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年的江淮大地，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农业危机。这一年，安徽全省遭遇了罕见的自然灾害。自6月起，连续九场暴雨席卷皖南皖北，淮河、长江水位暴涨，农田尽成泽国。8月初，一场强台风又突袭芜湖地区，将本就摇摇欲坠的农业生产推向绝境。据当时统计，全省午季和秋季作物

1956年的江淮大地，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农业危机。这一年，安徽全省遭遇了罕见的自然灾害。自6月起，连续九场暴雨席卷皖南皖北，淮河、长江水位暴涨，农田尽成泽国。8月初，一场强台风又突袭芜湖地区，将本就摇摇欲坠的农业生产推向绝境。据当时统计，全省午季和秋季作物受灾面积高达8087万亩，相当于播种总面积的一半。在重灾区宣城、芜湖一带，许多村庄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望着被洪水浸泡的稻田，脸上写满了绝望。

面对严峻形势，安徽省部分地区的基层干部开始尝试突破体制束缚。在宣城县，县委农工部的干部们经过深入调研，创造性地提出了"包工包产，超产归队，减产赔偿"的解决方案。这个看似简单的办法，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创新——它将集体土地的生产经营权部分下放给生产队，让农民在完成定额后能获得超额收益。消息传到农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老农张德贵听说后激动地说："要是真能这样干，我拼了老命也要把产量搞上去！"

1956年春季，宣城县双桥农业社率先试点包工包产。社里将500多亩水田划分给8个生产队，每个队不仅要包下耕作任务，还要对产量负责。令人惊喜的是，当年秋收时，双桥社的稻谷产量比周边合作社高出近三成。这个成功案例像野火般迅速传播开来，到年底时，全县683个合作社中已有489个实行了包工包产，占比高达71.6%。在实施过程中，各社普遍建立了"三包一奖"制度（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并细化了田间管理责任制。芜湖地区更出现了"双层承包"的创新模式——生产队向管委会包工包产，作业组再向生产队承包。

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在1957年达到顶峰。据安徽省农业厅档案记载，当年全省约有15%的合作社尝试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在肥西县山南公社，有些生产队甚至悄悄将土地分包到户，形成了事实上的"包产到户"。

1961年，在宿县褚兰公社，一位老农刘庆兰带着患肺病的儿子逃进山里，开荒种地，竟收获了3300斤粮食。这个奇迹般的收成，与集体地里稀稀拉拉的庄稼形成鲜明对比。老农向公社干部建议："把田包给社员种吧，不然大家混工分，生产永远搞不好。"

这一呼声并非孤例。面对严峻形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开始寻求突破。1961年2月，他亲自带领工作组来到合肥市郊的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责任田"试点。工作组将土地按劳动力底分划分到户，根据田块肥瘠定产，并区分大农活（如犁地、灌溉）和小农活（如除草、施肥）。大农活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小农活则包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这套办法被称为"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责任田"。

3月17日，安徽省委批转了广德县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的经验报告，这是省委首次以正式文件形式推广责任田。文件下发后，各地纷纷响应。到3月底，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开始试行。然而，当时的态度尚不明朗。3月28日，曾希圣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7月，毛主席乘专列途经蚌埠，曾希圣登车汇报。他详细解释了责任田的运作机制："过去只有队长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工分；现在每个社员都盯着自己承包的田块，干活格外卖力。"毛主席听完后表态："你们认为没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这一指示让安徽省委吃下定心丸，责任田迅速在全省铺开。到10月中旬，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比例飙升至84.4%。

效果立竿见影。1961年秋收时，安徽全省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长近三成。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平均亩产比集体耕作的高出50斤。市场供应随之改善，合肥街头重新出现了挑担卖菜的农民。这场持续不到两年的改革，在安徽农村埋下了变革的火种。

1978年的安徽，正经历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自上年冬季起，江淮大地已经连续十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往日奔腾的淮河支流变成了龟裂的河床，星罗棋布的水库干涸见底。在凤阳县小溪河镇，老农陈立章蹲在自家田埂上，用旱烟袋敲打着板结的土块，叹息道："这地硬得能崩断犁头，种下去的种子连芽都发不出来。"据统计，全省受灾农田超过6000万亩，400万人口面临饮水困难。皖南山区新栽的油茶树苗成片枯死，大别山区的毛竹幼苗也未能幸免。

9月初，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带着工作组来到肥西县山南公社调研。在破败的农家院落里，他看到的是面黄肌瘦的孩童和空荡荡的米缸。一位老农拉着万里的手说："万书记，不是我们懒，是这老天爷不给活路啊！"更令人揪心的是，即便国家调拨了返销粮，许多农民也无力购买——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只能挣到价值八分钱的工分。

9月1日，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各地报上来的灾情数字触目惊心。万里拍案而起："保不住收成，一切都是空话！"他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与其让土地抛荒，不如借给农民耕种。"经过激烈讨论，省委最终作出"借地渡荒"的决定：集体无力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计划扩种部分不计征购；开荒地谁种谁收。这个决定打破了延续二十年的人民公社体制，犹如一记春雷，在江淮大地激起强烈反响。

政策下达后，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严宏昌连夜召集18户社员开会。昏暗的煤油灯下，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借地能借多久？""会不会又像前两次那样半途而废？"最终，副队长严俊昌提议："干脆把地分了，各干各的！"这个提议得到一致赞同，于是有了后来闻名全国的"红手印"包干到户协议。与此同时，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公社书记汤茂林顶着压力，默许了柿树岗大队的"四定一奖"责任制（定土地、定产量、定工分、定费用，超产奖励）。

