不吝赞美之词：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
无可否认，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贯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没有掺杂任何神奇的成分，而且全都以4152年的天文观察为依据。
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写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伏尔泰赞美中国历史，却对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基督教的《圣经》历史不以为然。他说“希罗多德并不总是说谎”“希罗多德的无稽之谈”“希罗多德天真地向希腊人转述了埃及人的话”。希罗多德的《历史》从一开始就被西方人质疑，或认为不是严格的历史作品，而是虚构想象成分很大的文学作品，也可认为是口述历史。希罗多德在被人称为“历史之父”的同时也被人称为“谎言之父”。
伏尔泰又说“在希伯来人的历史中，一切都充满奇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奇迹，然而在犹太民族中，一切全是奇迹”。“而我们的所谓世界史，却以这个犹太小民族作为描述的对象和立论的根据。”他认为《圣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游牧部落为自己撰写的，然而这样一部书却被认为包含了世界历史的起源，实在无从征信。可以说，伏尔泰是质疑“西方伪史”的先驱。
他还说，欧洲人“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即欧洲人在他之前的500年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文字书写和历史书写。相对其他古老的民族，欧洲诸民族如英法德俄是最晚起的，其历史书写也最迟。
“欧洲中心论”的哲学鼻祖之一黑格尔虽然藐视中国文化，但他的“世界历史”是以中国历史为开端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亚洲是起点，欧洲是历史终点。“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作家’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的记录……中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三千年；中国的典籍《书经》，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
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写得合情合理，乃是因为中国在商周之际，经历了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从“阴阳不测之谓神”到“一阴一阳之谓道”，从人格化之“上帝”“天帝”到理性化之“天道”“天理”，中国人完成了从宗教神性思维到哲学理性思维的转变。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种理性的历史书写，而非神话写作。后世皇甫谧、司马贞、罗泌的上古史书写，也无不遵循着人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演化的理性原则，而不像西方史书中处处“充满奇迹”。
西方直到启蒙运动时代，才走到这一步：西方社会从基督教神权摆脱出来之后，才开始有理性的历史书写！这也就是伏尔泰赞美中国历史书写而斥责西方历史书写的原因。
从盘古的穴居生活、燧人氏发明用火、有巢氏使人类走向巢居、伏羲氏教人渔猎，到神农氏开启农耕始建城池、黄帝时百工齐全官制完备，再到夏商周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历史书写反映了人类进化和文明进步的全过程，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从盘古氏、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疱牺氏）、神农氏，再到炎帝、黄帝、尧舜禹公天下和夏商周家天下等等，每一个名字或名词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人类文明演化的全过程。
而这种“合情合理的历史书写”，又在近现代中国的考古中得到了证实。文献和考古相互印证，让人觉得更加可信。西方的历史书写，必须放到中国史书的天平上进行衡量和考量。
从考古来看，中国南方是现代人和世界文明的起源地。万年世界文明史，当从神农始。西方新月沃地的早期农业，晚于中国农业近2000年，可看作中国南方农业革命拓展的结果。同理，中国北方的早期农业是南方农业传播的结果。在北纬30 度一线，四大古文明逐渐凸显。在10000年至6000年前的神农时代，古代人类可能已开拓东西迁徙的路线，在适合农耕的地方播撒文明的种子。且东西方拓展农业的族群，是有一定血缘联系的，能相互感知感应，认同“天下一家”。
