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者荐语：这是Andreas Wimmer今年最新发表在Amercian Journal of Sociology期刊上的作品，研究基于整合多个原始数据来源的历史地理信息数据集，重新探讨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观念变革——“浪漫民族主义”的传播。作者将浪漫民

编者荐语：这是Andreas Wimmer今年最新发表在Amercian Journal of Sociology期刊上的作品，研究基于整合多个原始数据来源的历史地理信息数据集，重新探讨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观念变革——“浪漫民族主义”的传播。作者将浪漫民族主义的散布视为一种“多领域”的观念传播过程，讨论了诸如人际联系、文化机构、历史联系和外族占领等多个因素如何参与民族主义观念在各地传播和扎根的过程。文章不但对民族主义观念传播的条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统计检验，其理论旨趣亦相当富有启发。其部分结论在相当程度上是“反直觉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兴起和传播依赖于跨区域乃至跨越国家的横向社会联系，而非内生于某一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从而进一步规避了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方法论民族主义”倾向。

多领域的散布：浪漫民族主义在欧洲，1770-1930

摘要:

作者简介:

Andreas Wimmer，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与政治科学系

Seungwon Lee，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

Jack LaViolette，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

编译来源: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30(4): 931-975.

本文第一作者Andreas Wimmer

一、引言

浪漫民族主义是近代早期欧洲最为瞩目的文化现象，对现代政治的形成具有根本性意义。浪漫民族主义直接促成了民族主义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它书写并歌颂民族旧日的荣光和当下为独立而进行的抗争，它合法化了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它重新发明了民谣、民俗、民谚等底层的文化要素，以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抵制跨国性的普世文化的支配。浪漫民族主义以各种形式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为载体，其传播直接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使得“民族自决”的主张被广为接受。

本文将浪漫民族主义的散布视为一种新文化框架（new cultural frame）的传播，并尝试讨论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机制。浪漫民族主义的传播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本文因此将集体行动研究的“文化框架”理论引入观念传播机制的分析。为了佐证作者的观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囊括2300个定居人数过万的欧洲城镇的地理信息数据集，并以每十年为时间单位设计面板数据，时间范围在1770-1929年之间。研究的核心样本是《欧洲浪漫民族主义百科全书》数据集（*Encyclopedia of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urope*, ERNiE）所收录的各城镇在特定时期产出的文字、音乐或视觉艺术等各种体裁形式的浪漫民族主义文艺作品的数量。文章基于系统的地理信息数据，检验了影响城镇浪漫民族主义文艺创作规模的多重因素。

本研究涉及的样本包括1454份文学作品，1047首音乐和3499件视觉艺术作品。本文发现，浪漫民族主义的文艺创作最有可能在遭受外来王朝统治的城镇兴盛，而不是在那些已有相容文化元素的地区（如新教影响地区）。同时，浪漫民族主义的散布是在多个“领域”（domain）中发生的，包括艺术家的私人关系，城镇与大学、报纸等文化机构的接近程度，以及同源文化地区内的城镇之间的历史联系。这些类型的网络对文化产品和观念的传播至关重要。本研究立基于城镇层面的数据，重点探究城镇之间横向联系对传播民族主义观念的作用。本文认为，城镇之间的横向传播网络跨越了语言、宗教和国界等民族文化边界，这有效克服了以往民族主义研究中常见的“方法论民族主义”弊病。

二、理论

本文认为，浪漫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种跨越国家和共同体边界的观念传播现象，而非完全内生于国家内部的社会变迁。借鉴集体行动的相关理论，新文化“框架”（frame）的兴起过程一般有三种形态，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民族主义观念的传播。（1）新旧文化框架之间的调和性（compatibility）。例如，新教带来了成员之间相互平等、允许使用方言和倡导君臣享有共同信仰的文化共同体，常常被认为培植了民族主义兴起的土壤。（2）新的话语框架需要切合实际（empirically credible）。如果民族主义者已经忠实地记录和保存了该国独特的语言、文化、音乐和民俗等，那么浪漫民族主义更有可能生根发芽。（3）新文化框架描绘了一个和现实全然不同的理想状态，不妨称之为“落差”机制（“contrasting ideals” mechanism）。一般而言，在屈从于异族统治的地区，主张“民族自治”的民族主义愿景更具吸引力。

那么，浪漫民族主义具体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播的呢？文章将相互叠加的多重类型的社会网络驱动的“多重传播过程”（multiple diffusion processes）置于分析的中心。这些传播网络涵盖多个层面，在个体、机构和地区各个层面施加观念传播的动力。每一种类型的传播网络，都构成了一个“传播域”（domain）：一个边界相对清晰但相互之间又有所重叠的关系空间，在这个空间之内，观念可以沿着内在连通的社会网络流布。文章区分了四种类型的传播机制，分别是文艺创作者的人际网络、文化渠道、政治渠道和基础设施渠道。具体来说，（1）人际网络作用的体现是，文艺创作者之间的书信往来能够传递浪漫民族主义的文艺理念。（2）文化渠道是指，如果某些大学或发行报纸的城镇已经对浪漫民族主义有所耳闻，那么靠近这些大学或城镇的地区更有可能接触到浪漫民族主义。非正式的文化因素同样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自古以来（自罗马至中世纪）在文化上高度同质的地区也更有可能孕育浪漫民族主义。（3）政治渠道是指生活在同一政权之下的艺术家们更有可能共享浪漫民族主义观念。（4）交通设施和通讯条件也会促进观念的传播，但相较于人际网络和文化渠道，政治渠道和基础设施渠道传播浪漫民族主义的确切性（specificity）相对较弱。文章理论的总结参见Table 1。