"借地渡荒"政策实施后，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变化。往年秋种时节常见的"出工不出力"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全家老小齐上阵的热闹场景。在嘉山县（今明光市）管店公社，社员们甚至打着火把夜战整地。到11月底，全省超额完成秋种计划150万亩。更令人意外的是，那些"借"出去的土地，产量普遍比集体耕地高出三到五成。

1979年春，旱情持续，但"借地"里的小麦却长势喜人。6月，万里来到凤阳考察，看到小岗村的金黄麦浪，意味深长地说："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好。"然而反对声也随之而来。有位老干部写信告状，称这是"资本主义复辟"。关键时刻，媒体表态支持："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万里也说：事实胜于雄辩！大包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 ！这给安徽的农村改革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到1980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70%。曾经反对最激烈的滁县地委，也在事实面前转变了态度。地委书记王郁昭算了一笔账：全地区粮食总产比1978年增长27%，油料翻了一番多。这场由"借地渡荒"引发的农村变革，最终冲破了体制束缚。

1978年初冬的凤阳，寒风刺骨。小岗生产队的茅草屋里，18户农民围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决绝。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尝试改变生产方式——年初将全队划为4个作业组，秋收时粮食依旧不够吃；后来细分为8个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队长严俊昌蹲在墙角，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突然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再这样下去，不行！"

11月24日深夜，副队长严宏昌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我们分田到户，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这份生死契约上，最触目惊心的是最后一条："如果干部因此坐牢，我们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18岁。"社员们面面相觑，最终18个当家人颤抖着按下鲜红的手印，其中几个文盲只能让上过学的孩子代签名字。

第二天拂晓，全队517亩土地按人口悄悄分到了各户。10头耕牛作价配对，两户合用一头。国家任务、集体提留全部分解到户，剩下的全归自己。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社员们约定白天仍按集体出工的样子，晚上才偷偷料理自家田地。严立华家分到的田里有棵老槐树，他每天假装在树下休息，实际在盘算怎么多施点农家肥。

1979年的丰收来得猝不及防。秋收时节，小岗村的打谷场上堆满了金黄的稻谷，产量竟是上年的6倍。严金昌家收了1万多斤粮食，第一次有了余粮可卖。最穷的关廷珠老汉，破天荒地宰了年猪请全队吃饭。当年全队向国家交售粮食近3万斤，油料2万多斤，还破天荒地还了800元贷款——这些数字在过去23年里想都不敢想。

消息不胫而走。公社书记张明楼来检查时，看见家家户户粮满仓、猪满圈，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更让他震惊的是，这些曾经年年外出讨饭的"凤阳花鼓"，如今竟主动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当问及增产秘诀时，社员们支支吾吾不敢明说，最后还是严宏昌壮着胆子道出实情："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这些人，分了家，饭就够吃了。"

这场秘密试验很快惊动了省委。万里书记亲自来到小岗村，看到农民家里堆满的粮袋后意味深长地说："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好。"那些按手印时战战兢兢的农民不会想到，他们这个冬夜的决断，最终撬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闸门。

1980年农历腊月二十八，皖北平原上飘着细碎的雪花。万里乘坐的吉普车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驶进了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村口的老槐树下，18户社员早已等候多时。严宏昌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心里直打鼓："万书记这次来，会不会又要让我们改回去？"

当万里走下车时，严俊昌家的二小子突然从人群里钻出来，把满满一把炒花生塞进了万里的呢子大衣口袋。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让现场气氛顿时轻松起来。其他社员也纷纷上前，你一把我一把地往随行干部口袋里塞花生、瓜子。万里掏出一颗花生放进嘴里，香脆的滋味让他眼眶湿润了："乡亲们，这是丰收的滋味啊！"

在严立华家的土坯房里，万里盘腿坐在炕上，听社员们算起了细账。关友江掰着手指说："我家六口人，包了15亩地，收了1万多斤粮食，交完公粮还剩8000多斤。"老农严金昌插话道："过去干集体活，一个工分才值八分钱，现在光卖余粮就收入400多块。"屋里的煤炉烧得正旺，映得每个人脸上都红扑扑的。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掏出了小岗的花生。花生在常委们手中传递，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同志们尝尝，这就是小岗农民的心意。"万里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看大包干这个办法好，国家得大头，集体有积累，社员能吃饱，有什么理由不推广？"

此时的小岗模式已经在江淮大地悄然蔓延。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农民把大包干编成了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责任制，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束缚生产力的枷锁。

1980年春天，安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春耕景象。在滁县地区，农民天不亮就下地，有的甚至打着马灯夜战。来安县施官公社的老农贾世珍感慨："活了六十多岁，头一回看见社员争着要粪肥。"更让干部们惊讶的是，多年不见的"三边地"（田边、沟边、塘边）都被种上了庄稼。

到夏收时节，数字说明了一切：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30%，小麦普遍增产三成以上。在嘉山县（今明光市）桥头公社，出现了"一季完成全年征购任务"的奇迹。公社书记王业美在给县委的报告中写道："过去催粮要挨骂，现在送粮要排队。"

这场由小岗村点燃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到1982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90%。那些曾经反对的干部也在事实面前转变了态度。一位老干部在日记中写道："看来我们低估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低估了家庭经营的活力。"而在小岗村，那棵老槐树下的红手印，永远定格在了中国改革的史册上。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