湖南已故学者阎朝科先生认为，湖南高庙人在7000年前后远征西方两河流域和北非埃及，建立了古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所以古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中有大量黄种人，和今天的中国人几无差别。高庙人为神农族群，而高庙文化却是伏羲以来建立于太阳神崇拜基础上的华夏文化源头。高庙文化中的太阳纹、八角星纹、凤鸟纹、獠牙兽面纹等，掀起了史前中国第一波艺术浪潮。这些精美图案体现的文化图腾，不但传遍了华夏大地，也影响到了古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后世有所谓四大古文明，也挖掘出了大量文字和各种图腾图案，但除了中国，其它古文明都没留下系统文献，值得深究和破解。
古代有神农大九州的说法。《绎史•黄帝纪》载：“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
如果放在神农向全球拓展农业的大历史背景来看，全球大九州的图景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南方古人在北纬30度一带的东西路线迁徙，播撒农耕文明的种子。此时没有国家的疆界分割世界，没有绝对的权力导致暴力统治，没有诸侯的武力征伐涂炭生灵，“神农”以道德感召聚集人民，和睦相处，那是“天下大同”的黄金时代。神农时代“大九州”的图景，逐渐演化出了四大古文明。
到了神农世末期的炎帝时代，以及随着黄帝时代的来临：财富的增加导致人心贪婪，相互争利；不同国家政权的建立，意味给世界划分疆界，设立壁垒；绝对权力的膨胀导向暴力统治，武力的强大导致诸侯相互侵伐征战。所以，“黄帝以来，德不及远”，神农时代的大九州演化成黄帝时代的小九州。进一步，“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五帝禅让的大同公天下转化为夏商周世袭的小康家天下。近现代，更有全球的极端民族主义横行，导致两次世界大战。
人口繁衍、气候变暖和物质条件的提升，使人类向地球更广大的地域拓展生存空间。现代人诞生于中国南方，以湖南道县人、贵州毕节人、安徽华龙洞人为代表。中国南方的现代人进化出最早的农耕族即华夏族后，同时分化出南蛮北狄西羌东夷。华夏居中，而“南蛮北狄西羌东夷皆出于华夏”。或有“夷夏互变”：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史记•五帝本纪》曰：“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南蛮北狄西羌（戎）东夷的观念在尧舜时代即已成型。西方诸多民族的形成，可能与黄帝擒杀蚩尤逐荤粥、尧帝流放四罪、舜帝流放四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关。一直到汉武帝北逐匈奴，直接影响了欧洲历史。
南蛮北狄西羌东夷，实乃非常科学的族群分类，与各族群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相关：所谓北狄，主要是讲北方草原上多是骑马的民族。所谓西羌，主要讲西方高山大漠中多是牧羊的民族。所谓东夷，主要讲东方沿海多渔猎民族，擅长弓箭和打渔撒网。而南蛮，因为南方气温高和森林茂密的缘故，南方人多与虫即虎豹蛇兽相处，充满野蛮气息，是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族群。
只有华夏族是农耕族，居于天下之中，享有适宜的温度气候，懂得天文历法和农耕种植，故文明程度最高。华夏族一开始主要是种植水稻的民族，生活在长江流域，以上古湖湘为核心区域，后来才扩张到黄河流域。
数千年来，在中国的西方或北方，不断涌现出强大的游牧族政权，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但又不外乎西羌、北狄或两者的分分合合。为了争夺逼仄的生存空间，这些游牧族群相互征伐，以“尚武”甚至杀戮为荣，牧羊人和骑马族很容易演变为军事掠夺族群，即中国古书记载的“戎人”，故又有“羌戎”或“戎狄”之说。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那些被华夏族驱逐的游牧族，一波一波向西方迁徙，通过野蛮征伐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希腊历史和犹太人历史就容易被理解。希罗多德《历史》开篇就从不同民族抢掠对方国王的女儿讲起：先是腓尼基人抢掠了希腊一个国王的女儿伊奥；后来希腊人抢走了腓尼基一个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再次，希腊人犯了第二次“不义之行”，抢走科尔基斯国王的女儿米底娅；再后来，亚历山大又从希腊抢走了海伦。最终，波斯人和希腊人结仇，引发了后来的世界大战。抢掠妇女的行为来自游牧民族抢婚的风俗，此即戎狄之俗。这种习俗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族中保留到成吉思汗的时代，甚至一直到近代。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认为，现在被称为希腊的地区，古时候并没有定居者；后来，移民运动频频发生，强大部落挤压弱者，抢夺生存空间。其开篇还开宗明义讲古希腊历史源起于海盗史，古希腊人“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这种行为完全不认为是可耻的，反而认为是值得夸耀的。这不过是游牧族从陆上劫掠转移到海上劫掠，增加了“海洋”因素。古希腊人是从东方移民而来的游牧族，有羌人也有狄人。
