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间的第二次关税战开始了，其强度远超 2018年那一场。彼时，美国为中国2000亿美金的商品加征了25%的关税，中国为600亿美金的美国商品加征了10%或25%的关税。而这一次，双方对彼此几乎所有出口商品都加征了超过100%的关税，已足以让绝大部分贸易停摆。

中美间的第二次关税战开始了，其强度远超 2018年那一场。彼时，美国为中国2000亿美金的商品加征了25%的关税，中国为600亿美金的美国商品加征了10%或25%的关税。而这一次，双方对彼此几乎所有出口商品都加征了超过100%的关税，已足以让绝大部分贸易停摆。

这是一次力度空前的经济对抗。舆论场上，这场关税战却显得意外地“安静”——甚至有点分裂。有人说它没那么严重，对美出口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4.7%，完全可以靠内需和其他市场替代；也有人将它视作战争的前奏，认为整个国家需要进入“战时体制”。

更令人困惑的是，这场关税战一方面动摇着现实世界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却又像网络迷因一般，在短视频、段子和表情包中变得轻盈乃至荒诞。特朗普自带的争议性与娱乐性，进一步稀释了危机感。于是，一场可能影响深远的剧变，被裹挟进了一种“严重，但又感觉不到严重”的氛围中。

所以，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风暴？它的严重性为何如此难以感知？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场关税战的真实气候？

企业出海的两难困境

有一种很流行但轻率的说法认为，关税战带来的影响不大，只需通过“转口贸易”绕道东南亚， 中国商品照样可以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因此对中国冲击有限。

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关税的课征对象是商品的 “原产国”，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已完成包装的商品，都无法通过简单的转口规避美国关税。有人可能设想，将产品的最后包装环节放在其他国家即可，但这也行不通。国际上对“原产国”的认定，遵循的是“实质性转变”原则——产品必须在加工国发生根本性变化，才能获得新的原产地资格。1908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明确指出，只有当最终产品在名称、特征、用途上都发生显著变化，才算重新定义原产地。

“原产 地 欺诈”是美国海关 严格查验 的 行为 。 例如某集团曾将中国制造的钢丝衣架转运至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再出口至美国，并虚报产地以规避187%的反倾销税，最终被罚1200万美元（相当于3倍关税）。钢丝衣架尚且如此，复杂产品的转口成本只会更高。

当然，原产地认定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但从早年的糖精、丝带，到近年的衣架，这类操作早已有案可查，不是什么应对“2025关税战”的新发明。指望靠转口贸易大规模破解关税难题，并不现实。

更直接的出路是将产能整体迁往低关税国家，实现“出海”。这也是上一轮关税战后许多企业的应对策略。但这个办法本身也有矛盾。企业将产业链转出国内，意味着就业、税收、创新等都随之流出。如果是一家在A股上市的公司，或许对国内仍有资本回报；但若是一家完全搬离的民营企业，那它就不再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了。

因此，无论是转口贸易还是产能外迁，都是代价高昂、效果有限的权宜之计。面对结构性的关税压力，中国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更加系统性的应对方案。

实验电影《加州三部曲》

从订单到就业：

集约化体系的脆弱一面

中国对美出口只占出口总额的14%，就算这些出口完全丧失，会不会影响也相对有限？其实，这14%所引发的“涟漪”，远比想象中更深远。

首先，从行业来看，对美出口的重点领域包括消费电子、家电、纺织玩具等。其中消费电子和家电在国内早已遭遇产能过剩。更进一步，上游支撑这些产业的中低端芯片，也处于同样的困境。以消费电子为例，中国对美出口占整体消费电子出口的22%左右。如果这22%的订单突然消失，将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冲击，并波及芯片制造等上游产业。

我们常说中国制造的优势在于“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链齐全”。但在关税战背景下，这种优势也转化为脆弱性：一个终端产品受挫，可能带崩整个产业链。虽然很多出口企业集中在沿海，但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却往往来自中西部人口大省，例如河南、四川。当沿海组装厂削减产量，内陆供应商也必然收缩，经济压力由点及面传导开来。

以电子产品为例，广东负责组装，但四川却是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全国第一。此外，四川在集成电路、碳化硅、稀土等领域也居全国前列，这些都与电子出口息息相关。可见，关税冲击不会止步于出口企业，而会沿着产业链深度扩散。

其次，产业高度集中也使局部问题迅速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仍以广东为例，格力、美的、海信、TCL等家电巨头几乎都在广东设厂，周边形成完备上下游体系。一旦订单减少，首当其冲的是裁员、休假，继而影响地区的消费、住房、服务等多个层面。今年国家高度重视提振消费，而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用工滑坡，无疑会对国内消费信心和能力形成打击。

换句话说，关税的直接目标是出口，但它的间接后果是对整个社会就业、收入、消费的全面波及，最终变成一个整体经济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层面的“次级传导”。虽然对美出口占比不到15%，但沿海出口省份如广东，正是承担中央转移支付的主要财政来源。以广东为例，2024年其工业总产值超20万亿元，出口约5.89万亿，对美出口1万亿，占比17.4%。考虑到广东工业税收占比约40%，对美出口的滑坡直接拉低税收近2%，对地方财政打击不小。而地方财政下滑，意味着中央必须增加转移支付负担，进一步挤压全国性支出空间。