三、研究假设

基于“传播域”理论，文章构造了15个关于某城镇某年是否创作浪漫民族主义作品的假设，涵盖语言宗教、外族统治、书信往来、文化机构、文化相似度、政权归属、交通设施等各个方面。

第一，在语言和宗教上，研究假设新教城镇（H1）以及使用相同语言和信奉共同宗教的城镇（H2）更有可能创作浪漫民族主义作品。作者使用了两份涵盖57种语言的语言地图（Rand McNally Atlas [1897]; Troinitskii [1905]），并将这些语言归并为16个“语族”（language families）以备稳健性检验。同理，作者根据两份宗教地图（Andrees [1887]; *The Times* [1900]）将城镇的宗教归属编码为主流天主教（majority Catholic）、新教（Protestant）、希腊东正教（Greek Orthodox）、亚美尼亚东正教（Armenian Orthodox）、穆斯林（Muslim）和佛教（Buddhist）。

第二，在外族统治方面，作者假设那些处在外来统治者统治之下的城镇更有可能接纳民族主义（H3）。作者根据Wimmer（2023）使用的NTUS 3数据集，构造“是否处于外族统治之下”的0/1变量。文章特别强调了拿破仑占领时期的特殊意义，衍生出两个次级假设：浪漫民族主义更有可能出现在拿破仑占领期间或结束的时刻（H4），更有可能出现在拿破仑占领的国家之内，但需要处在拿破仑帝国或其傀儡国的直控范围之外（H5）。这样一来，创作者更有可能免于因创作民族主义作品而遭受帝国的弹压。有关拿破仑占领的数据来自Acemoglu et al （2011）。

第三，在书信往来方面，作者假设那些首次创作浪漫民族主义作品的创作者更有可能先前已经和知名的民族主义者建立书信往来，因此更有可能接受民族主义观念（H6）。这一方面的数据来自ERNiE。以城镇为分析单位，则假设是：收到民族主义者的信件更有可能促使该城市的居民创作浪漫民族主义作品（H7），如果信件的发送者位于民族主义创作的兴盛地区，那么接收信件的城镇就更有可能产生民族主义创作（H8）。研究涉及的信件样本规模超过了38,000件，通信人约2,700人。

第四，考虑到文化机构对观念传播的促进作用，如果城镇靠近已经创作过民族主义作品的大学所在城镇（H9）或报纸发行城镇（H10），那么该城镇就更有可能产生民族主义作品。大学数据的来源是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in Europa（Rüegg and Briggs 1996, 2004），报纸数据的主要来源是德国国家图书馆的Zeitschriftendatenbank（ZDB）数据集。

第五，在文化同质性层面，作者使用罗马时期的道路网作为代理变量。作者假设，按照沿着罗马道路上的里程计算，更临近已产生民族主义创作地区的城镇更有可能在未来接纳民族主义（H11）。罗马道路数据来自McCormick et al.（2013）。作者计算了两个指标：城镇离最近的罗马道路的距离、与最近的民族主义作品创作地间的罗马道路里程。作者还识别出多个被罗马道路连通起来的城镇群（cluster）（见Figure 1），并假设共处同一城镇群之内更有可能产生民族主义作品（H12）。

第六，在政权归属层面，如果城镇和民族主义创作地处于同一当代国家疆域的之内，同样更有可能产生民族主义作品（H13）。数据来源于Wimmer（2023）。

最后，在交通设施层面，如果按照驿站马车车道（1870年前）（H14）和铁路（1870年后）（H15）的里程计，越靠近民族主义创作地的城镇越有可能产生民族主义作品。这方面的数据来源于驿站马车车道地图（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和伯克利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Berkeley’s Historical GIS）收录的欧洲铁路网数据。

此外，本文还纳入了诸多控制变量，并使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s）进行统计检验。这是因为考虑到本文依据的面板数据（city-decades）在因变量上的分布很不均匀，在2,270个城市中，只有185个诞生过民族主义创作，在所有的36,320个观测单位中，只有747个有民族主义作品产出的记录。而且有很多城市并不曾有文艺创作者居住，因此也不可能产生民族主义作品。考虑到数据集的0值极多，使用零膨胀模型是比较合适的策略。

四、统计结果

Table 2呈现了检验第一组假设的结果。总体来看，模型并没有支持新教城镇更有可能产出民族主义作品的假设（H1），也没有验证共享语言和宗教的作用（H2）。得到支持的是外族统治假设，也就是文化框架形成的“落差”机制（H3）。统计结果表明，那些处在被拿破仑占领的国家但并没有被拿破仑直接占领的城市也更有可能产生民族主义作品（H5）。Figure 4 表明，拿破仑战争之后，城镇产生浪漫民族主义作品的数量显著增长，进一步支持了外族统治假设（H4）。

Table 3、4分别表明，关于人际关系（书信往来）、文化机构（大学和报纸）以及历史文化的趋同性的假设都得到了验证（H7-11）。但是，研究并没有发现支持政治传播渠道或基础设施传播渠道的统计证据，假设H12-15并没有发现明显成立的证据。

五、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民族主义观念的传播是通过多种类型的社会网络实现的。基于本文构建的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关于民族主义观念传播的人际关系假设、外族统治假设、文化机构假设和历史联系假设得到了支持，其他诸如同属政权、交通设施等因素的作用缺乏明确的证据。文章指出，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应当超越国家形成的内生视角，应当从观念传播的多维社会过程重新加以认识。本文不但回答了观念通过何种渠道传播的问题，还关注这些传播机制是否能够帮助文化观念在全新的环境中能否生根发芽。文章通过发掘历史个体和城市共同体之间的横向社会联系，贡献了一个理解政治观念传播、民族主义兴起和政体演进的“自下而上”视角，指向了一种“跨越国家边界理解国家”的理论进路。

本文转自 | Political理论志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