杜钢建教授通过对古希腊地区的泥板线性文字进行考据分析，认为古希腊线性文字实乃大湘西古文字即古汉字，并逐一解读，发现其中的“鬲”对应了中国古代的鬲族即制造陶器的族群，还有“鬲己”之“己”对应了中国古代的“己”姓等。“鬲”又与希腊人的一个称呼Graius或Graicus的语音类似，两者又对应上了。他还说古希腊的另一个称呼Hellas/Hellan/Hellen来自于华夏的西戎，所以希腊应翻译为“西戎”。
犹太人的早期历史主要是牧羊人的历史。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就是一个牧羊人，后成“多国之父”。这个牧羊族多灾多难，在受难中强化了“上帝”的唯一神信仰；若没有这个唯一神信仰，在强敌环伺的中东地区，犹太人早被灭族，或融入他族了。而正因丧失了土地，四处游牧和流浪，这个民族锻炼出惊人的经商能力，后发展成世界上纵横捭阖的犹太资本集团。从这个民族延伸出来的《圣经》普遍历史，影响了整个西方的历史；直到启蒙运动时期，《圣经》的神学历史，才被打破和解构。
伏尔泰质疑《圣经》的神学历史：“在摩西身上，一切都是神乎其神。……摩西不是作为凡人而行动的人，他是神的工具。对于神，我们无权质问，我们只能顶礼膜拜，缄口无言。”“犹太的著作家只不过是上帝的秘书，一切均由上帝口授。”伏尔泰褒扬中国的历史书写，以此作为一种理性的“观念武器”，猛烈抨击基督教专制残酷的神权统治。
希腊人的历史，即“西戎”的历史，西戎中包含了戎狄和羌戎等；犹太人的历史，即西羌的历史。它们都是古老华夏历史的一部分，只是截取了世界历史的某个片段，其源头可追溯到中国南方的炎黄历史。希腊文献只讲了3000余年的历史，犹太文献只讲了4000余年的历史，如西方人推定大洪水发生的时间为公元前2348年。两者之前更久远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更古老的中国。清末慕维廉所译《大英国志》曰：“四海本属一家，万国本于一脉。……人类皆出于亚细亚，后散居四方分数种。”
例如，希腊人从一开始即从事海上劫掠所使用的船，《圣经》中诺亚在大洪水中逃难的方舟，最早是谁发明的？西方文献没有类似中国三皇五帝的漫长起源历史，没有文明演进器物发明的渐进历史。而且，连西方的文献本身也非常可疑，被人称之为“西方伪史”，属于后世编撰完善的历史文本。中国文献却记载得清清楚楚。
《周易•系辞下》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6000年前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发明舟。距今8000年的浙江跨湖桥遗址，已发现世界最早的独木舟之一。杜钢建教授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中，认为古希腊地区科林斯人和腓尼基人是来自中国先夏时期的舟人房人，善于建造船只。古代最基本的发明，在中国古文献中都有记载说明，而且得到了现代考古的证明。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西羌出自姜姓三苗，属于炎帝后裔，三苗古国靠近湖南南岳，国都在今长沙株洲湘潭一带。舜帝将三苗徙之三危，即河关之西南羌地。
神农炎帝时期的白阜和赤冀是狄人的祖先。除了炎帝的后裔，狄人中还有黄帝的后裔。《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从源头追溯，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炎黄后裔，羌人狄人戎人在黄帝帝喾尧舜禹时代被驱逐流放后，陆陆续续自中国迁徙到西方。多数西方人，不外乎是羌人（牧羊族）或狄人（骑马族）的后裔。
犹太人讲述人被上帝从伊甸园赶出来，可能与尧帝流放四罪、舜帝流放四凶等事件有关。而上帝发洪水灭世这一事件，也可能与尧舜时代的滔天洪水有关，年代大致吻合。
《圣经》认为“人类是有原罪的”。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又何罪之有？经此大洪水，一部分人类借“诺亚方舟”登陆逃向了西方，开启了西方《圣经》的普遍历史，影响西方几千年；而中国人在东方经历艰难的治水过程，最终大禹领导人民疏导洪水获得治水成功，光耀华夏，德被四方。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和光大。华夏民族在治水过程中凝聚成更强大的超大规模族群。中西人类同源，但中西观念之分歧差异从面对大洪水时已看出端倪。
神农氏距今太过遥远。他给今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有：一，发明耒耜，教人耕作，解决人类的温饱问题；二，尝遍百草，发明中医，救死扶伤，最后自己却误食断肠草而亡；三，在尝百草的过程中，发现了茶叶而发明茶饮，所谓“万年国饮始于茶陵”，茶饮是体现中国人最优雅而有品味的行为之一。