当然，也有一些临时性的利好在发生。就在本文写作期间，特朗普宣布将对电脑、手机等总额约3900亿美元的商品给予关税豁免。其中约1100亿来自中国，约占中国对美出口的20%。这对广东及相关电子产业链是一个重大缓冲。

但这也只是暂时的。20%被豁免了，那剩下的80%怎么办？

纪录片《美国工厂》

从《Project 25》看 两次关税战的不同

既然这场关税战对中国影响如此深远，其余的80%部分还有希望止损吗？是否应争取尽快结束？

有一种乐观的看法是，美国已经撑不住了， 特朗普在宣布“对等关税”后，不仅为全球多数国家延期90天、只保留10%的最低税率，还突然豁免了对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关税。这被看作是他向股市和消费市场的低头，也是这场战争“外强中干”的证据。既然已经“认怂”，那是否意味着他很快将在其他领域也对中国让步？

从电子产品豁免看，这的确像某种退却信号。原因至少有三：第一，美国的科技巨头如苹果、戴尔等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关税带来的冲击对它们难以承受；第二，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正在扩张阶段，维持原材料和元器件的低税率，对其有利；第三，美国自己也在加速AI军备竞赛，对中国产电子零部件依赖度高，没有这些豁免对美国的尖端产业影响也比较大。

这种“边打边改”的模式，也是特朗普一贯的作风。他通常以极端姿态开始，遇到现实阻力再频繁“打补丁”。这看起来鲁莽，甚至幼稚，但不代表整个关税政策会迅速烂尾。至少在对中国的贸易战上，美国的目标远不止“打完收兵”那么简单。

相比 2018-2019年那轮， 此次 的背景大不相同， 那时双方都试图通过谈判和协议“止战”，而这次，“加关税”本身就是特朗普政府的目的。 它不仅是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工具，更是配套减税政策、收支平衡计划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并不期待谈判结束战事，而是希望“关税战”成为新常态。

我们可以援引《Project 2025》， 这份文件虽然在特朗普竞选时被极力淡化，但在其重新上台后却逐条推进。其中，中国被明确设定为美国的“唯一战略对手”，需在军事、地缘、科技和经贸等多维度进行“全方位遏制”。

针对中国的经济与贸易措施要实现以下的目标：

● 将关税扩大至能有效阻断“中国制造”的程度

该计划部分由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撰写。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第二任期担任高级贸易与制造业顾问。在贸易问题上， 纳瓦罗是绝对的“鹰派”。

但双方的接触和谈判是肯定要进行的，那么美方可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 3月制定的文件 《2025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2025年美国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外国贸易壁垒篇》），也就是特朗普在公布“对等关税”的新闻发布会时手上展示的那份文件，在该报告里，中国占有44页的篇幅。预计美方提出的关键条件包括：

这些条件，远比2018年“多买点美国农产品”复杂得多。更何况这次特朗普刚刚就任不久，有足够的政治空间与时间推进他的“战略博弈”。

从谈判的优先级来看，中国恐怕也并不排在最前列。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过程中，美国可能更愿意先与日韩、欧盟、东盟等盟友达成谅解， 也会缓解经贸和通胀上的问题 。这也意味着，美中谈判可能会被搁置到更后期。

中美贸易谈判，可能会在美国与盟友完成磋商后，视情况再确定目标的事项。而中国也开始进行“周边命运共同体”战略，双方似乎都在搁置与对方的谈判，从缓解外部空间开始操作。在时间窗口之外，审视上述条件，中国有可能响应和满足美国吗？我想从意愿和谈判的可行性上都是困难的。因此这次关税战，可能要做好会持续较长时间的准备。

纪录片《石史诗》

比“怎么办”更重要的是“怎么看”

分析到这里，可能呼之欲出的问题就是“ 怎么办”。但我觉得对诸位读者，可能这还真不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毕竟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剧变。对于从事对美外贸的人来说，冲击将是直接且剧烈的。我并不具备足够的一线经验，无法提出真正有价值的建议。至于其他行业的人，所受到的影响虽然更加间接，却也更为广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难再奢谈什么“有效办法”。

但对个体而言，比起经济风暴，更显性的，其实是一场认知风暴，甚至情绪风暴。

任何重大经济事件的背后，都少不了一场社会动员。有人要改变的是你我手头的生活，有人要改变的，是你我对“经济”的理解：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对国与国的关系，对制度运行逻辑的看法。

更深一层的震荡，可能来自观念本身的松动。我们会被迫重新思考：对于“良好秩序”与“互惠互利”的理解，还成立吗？对个体边界、权利、自由、市场、公平的认知，是否依旧适用？对股市、个体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又该如何辨析？

在剧变的时代，是“智术师”收割人心的时代，也是无数人陷入自我怀疑的时代。个人除了顾好自己的钱包，恐怕也有自己的认知需要照顾。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想法就不该改变，不论对什么和视角，我们都可以保持开放的心态，尤其在世界剧变时审视自己过去的知识和信念。

但这 种变化，至少应建立在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怎么办”和现成的结论，而是更多的材料。上文的分析也未必都正确，你可以根据所提到的文件、报告与数据，去自行解读并形成判断。

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类似的时刻——萧条、冲突、剧烈转向。我们无法预言它何时再来，但这或许又是一个值得你我格外警惕的临界点。唯有对事实与数据的主动掌握，才是每个个体真正可以依赖的根基。

来源：朝夕浅谈