从以上看出，神农氏是一心为民服务而富有牺牲精神的上古帝王。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被人描绘成独裁、专制的“大家长”。黑格尔虽然承认中国历史最古老，但他批判中国的政治观念：“这种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因为皇帝虽然站在政治机构的顶尖上，具有君主的权限，但是他像严父一样行使他的权限。他便是大家长，国人首先必须尊重他。”“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民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在中国，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
黑格尔批判中国近两千年皇权世袭的等级制和大家长制，不能说完全没道理。这和湖南人谭嗣同批判的一样：“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然而，悠悠华夏上万年，中国的皇权世袭等级制毕竟仅存在几千年，而且在近代被人民推翻。中国已是人民民主共和的中国。
神农氏为人类尝百草而死的精神，又体现了怎样的政治学意义？王（政府首脑）的设立，或政府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统治人民，还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政治的前提一定要首先弄清楚。在这部以“神农氏”名义流传下来的《神农氏政典》中，我们可以思考很多。
三坟五典被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时代的上古文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而，这些古典文献早已散佚，宋代毛渐重新发现了《古三坟》，认为“观其言简而理畅，疑非后世之所能为也”。今人很难追溯《古三坟》的最初文本，真实历史无法还原；但《神农氏政典》现今文本所言“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体现了华夏一脉相承的治国理念，“观念历史”传承至今。
在华夏历史上，就有“天民君宪法秩序”和“天君民宪法秩序”两种秩序追求的区别。《神农氏政典》中“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蕴含着天民君宪法秩序的国家治理大道，上古帝王多是被选举出来为人民服务的，而非天生下来统治人民的。到了汉武帝大一统时代，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君”和“民”的位置发生颠倒。董仲舒强调君权在万民之上，君主世袭，而由“天”来制衡，也是迫不得已——非如此会引起奸臣乱贼对帝位的觊觎而导致天下秩序大乱，这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如果我们认定《神农氏政典》是一部宪法，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那么，《神农氏政典》的“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和防止政府权力过度膨胀的思想，影响了古今中外的政治宪法思想，甚至也影响了当今的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倡导“人人被上帝所造而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思想，以及有限政府的思想，且主张信奉上帝即“奉天”，这和《神农氏政典》有诸多相似之处。《神农氏政典》从根本上体现了竭力为民、为民服务的“民本”思想，与今天的“民主”思想在终极追求上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认定神农时代是一个囊括大九州的大同时代，大同时代其实就是上古的民主时代，愈上古愈民主。“大同”在《洪范九畴》的宪法学解释中，就包含了“大多数人认同”（“庶民从”）的民主含义；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大同”也包含了选贤举能的民主含义。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时，认为英国人的议会制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向往的“三代之治”，中国上古的民主精神实际上被英国议会制发扬光大。
这样一种解释世界历史的方法，与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是大不一样的。中国自有中国的文化内涵，中国历史书写自有中国史家不一样的笔法。中国的大一统叙事或大同叙事，和西方的自由叙事也不一样。
惟天生民，民为邦本，民主共和；四海一家，九州共贯，走向大同。这是《神农氏政典》具有的世界性意义，也是赐给我们今人永恒的启示意义。
收录于枕戈即将出版的《重写世界史——万年风雅的华夏基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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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同思想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